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动西安事变时间一段曲折的回忆
李志刚
当时的形势
西安事变，张学良原准备在1936年12月7日发动，杨虎城以为没有准备好，所以推迟到了12月12日，内中有一段曲折，现在回忆追述如次。
1937年1月23日，我第二次奉派到溪口见蒋介石，蒋要我去看张学良。我当时猜想他的用意是：要我看到他把张放在风景美丽的雪窦寺，并且不限制张可以往附近浏览，要我回去汇报，减低西安方面对他扣张的愤怒。那天午饭，我就在雪窦寺同张和赵媞女士、邵力子、戴笠五个人同桌吃的。当时邵力子的任务，是给张讲书，他能经常和张长谈。我们吃完饭后，邵对我谈起：1936年12月7日上午，他陪蒋步行去看离临潼华清池约三四里的一座有名的古碑。走出离蒋住的华清池不远，蒋看见附近各路口布置许多哨兵，蒋当时疑惑地问邵，邵答：“想系张汉卿派兵来保护的。”蒋又疑问：“我出来时，事前没有人知道呀?”邵答：“张汉卿同侍从室联络非常密切，所以他布置得很快。”蒋仍疑惑，也就不再下问。邵在雪窦寺与张谈起此事，张说：“我当时布置的就准备开始动手，但虎城说，没有准备好，所以就没有发动，推迟到了12日。”这段有关事变的发动时间，现回忆写出，以供参考。
在放蒋前两小时杨虎城的一次讲话
1936年12月25日下午2时，杨虎城召集西安父老和各界人士，在北院门省政府大楼讲话。这是在一个很短时间内临时召集的，有许多老先生是派车接来的，当时我也去听的。他讲话的大意如下：“父老兄弟姊妹们：这次事变，惊动了大家，很为抱歉；尤其是使大家为虎城个人担心，更觉不安。今天需要告诉大家的，这次事情，已有结果，就是蒋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我们今天决定放他回南京。我们深知做这一件事，不是没有风险的，但是我们为了一心抗日救国，早把个人置之度外。过去我常听到讲的西乡隆盛的故事，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竟先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我们今天做的是革命事业，和西乡隆盛所做的虽截然不同，但抱定牺牲的精神，如出一辙。”当时大家听了杨的讲话，个个动容。最后他说：“时间很短，我就要去飞机场送蒋回南京，以后再长谈吧。”当时有六十多岁的郭子兴老先生提出一个问题，说：“蒋答应我们的主张，签了字没有?”杨说：“不用他签字，凭他的诺言，我们还得维持他的威信，因为还要用他领导抗日的。”他这次短短的讲话，是为结束当时西安人们最挂心的一件大事。杨平素深知蒋的为人，日后不能没有报复，所以讲出西乡隆盛这一段话，让西安父老们能了解他的用心，在今天看来，他这次讲话实有记述的必要。
杨虎城抗日思想的由来
杨虎城与张学良合作，发动西安事变，要求抗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思想来源的。现把个人直接接触到的几件事，回忆写出如下：
(1)1929年1月间，我到山东临沂参加杨的部队，当时他刚由日本回来，我和他初次见面，他就畅谈留日的印象。他说：“日本正在进行法西斯式的军国教育，目的在吞并中国，从小学起以至军事学校，都是一样的教育，有许多学校的学生画地图时，竟把我国东三省和蒙古等地画成和日本一样颜色了。对军事学校内的中华队，就施行亲日同化教育，甚至挑拨我国南方和北方学生不和，互相反对；把中国多年内战，竟说成是大饼和大米的战争。”当时我常见别人由日本回国，多数称颂日本的国家政策，社会制度和工、农、商业、教育、文化的进步情况，而杨最突出的印象是日本法西斯军阀的野心。当时他召集全体军官和干部讲话，也是拿这种愤慨热情，激励他们整军救国。
(2)1935年华北军事紧张时期，蒋介石曾到石家庄一次，当时我在南京，杨邀我陪同他往石家庄见蒋。杨见蒋时，当面请求带兵北上参加抗战。蒋答：“用不着你的部队。”同时责备杨用人不当，有时思想过左，认不清形势，往往轻举妄动等语。对杨用人不当，当时他指出胡逸民是流氓，不应该信任。查胡逸民任十七路军驻京代表时，兼任蒋的南京江东桥要犯监狱的监狱长，明明是蒋派进来的，他反倒说是杨拉进来的。至于说杨轻举妄动，我们当时分析蒋的意思是在说：“我没有要陕西地盘和要你离开西安，你为什么想开出北上抗战呢?”无论蒋怎样阻挠，杨的一片抗日的热忱，始终没有受到挫折。(这次杨同我往石家庄见蒋，米暂沉、五菊人、梵百三兄全没有去，李百川先生去了，时间已经忘记。)
