西安事变见闻
李铁醒
张学良与李克农洛川密谈
当时只说张学良赴洛川视察。我当时在东北军第一○五师第一团，奉命随张将军视察担任护路任务。事后才知道这就是1936年3月在洛川的一次秘密会谈。据事后了解的情况：1936年2月21日，由高福源作向导，李克农带着秘书钱之光、译电员戴镜元，还有警卫员和马夫各一人由瓦窑堡出发，应邀赴洛川会见张学良将军。沿途由高福源负责联系取得东北军的秘密保护。他们一行于2月25日到了洛川，先见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军参谋长赵镇藩。王以哲立即用密电向张学良报告。张复电因事去南京，不能马上回来。嘱王好好招待，并可先谈些具体问题，重要问题留待他回来时再谈。王以哲、赵镇藩为了防止走漏消息，把李克农等六人藏在一个小院子里，派了亲信副官陪同着住，院子周围密布岗哨，不许李等出门，除王以哲、赵镇藩以外任何人也不能会见，严守秘密，外人不得而知，但招待得非常周到，盛宴招待。
在张学良将军未回来以前，王以哲、赵镇藩遵照指示先与李克农商谈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与红军抗日合作的局部关系问题，经过几天的协商，已取得了口头协定如下：
一、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与红军共同抗日，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地。
二、红军同意恢复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营通商。
三、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现住延安、甘泉两城的部队所需要粮秣柴草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准许转令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送粮草柴等物进城，恢复正常关系。
四、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半年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部队重新换防，不加阻挠。
五、恢复国共两区通商。红军采办货物经过洛川、鄜县等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进入苏区采购货物，红军有保护之责。但为掩蔽国民党耳目计，红军采购须着便衣。
张学良将军以视察防地为名掩蔽蒋中央特务的耳目。张将军于3月3日由南京飞返西安，3月4日由西安飞抵洛川。王以哲、赵镇藩把他们的口头协定向张学良将军汇报，张完全同意，以此为基础遂与李克农会谈，但他又带着说笑话的口吻对赵镇藩说：“老赵，我是整销，不是零售。”王以哲、赵镇藩参加会谈。会谈开始后，张学良接待李克农很亲切，宾主之间既客气又随便，张谈笑风生，十分潇洒；李机智幽默，风趣盎然。他们谈话除了完全同意东北军六十七军与红军的局部口头协定外，双方关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初步交换各自的看法和意见。张学良将军曾提出四个问题：
1．为什么共产党主张反蒋抗日，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2．中国与日本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如何抗日才能取得胜利?
3．红军抗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将遭阎锡山的阻止，恐难顺利进行；不如由宁夏地区接近绥察前线较易，但为什么红军不去宁夏?
4．东北军与红军如何设法与苏联联系，取得苏联援助中国抗日?
以上这些问题，都作了充分的讨论，有时也有些争议，在谐和中畅谈一切。初步解决了东北军与红军之间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达成局部的停止内战协定。张学良将军还表示希望要求同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会谈。最后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为了一致抗日救国，停止内战，东北军和红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
二、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商定中共方面派出全权负责代表，最好能派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与张学良将军再作一次商谈。地点拟在肤施城(延安)，时间双方协定。
三、东北军与红军派代表赴苏争取国际援助，由张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
四、双方互派代表，以便随时解决抗日问题。
张学良将军与李克农会谈于3月5日结束后，6日得中共中央来电慰劳，同意谈判结果，李克农于3月7日离洛川取道延长渡黄河而赴山西石楼前方(洛川会谈是赵镇藩任旅长，我任团长时他讲的)。
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
回忆我们第一团担任张学良将军赴陕北洛川视察护路任务完毕后，一般情况任务完毕就应该回西安原防。不知什么原因这次护路任务完毕后，就让我们团在交口河至洛川一带待命。在此期间我们虽然未与红军直接接触，但双方处于休战状态，东北军口口声声对红军严加戒备，实则互不相扰，互不侵犯。我记得有一次上级命令说红军向我团防地西山地区进犯，令我团驰逐之。我团奉命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向西山地区一带前进，等我们去了红军早已退走了。以后就在这个地区互不侵犯，有时双方采购军粮，在农村相遇时，也是互相躲避而已。当时我们东北军中认为与红军既无冤又无仇，都是异乡客军，没有权利之争，大家都是抗日救国，何不联合统一对外，遂成为不战而合，敷衍上级而已，我们当时都认为瞒上不瞒下真是一个谜。
4月初，我们第一团又奉命随张学良将军赴东北军防地延安视察，我团仍担任护路任务。遂沿着洛川至延安的公路继续前进。实则这就是有名的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将军从洛川飞到东北军防地陕北延安，在延安约定的秘密地点——延安天主教堂与陕北红区的周恩来副主席秘密会谈。那时的情况是：李克农等离开洛川，于3月16日赶到山西石楼去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以及中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向他们报告了洛川会谈的经过和张学良将军提出的希望会见中央负责同志的要求。中央当时认为张学良的要求是诚意的，对展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要，因此即日决定派周恩来副主席为全权代表，偕同李克农去肤施(延安)会见张学良将军。周恩来副主席和李克农带着电台和一个小部队由黄河东岸回到陕北瓦窑堡，等候与张学良将军约定时间即赴肤施(延安)。原定3月底晤谈，后因张学良患喉痛，经往返电商，最后决定推迟到4月8日在延安会谈。在周、李临行前，又由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于4月6日致电王以哲、张学良，通知周、李行期及联络地点，并提出这次会谈协商的几个问题，原电内容如下：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
