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
陈洁生
我在事变期间，供职原西北军陕西警备第一旅，在该旅第一团(以下简称“警一团”)作上尉书记，并兼任上尉政治指导员，随军参加事变，虽“官小职微”，但是亲身经历、耳闻目睹者，点点滴滴，不无可供参考之处。
事变前的一些往事
我早年曾与中共及“新党”、“第三党”等有过历史关系，多年在西安一直被国民党特务们所监视。1933年秋，曾被做过共青团陕西省委交通员的叛徒张培述诱捕至国民党监狱。为了“避嫌”、安全，于1933年由咸阳人侯平洲介绍到“警一团”作书记。当时的团长王俊，西安事变时，已升旅长，我仍留原一团。侯向王介绍我时，对我的政治历史，可能略有告知。
事变爆发前一段时间。某夜，我已就寝，王旅长召我至旅部，说：“你平时喜读书报，关心时事，对部队官兵思想情况，必所留意。”并嘱明晨一早，望去城内(该旅时驻西安西关外西大营房)见见米暂沉。暂沉你可能认识。我说米与我的朋友王希明，冯树人为亲友，但我还不熟识。王说：“你就说我要你去的，和他谈谈。”
第二天一大早，我正待进城时，忽然王又派人前来打招呼，说城里不必去了。原因何在?一夜之隔，去又不去，莫名其妙。看样子，事关重大，又不便细问，只好装在闷葫芦里。至早饭时候，旅部军处主任马生晖、团长申及智，先后又都告诉我，旅长说不让你去见米了?……我得知：马、申均有与间。但原因何在，人现未说，我仍不便诘问。后来才知与西安事变之发动有关。事情进行中，因发生泄密而急告中止。再后，至“双十二”事变爆发。
在西安郊区，调来调去，疲于奔命
在事变期间，警一团在西安郊区，先是由西郊的窑头村移驻东郊的韩森室村，其后又在北关的职志村、童家巷驻过。这一期间各个段落的具体日子，已无准确记忆，可是有一个日子，我则一直没有忘记，那就是1937年的2月2号。这一天我们正是驻在北关。忽然，城内听到枪声，城门关闭，很快就得到消息，说是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部属打死了。这件事对我来说，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
除在西安郊区，调来调去以外，有一天，奉调去咸阳。但是到了咸阳，当地系东北军防地，守军闭门不纳。我团官兵在城外旷野休息待命。谁知，领导向西安请示之后，得到的命令是仍回西安。结果，又莫名其妙地转身开回西安。再次驻扎在北关。情势变化，一部去陇县驻防，一部分驻湃阳。
上述记忆，涉及咸阳。使我又想到两点：其一，那天部队开去咸阳，未能进城，“二返长安”。说明当时情况混乱，军令间有不大统一。东北、西北两方面部队间，关系上毕竟是两个系统；尤其此时，张汉卿先生，南京被扣，王以哲将军遇害身亡，增加了困难。其二是，部队开去陇县，途经咸阳时，咸阳人民群众、店铺，对东北军当时军纪，挟其眷属，占用民房、商店，颇有厌烦不满。这说明东北军当时的处境，东北军、西北军能联合反蒋，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如何艰巨的事啊!
驻防湃、陇
当时的防地是：旅部驻在凤翔，担任凤翔、宝鸡地区整个防务；警一团团部驻在陇县城内，防任是湃阳、陇县西北接连甘甬固关的马鹿镇一线。
陇县县长，当时是冯树人，冯为我部开过欢迎大会。随后，由黄照临来接任县长。黄氏到任后，也曾经召开过各界宣传大会。会议上，申及智团长让我代表驻军出席，并讲了话。地方武装团队头儿是出卖过前西北民军总指挥杨万青“有功”的张培哉。
湃、陇防务，意在防范由甘甬南犯的“中央军”。不久，形势变化，“中央军”的李及兰部由甘甬向陇县移动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已回南京。“中央军”南来，人心不稳，包括申及智团长等对于形势与前途，从言谈神色上的表现，不无忧虑。申虽向我征询看法，问及各方“有识之士”，为何见解。
在这期间，忠于杨虎城将军的旅长王俊，可能担心北面防务以及一团领导的决心，特派旅部政治主任姚绍方来过陇县，而且向我说：“旅长让他一定要和我与中校团附张剑平两人谈谈，询问情况。”我当意识到：我和张与王历史较久；申及智团长是“黄埔生”，是韩光琦的姨表兄弟，为人又较文弱等等。为了谨慎，王专派姚作陇县之行的。
在李及兰部南下时，西安总部命令，让尽量“退避三舍”勿与发生接触与战斗，湃、陇防任，及时让出。警一旅全部开回西安了。
事后知道，遵照西安意旨，当闻知李及兰部南来时，王俊与王子卫副旅长还利用子卫与李在黄埔同期同学关系，写信致意，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共同抗日御侮云云。
撤离湃、陇，接任西安城防
警一旅整个调回西安去了。事变初步结束，顾祝同部队，由潼关西来，南京政府又控制了西安。宋希濂担任西安警备司令，给王俊以兼任副职。警一团奉命担任西安城防，初步情况是：“中央军”和警一团，分别各接守两个城门。逐渐才全部交给警一团的。警一团团部，最先驻在西大街旧民政厅内，后迁西仓门等处，一度与警三团驻扎西安的北教场营房内，一团在西营房，三团刘威诚团则驻在北营房。二团(王子卫兼团长)驻户县等地。就在这前后，经刘威诚团长的介绍，旅部的军医主任顾一鄂、二团书记赵茂华、三团干部崔一民、张岂然和旅部的韩文钦等去延安抗大学习。
