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送周副主席赴西安的经过
王英
1935年，毛主席、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苏区，和红军十五军团汇合。经过劳山、榆林桥战役和由毛主席亲自指挥的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苏区的最后一次(第三次)“围剿”。及时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挽救了陕北苏区，奠定了全国抗日基地。
毛主席和党中央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免于沦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对外，共同抗日，为此专门组织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从事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1936年7月初，我在中央党校白区班任教员(住保安县顺宁川任家坪和阎家沟)。一天，校部通知我说，中央组织部派我去工作。我愉快地背着仅有的几件旧衣服、破鞋、笔记本，带着介绍信和同志们分别了。我徒步沿着河川蜿延数十里的羊肠小道，来到了党中央驻地保安县城。这座城经过战争，被敌军大肆破坏，到处残垣破窑，满眼荆棘丛生，全城仅存百十户人家。我找到中央组织部，一位干部处长为我安排了住处。
次日，罗迈(即组织部长李维汉)和我谈话，他说：“你过去做过白区工作，现在准备派你去东北军工作，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服从组织分配。”罗向那位处长说：“你把王英同志引去见周副主席，具体工作，请他确定。”我被引到周副主席所住的、被烟熏得乌黑的窑洞里，墙上挂着几幅地图，图上插着许多红色和白色的小旗，小旗标志着我敌双方的军事态势。那位处长对周副主席介绍说：“这是党校派来的王英同志。”我向周副主席敬礼，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他穿着一身普通灰军衣，留着又长、又黑的胡子。我肃然起敬，端正地坐着。周副主席面带笑容说：“你是地下参加共产党的吗?”我站起来回答：“我是1931年在白军参加我们党的。在1933年，我和叔父王太吉共同组织国民党骑兵团起义的，他当时是骑兵团团长。”周副主席说：“你在陕甘省委还作过东北军的工作吗?”我说：“当时，我是陕甘省委的巡视员，因工作需要，省委临时派我以红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参谋长的名义，秘密去富县和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一○七师刘翰东师长谈判，在那里住了五六天，经过艰苦斗争，最后才订立互不侵犯互相通商密约。”周副主席微笑着说：“现在东北军委员会成立，叶参谋长(叶剑英)作书记，那里需要干部，准备派你去作巡视员。这工作比较艰苦，你愿意去吗?”我毫不犹豫的回答：“我没意见，做白军工作困难些，但我一定尽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周副主席说：“这就很好，党员就应该对党的事业有这样态度。”接着又讲了些鼓励我的话，就亲自给叶剑英书记写信，介绍我去工作。他把信写好站起来递给我。我双手接过信，将要离开时，周副主席对那位处长说：“王英同志明天不要走，上午要开会研究东北军的工作。他参加一下会，先把会议精神带回去，正式文件随后下达。”我行礼后，同处长一起到组织部办好手续，就回到住的窑洞。在昏暗的麻油灯下，我反复逐字逐句地读着周副主席那封亲笔介绍信，感到非常亲切。一股暖流使我忘记了陕北初春之夜的寒冷，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早饭后，处长又引我去见周副主席。入窑后，周副主席说：“咱们参加会议去。你今天要走吗?”“会如果结束得早，我还想赶些路。”周副主席说：“看会议开的情况，不能走就等到明天走吧!牲口有了吗?”我答：“组织部已经准备好了。”我跟在周副主席后面，在小巷道转了两个弯，就到了会场。周副主席一进门，同志们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周副主席挥手让大家坐下然后介绍说：“这是王英同志，他要到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去工作，让他参加会议，把会议精神带给工委去。”