(3)自1930年冬季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凡日本特务想偷过陕西往甘、青刺探军情，密绘军事要点地图和偷查地方资源者，杨就不让他们通过陕省；其已进入陕境者，就让他们出不去陕省。日寇特务小泉浩太就是个例子，他从青海偷刺军情，绘了些军事要点地图和矿产资源地，与美国人安献金、瑞典人多福寿乘一辆汽车，偷渡陕省东来，就遭到了毁灭。蒋介石闻知，怕得罪了帝国主义，赶紧派参议杭毅和外交部参事靳志到陕责备，催促了案；当时申伯纯任长安县长，杨把这种事交到地方办理。经帝国主义的代表美国的驻汉口总领事到陕侦察完毕后，申伯纯用极巧妙抽梁换柱审判的方法，结果枪决了三个到期应当执行的强盗。这样，使美国的官僚在当场表示了满意，才算了结了这一案。这证明杨虎城的抗日思想是有一定基础的。我当时负责陕西省的民政，也是办理此案人之一，所以清楚这件事。
(4)1936年夏季，杨虎城受到红军抗日的影响，在和张学良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召集十七路军和东北军连长以上军官干部，轮流集训的时候，杨几次讲话内容，全以抗日救国和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张学良的讲话“要打回老家去”也都是这个意思。西安的军统特务报告了蒋介石，蒋曾亲到训练团谩骂，并恫吓他们调出他们的部队整编。
(5)我在1936年11月间由南京回西安时，见杨虎城邀请张部的高崇民和马占山给他的军官和参谋干部讲日寇蹂躏东北的惨状，杨在动员讲话时，说是进行“鄙日仇日抗日教育”。杨自己带头听讲，部属中有迟到或不注意听讲者，多受到斥责。我也参加过听讲，因为他们讲得十分动人，所以听的人就愈来愈多了。这也说明杨虎城对抗日是一向有决心的。
奉派与蒋方谈判经过
自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至翌年1月中旬半个多月的时间，西安方面不见张学良回来，也不见蒋的诺言兑现，只见顾祝同在潼关调动部队，准备西进，威胁西安。于是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群情愤激，咸愿与蒋军决战，就在二华布置防线。当时我曾步行通过这条防线，晚上士兵吸纸烟者，常被对方的冷枪射中，双方防线仅隔五六里，战火有一触即发之势。按当时中国的总形势：内战必须停止，但蒋方还是以武力威胁西安，企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西安方面考虑，当前最紧急的问题，是要求张学良回陕和停止顾祝同进兵等事项，就决定派代表往南京进行交涉，当时即派我与蒋方谈判。我奉派谈判，计前后四次，两次到南京，两次到潼关。现将谈判的经过，就记忆所及，略述于后。
杨虎城在1937年1月12日和15日两次和我谈话，研究见蒋时要解决的问题，如要求张回陕，顾军停止西进，三方面军队不得调开，军费照拨，表示对外有准备，以安定人心等等。但急于解决的是放张回陕和停止顾军西进，杨说：“张送蒋回南京，原来三五天就回来，至今还没有消息。张不能回来，东北军内部团结成问题，我们和东北军的团结也成问题，我实在撑持不住这样局面。这种内情，当然不能使外间知道，对蒋表示，就说扣张是毫无道理的，请张回陕，就是及早进行善后工作，说话要抓住要点，愈简单愈有力愈好。提出停止顾军西进的问题时，要质问蒋，几十万中央军向潼关以西分路拥进，是要干什么?是不是又要打内战?说明因为他不履行诺言，又扣留张汉卿，现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愤慨已极，全要和中央拼命，特别是红军也坚决表示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争取一致行动。