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予告为盼。
周、李于约定时间到达延安东北20里之川口，适值雨雪交加，电台联络失时，直到9日上午张学良将军才自己驾着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两人飞到延安。周、李经张学良派人前来联络后，于当日下午8时只带几个随从进入了延安城。在城内一个天主教堂里与张学良将军见了面。他们进城之前，曾与留下的人员约定天明前出城回到川口。周到延安时的情况是，夕阳无限好，晚霞红满天。站在天主教堂门前的那位高大健壮，身体魁梧，浓眉秀目，胸怀坦荡，英姿焕发，大有作为的青年将领张学良将军远望敬候陕北中共贵客。张将军敢于在国共两党对立，蒋介石特务密布的情况下，毅然决然与中共秘谈，可见他为国为民忠心耿耿，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以扭转乾坤为怀。果然不久周恩来副主席偕李克农等五位红军领导来到延安天主教堂。时在傍晚，依稀可见，走在前面的领导人仪表堂堂，目光炯炯，脸上留有黑胡须，显得格外威武英姿，他就是周恩来副主席。在国共两党对立之际，周恩来副主席不顾个人的安危，敢于单枪匹马来到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城内的一个天主教堂与张学良将军商谈救国大计，可见他对中华民族的赤胆忠心，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否则不会冒此风险的。当时由刘鼎同志陪同张学良将军参加。这次会见张学良将军带着王以哲和周恩来副主席与李克农会谈的。张学良将军虽有联合抗日的打算，但还有不少顾虑。会谈开始，张学良将军和周恩来副主席谈到了当前国家前途。张将军坦率地讲出了对国家前途的看法。周恩来副主席以诚恳的态度，同他一一进行讨论。周副主席向张将军说，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张坦率地说：“中国的前途有两条，一是走中国共产党的道路，一是走国民党的道路。我过去总以为法西斯独裁可以救中国，因此曾提出拥蒋抗日的口号。现在看来不行了。如果中国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周恩来副主席向张将军说：“你要是真想抗日的话，就一定要施行民主，走群众的路线。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众，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深厚力量，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只有施行民主，才能调动起千百万人民群众抗日的力量，取得抗日的最后胜利。”张将军听了周副主席的话，点头称是。张将军对人民群众的作用，估计不足。周副主席诚恳地开导，使他懂得抗日与民主的关系，指出：“群众的力量是无比伟大的，只有依靠群众的伟大力量，中国抗日才能胜利。要抗日必须施行民主，法西斯独裁那是绝对不行的。”张将军对于缺乏抗日干部感到苦闷。周恩来副主席说：“干部要在培训中选拔。”这对张启发很大。以后张学良将军果然以抗日为目的，先在西安城南办王曲干部连，继之与杨虎城将军共同办起王曲军官训练团。周副主席还同张将军具体分析了逼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并讨论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同时对红军物资方面东北军予以支援，就这样的他们亲切地谈了一夜。周副主席诚恳的态度，深刻精辟的分析，使张将军心悦诚服，极为钦佩。张学良将军胸怀远大，豪侠直爽，敢作敢为，英明果断，为人光明磊落，也使周恩来副主席殊为敬佩。这次会谈不仅对张学良将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打下了良好基础，这是极大的收获。张学良将军在周恩来副主席的启发下，他心里豁然开朗，在戎马生涯中揭开了新的一页。经过这次秘密会谈，张学良将军看清了东北军发展前途，对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充满了信心。他们谈得融洽，一直谈到拂晓才分手。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的这次会谈，双方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秘密订立了互不侵犯、抗日友好协定。其内容如下：
一、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张学良将军同意这是中国当时的惟一出路，对于《八一宣言》中的十大政纲则表示俟加以研究后再提意见。
二、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学良将军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二、六方面军北上路线问题，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张将军愿担任斡旋之责。
三、东北军方面派赴苏联的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由张将军负责保护，由新疆前往。
四、关于停止内战的问题。张表示完全同意，并谓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止内战运动将更有力量。
五、在张学良将军未公开发表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攻占领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碉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以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
六、关于通商问题。普通办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学良将军代办，子弹可由张学良将军供给。
七、双方互派代表常驻西安、瓦窑堡等处。
八、张学良将军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以立足，不如经营绥远较好，但如红军决定去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张学良将军还表示愿意拿出一部分私人财产来帮助红军解决物质上的困难。并且在这次会谈后，他以现款二万元送给了红军。