与会的同志听到我的名字都有些惊讶。周副主席解释说：“这是咱们的王英同志，不是蒙古德王那里的。”同志们都哄然笑了。会议由周副主席主持。他首先说：“今天把东北军工作研究一下，先由同志汇报，然后提出问题讨论。今天会这样开，大家有没有意见?”到会同志都说没有。这时，有同志就把东北军在陕甘宁布防情况，以及他们和西北地方军杨虎城、井岳秀部队摩擦的情况作了说明。然后继续说：“我方在陕北富县、甘泉一带。通过释放回去的东北军一○七师一个团长高福源和一○七师一个营长，是红军七十八师长杨森师在羊泉塬捉到的，已促使驻富县的一○七师刘翰东师长和我们建立了互不侵犯、互相通商的密约。在延安、清涧一带，工作开展迅速。在延安城内找到原有老关系，建立了地下情报组织，对‘哥老会’已开过几次‘山堂会’，把大部分‘哥老会’大爷团结了起来，他们积极支持我们的抗日政策，给我们送情报，和地方团队交朋友。今后的工作是，对现有的东北军工委会及所有各地办事处，急需加强领导，充实骨干力量，建立白区秘密抗日救国会。对‘哥老会’工作，工委要派得力同志去领导。”经过五六位负责同志发言后，周副主席最后指示说：“东北军工委会这一时期的工作很有成绩，这是毛主席、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也是党的组织发挥了领导作用。据最近的情报，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发展，各地学生纷纷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西安东北大学学生组织起来向张学良请愿，要求东北军打日本、收复失地。各民主党派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声浪日益高涨。在东北军内部，绝大部分人都想打回老家去，不但他们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因为长期“围剿”苏区多次败北，表现动摇，畏缩不前，就是高级军官也缺乏信心。这对我们是极有利的形势，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争取全国人民和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倾向我们，以瓦解敌军，孤立敌人，才能真正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我们必须加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中央党校抽出一批强有力的干部充实进去，把工委办事处，按需要再增加一些，具体数目由你们研究。”周副主席回头对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说：“中联部工作要和工委会密切配合。”他接着说：“对‘哥老会’(原系明末遗老组织的反清复明的地下组织，现被国民党利用做破坏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派得力党员干部进去参加，争取领导权，他们的‘大爷’、‘坐山大爷’、‘龙头大爷’都可以当，这有利于我们开展敌军工作。对边境区设立集市，我们多卖猪、羊肉、鸡蛋、蔬菜，少出卖粮食，来换取我们的必需品(棉花、布匹、电池、火柴等)。总之，党对东北军的工作很重视，要求党、政、军保卫部门、贸易机关，都应在东北军工委会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在对敌斗争中，要注意调查、了解情况，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绝不能左右摇摆、疏忽大意。”我坐在墙角凳子上，捕捉着每一个字，精心作了记录。当会议结束时，周副主席对我说：“王英同志，你和秘书把记录核对一下，然后带回去，让他们先按这精神去办。”他又侧身向一位领导同志说：“有给东北军工委会带的东西，也叫王英同志带去。”我向周副主席敬了礼，就走了出来。
下午，我牵着杂色瘦马冒着小雨出发了。我向东北羊肠小道爬上去，沿着无数细流汇集起来的小河走。山洪冲下来的卵石，散乱地铺满了干涸的河床，川道丛生着杂乱的灌木、野草，泥泞高低不平的小丘和带刺的麻草，使我心急却又走不快，只好牵着马，连翻了几架岭，当晚歇在小桥沟一家群众的破窑里。
第二天经过韩家瓜、康家湾、候井门，下午我到了安塞。在旧城下面河滩里的一个村庄住下，这就是东北军工委会所在地。我立即去见叶剑英书记，送上周副主席的介绍信。叶书记说：“正需要干部，你来很好，先住下吃饭，工作明天谈。”我说：“还有周副主席召开的工作会议，让我记录下来向你汇报。”叶书记说：“晚上把委员召到一起你谈一下好吗?”