如果他提到“服从统一调动”的话，就直接告诉他，如果他实现了他的诺言，我们一定听从他的命令，那时军队无论调到哪里都是可以的。现在的情形：他的诺言，毫无明确表现，又扣留张汉卿不放，拿几十个师来威胁我们，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至于三方面部队驻地问题，拨款问题和我们谈过的那些，就相机提出来谈吧。1月15日杨介绍我与东北军派出的代表鲍文樾晤谈，杨又向鲍和我重复谈了以上两个紧急问题。当时我以为鲍带着东北军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但我在路上问他，他说：“我的主要使命就是要求张先生回来。”
第一次去南京和溪口
1937年1月16日，我和鲍文樾乘飞机由西安飞抵南京，见了何应钦，何说：“我知道你们来了，我已经和溪口通过电话，邀你们明天到奉化溪口见委员长。”1月17日，我和鲍乘飞机由南京飞杭州，换乘汽车去奉化溪口。一到溪口，蒋立时延见，蒋见我们的时候，住在蒋母坟茔里一座堂皇的洋式房内，墙间有壁炉，屋内松烟缭绕，有山林气味。蒋高卧华床，自言腰疼不好起来。我和鲍见蒋问候以后，说明：东北军十七路军全体将士要求张早日回去，以便进行善后工作，张不能回去，东北军十七路军全体将士心里非常不安。蒋说：“军人不守国家纪律，什么样的乱子也能闹出来。比方，我的腰疼，就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就是纪律问题，也就是国家的问题。张汉卿来京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自知读书少，修养不够，再三表示要跟着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呀。”就这样表示了他扣留张学良的坚决意思。接着，我们提出停止顾军西进的问题。蒋声色俱厉地说：“他们既然要我领导，我就有调度部队之权，他们不服从我的命令，就是不遵守国家纪律，这是国家绝对不能容许的。”蒋讲到这里，就说：“你们先吃饭，休息一下再谈吧。”我们就这样辞出来了。鲍文樾看到明明蒋不让张回去，反说张自己不愿回去，就很生气。鲍对我说：他从此不再与蒋共事，也没有再同蒋谈的必要，于是他就要单独回去。我以为要谈的事还没谈完，蒋既说再谈，我决定要再谈一次。这个时候，鲍走出去不过几步，戴笠对我说：“已经安排好你在徐次宸处吃饭。”他就没有去留鲍文樾。我感觉这是要分开我们两个人，要单独同我谈话的准备。
当天下午我一个人去见蒋，蒋说：“你可以讲一讲，他们究竟打算怎么办?”我说：“自从委员长回来以后，对于答应的事未见实现，又把张先生留住不让回去，并且大量中央军开进潼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十分愤激，如果张先生不能回去，他们要打仗。”蒋听到这里，就翻身厉声地说：“他们要打仗呀。要打就打，我早就准备好了，因为怕糜烂地方，所以没有进击。要打我几天以内，就消灭完他们。”我说：“现在陕北和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也正往关中开进，打起仗来，恐怕不好。”蒋听了这话，不作正面答复，却转缓语气地说：“顾祝同部西进，用意不在打仗，而是调度军队，恢复原来秩序。如果不听国家的调度，才要解决的。”又说：“虎城与十七路军有革命的历史，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今后东北军即归虎城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由虎城的部下充任，他们既然是国家的军队，经费照拨。至于三部分的驻地，已经规定，顾祝同部控制由潼关到省以西，东北军开到陕西省西部和甘肃，虎城的部队开到渭河以北，红军在国策未定前，暂由虎城决定驻地，并酌给接济。”蒋还说：“你回去告诉虎城，只要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能实现。我给他写一封信，交你明天带着，就赶紧回去。”在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个时候，蒋对杨正想拉拢欺骗和利用。例如，抬杨抑张部就是想拆散分化两军的团结。同时在语气中可以看出，他觉着惹不起红军，他也不惹红军，但在西安附近灞桥地方就有红军，他想利用杨与红军接洽，所以他要红军驻地由杨决定，并酌给接济。