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的肤施会谈，参加会谈的只有五人：张学良、周恩来、王以哲、李克农、刘鼎。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双方都以诚恳坦白的态度开诚相见，以诚挚愉快的气氛中作竟夜的长谈。双方对于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同时在各具体问题上也十分顺利地达成协议。这次会谈对张学良将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有决定的作用，也是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成就。
张学良办王曲干部连
自从延安秘密会谈以后，张学良将军就在东北军中积极地展开促蒋抗日活动，先在西安城南王曲镇于5月间成立干部连，以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为连长，以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为排长，选拔东北军中校级以上的优秀亲信干部108人为学员。我就是在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来延安秘密会谈后，即刻从陕北鄜县杨继业点将台于执行护路任务行军中调回干部连的学员。我奉命之后，即刻由陕北乘汽车回西安到王曲干部连报到。我们当时住在窑洞里，以督城隍庙为课堂，在绝龙岭上搭草棚掘地为桌凳以为食堂。张学良将军亲自主持训练，他除星期六到西安城内办公外，其余时间全在干部连生活，做到同吃同住同学习，朝夕与共，互相认识，彼此达到推心置腹生死与共，还做到敢想敢说敢干的地步。训练的目的，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枪口不对内，打回老家去，抗日救国复仇，收复东北失地。张将军也不止一次地说：“国难家仇，只有抗日才是我们东北军的出路。”尤其常请东北流亡父老如莫德惠、刘尚清、车向忱、阎宝航、高崇民等来干部连讲述东北沦陷家乡的苦况，东北人民沦于水深火热之中，盼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每讲到日寇在东北奸淫烧杀暴行，闻之无不落泪。思家报国，杀敌复仇之心，油然而生。
我们在王曲干部连的事迹颇多，只举一二个例子来说明问题。王曲干部连以外形上看，我们没有漂亮的房舍，只是住在自己挖的窑洞里，以破烂不堪的城隍庙为课堂，在绝龙岭上搭草棚为食堂，校舍十分简陋，但调来的学员都是东北军的青年军官，个个生龙活虎一般，投笔从戎杀敌报国为怀。尤其张学良将军住在王曲，亲自主持训练。除星期六外，绝不进城办公，以进步的与中共联系最早的军长王以哲为连长，执行教学。而学员又都是东北军中较有进步思想的为骨干，还有一部分是张的秘书，也有是中共地下党人如刘澜波等。这些人都是张学良的亲信得力干部。开始我们都是各有戒心，都以谨小慎微的态度，说些学习话，经过一周之后，则大为改观，我们敢说心里的话，不愿意打内战，愿意抗日，博得大家的同意，此起彼伏，越说越有劲，就有了共同语言。
使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天晚上饭后，正是狂风暴雨，把草棚吹得呼呼乱动，但是我们还是照例晚饭后大家自由讲心里话，砥砺抗日救国的心情。有人问张副司令：“听说‘九一八’之夜，您同蝴蝶跳舞，有没有这件事。”张副司令用沉痛的语言说：“‘九一八’那天夜里，我招待英国大使，陪同他们夫妇在北京戏院看戏。忽然接到荣臻参谋长由沈阳来电话说：‘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怎么办?’我当即请示蒋委员长，他不让我抵抗。我只能服从命令不抵抗。”
要说我和蝴蝶跳舞没有这回事，我和蝴蝶‘九一八’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后来出国考察到上海时，我特邀蝴蝶见面，我说英雄美人千古佳话，连面都未见过真乃遗憾!答复了你们的疑案。我只有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二人，这是既成事实，不必讳言。今天我们是大敌当前，收复东北失地的时候，你们可不能纳妾了。既成事实的我不管，再娶就不行了，你们也应当这样做。今天不是我们吃喝玩乐的时候，今天是我们停止内战，联合一切党派抗日的时候。东北是我们丢掉的，我们有责任收复回来，我们必须收复回来，才对得起我们的祖宗，对得起我们的子孙。”他讲完了这番话，使我们都认为是推心置腹，激动泪零。
还有一次在干部连，张学良将军给我们讲话说：“‘九一八’不抵抗的责任，究竟谁来负责呢?我是东北最高的长官，当然不能辞其咎，但我还得听中央的命令。我们都是多年的袍泽，生死与共。从东北至北平，至武汉，来到西安是同呼吸共命运，过着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生活。我张学良父仇未报，国土未复，我有何面目见东北父老，也无颜对待大家，我忍辱多年，关于国家存亡的大事，不能不向你们说明了。我受了多年的闷气，成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现在我向你们说明。”他从皮包里拿出当年“九一八”时蒋介石给他的电报，一字一句地给大家听，“沈阳军事行动，可以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张将军接着说：“这是‘九一八’时蒋介石给我的电报。他是中央负责人，我当然要服从他。但不抵抗的罪名却落到我的身上了。现在何、牛两师在陕北失败，不给我们补充，还叫我们打内战，我是不干了。大家都是我由东北带出来的子弟兵。我们的枪口决不对内，我们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祭扫我们的祖宗坟墓，我们才叫作人。”张副司令说完了这段话，他落了泪，我们大家也都痛哭起来了。这种悲惨情景迄今思之犹有余痛。
从此以后，我们干部连的同学都敢说，决不打内战，抗日到底死而无悔，紧跟张副司令联合各党派抗日，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们誓死跟张副司令干革命到底!
继之王以哲连长说：“我们大家都是一条心，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我们紧跟张副司令干革命到底，忠贞不移，副司令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我们以副司令的意志为意志!这是始终不渝的。我们坚决不打内战，不‘剿共’了。但我们同学在干部连里怎样说都行，而蒋介石的特务密布，我们对外人一个字也不能谈，绝对保密，绝对不能谈，这是我们的一条纪律。我们永远跟着张副司令走，联合各党派，各军共同抗日，更不能忘记我们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们衰老的爹娘……”大家无不垂泪，誓死跟着张副司令干革命，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各军联合抗日、联共抗日的革命情绪日见高涨!
