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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空军的见闻回忆

白锦标


  西安事变时,我正在国民党中央空军第四大队工作。我是东北人,又是张学良将军的老部下,对东北沦亡,无家可归,时感亡国之痛,故对张、杨两将军所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主张内心是万分同情的,因而对当时的见闻还留有深刻印象。现回忆记录当时国民党空军方面的情况,供点滴参考。
  阎锡山对空军的拉拢及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1936年12月初,空军第四大队奉命调驻太原,协力傅作义将军抗击日伪(王英部)军对绥远的侵犯。当我们全队飞抵太原机场降落后,阎锡山特派他的空军司令钟某亲到机场料理一切、亲自招待。他代表阎锡山对我们表示欢迎,对我们的食住供应,均极丰盛讲究。我们同事中有人说笑话:“听说阎老西素性吝啬,怎么对我们这样大方!”广大队长高志航去见阎锡山报告到达时,阎亲自接见,态度客气异常,慰问备至。更使我们奇怪的是,甚至我们空军人员到太原街上下饭馆,饭馆都不收钱,饭馆老板满脸赔笑地对我们说:“都写在阎主席账上啦。”我们再三要求算账给钱,老板是绝对不收。我们到百货店去买东西,商店也概不收钱,这样一来,我们都不好意思再吃再买。这无疑是阎锡山预先布置的拉拢空军的鬼把戏。
  12月12日下午,太原已得到了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的消息,但当时大家都不明真相,谁也不敢说什么。空军深怕被阎锡山扣留,13日拂晓前,我们接到航空委员会的电令,着速离太原向洛阳集结。大队长高志航就向阎锡山报告奉命飞洛,并向阎辞行。阎锡山表示希望我们等西安情况弄清楚再移洛阳,高志航表示执行命令要即日飞走。阎看留不住,只好答应,并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身份亲到机场对我全大队官兵讲话。他讲话声音低沉缓慢,一口山西腔调,除了夸奖我们对陆军作战配合很好和表示招待不周的歉意外,对西安事变表示模棱两可的态度,他说:“西安的事情还没弄清楚,我非常关心,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张副司令是我的朋友,在真相没弄清前,我说不出什么,不过过去他俩的关系很好,我相信不久就能解决……”
  阎锡山讲完话后,用汽车给我们送来大批礼物,每人有山西织造草绿色哗叽军服料一身,山西织造俄式毛毯一条,“60年久存”汾酒两瓶和陈醋两瓶。同事戏谓:“这是以礼相送,不是用兵扣留。”可见大家都有怕被扣留的心情。直到这日(13日)飞机起飞到洛阳,才算把心放下。
  洛阳飞机场的见闻
  我们第四大队飞达洛阳金谷园机场降落。安排就绪后,各人都急于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纷纷向场上熟人探问。我大队官兵东北人占多数(大队长高志航、副大队长及二十一中队队长李桂丹都是东北人,高大队长和副大队长还是由张学良将军送到法国伊斯特航空学校学习飞行的),当时洛阳空军站站长王兴周、副站长姜X X和驻洛阳的中央空军部二大队副大队长孙仲华都是东北人,场上的地勤人员和经理人员中,东北人也很多。我们利用同乡同学关系就打听西安事变的实况。但所得到的答复,归纳起来只是很简略的几点:(1)蒋介石于12日拂晓以前在临潼华清池被张学良将军派军队逮捕了;(2)中央的许多军政大员都被扣留了;(3)国民党中央委员邵元冲,前宪兵团团长蒋孝先和蒋介石的秘书萧乃华被打死了;(4)在西安的与中央有关的军警武装都被解除了武装;(5)扣蒋原因是蒋不赞成抗日。也有人说得较深刻一点,那就带着揣测的口气,如说张学良将军在西安王曲办个教育团,轮调东北军现任军官受训,讲授的都是抗日的课程,还请了中共党员在团里担任讲课,受训的军官脑筋都变了,反对“剿共”,主张抗日。中央特务把这情况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亲到西安来迫使张学良将军继续“剿共”。张将军先下手为强才联合杨虎城将军发动这个事变,认为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又如有人说,这是张、杨两将军和共产党共同搞的,迫蒋共同抗日。另外还有些人,态度沉默,对问他的话,一言不发,摇摇头或咂咂嘴。当天晚上还得到秘密传说,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原接到张学良将军密电,叫他占领洛阳机场扣留飞机,解除洛阳军分校武装和截断陇海铁路交通以阻中央军西进。而黄永安却没有遵照张将军命令办理,相反却密报与洛阳警备司令兼军分校主任祝绍周。