第二天(1月18日)早晨，我再去见蒋，他交给我他写给杨的信，告诉我把他的话完全向杨说到，要听从他的命令，立即撤除二华防线，让顾祝同进驻西安办理善后。并要我两三天内再来一次，告诉他西安方面的反映。
蒋介石给杨的那封信，不知存在何处，现在回忆其大意如下：“你不学无术，也不知好好读书，因此不免于谬误，但你的部队是有革命历史的，你不可偏执谬误，毁灭自己。现在东北军即归你管辖，要把他们分开驻防。对陕西省地方行政，要赶紧促孙蔚如就省主席职，以便恢复地方秩序。你万不可轻信人言，作战争的打算，以糜烂地方，扰乱人心。你有什么具体困难或关于人事和物资上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尽量给你解决，必要时可再派李志刚来谈。”这封信长达千字左右，信的内容和他与我谈的话，大致相同，也说明详细情形，由我回去面陈。
当时我曾要求去看张学良，戴笠说：“张不会客，更不谈问题。”明是蒋不让张会客，他反说张不会客，戴和蒋是用一样方法骗人。
宋子文听说我到溪口，1月18日早晨由上海赶来会我。他问我这次南来要解决的问题，和见蒋谈话的经过，我告诉他了一些。他说：他也请求过让张回去，但没有得到蒋的同意，并说：“张不能回去，是暂时的事，以后有机会再说。”他又偷偷地问我：“西安他们要求政府改组没有?”我说：“张汉卿不能回去，军事紧张到这样地步，那件事就没有提出。”他问这个的原因，是在西安张、杨与蒋、宋谈条件时，说定改组政府要宋子文当行政院长，现在成了他最关心的一件事。我问他：“国家政策有什么转变?”他说他还没有听说。
我在1月20日乘专机经南京、洛阳，当天傍晚回到西安。到西安飞机场后，经东北军的军警督察处检查，把蒋给杨的那封信检查出来。杨虎城听到这个，就立刻召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双方高级军政负责人开会。会上首先读了蒋介石的信，然后由我简单汇报见蒋的情形。当时东北军方面到会的人员听了以后，都纷纷骂蒋背信弃义，骂蒋的信是“放狗屁”，说他想分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绝不能上他的当”等等。孙蔚如表示绝对不就陕西省主席职，十七路的杜斌丞看到东北方面人们的情绪，也表示：“张先生不能回来，我们大家要坚决和蒋介石拼命。”当天晚上大家吵哄一阵，没有结论，约定明天再次开会。散会以后，杨留我单独谈话，我把蒋谈话的内容和表现的态度详细汇报了一遍。杨听完了作了具体的分析，他说：“蒋是一手用军事威胁，一手用政治分化，首先分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是很清楚的，但他有打仗的准备。”又说：“蒋对红军确有顾忌，今后我们更应当拉紧红军关系，加厚力量。”最后杨说：“当前我们斗争的目的，在实现抗日团体的存在，而团体的存在也能监督抗日的实现，要求张汉卿回来和停止顾军西进，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我们还应当了解蒋和南京对结束内战实现抗日，究竟有无转变的准备?这是很要紧的，如果经过这次举动，把过去‘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改正过来，就是牺牲了个人，也是值得。否则蒋的错误政策仍旧不改，我们干的这一场，就毫无意义了。所以你应准备再去南京一趟，多找几个人谈谈，明天对这个问题再好好研究一下。”这时已到深夜，我就辞去了。