我们当时在干部连，唱的歌曲就是《大路歌》、《毕业歌》、《流亡三部曲》等等，这些歌曲歌声嘹亮、斗志昂扬、干革命的朝气，焕发了东北军的革命青春。
我们经过干部连两个月的训练，初步受到了革命教育，稍微懂得了一点马列主义思想。同时我们认识了张学良，张学良也认识了我们，已成为推心置腹的亲人，生死与共的长官部下。他在西安事变时叫我去临潼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就是信而无疑，迄今我对张学良将军还是想念不已的。
张学良将军亲自主持训练干部连两个月，毕业后，我们这些人员充当张、杨合办的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一期的干部，提高东北军和西北军连长以上的军官的抗日觉悟。在东北军内部还成立了学兵连，共三百多人，大部分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秘密介绍的抗日积极分子，其中很多人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同时东北军中有地下党工作的师团部队如黄显声的东北军一一九师，吕正操的东北军第六九一团，万毅的东北军六二七团，陈大章的东北军骑兵七团也都吸收了平津各地的抗日学生。张学良将军还成立了抗日同盟会，参加的成员中大多数是抗日时期的积极分子和进步的青年军官，为抗日做思想和组织准备。整顿东北军内部以培养抗日力量。张学良将军还写了一本《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的小册子，宣传他的抗日主张。这本小册子在东北军中普遍发行，唤醒了东北军官兵的奋斗目标，打下了停止内战抗日的基础，它对于西安事变亦起到推动作用。
东北军对红军的物资帮助
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在肤施会谈密约后，东北军在思想上、政治上受到了影响，初步接受了革命教育，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而东北军对于中共红军给与物资帮助，从此东北军与共产党就化敌为友了。
据我所知张将军与周副主席秘密会谈密约后，东北军第一二九师驻在洛川期间，曾由东北军第一二九师副官处长代处长吕伟绩担任秘密给红军后勤总部补给弹药和军用物品的情况如下：
吕伟绩曾对我说：自从1936年4月中旬，东北军第一二九师驻洛川城内，因张将军与周副主席肤施会谈后，东北军与红军已密令停止战斗。在甘泉、肤施两地已重停火，化敌为友了。双方开始夜间有联系和联欢，但还是秘密地避免蒋中央的特务耳目。我们向肤施我师第三十八团补给军粮，并为红军后勤代买电池、电子管、蜡纸、油墨、甘油等22驮，送到肤施东十里的天主教堂，由红军后总联络站刘同志接收，我东北军一二九师押运员是副官处中尉副官吴惠民。4月中旬，奉张学良将军密令，将洛川第三兵站所有步枪子弹尽数秘密拨给红军，是由我东北军第一二九师兵站，向第三兵站全部发出后，派副官吴惠民、少尉副官陈洪涛带马驴驮400驮，送往肤施东十里天主教堂交给红军后总连络站，经手人是小刘同志。共送了两次，大约数目是二百一十万发。另有雷管两箱，甘油一大桶(50加仑)。以上物资弹药是张学良将军秘密命令吕伟绩(吕曾给张学良将军当过侍卫副官，是亲信者)经手负责指挥上述行动。据吕伟绩说：“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在肤施秘约协议，张给红军补充弹药总数为1100万发，由东北军一二九师及一○八师师长张文清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部分别补给。”并绝对保密，以下诸事如此。
1936年5月下旬，红军总部小刘、小赵两位携带十几驮白银(元宝)来到东北军一二九师副官处找吕伟绩，向西安购买布匹及一部分通讯器材和药品，经双方协商，他两人换上我东北军一二九师的军官服装，一位是上尉军需，一位是中尉副官符号，由东北军一二九师情报队长郭振中陪同，到东北军一二九师西安留守处找杜景阳上尉副官，由杜设法将硬货币变成通用货币，再向市场采购各项物资，用东北军一二九师在西安的三部大卡车分批经洛川进入解放区(夜间)。小刘是我们吴、陈两副官接头的熟人，还有一位姓温的同志，大概是首长，和我们两位副官也很熟悉。
我们东北军第一二九师驻延安第三十八团少将军需王德环是代表我方的直接联络负责人。因此项秘密补给工作绝对保密，我东北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就是监视我们部队行动的。万一戏法变漏了，不但个人有杀身之祸，东北军全局也都输了。由于吕伟绩担任东北军一二九师代理处长，秘密给红军补给步机枪弹和军用物资等的事实是可信的。所以在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致张学良将军的信，毛主席写友军二字岂偶然哉。
1936年8月，日伪军联合进攻绥东。张学良将军又拟派东北军与红军成立援绥联军。这都是东北军自从张、周延安密约后决心联合抗日的具体表现。
我带七个连到临潼捉蒋的经过
西安事变中活捉蒋介石的具体经过，多少年来在不少书籍报刊中登载，众述纷纭，说法不一。使想了解捉蒋情况的人如坠十里云雾之中，莫衷一是。因为作者都是听人传说来的消息，虽然有些令人有绘声绘色之感，但毕竟与历史事实有不少出入，失去真相。我把自己受命带七个连去临潼华清池活捉蒋介石的经过，实事求是地记实如下：