警一团团长，在部队回到西安后，即由张剑平所任，申及智另有任用。原少校团附秦顺仁升任中校团附，以机枪连连长刘天照升任少校团附。
大局初定，特别是檀自新、冯钦哉等相继叛变之后，谣诼较多，包括：说孙蔚如统帅由十七路军改编后的三十八军，兼任陕西省主席，有受南京利诱、收买倾向。在西北军内部人事派系方面，原来说有孙蔚如，韩光琦是“测量学校”时同学，而申及智又是韩光琦之姨表兄弟等等传说，可能是有意分化中伤。所以警一团此时的人事变动，也自有其远因近素，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里插叙一下，我之兼任一团上尉政指员：西安事变期间，原来没有过国民党“特别党部”与政宣、政训机构的十七路军，也增设了一个政治处，处长是苏资琛。此时我有意改作政训工作，特别是政治处内，我的熟人还有崔孟博、赵树瑄、闵继骞等，任职之后，工作比较顺利。不料一天看见苏资琛处长时，苏说：“你们旅部政治主任，已发表了由姚绍方担任一团少校政指员，也刚刚派由樊铭枢去了。你愿意的话，就仍以上尉书记兼任你团一个“兼职不兼薪”的上尉政指员，和铭枢共同工作。我说：现已如此，只好这样。苏当天就发了一个上尉政指员的任命。实际上，事变时该处成立时间很短，此—兼职，我也就徒有其名。除了像上述在陇县代表团长出席有关会议，即席讲演以及到西安后，由于警一旅旅长兼任警备副司令，警一团担任城防，长安县县长是韩兆鄂先生，县府有会，还常请驻军派人参加，我也曾代表驻军去参加而外，实际没有作过什么。
大的胜利中的小失利
事变初起，真是举国欢腾。
“双十二”那几天，我这个一向带有封建主义、地域观念的人，也和当时西北地方朝野人士一样，虽然平时东北军、西北军官兵之间，不无矛盾，但对东北军，因为他们是“无家”之人，殊堪悯恤，毕竟有同情之处。但是南京来的一些人，统治陕西，以“开发”者(所谓“开发西北之士”)的架势，高踞于三秦父老之上，视祖国文化发源地的西北人民为“野蛮民族”。吴稚晖看见群众住着窑洞，说我们是“穴居野外，茹毛饮血”的人，把当地名贵食品“乾州锅盔”叫作“面砖”，欺人太甚。事变初起，有一天，我在街头行走，昂首阔步，挺胸急进，同行的一个同事说：“你这几天怎么胸脯越挺越高，腰杆儿越挺越硬了?……”我说：“不由人啊!该让‘陕西老赶’伸伸腰，舒口气了!”
谁知事变结束，虽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告成立，取得很大胜利，但是顾祝同一伙又来统治我们了，西北人民重罹浩劫；接着是十七路军被缩编成三十八军了；三十八军被调离陕西开赴抗日前线了；我们的警一旅，被编成“新二十七师”了等等。
关于警一旅被编作“新二十七师”，一度对王俊旅长与杨虎城将军以及胡宗南方面的关系亦如上述对孙蔚如先生的谣诼一样，间有闲言。但据我在警一旅防段的观察与了解，认为杨虎城将军对王俊旅长，十分信任，王对杨也一贯忠诚。加之，在被改编为新二十七师时，我虽已经离开，可是就同事们传说，有如下一些情况，亦可作为王、胡关系如何之参考：
一、改编之初，师长是由“黄埔生”张坤生充任，王仅一无实权之副职而已；后来虽然接任师长，但团级干部中和新派去的团长刘恩荫等经常公开散播：我们是“胡先生”派来监视王俊的；在此期间，辄见王终日“绕室咨嗟”忧郁不安。
二、王在中条山被炸阵亡，部属宁迨五等在山区寻觅，尸体已无法辨认，由于口中一只金牙尚在，确认后，背负、运回安葬。胡属左右，对于一个抗日阵亡的将领，此时犹造谣诋毁，说什么“其妻面无戚容，临丧不哀，情有可终。”王临阵逃亡。
由此看来，一个一贯忠于杨而受其赏识擢拔的人，能叛杨而投胡?似乎不尽符合情理。供各方参考。
事变后的若干年，在蒋、胡严厉统治之下，陕西北方的绅民群众，进步人士如杜斌丞、王任、李汉等，惨遭杀害，即令是与复兴社有关系的贾文郁、李丹符等，也都因为曾在事变期间，分别作过十七路军总部的办公厅主任和军法处长等，竟被长时期弃置不用，后来虽然给了一官半职，却又是阴谋报复，别有用心，借机下入牢狱。我以私人情谊，当时曾分别先后去新城“省保安司令部”、张家村“绥署军法处”以及太阴庙监狱里唱过“探监”、看望过他们，进行营救。往昔情景，今日尚且记忆犹新。
黑云压城，白色恐怖下，恭聆杨虎城将军最后一次训话
杨虎城将军由三原东里堡回西安了。有一天，他在新城剧场那个地方，召集全军上尉以上军官佐训话，我也去听。那天在场的，见有总部魏惜民、周梵百等人。杨将军训话中，昭告大家，仍说他是头可断，抗日救国的主张，至死不变。其临畏不惧，革命胆略过人之处，感人至深!解放前夕，不幸惨遭杀害。但其抗日精神，有功民族解放事业，浩气长存，将永远为西北军的部属、西北袍泽与全中国人民所悼念。
(1981年9月)
* 作者时任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一团上尉书记。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