第二天(1月21日)杨虎城召集东北、西北两方面负责人开会，周恩来也被邀请参加。会上，杨把我去奉化见蒋的情形说了一遍，同时做了简要的分析。主张派我再去南京奉化一次。这次去，提出主要问题有三：即要求张回来，质问中央军为什么大举西进，看看蒋是否有转变政策的准备。这次开会，大家比较冷静，都表示同意杨的意见，这样就决定了我第二次南行了。
第二次去南京和溪口
1月21日下午，我又奉派乘飞机再去南京。此行主要任务是除要求张学良回陕，质问中央军西进外，还要观察蒋方是否还有变政策的准备。下飞机后，戴笠“招待”我住在中央饭店。我本打算了解些情况，他这一“招待”就被监视了。许多平素与我熟识的人，现在对面似不相识，深恐我去找说话，连累了自己。这样，非有人电话来邀，我不便出去看人。
首先，何应钦邀我谈话。他是要弄清楚西安方面这次要求的是什么问题，预先报告蒋介石，使蒋有所准备。1月22日，何应钦请我吃午饭，约了许多高级军事官僚作陪。何对发动事变，不信张、杨为的是抗日，而诬蔑他们是存心割据，那些官僚们也个个附和着他，对西安事变尽情地讥诮歪曲，表示对蒋的忠贞。其实，在西安扣蒋时期，何应钦独揽兵权，调兵遣将，准备轰炸西安想致蒋于死地，要取而代之。关于政策性问题，连何应钦也说不出一句正经话。
1月22日下午，于右任电话邀我谈话。他与杨虎城素有交情，我一见，他就发起牢骚，说：“西安事变一起，我亲自到了潼关，想往西安见虎城，那时候蒋先生还扣在虎城办公的新城大楼，要劝虎城把他设法放出，将事变的责任完全推在张汉卿身上，这样不但能使虎城摆脱干系，而且使虎城立个大功。不料想虎城把我骂了一顿，拒绝我去西安，使我碰了一个大钉子，丢了老面子。我对虎城实在生气，今后虎城的事，不要找我，我不再管他的事了。”
当时，我去看冯玉祥。冯与杨虎城有旧隶属关系，冯与我又很相熟，他一见我的面，高兴极了，拍着我的肩膀说：“虎城这个小伙子真有出息。”坐下，详问事变经过后，他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也是他的一贯主张，他恳切地对我说：“你在南京就得不到什么消息，都不敢说话。”他很愤怒地说：“蒋今后还有脸再打内战吗?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极明显的是，他怎么能够回来的呢?如果不收旧道，他在政治上还有一点信用吗?至于具体情况，我也弄不清楚。”他又说：“我不久往西安看看，请预先告诉虎城。”
陈立夫到何应钦处与我谈话。他伪装谦和，详问西安事变的经过和目前情况，但对于事变，不露个人一点意见。结尾，他给蒋介石大吹法螺说：“领袖是伟大的，什么地方也害不了他，什么人也不敢害他。”当时我问他：“国家政策今后有什么变化?”他一点也不谈，只答：“现在还谈不到这个。”
我两次到南京，飞机场上每次有新闻记者要我发表谈话，我预先准备的谈话稿，都是简单的一般情况，重要的问题没有谈过，因为一经谈出，可能增加谈判上的困难。我第二次到南京，杨虎城的老友《大公报》社的张季鸾也到机场会我，我当时和他约定，到于右任家作朋友私谈。20日，我们在于右任家谈了许多问题，他分析了当时国内情形和有关蒋的切身利害，他的看法是：“从此内战必须停止。”但他又说：“至由此引导到抗日的一途，就非常渺茫了。”
这次到南京访问的结果，对于蒋政策是否有转变的准备?没有什么收获。1月22日晚，蒋介石给何应钦电话，要戴笠明晨陪同我乘汽车经杭州去奉化溪口。
1月23日，我到了溪口，蒋立时延见。蒋问：“我的信交给虎城了吧?我的话告诉了虎城吧?现在他们怎么样?”我说：“信交了，话也全说到了，虎城和东北西北各军政负责人还在一起开过两次会，专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的结果，大家一致的意见，还是要求让张先生回去。”蒋一面摇头一面说：“我在西安上飞机时，张汉卿要送我到南京来。我当时不要他来，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听他来。他现在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你问问他是不是那样。他来南京的时候，由他也由我，但他来到南京以后，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了。”