当时东北军拟定两个方案，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乘其不备，突然袭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夜偷袭进入华清池，活捉蒋介石。二是如果偷袭不成，遇到抵抗就以多胜少，坚决地消灭蒋的守卫力量，强行达到捉蒋目的。于是张学良将东北军骑兵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他二人都是绿林出身关东豪侠，不惧生死，勇壮可资)由陕北特意调来西安执行第一个方案任务，并于12月10日张学良以谒蒋为名，带领他们到华清池摸清了那里的道路、建筑物及蒋和其卫队宪兵的住所情况，积极做好第一个方案的偷袭准备工作。由于估计到如此顺利的偷袭成功是非常不易的，所以强行攻占华清池捉蒋的第二个方案与第一个方案同时并举进行准备的。我奉命执行的是第二个方案任务。
据我所知其他情况还有当时东北军第一○五师二旅旅长唐君尧，驻防甘肃平凉，于12月11日午后4时许突然接到张学良电报：“机到即来，良”。飞机16时30分到达平凉，18时返回西安机场，唐下飞机就看见师长刘多荃在那等候。当时刘只告知唐即去见张副司令，唐到张公馆用过晚饭等到夜10时许，张由临潼华清池蒋处吃饭回来，才得见面。张面授机宜说：“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先父大元帅，‘九一八’又占领了东北四省。国难家仇未报，无地自容。”又说：“我在洛阳为蒋祝寿时，曾请他领导我们抗日，或者许可东北军开到绥察援救百灵庙去与日寇作战。反复陈谏，不但未准，反而遭到不打红军就是反革命的斥责等等。因为我们要抗日，所以命令刘多荃师长指挥一○五师第一团和卫队营一部人(大约五六十人)到临潼华清池请蒋委员长来西安主持抗日大计，必须请来，并负责蒋的安全，不准有所伤害。你也要去，听刘师长指挥，一切都已准备好了，候令行动。”唐即遵令行事。其他刘多荃、谭海、白凤翔、刘桂五等分别给予任务，以及使用的部队都分别给予任务。早在事变之前曾派东北军一○五师第一旅旅长董彦平为特使赴新疆，携张学良的亲笔信与新疆主席盛世才密取联系，以便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作了妥善的准备，防备万一事变事败好有去路可走。
12月11日午夜12时，张学良召集他的亲信将领于学忠、马占山、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等宣布实行兵谏的决心和行动计划，随即率领他们前往西安新城大楼杨虎城的绥靖公署设立西安事变临时指挥部，与杨虎城将军共同指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名驰中外的西安事变具体行动。
我们东北军第一○五师第一旅第一团当时驻防西安城南杜曲、韦曲、大雁塔、小雁塔以及分驻于终南山北麓。12月11日午后突然接到师部电话通知说，师长刘多荃将回平凉督师作战，集合第一团部队即到韦曲讲话。于午后4时许，第一团全体官兵在韦曲大操场集合完毕。刘多荃师长到达绕场一周阅兵完毕后，把官兵集合于讲话台前，将要讲话的时候，那保纲副官乘汽车来向刘师长说：“张副司令来电话，请师长马上去接电话。”令部队就地休息等候，刘师长匆匆而去。未久又来通知说，张副司令请刘师长去西安了。令第一团部队今夜就在韦曲宿营，准备明日早师长再来讲话。天已黑了，第一团部队就在韦曲宿营，事后知道这是设的绝密计谋。
1936年12月11日夜12时，我接到张学良将军手谕：“令李铁醒带第一团七个连即刻到临潼华清池请蒋委员长来西安，停止内战，要求抗日，对蒋委员长不得有所伤害，此令。张学良。”当时我摸不着头脑，急忙追问传令军官：“归谁指挥?”答：“归刘师长指挥。”又问：“刘师长在何处?”他说，“刘师长在临潼南门外公路上等候你们。”此时派来的21辆大汽车已到达韦曲村外。我当时是东北军第一○五师第一旅第一团中校团附。奉命后即与张团长研究了在二、三营各选精兵三个连，并带团部机关枪、迫击炮、平射炮各一排和一个通信班，前往临潼华清池执行捉蒋任务。
华清池在陕西临潼县城南骊山北麓，蒋介石来西安就住在这里。我到陕西后，也曾参观过华清池，对其内外亦有所知。我奉命赴华清池捉蒋时，首先展开地图作攻占华清池捉蒋战斗计划部署。据当时了解，华清池驻有蒋介石的卫士队和宪兵团为蒋守卫。因此我以第三营攻占华清池活捉蒋介石；以第二营为预备队并对临潼城加以戒备；以迫击炮排在华清池北侧公路旁占领阵地，待命射击；以平射炮排在华清池北侧路旁占领阵地，待命射击；机关枪排随预备队行动，准备随时参加战斗；通讯班向两营架设电话。计划完毕召集第二营营长王之诚、第三营营长传云阁和迫击炮、平射炮、重机枪排长、通信班长下达命令作好战斗前准备工作。
12日晨1时，把部队集合于韦曲大操场，誓师出发宣布命令大意是：“我们奉张副司令命令到临潼华清池活捉蒋介石。请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我们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弟兄们!我们都是从东北、北平、武汉来到西安，我们都不愿意打内战，愿意抗日救国。我们今天受命活捉蒋介石，要求抗日救国，这是我们的光荣任务，大家一定高兴胜利完成的。”遂分配各营任务，即刻登车出发。