  16日,由西安来一架送信飞机或送蒋鼎文的飞机,驾驶员是东北人,在飞行伞包子里带了一卷西安出版的报纸,我们拿到宿舍中,大家都争着看报。西安的报纸上大部分刊载西安事变的新闻,重要的有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领衔的通电,谴责蒋介石坚持其“安内攘外”政策对内连年打内战,而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却抱不抵抗主义,既失东北,又让长城,华北特殊化,察绥又告急,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舆论沸腾。而蒋介石一意孤行,到处取缔人民抗日运动,逮捕人民抗日运动领袖,近又调动几十万大军集结西北,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内战大屠杀。张、杨迫不得已,举行兵谏。还列举了停止一切内战,团结国内各党各派及一切力量一致抗日,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开放民众抗日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和抗日运动领袖等八项主张。西安报纸上还刊载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告全国军民书,内容宣布了蒋介石历年实行独裁压制民主对日不抵抗对内打内战,以致国土沦亡,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以及政治败坏贪污腐化的种种误国殃民罪状和拥护张、杨两将军扣留蒋介石和团结抗日的八项主张,呼吁全国军民一致响应。西安报上还刊载成立西北抗日军事委员会及该会任命孙蔚如、王以哲为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正副军团长的消息。西安报上还刊载蒋介石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等人被扣于西安的消息。还有一张西安报上刊载一幅漫画,画着蒋介石手扯一条铁链,链端锁着一条狗,狗身上写着何应钦的名字,大家看得都好笑。总之,从西安报纸上大家才比较明了西安事变的原因和真相,因此我们东北籍的同事们大多数心中感到热呼呼的,我们都同情西安事变,但是谁也不敢说出口。可是也有些同事(南方人居多)表示,不管怎样,西安事变是个以下犯上违犯军纪的事,说张、杨两将军是犯上作乱。
  由南京飞来的飞行员说,自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的东北籍军政人员过去与东北军有关系的多数被捕或被监视,连炮兵学校的教育长邹作华(东北军过去的炮兵司令)和陆军大学的东北籍学员都不例外。因此我们东北人听了,暗中都心怀不满并存有戒心。大队长高志航是个急性子,听了之后说,我是东北人,担任大队长怕有嫌疑,还是先辞职好,免得被动或出意外。他说着就去见空军司令周至柔,要求辞职并建议大队长由毛邦初升任。周至柔对高志航说:“你们全是委座的好学生,不要多心,好好干,西安事变与你们全无关系,我绝对信任你们。”高志航回来对大家说了一遍,大家也就不再议论了。但多数东北人心里仍是不平静的,内心中认为张学良将军做得对,有身在曹营心在汉之感。
  对西安作战中的驻洛空军
  洛阳和南京的消息是灵通的,从电报、报纸和南京飞来的人员传说中,我们得悉南京上层当权者们乱成一锅粥。蒋介石嫡系的党政军人员们都震惊失措,如丧考妣。除了疑神疑鬼乱抓乱捕外,宋、孔、陈等主张用政治方法,先救蒋回来,以何应钦为首的军人则主张对张、杨大张挞伐,意见纷纷,不一而足。蒋介石平素视为“近卫军”的总队队长桂永清,更为好战,为表示他对蒋介石的忠诚,没奉命令就自动率领全队西上,扬言去“救护领袖”。接着南京以何应钦为首的媚日反动派对张学良将军加上许多什么“劫持统帅”呀,“犯上作乱”呀,“勾结共匪”呀的“罪名”,并在行政院会议上通过了免去张学良将军军职并下令“讨伐”,何应钦自任“讨逆军”总司令,派顾祝同、刘峙分任东西路“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调集各地中央军日夜不停地经陇海铁路向西运输。由于东北军炮兵第六旅旅长黄永安叛变了张学良将军,投降了南京,以致没有破坏陇海路交通,又由于十七路军的军长冯钦哉叛变了杨虎城将军投降了南京,以致把潼关天险防务撤除(冯军原驻临潼关),因而何应钦所指挥的中央军得以毫无阻挡地进入潼关,进而占据华阴、华县,对渭南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攻击。