我上次来时，蒋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现在他又改变了说法，知道再说也无益处。于是就转到谈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蒋说：“顾祝同部西进，目的不在打仗，而是调度军队，恢复原来秩序。他们既然要我领导，我就有调度之权，如果他们不听国家的命令，我就要用军事解决。我就通知顾祝同，相机处理，因此，你们应当与顾接洽，什么问题也能解决，如果他不能解决，由他请示我。”他又盛气凌人地吹嘘他的兵力说：“如果要战，很短的时间就能消灭他们。”要把他的话，立刻用电报告诉杨虎城，劝他们不要自误。我又委婉地说：“他们极关心委员长对抗日的政策问题。”蒋听到这里，怒气冲冲地说：“虎城不学无术，不看我的庐山军训讲演集，不了解军训的精神，不懂得我的意向，怎么你们也不帮助他看呢?你们也不懂得吗?”最后他重复地说：“你切实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就一定对得起他们。”当时我连贯起蒋前后讲话的意思，是：在表明他在庐山时，早有“抗外”的准备，抗日是他早就要抗的，不承认因为被张、杨扣留后，才要抗的。至于切实告诉杨虎城只要听他的命令就一定对得起他们的意思，是在说：杨虎城如果拆散了西安团体，杨就能得到优待，西安事变中他的诺言也就算数了。
当时，我把同蒋的谈话和蒋的态度，用电报详细告诉了杨虎城。这个时候蒋直接给杨一电，陈布雷让我看了电稿，电报大意：要杨认清形势，中央一定要恢复原来秩序，劝杨听从命令，不要自误，并说他已经交顾祝同相机处理，若杨有实际困难问题，应派正式代表与顾商谈解决。其不能解决者，必须由顾转请解决，并劝杨当机立断，势已不能等候，能否同意?应速复电表明态度等等。
当时蒋留我两三天，候接杨复后，有话要我传达。同时蒋叫邵力子转告我，不要误会。我住在武岭学校，由该校的邓主任和戴笠“招待”。该校离蒋的住处很近，所以我与蒋的随员见面谈话。
当时蒋答应我去看张学良。张住在雪窦寺离蒋的住处很近，和他的爱人赵媞一起住的。我同张、赵、邵力子、戴笠五个人同桌吃过一顿午饭，那天因有戴笠陪着，不便讲有关重要的话，只有饭后离座，戴不在时，我同张才有机会说了一些话。张问我来此目的和西安的情况。我把西安坚决要求他回来，和蒋如何回答的告诉了他。张慨叹地说：“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我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估量除非全面抗日，而东北军那时还存在，要利用我在东北发挥作用时，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则是不能出去的了。”言下神色极为凄惨。当时张健壮如常，准许他在雪窦山附近游览风景，但未得蒋的允许，不准会外来的客。邵力子住在雪窦寺，帮助张学良读书，邵还能替张说些好话，给张一些安慰。张对邵说：“我亲自送委员长回京，是为恢复委员长的威信。我到京请罪以后，委员长若是叫我回去，表示特别宽大，这样一送一赦，岂非千古美谈；不料想委员长不叫我回去，以委员长之聪，何竟不见及此，但即使现在(那时)叫我回去，也还不晚。”张又说：“我送蒋先生到南京，完全出自我个人的心意。虎城曾坚决反对，因为我坚决要送，虎城无法，只得听我南来。虎城认为来了，假如不能回去，他维持不了那个局面。我坚持要送，是估计一定很快就能回去，没有想到蒋先生不让我回去。”由以上情况，可以证明：蒋先说张学良自己不愿回去，后又说别人不让张回去，全是骗人的谎言，是耍的诡计。
我这次到奉化溪口后，宋子文又由上海来访，问了我这次要求解决的问题。他说：目前情况张汉卿不能回去了，许多人还要质问他，他也已经问过蒋，这个要求是决不能办到的。宋子文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大概在这个时候，就是戴传贤和何应钦正在提议要军法审判张学良。我还问他国家的政策有什么转变?他说他还不知道怎么变呢?