我率领七个连千余人，乘大汽车绕西安城外直达临潼南门外叉路口会见刘多荃师长、谭海副官长、唐君尧旅长等。刘师长简单说明任务，谭副官长指示蒋介石住在五间厅。我报告我的作战计划，刘师长同意，遂准备执行。此时卫队营孙铭九营长由西安沿途部署警戒，剩下五六十人乘汽车亦来到，白凤翔师长、刘桂五团长亦赶到。于是乘汽车继续向目的地前进。清晨5时，东北军先头部队的汽车冲进第一道哨卡，开到华清池前边的下了汽车。当接近大门时，守卫华清池前门的卫兵，大声喊口令，因回答口令不对，守卫的宪兵马上就鸣枪射击，枪声一起，暴露企图，一计未成，二计遂行。我当机立断命令三营进攻。即刻进入战斗，部队迅速接近而攀登院墙，生龙活虎的战士跳进院墙内开了大门，遂占领了前院，在前院的侍卫队和守卫的宪兵退守内院凭借二门和其内院第二道桥前的假山两侧继续抵抗，火力甚密。此时杀声震天动地，枪声不绝，手榴弹爆炸屋瓦横飞，枪鸣谷应响彻云霄，东北军战士不顾牺牲，前仆后继一直冲锋，有冲进二门的，进入二门分头进攻。当时情况就是逢人缴械，即时看押，经过一场短暂的激烈战斗，把蒋中央军打得落花流水，丢盔卸甲。东北军义愤填膺，英勇顽强，战胜了蒋介石的卫士和宪兵的抵抗，冲杀而进。蒋介石的侍卫队和宪兵很快就土崩瓦结，被冲溃了，死伤活捉很快就解决了战斗。东北军捉蒋的卫队冲进五间厅蒋介石的卧室，发现寝室里不见蒋介石，只见室内还放着蒋介石的衣帽，一副假牙留在桌上。第九连的一名战士把假牙拿着玩，一名战士摸摸蒋介石的被窝还有热气，我亦随队冲入直奔蒋介石五间厅卧室，室内无人，蒋的衣帽俱在，摸摸被窝依就温暖，我们把床上床下处处翻遍，确实室内无人，蒋已逃走，去向不明。不久把华清池全部占领。当时在华清池蒋中央的人员全部被捕都已缴械看押，院内战斗已经结束，清查俘获人员及死者只少蒋介石和侍卫官蒋孝镇二人。又查明汽车司机无一漏网，而蒋的专用汽车亦在车库内，判知蒋介石逃走不远，但华清池各院翻天覆地寻找也没有蒋介石的踪迹。
此时刘多荃师长已抵大门内侧小屋，用电话向西安张(学良)副司令报告战斗经过和蒋介石在逃情形。焦急的张学良将军指示无论如何，必须搜获抓住，并悬赏生擒者赏洋一万元，死获者赏洋五千元。于是继续仔细搜查。并逐个询问被俘士兵。原蒋的后门岗兵告知由后墙跳出，战士们随小路追踪，又在后山发现了蒋介石的一只鞋子，大家判断他不会逃远，于是开始搜山。
原来在我们进攻华清池时，枪声和喊声把蒋介石从梦中惊醒，他惊慌失措。开始还以为是红军打进来了，吓得披着睡衣，着拖鞋，就仓皇往外逃跑。适逢守夜侍卫官蒋孝镇跑来报告，说东北军叛变了，现已冲入大门内，此刻正在二号桥战斗，已抵抗不住了，请委员长赶快走吧!此时枪声大作，蒋介石惊慌万状未及穿衣，自知院内无处藏身，遂向后门逃去，后门锁着又打不开，在侍卫官蒋孝镇的帮助下，蒋介石才爬上墙头，正是风寒夜黑，枪声不绝，无可奈何只好越墙逃命。谁知借山势砌的院墙里低外高，由于又惊又怕又仓促，他由墙上跳下，从墙头跌到墙外落入荒草遮掩的七八尺深沟乱石中，蒋把脊骨摔伤了，脚也碰破了，还丢了一只鞋。蒋孝镇扶持蒋介石，顾不得疼痛跌跌撞撞往山上爬，在天色朦朦晓雾中继续往骊山逃跑。山势陡绝无人行径，东方渐白，晓雾未散，最后由侍卫官蒋孝镇把蒋介石背行攀援摸索行至约里许的半山腰，见衰草丛中有一块大石头，石缝虽长满了荒草，荆棘丛生恰是躲藏佳处，主仆二人委身隐匿。这就是今天骊山上的“捉蒋亭”所在地。未几枪声停止，人声平静，朔风怒嚎，天色渐明。二人无衣无食，山高路远，腰脊摔伤，行动不便，追兵不放，隐约可见，无法逃脱懊悔不及，顿足捶胸仰天长叹，唯有听天由命，束手待擒。
钱大钧主任闻大门枪声，披衣向外奔走。路经贵妃池外边走廊的时候，适在二门内发生战斗。钱被流弹穿胸并打伤了脚，卧倒在地呻吟不已。搜索检查人员发现他是钱大钧，东北军负责人刘多荃安慰他说：“这是请委员长停止内战，领导抗日，钱主任受伤真是对不起，请安心疗养吧!”即刻派战士扶持到前院，乘汽车送往西安省立医院在监视中医治。
听说少将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被枪声惊醒，披衣用电话问何故枪声，未得回答，室内已被东北军占领，把武器缴了械，战士把他绑押送前院监禁了。在清查人员时被刘多荃的副官陈相武发现了，想到蒋孝先在北平任中央宪兵第三团团长时，曾杀害了爱国学生三千多人；同时蒋孝先对爱国人士，尤其是东北人，不论是军政商学各界为了抗日救国而遭他惨杀的不计其数。实属罪大恶极，于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陈相武喊蒋孝先出来，把他带到外院打了三枪，结果了这条害人虫。
秘书萧乃华是个文人，闻枪声手足无措，披衣就向外逃走，正跑到贵妃池旁边，前方战斗截住去路，后有追兵高喊缴械不杀，不慎失足落水，被温泉的热水溺死了。其他蒋中央的随员，多半是在睡梦中惊醒时屋外室内已被占领，高喊不要动，缴械不杀，所以虽闻室外枪声欲起不得，只有一部分宪兵和侍卫因抵抗而被打伤打死。各室大都如此，把武器缴完了，从被窝中一个一个的令他们穿上衣服押解送前院室中看押了。
