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参加西安事变
胡廷俊
中国共产党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多民主党派多社会阶层及各民族的响应和拥护。当时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高潮的促使和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主张的感召下，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
我个人在西安事变前后
西安事变前我是长安县保安团副团长(由十七路军派去的)，团长由县长翁圣兼任，保安团的上级是陕西省保安处。省保安处设立的保安训练大队驻在西关营房，队长由支健光担任。轮流调训各县团队的干部。惟独对长安县保安团的官兵每期抽调三个分队分批随训练队调训。并经省保安处指定由我担任长安县队的训练工作，因此事变时，我在保安训练队，不仅和训练队住在一个营房，而且还负责门禁任务。
孔从周旅长对我谈话和下达任务
1936年12月11日下午约6时，孔旅长打发人把我叫到他的旅部(孔是陕西警二旅也住在西关营房保训队的西边)，孔旅长见我后开头便问：“你知道‘蓝衣社’吗?”我说不知道，也没听见过，孔旅长便对我讲了“蓝衣社”的性质，并说：“它是蒋介石成立的特务组织，专搞暗杀和绑架的事情，他们还要刺杀杨主任(杨虎城)。”我听后感到气愤，便说：“那还不早点把他们收拾了?!”孔旅长再没说啥。接着他就问我，保安训练队的人数和枪支情况。我回答，学员有四百多人，枪四百多支，队长支健光有20发子弹，手枪四支，左轮手枪一支，长安县团队是120人，枪弹都有，我团部通讯班有手枪二三支。孔旅长深思了一下问我说：“要叫你把训练队的枪收了，你有没有把握?”我答复没有问题。孔旅长又停了一下，很严肃的对我说：“那好吧!给你个任务：(1)在拂晓前4时听到外边枪响，把训练队的枪全部缴了；(2)缴枪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要开枪；(3)你的人力不足我派杨志新带一个排协助你；(4)严加防范，绝对保密，不得走漏消息。
分析训练队的情况及兵力部署
晚上10时许，我和杨志新召集长安的三个分队长研究训练队的情况分析的结果认为，有以下三个有利条件：(1)学员的枪一收操都锁在枪架上，我们听到枪声响，先控制枪架，他们还在梦中，又是赤手空拳无法抵抗；(2)门禁在我们手中，熄灯后任何人禁止出入，只要不走漏消息，能活动的人员全是我们的人；(3)把队长看起来，隔离开上下不通气，主动权便在我们手里。根据以上分析情况，作了以下兵力部署：
(1)杨志新排封锁训练队外围，晚上10点钟以后，不准一个人越墙外出，枪声响后无论何人要越墙逃走者即行捕获，反抗者开枪示警；
(2)长安团队三个分队，一个分队加强门岗外，增加游动哨。不许宿舍开灯和院内有人走动，到拂晓4时前后听到外边枪响，各分队迅速到各宿舍，指派专人先控制枪架，并宣布学员不要起床，不要乱动；
(3)我带通讯班亲自处理支健光队长。拂晓前约4时听见城内枪响，院内各分队迅速控制了多个宿舍的枪架及门窗，我把收的枪和监视长安训练队的任务交给杨志新负责。按照孔旅长的指示，我便带领长安团队解决省保安处，驻新筑镇直属分队去了。
解决保安处驻新筑镇分队的经过
新筑镇驻有省保安处一个直属分队三十多人和枪支。我于早6时带领长安团队，经十里铺由光台庙过泸河到新筑解决该分队。这个分队拂晓前听到西安和临潼方面枪响，把队伍撤到新筑以北的半坡村。我约于7时赶至半坡村，由于该村围墙坚固，只有小寨门，四面又是开阔地，他们火力四面封锁，发动几次进攻，都未能接近寨边，相持到8时多，我想事变发生突然，他们尚未弄清西安和临潼方面的情况真相，因之采取相持态度。我即召集分队长说明情况，并决定分队停止进攻，并不要轻易开枪。避免无谓的牺牲，改变用政治攻势。当时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保安处长张坤生及蒋介石在临潼被捕的真相，写信叫农民送进寨内，并把该分队长赵某叫到寨墙上，与他讲清事变情况，为了不使双方的伤亡，叫他把枪交了，把部队还带回新筑原驻地，听候处理。于下午5时许，该分队才把枪交出。我当晚带队返回长安。这时县长翁圣已被软禁在我的团部。
我在“双十二”事变中在孔从周旅长的指示下，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仅仅是整个事变中的一个片断，写成回忆录，仅作整理西安事变史料的参考。
(1980年4月)
*作者时任陕西省长安县保安团副团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