当天晚上，我把记录的材料，向委员会作了汇报，参加会的工委委员有马文瑞、边章五、李仲英诸位领导同志，第二天叶书记又和我个别谈了会后的工作问题。此后，我经常到下面工委及办事处巡视工作，这样努力地工作了几个月。在一次工委会上，经叶书记提议，我作了工委会委员。除参加工委会议，还坚持在基层工作。不久，鉴于当时形势，东北军工委会改组，叶书记及其他委员调离，我被任为安塞东北军委员会书记兼中央联络部延安联络站站长等，下设排庄等办事处，安塞县委书记、保安科长和贸易局长，均统一在东北军工委会共同进行此项工作。为了对东北军继续深入地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我们做了大量宣传，逐渐和东北军建立边境地区集市，互相通商，并利用“哥老会”和我们发展的地下工作人员姚安吉等，对延安城内敌政府及保安队进行瓦解工作。经过秘密活动掌握了一部分反动团队，敌伪内部分裂动摇，局势对我极为有利。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这是从敌人内部得到的消息。我们大家非常高兴，真是大快人心!我们于是积极准备解放延安。14日，一个通讯员骑马送来周副主席给我的信，信是简要说明张、杨两将军已扣押蒋介石，要求中共派代表去西安的情况。周副主席要工委立即了解延安城内及飞机场的敌情，做好他去西安的准备工作，并说次日下午即可能到达。接着，中共军委派黄春圃(即江华)来工委具体布置，我们立即召开了委员会，研究护送首长去西安的保卫工作。同时派专人进城了解敌情，并散布红军主力就要开来的消息。为了迅速获知情况及时处理，我和工委委员等十多人，到距延安城约十余里的一个村庄办公，除了加强警戒，还部署游击队、赤卫队登上延安周围山头，白天挖工事，晚上放火，在上下川村庄号房子，张贴欢迎红军主力的大标语，使敌人更加惊慌。
15日晨，西北风呼啸而起，大雪纷飞，温度骤降，滴水成冰，但我们的心却异常温暖。下午，我们派出骑兵通讯员到安塞上川去和周副主席联络。通讯员回来报告，周副主席晚上可到工委临时办公处。我们一面安排食宿，一面整理了一份敌我动态材料准备汇报。当周副主席到距办事处还有四五里路的地方，我们得到瞭望哨的报告，即去迎接。周副主席骑着一匹枣红色大马，随行人员都骑马缓行。我骑马迎上前去，敬了礼，问周副主席身体好。周副主席微笑地叫着我的名字，向几位首长作了介绍。随后我跟在周副主席的马后，他问飞机场敌军警卫有多少?延安城内有多少白军?我回答：“城里东北军走了，只有一千五百多名民团。详细情况，我们画有敌情图表。”到工委办事处吃完饭，我向周副主席、邓发、罗瑞卿、童小鹏、博古、贾拓夫诸位首长汇报情况。我在桌上摊开敌军分布图，汇报说：延安城内现有安塞、延安两个县的民团，分布情况是，延安李汉芳民团人数较多，守东门及南川城墙，安塞薛生华保安队守西城门。安塞民团和延安民团矛盾很大，延安民团因为吃过亏，怕我们，不敢出城，却要强分安塞民团抢来的粮食、财物。南川城墙藏有两处母碉堡，四处子堡，城内主要街巷及城墙上，筑有隐蔽地堡三十多个。城外敌军已全部撤离，山头工事尚未拆除，清凉山亦无敌军驻守。城内有藏械所、弹药库各一所，仓库所存粮食可供敌军两个月消耗。飞机场仅有少数驻勤人员，在山头和机场上设有五处岗哨。我们已和敌军两个中队建立关系，争取他们起义，还有我们地下工作人员和‘哥老会”大爷也在城内积极活动。”周副主席挥了一下手，指着地图问：“从这里翻山过去到机场有路吗?”我说：“才下大雪，山上可能有雪窖，不好去。”我指着图上的路线说：“只能走清凉山这条小道，但这却在敌人火力射程之内，万一发生冲突，难免有些损失。”周副主席把在座的同志扫视了一眼，笑容满面地对我说：“你们不是向城里放出好些‘烟雾弹’吗?”邓发笑着说：“你们放的‘烟雾弹’，对敌人来说也是‘照明弹’，要他们回到抗日的大道上来嘛!”我微笑着回答：“城内敌军早已知道红军要到了，怕我攻城，恐慌得很。”周副主席说：“那我们从清凉山这条路过去，敌人会认为我们是红军主力的先头部队，再有城里敌人已知道蒋介石被扣，一定很恐慌，还敢出来吗?他们看到形势不利，都会给自己留出路的。我想，就走清凉山这条道，才能按时赶到机场，你们大家意见怎样?”几位首长异口同声回答：“根据目前情况完全可以这么办。”周副主席又笑着说：“敌人经常是听我们指挥的!没关系，我们就走这条道吧!”他对我说：“你和徐参谋带几个同志明天到城附近和敌人约个地点，当面谈一下，让他们不要阻挡我们去飞机场。具体怎样办，你们下去研究一下。”我问：“万一谈不通，怎么办?”周副主席想了一下说：“你们只要能拖住他们的代表，我们派部队先试探一下，没问题就强行通过。”我说：“按指示办，有新情况及时向首长报告。”周副主席看了一下表说：“夜晚了，明天还要工作。大家休息吧!”