汪精卫由南京飞到奉化看蒋，他是在欧洲听见西安事变回国的。我见了汪精卫，汪说：“西安事变是惊动世界的一件大事，张、杨虽然出自爱国热情，但是，假如当时在乱枪中把领袖(指蒋)伤害，中国的前途，还堪设想吗?”又说：“现在还想拥兵抵抗，这是很不对的，这次事变已经使西安人民受到‘惊恐’，从此应当服从国家命令，不可使地方再遭‘涂炭’”他表示关怀陕西人民，又伤惜邵元冲在事变中之死于非命。最后我问他：当前国家的政策将怎样转变?他答：“现在还不能说，怎样变动，必须由中央全体会议决定。”他说的中央全体会议是指当时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第三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而言。我问他的意思，是因为我听见说蒋和他要商议这个问题。
1月24日晚，蒋介石接到杨虎城的复电，同意派米春霖、谢珂为代表与顾祝同谈判。我同时亦接杨回电，说明已经同意派员与顾谈判，要我迅速回陕汇报后，转赴潼关协助。1月25日，我在溪口临行前，蒋又叫我谈话，他说：“我与虎城什么话也说到了，专看他能不能听话，保持他的部队的革命历史了。虎城复电已同意派人与顾祝同商谈，不过，他必须把真正困难的地方具体提出与顾祝同商洽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由顾请示我，我一定能给他们解决。以后你们不要再来直接问我了。还有最要紧的，是时机迫切，我不能再等，他应当派人以诚心诚意研究的精神，与顾祝同商洽解决，不得派人试探，贻误时机，这要他们自己负责的。你把这个意思切实告诉虎城。”等等。当时陈布雷对我说：“委员长去电词意迫切，要虎城表明态度，复电和缓，同意派代表与顾商谈，看这一复电，虎城有和平的表现。”
1月25日，我乘飞机回陕，当日到西安。杨虎城立即召集东北和西北各军政负责人开会，听取我第二次去南京和奉化的汇报。大家对张不能回来，感到失望。杨虎城认为蒋介石在政策上的转变是有所准备的，他同意冯玉祥的看法，蒋是不能再打内战了，他也了解了汪精卫说的政策如何改变由中央全体会议决定了。特别对汪住在奉化，引起注意，认为是蒋与汪研究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将如何转变的问题。杨作了以下分析后，即讨论与顾祝同谈判的问题。当时决定派我和谢珂(东北方面办公厅副主任)二人与顾祝同谈判。
我参加以上会议后，又单独向杨把蒋的话和他的态度以及在南京奉化接触人士的反应，详细汇报了一番。当时他的分析是这样的：“(1)蒋介石一定要重来控制西安，当前他还是恫吓，但他已经完成他的军事准备；(2)经过这次事变，蒋唯有停止内战的一途，至于能否导致抗日，那是第二步的事；(3)蒋对停止内战或者抗日，不承认是因为事变而转变的，我以为只要他这样做，说成是他自己主动做的，这有什么关系呢?谁还不明白这个呀!(4)至于当前的和战问题，我的意见是：我们备战的意义，是要想得到合理的和平。再说当前我们的内部，也唯有备战，才能团结，这种情形，当然不可告人。”当时西安主战的空气确很浓厚。我了解了杨的真意，出外交涉，就觉得心中有数了。
第一次往潼关