很快全部结束了战斗，几次清查蒋中央人员，只少蒋介石和蒋孝镇二人，同时继续在华清池内外附近详细搜索多时，迄无消息，也几次向原来为蒋介石担任外围警戒的东北军第一○五师第二团部队哨所通电话询问有没有蒋介石的踪迹。此时在场的负责人员都焦急起来了。后来第一团的王副官带个蒋中央宪兵来说：“这个宪兵是守后门的知道蒋委员长下落，”我即问那个宪兵，“你知道蒋委员长在哪里吗?”他说，“我不知道”。我向他解释说：“我们是请蒋委员长停止内战领导抗日，你快告诉我们，他现在哪里呢?”他说：“我实在不知道。”我们大家在场的都说：“你不要害怕，只要你说出来蒋委员长在哪里就行了，将来我们去打日本人。你要说出蒋委员长在哪里，活的赏洋一万元，死的赏洋五千元，并保守秘密不说是你说的，放你回家过幸福的生活。”最后那个宪兵说：“我真不知道现在蒋委员长在哪里。只是我今天早5点多钟在后门站岗时，听到前院枪响了，不久看到蒋委员长同侍卫官由后墙跳下去，听到哎哟一声，又听到侍卫官问摔伤了没有?只听说不要紧，以后听他们向骊山方向走去了。”遂带着这个宪兵到前院去见刘师长等，把这种情况报告了他，他们复问了一次。于是传知各营，蒋委员长今早晨5点多钟，跳出后墙摔伤逃走，现在不过一个多小时，绝不会逃远，就在这东南山上!第一团和卫队营除留少数人员继续在华清池搜索和警戒外，其余则成散兵线向骊山山上搜索前进。此时晨雾未散，但天色渐明，战士们攀登悬崖绝壁，详细搜索山凹穴洞。搜至山腰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丛草中发现了蒋介石，两个战士把他从石缝里拉出来了于是传出捉住了蒋介石。我得知后立刻奔往现场，只见蒋介石由两名战士架胳膊活像个死人从山坡小路上半拖状态下来。这时蒋介石身穿睡衣，下身是白色的衬裤，光着头，光着脚，穿着一只拖鞋，满脸黄土，面色惨白，冷和吓使他直打哆嗦，浑身发抖，眼睛微闭，有气无力，不言不语。我向战士们问了最先发现时的情况，便从山坡小路走下来。传出在山上捉住蒋介石的消息后，刘多荃、谭海、唐君尧、白凤翔等等都到华清池东门外观看等着。当我回来，在华清池东门外见到刘多荃等向他们报告搜山捕获情况。谭海副官长还问：“李团附，是不是蒋委员长?”我说是，不错!当时刘多荃等都松了一口气，喜形于色。当蒋孝镇被俘押解走到谭海面前，他突然跪下向谭海叩头大喊：“请谭副官长救我的命。”谭说，起来，老弟没有关系，但我们仍然把他送到俘虏室看押起来了。此时已是红日初升，薄雾尚未散尽，当蒋介石由华清池东侧小路走下山来，路过东北军第一团搜索的官兵，全体高呼停止内战，请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山鸣谷应，响彻云霄，惊天动地，一片喜笑颜开。
蒋介石由骊山押解到华清池外院室内，他由于高度惊恐而神魂颠倒，语无伦次，一会儿说打死我吧!一会儿说不要打死我，还说我要到里院去。大家说这可由不得你了。我们说请蒋委员长到西安去见张副司令，我们只是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别无其他企图。遂给蒋介石穿上衣服，换上鞋，扶上小汽车，右边坐着唐君尧，左边坐着孙铭九，把蒋介石夹在中间，前边坐着张学良将军的副官长谭海，跟着这辆汽车后边的有刘多荃的、白凤翔的……一串小汽车及卫队营到华清池参加捉蒋的五六十人的在跟着而行。一阵烟尘滚滚押解蒋介石的汽车直奔西安而去了。
刘多荃师长押解蒋介石回西安临行前，当众指示把临潼和华清池的一切善后事宜统交由李铁醒负责处理，并负责临潼防务责任。我奉命后，令随蒋介石来的中央人员，自带行李衣物等分批用汽车押运西安新城大楼交西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监禁。新城大楼是杨虎城将军办公开会、接待外宾的地方，根据事先安排临时做为看守蒋随员的住处。关于蒋介石的所有电报公文分别打包送西安张学良将军行营收管。
伤者送往西安省医院监视治疗。死者24人备棺装殓，并书写姓名停放于华清池西院外野地树下，以便将来认领。
这次战斗后，东北军只伤亡十余人。
捕获蒋介石后，临潼和华清池附近施行戒严。我命令第一团第二营占领临潼城，第三营占领华清池一带，严行警戒维持治安。
我在华清池五间厅设指挥所处理善后事宜。因想华清池是唐明皇和杨贵妃洗澡的温泉，名震中外，官兵“九一八”后随余由东北经北平、武汉来到西安，征战多年，甘苦备尝，为了使他们开开眼界，增长见闻，为了胜利地、光荣地完成活捉蒋介石的任务，把有名的华清池让他们见识见识，特令各营官兵以不妨碍执行警戒任务下，使全体官兵轮流来华清池沐浴一次。我自己也曾到华清池，所谓当年杨贵妃沐浴的贵妃池洗个澡，以为捉蒋胜利完成任务洗尘纪念。每忆当年军马倥偬整以暇引为趣事。
12日上午8时许，蒋中央派来一架北平号小教练机，降落于临潼南门外公路上被我第一团扣留了，经我审问始知是由洛阳派来到临潼救蒋介石的。当即将飞机扣留，把驾驶人员押送西安。
捉蒋后临潼和华清池一带马上恢复了秩序，城内照常营业，人民照常生产工作，秩序井然，若无其事。据说当时在临潼华清池附近蒋介石的特务，听到东北军捉了蒋介石，把中央来的大员一起押起来了，他们都跑光了，所以临潼和华清池在捉蒋后是安静无事。
12月12日午后3时许，东北军第一○五师第一团后续部队来到，我们在临潼捉蒋的第一团部队归还建制，以急行军的速度，我团驰赴渭南以东赤水河一带布阵挖掘战壕，进行防御抵抗蒋中央军樊崧甫军的进攻。同时赤水河一带东北军工兵团团长杜维纲率领该团于12月1、2日早晨即开始在赤水河前沿布雷。我们东北军第一○五师占领由猴子镇至渭南阵地，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继续增援占领渭南铁路以北沿渭河北岸阵地。蓝田方面由杨虎械将军十七路军担任防御，都积极构筑工事，严阵以待。张、杨部队协同作战，后来还有一部红军参加敌后游击作战。共同对付蒋介石西进的二十六军樊嵩甫指挥的霍揆彰师、周垒师、中央第四十九师、李及兰师以及桂永清的教总队和阮肇昌的五十五师的进攻。双方陆续增援而成为对峙状态，曾一度演成赤水鏖兵。未几罢战言和，但双方仍在积极备战，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乃已。
东调后的东北军