16日早晨，天气阴沉，寒风凛冽，我和徐参谋带了几名伪装为警卫人员的干部到清凉山下河滩等候。不一会儿，延安城北门洞开，敌高锦南县长带着十几个武装卫兵散开前来，我方早有准备，不动声色。会见时，我说明张学良将军派飞机接中共代表去西安，共商国是，希望给予方便，高借口未奉到上级指示故意推委。最后答应派人进城请示上司，双方坚持了约一小时。我遥望周副主席及随行人员已沿着河边沙石小道疾行来到清凉山脚下，延安城头上许多敌人也在瞭望。我当时均处于敌人火力有效射程之内。我耽心首长们的安全，即密告徐参谋去通知迅速通过，当首长们安全通过险区时，我们的心才放下来。又转念想到飞机场的危险尚未解除，于是借口有事，让另一同志继续和他们谈判，当我快步赶到飞机场附近时，隐约听到嗡嗡声，一时声音越来越大，果见来接周副主席的一架灰色飞机由南飞来，在延河北川盘旋一周，很快地向机场跑道降落。这时我已赶到机场，周副主席和各位首长都警惕地注视着我敌双方交错散布的警戒和岗哨。飞机徐徐降落，我快步走到周副主席面前，没等我报告，他就微笑着问：“你们谈判得怎样?他们同意我们到飞机场来吗?”我急忙回答：“谈不出什么名堂，敌高县长借请示上级来拖延时间，我让别的同志继续谈判，我怕这里不安全，赶来护送首长。”周副主席亲切地说：“对敌斗争要讲策略，我们要革他们的命，他们能高兴地同意吗!只要他们不动武，我们是不打第一枪的。”他侧目看了一下，高兴地说：“飞机落下了，快去问问他们，是不是来接我们的。”我转身向跑道跑去，这时飞机已经着陆，螺旋桨还在旋转，我们几个人抢先跑到飞机跟前，机门忽然打出，走出一位身着灰色军装的校官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是护送代表到西安谈判的。”那位校官又急促地问：“中共代表来了没有?我们是奉命来接中共代表去西安的，张副长官派他波音座机来，这里没有我们的部队只有地方民团，情况不好，请告诉代表立刻上飞机。”周副主席让其他首长和机要人员和电台先上，由于飞机坐不下二十多人，其余的人只好留下改乘汽车。当周副主席站在机门口时，我轻声请示：“延安城怎么办?”他严肃地说：“争取和平解放，如不行就等部队来再解决。”我举手敬礼，走下机梯。周副主席向送行同志招手致意。机门关闭后，发动机响声更大，机身两侧尘土飞扬，呛得人连声咳嗽。飞机向北调头，对准跑道徐徐起飞，盘旋一周掠过机场，它稍下降后旋又升高，直向西安方向飞去。
由于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预先在机场布置了严密警戒以及进行谈判等一系列工作，掌握了时间，争取了主动，因而当敌尚未清醒的瞬间，周副主席和各位首长已安全地登上飞机起飞了。待敌高县长怒冲冲率领武装士兵气喘吁吁地赶到飞机场时，已经晚了。他知道已失时机，便皮笑肉不笑地假惺惺地对我说：“我们上级已同意中共代表乘飞机去西安，我是特来送代表的。”我说：“不必客气，你们来迟了，咱们一同回去吧!”在路上，我们向他讲述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待到清凉山下，互相客气地寒暄了几句就分别了。
当天工委的同志们，由于周副主席的鼓励，大家都很愉快，工作更加紧张。派进城去的同志下午回来说，民团两个中队有把握在今晚起义，敌军人员十分恐慌，大多数准备逃跑。我们就趁热打铁，命游击队、赤卫队在各个山头放火、吹号、鸣枪、放鞭炮，佯装准备攻城。同时命令组织好起义的两个中队，凌晨攻占西城门，接应红军进城，并规定了双方的符号、口令。布置妥当后，我们便指挥部队移到距城仅二里的小村隐蔽。果然，一到凌晨，城里枪声大作，人喊马叫。过了半小时，城内出来人报告：西城门，已按计划占领，战斗仍在继续进行。我们即令起义部队占领南城制高点和东门。战斗直延续到黎明。敌高县长率伪军百余人冲出东门，向东逃去；其余敌中队请求收编。我们临时委任了五六个游击大队长，以安其心。早晨8时许，黄罗斌团长率部到达，全部接管了延安县城。当时以训话为名，布置警戒，命令收编各团队到操场架枪集合，听候训话，然后收缴了团队武器。我们工委向商会筹款，发给敌官兵每人五至十元路费，令其回家生产；派出干部接收了县政府机关及所有军械和粮食仓库；经过调查，管押了敌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发放粮食，救济贫民。我们以委员会的名义临时执行地方行政权力，出安民告示，颁布政策、法令，成立了延安各界抗日救国会。解放了的延安人民在冰雪寒天，自动组织起来慰问红军，踊跃为红军运送粮食。社会秩序恢复后，我们召开了庆祝延安解放大会，这是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是周副主席正确执行这一政策的光辉业绩。
* 作者当时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巡视员。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