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片断
郭勉
1936年，我在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卫队二营七连六班当二级兵。当时的营长是孙铭九，连长王协一，排长王振东，班长王得胜。
这年9月间，营部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挑选卫队营士兵学习新形势，我也在里面。先发下表格让我们填写。上边除了姓名、年龄、籍贯等项目之外，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填表人回答：一是我们的国家可救吗?我答，国家可救，马上就得救，救晚了就要当亡国奴；二是用什么方法救?我答，联合各党各派共同对日宣战。表格交上以后，我第一个被营指导员汪乃平召去谈话。指导员一开口就表扬我的表格填得好，问题回答得正确。又对我说：“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抵抗，所以叫‘抗战’，不能称‘宣战’。”我说我懂了。
这次学习，一共挑选了18名兵士，我记得有王义和、张义臣、张权、唐智明、袁澄曾、李洪志等。由营指导员亲自主持，并作报告。学习的内容有：一、蒋中央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错误在哪里?二、抗战三个月亡国，不抗可以不亡的论调对不对?大家热烈讨论，自由发表意见。一致认为自从东北三省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还在向平津、华北进犯，它的企图是要并吞中国，我国正处在危急存亡关头，团结、抗日、救亡在先，才有出路。蒋中央先安内后攘外政策，不打侵略我国的敌人而打自己同胞，削弱自己力量，正好助长了敌人的侵略。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举行全民族的抗战，百折不挠，我们的武器虽差，但有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特别是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了这次学习，大家认识到应该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因此，纷纷表示不愿意再打内战——这是为西安事变做的一次思想准备工作。但在当时，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要把蒋介石捉起来这样一件大事。
学习结业后，连部成立了政治部(开始时用的是俱乐部的名义)，我当选为连政治部的政治助理员。
西安事变前夕
1936年12月9日，西安各级学校学生数千人举行游行示威，向率领数十名军政大员刚到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连长王协一在各班挑选了精壮战士20名，保护学生游行，由排长王振东率领，我也参加了，各自带好武器，王连长告诉我们说：“孙营长命令我们保护学生，我们要跟随游行队伍一道走，游行队伍走到哪里，我们必须跟到哪里，用心保护学生安全。”游行队伍走到南院门时，一名大学生告诉我说：“队伍刚集合时，一个12岁的女学生领喊口号‘打倒汉奸、走狗、卖国贼!’就被警察开枪打伤头部，现在医院抢救。”王排长问他开枪的人现在哪里?他说现在看不见啦，大概乘一时混乱躲起来啦。我说，如果再有人敢开枪，我就干掉他。当时西安四门落锁，警宪戒备森严，游行队伍出不了城，群众十分愤怒。东北军士兵协助大家把城门的大锁砸开，打开城门，学生游行队伍就向蒋介石驻节地临潼行进，一路高呼抗日口号，群情激昂。队伍行到灞桥时，只见张学良将军乘车急驰而至。原来张将军正从蒋介石住处来，他得悉蒋介石已经下了命令：“学生如游行到临潼而阻止不听，就格杀勿论。”张将军怕学生吃亏，所以驱车赶来劝阻。张将军大声向学生们讲话，他说：“我张学良如果不带领东北军抗日，如果不打回东北收复失地，你们可以随时打死我!我在一星期内一定用实际行动答复你们!”张将军又劝学生不要去临潼，去了要吃亏。他讲得激昂慷慨，又极诚恳。学生们听了很感动。当时就有一部分回去了，有一部分退住灞桥十里铺附近的一所学校里。我们是奉命保护学生安全的，因此也在十里铺跟学生一起住下了。学生们纪律很好，精神振奋，行动勇敢，我们很受感动，教育很深。
10日下午，孙营长派连长王协一亲自带了排长沈连峰和三十多名战士来同我们汇合，一起从十里铺进驻灞桥的一所小学校。11日，营附商亚东又带了三十多名战士来到。三路汇合，约一百多人。当晚，还进行了一次巷战演习，十里铺来的战士全都参加。当时我们弄不懂为啥如此紧张，事后才知道，却原来是为明晨捉蒋做准备呢。
西安事变
12月12日凌晨，我正在上2点到4点的岗，孙铭九营长突然出现，命令紧急集合。他在队伍前面一反常态的用极轻的声音讲话，我离得较远，想听也听不清楚。忽然，王连长大声高喊：“撤岗!上车!快快快!”我和大约三十多名战士跳上第一辆载重汽车。王连长告诉司机赵国立：“快开临潼!”我低声问同伴去干啥?旁边的战士非常兴奋地附耳对我说：“去捉蒋介石!”