1937年1月26日，我乘汽车往潼关，谢珂已到潼关与我相会。顾祝同在一列钢皮火车上办事，他正在集合蒋家军官做出安排打仗的姿态。我和谢珂就和顾祝同在火车上开始谈判。谢珂首先发言，带着质问的口吻，态度很强硬地说：“蒋委员长在西安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既有诺言在先，军队就应东开，准备抗日，为什么中央军队反而西进?是不是又要来打内战?东北军和西北军对此都非常愤激，假如压迫太甚一定要打仗的话，我们是有准备的。”顾祝同说：“你们西安方面既然表示接受国家领导，就应服从国家的命令，国家有统一指挥调度之权。现在国家要你们撤除二华防线，中央军进驻西安，十七路军调驻渭河以北地区，东北军调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地区。你们不听国家命令反而在二华增兵布防，这就是不服从国家领导的表现，所以国家要进兵解决。”谢珂说：“在张先生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是不能再西进的。”那时，陈诚、陈继承、蒋鼎文等在旁嚷叫：“开始进攻就完了，还有什么谈头!”意在进行恫吓，我接着打圆场地说：“现在问题很严重，蒋委员长要我们直接谈判，我们应当好好地商谈。”双方谈来谈去，还是重复那些内容，最后双方归纳了具体意见如下：西安方面的意见是：张学良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不能入潼关。顾祝同的条件是：(一)西安方面的二华防线，立即撤除；(二)中央军一部开驻西安，由潼关至西安一线中央军长驻12个团；(三)十七路军移驻渭河以北三原蒲城一带地区；(四)东北军移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地区；(五)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按此即为甲案)。双方谈了三个小时，因相距过远，无法谈得接近，不过，双方同意了一点，即我们回西安请示。两天以内，尚可继续谈判。
第二次往潼关
当日我回到西安，将谢和我与顾谈判的经过详细汇报了杨虎城。杨的表示是：“我们发动事变的意义在改变国家的政策，只要国家的政策确有改变，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当我第二次由奉化溪口回来时，杨曾分析过和与战的前途，他就以为不能拿战争解决问题。杨因谢珂说话过于强硬，再去谈判，有不适宜处，决定改派王宗山与我再往潼关继续谈判。王宗山是杨部的参议，曾在黄埔军校当过外文秘书，也曾跟着蒋介石到过苏联作翻译，他与顾祝同有私交。1月18日，王宗山同我步行通过两方的防线到潼关顾祝同的办事处。这次会谈的开始，王与我和顾是先谈原则问题，即“用什么方式解决当前的问题?”经过商谈，双方一致同意：使用和平方式，不用武力，关于具体问题另由双方参谋人员在和平的基础上商定处理。这样，我和王宗山当日回西安汇报。紧接着，西安方面指派何柱国，顾祝同派他部的参谋长赵启禄，互用电话商谈，经过两天的电话会议，到1月30日商谈大致就绪。在商谈时，顾祝同根据南京提出的所谓甲、乙两案作了具体的说明。甲案的主要内容即顾祝同前提的五个条款。另外顾又提出乙案，具体内容是：(1)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2)十七路军调驻甘肃；(3)东北军调驻安徽；(4)红军仍回陕北。乙案是甲案的陪衬，甲案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还是集结的，乙案是分散的。因此西安方面倾向接受甲案。谈判最后决定采用，中央军进驻潼关，西安的部队由12个团减为三个团。关于划分军队驻地，移驻时间，军饷，指挥系统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共有三十余条款，商定签字执行。
以上商谈，只限于军事问题的解决，至政治问题，蒋允留待在中全会解决。
* 作者为杨虎城部驻南京代表。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