1937年4月，东北军离开陕甘东调。东北军一○五师刘多荃师长率三个旅九个步兵团，徒步由西安经秦岭，过武关、进河南溪峡口到达南阳、唐河、方城一带驻防。后改为东北军第四十九军，以刘多荃为军长，辖两个师，第一○五师师长高云鹏；第一○九师师长赵毅；军部驻南阳。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部队调蚌埠、淮阴、宿迁一带，发表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驻淮阴。辖两师，第一一三师师长李振唐、第一一四师师长牟中珩。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仍驻河北保定，辖第一一六师师长周福成，第一三○师师长朱鸿勋。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驻淮阴一带，辖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第一一二师长霍守义。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调太阿一带，辖第一○七师师长吴克仁兼，第一○八师师长张文清。以上这些部队经改编后，都是一师两旅，一旅两团，一团三营，这种编制对战术使用上很不方便。
蒋介石为瓦解东北军，让东北军分驻于江苏、安徽北部、河南等地，隶属于几个系统。于学忠被任为江苏绥靖主任，驻清江浦，于1937年6月13日就职，从此以后东北军无形中分散了。东北军在东调后，把原来的乙种师每师三团，改编为甲种师，每师两旅，每旅两团。这样改编表面上一些中级干部提升为将官当了师长、旅长，实际上是部队缩编，兵员减少。同时“二二”制对于战术使用上太不方便。又加“七七”抗战，军队被分割使用，终使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吴克仁部在淞沪战役，于杭州湾象山战场，与日寇激战数月，只有消耗而无援兵，反复争夺昼夜奋战，终因敌众我寡，全军覆没，军长吴克仁阵亡，壮烈殉国，全军官兵伤亡殆尽，而后取消了部队番号，所遗的寡母孤儿流浪关内无人过问。东北军第四十九军刘多荃部，先调参加津浦线战役，在沧州捷地大战日寇初获胜利。以后调到上海战场，防守苏州河，旷日持久与日寇拼命撕杀，反复争夺，伤亡惨重，但敌人未能得逞。战到最后奉命撤退，我团是最后离开上海抗日战场的。这次战斗以我们东北军第一○九师而言，两个旅长一个负伤，四个团长两个阵亡，两个负伤。我当时任团长负伤，以下官兵伤亡甚众。由上海撤到武汉整编，调来四个整团补充，把原来的部队都编散了。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参加台儿庄战役，以后留到山东敌后游击。东北军五十七军缪澂流部参加江阴战役亦损失颇重。东北军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参加平汉线抗日，撤退至黄河南岸时，吕正操团长率部未退参加八路军去了。回忆东北军官兵既有亡省丧家之痛，又有较好的武器装备和训练，如蒋介石稍具人心，在“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让张学良将军出来指挥整个东北军作战，定可以在抗日战场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但蒋介石为了报复西安事变之仇，泄私人之恨，竟使东北军大部分烟消云散，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殊为可惜。
但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后，随军东调抗日准备。在“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军分赴各战场浴血杀敌，或伤或亡前仆后继誓志报国。后来蒋介石把东北军编散了，而东北军仍有人忠贞不屈，把革命进行到底。本着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推动东北军继续与红军合作，抗日复土并争取张学良将军早日恢复自由”的精神，有许多人始终不渝，宁愿抱残守缺，绝不同流合污。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参加八路军或解放军的不少。如吕正操(东北军团长)、张学思(张学良之弟)、万毅(东北军旅长)、常恩多(东北军师长)等率部起义参加八路军或解放军奔赴抗日战场或解放战场为解放事业贡献力量。有的在解放战争时参加民革作党的助手，如李铁醒(东北军团长)、于敬三(东北军副团长)等等，后来起义参军参加解放战争；有的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如黄显声(东北军副军长)被蒋介石害死于重庆渣滓洞，与杨虎城将军同时遇难。总之，西安事变使东北军由一个封建团体转变而走进革命阵营，并对革命事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1980年12月)
*作者李铁醒曾在东北军一○五师任营长、团附等职，在李克农与王以哲、张学良会谈，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时，担任护路和警卫任务；西安事变时奉命带七个连的士兵去临潼捉蒋等有关任务。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