车到华清池蒋介石住所门口，大家跳下汽车，王连长首先冲到大门口。门口有三名宪兵，其中一个伸手向王连长要片子。我立即冲上去，夺了他的手枪，右手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摔倒在地。另一个宪兵一面朝里跑，一面用冲锋枪回头打我们。我们原本奉命不打枪，因为枪一响，怕惊跑了蒋介石。因此我才把那个宪兵摔倒，想用刺刀捅他几刀，使他不能动弹时，我们就冲进去抓蒋。谁知往里跑的那个宪兵开枪打我们，打破了我们原定的计划。那时，班长看到我按住的那个宪兵企图翻身反扑，就用手枪在他背上连打三枪。另一宪兵见状就没命地斜向逃走。这些都发生在一刹那间。
于是，王连长指挥大家冲进大门，里面宪警阻击，只听见枪声大作，子弹呼呼地从头上飞过来，我们凭借园中假山作掩护，匍匐前进，向贵妃池、禹王庙合围。将近4点钟，孙营长大声喊话：“停止抵抗，缴枪不杀!我们保护委员长的安全!否则，我们要扔手榴弹啦，把你们全都炸死在里面!”果然，里面的冲锋枪不响了。突然，从窗口扔下一支带梭子的巴拉克曼冲锋枪，我跃身前去捡取，冷不防一枪打在我的大腿上。我虽负了伤，仍继续战斗，一心想捉住蒋介石。这时，王连长一脚踢开屋门，时间虽将近5点，可里面仍黑黑的看不清是谁。我们一个一个抓出到院子里辨认，见没有蒋介石。便又跟着孙营长冲进五间厅蒋氏卧室，只见他的黑大氅挂在衣架上，桌上杯子里泡着他的假牙，摸摸被窝，尚有余温，估计蒋氏逃出不远，孙营长就命令搜山。不一会，骊山半腰里搜山的士兵在喊：“委员长在这里!”“报告营长，委员长找到了!”我们向喊声处奔去，只见蒋氏站在山洞旁边，穿着古铜色皮袍，里面一条白色睡裤，满身泥土，打一只赤脚，挂着一条条血印，连冻带吓，浑身哆嗦。他手扶着洞口大石头，开口问道：“你们是哪里的队伍?”孙营长答道：“我们是东北军，奉张副司令命令，请委员长进城，只要你领导抗日，我们就拥护你!”说完，对战士陈志孝和王西萍等使个眼色。王转到蒋的背后，配合站在蒋前面的庆丰田，由孙营长扶着蒋氏，前拉后推，把蒋氏拥下山来，坐进张学良派来接蒋的小轿车。蒋氏后座居中，孙营长居左，前座是司机和副官长谭海。汽车直开西安新城大楼。
在医院里
回到西安，我们受伤的战士李洪志、袁澄曾连我共三人，立即被送进西京医院头等病房。在住院治疗期间，学联代表、工商界代表、新闻界代表、部队首长和士兵代表及地方人士接连不断地来医院向我们慰问，馈赠慰劳品，罐头、糖果、水果、饼干和日用品等，病房里放不下，推到走廊里。学生们一批一批来慰问，同我们一起唱歌，请我们讲话，既亲切又热烈，令人难忘。
特别受感动的是，当时来西安为事变进行斡旋的中共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到医院来慰问我们，同我们握手致意，使我们热血沸腾，几天不能平静。
另一面，蒋氏宪兵受伤人员也在同一医院治疗，住的是普通病房，冷冷清清，没有人理睬。相比，宪兵自愧失去民心，各个垂头丧气。我曾主动找他们聊天，中间也有几个思想比较进步，很同情我们的行动，也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我分赠一些慰劳品给他们，他们竟惭愧得痛哭起来。其中有两个南方籍宪兵，还向我表示：养好伤不愿回原部队，要参加东北军抗日。
我在捉蒋战斗中缴获的巴拉克曼冲锋枪一支、快慢机自来德手枪一支、美造六轮子小手枪一支，上缴后得奖金25元，由王连长亲自送到医院来给我。
伤愈回连后，我又接受新任务：和袁澄曾二人便衣出勤，暗带武器，保护西安一家进步书店(大众书报社)。
(1982年9月) *作者当时系张学良卫队二营七连六班士兵。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