  在何应钦指挥中央陆军陆续西进的同时,国民党空军也奉何应钦的命令在洛阳集结了空军主力,以洛阳机场变成空军战略基地,空军司令部也从南京进驻洛阳,司令是周至柔,副司令是毛邦初(蒋介石内侄),他俩共同担任了指挥空军协力陆军对西安作战和单独进行战略轰炸的任务。
  洛阳空军机队除了原驻的第二大队和我们由太原飞回的第四大队外,还由南京调来第三大队,由南昌调来第一大队,另外还有一些直属于空军总部的通讯、运输等特种机队。
  我们第四大队是驱逐机队,下编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3个中队,每中队有美制霍克式驱逐机九架,另在大队部有大队长副大队长参谋等乘用机和预备机六架,共是33架飞机。大队长是高志航,二十一中队队长是李桂丹(东北人),二十二中队队长是毛云初(毛邦初的亲弟),二十三中队队长是黄光汉(航空委员会委员黄秉衡之弟,广东人)。第二大队是轻轰炸机队,下编三个中队,每中队有轻轰炸机九架,大队长是王叔铭。第三大队也是驱逐机队,编制和装备与第四大队相同,队长是王兴元。第一大队是混合编制。驱逐机也能挂小型轻磅炸弹实行轰炸,但以机枪扫射为主。由于洛阳机场集结如此多的机群,故这几天以来机场上此起彼落,活跃空前,隆隆之声,昼夜不停。周、毛二人为了鼓励空军人员替他们卖力,把平时每人每月12元的伙食(12元的伙食,已经是鸡鸭鱼肉都有了)骤增为每人每月30元。并还适应各省籍空军人员不同的口味和嗜好,在开饭时食堂还单派人手托大盘,上有辣椒、大葱、大蒜、糖、酱、醋等等到各桌任人选用佐食。
  周、毛二人按飞机性能分配各队分别担任侦察、扫射、轰炸、通讯、运输以及随时协力陆军作战的任务。我队是担任巡逻和扫射等作战任务,但执行任务时也挂少量炸弹。第二大队是担任战略轰炸任务,西安和渭南以及陇海两段车站的几次轰炸,都是该大队干的。其他各队任务记不清了。
  我队在执行任务中,曾搞一次自炸自的严重事件。12月17日(或18日)我大队奉令起飞到华县渭南间地区作战,如遇敌军活动,即予扫射轰炸。飞至华县以西,发现地面路上有军队纵列。机群在上空盘旋时,地面部队也不铺布板信号。这天的飞行编队是二十二中队在前边,该中队长毛云初飞在最前,他发现上述地上目标,又没铺布板,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令扫射和轰炸,其余两个中队便也跟着扫射、轰炸起来。谁知被炸的并不是西安方面的部队,而恰恰正是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伤亡甚重。桂永清即时用无线电话向洛阳空军司令部报告被射炸伤亡情形并向周、毛质问为何炸自己的部队。毛邦初接到桂永清电话时,第四大队尚未返航,毛邦初迫不及待地亲到机场跑道等候。等我机队降落,大队长高志航才出机舱,毛邦初就大声高呼:“高志航,你们怎么把教导总队炸啦?”高志航回答说:“我没有炸教导总队,今天是毛中队长领队,你问毛云初。”毛邦初又问毛云初,毛云初说:“我领队并没炸教导总队,是炸的没铺布板的目标。”毛邦初一看是他弟弟闹的乱子,不好再追问下去,生气而回(按空军战斗队形,大队长在飞行编队时,可以在大队最前面,也可以在大队的翼侧,监视和指挥)。回到宿舍,高志航偷偷对我说:“我早防备这一手,所以我在飞行编队的翼侧,叫毛云初在前面,如果是我领着炸的,有袒护东北军的嫌疑,那还不得砍头!”后听说桂永清对此事一提出质问,还是毛邦初请求宋美龄(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向桂永清缓颊,才不再追究。
  12月16日,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以前也充任过张学良将军的顾问),由南京经洛阳飞西安晤会张、杨两将军和蒋介石,端纳由陕回京又带着宋美龄、宋子文经洛阳飞陕,我们都闻知此事,传闻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可能,但详情不悉。12月21(或22)日,由西安飞洛阳一飞机专送蒋介石的亲笔信①。毛邦初接到蒋的信,当时就集合机场的空军军官宣读,信的大意是:“敬之兄(何应钦字):事已好转,不日即有端倪,请兄速令空军即日停止轰炸。中正手令X年X月X日。”②这信一经公布,机场工作人员的精神马上弛松下来,机械士推出的炸弹,有的已经挂上飞机,有的还放在运炸弹车上未挂。如果不去轰炸,自然卸下来。但是上级却没有明确指示,因而挂上的也没卸,未挂的也未再挂,有的就坐在飞机翼下打扑克,有的互相嘁嘁喳喳小声说话。有人说:“这自杀自的仗可打完啦!”有人说:“我早不想干这无味的活了。”约2小时后,空军司令部突然又宣布各大队作战任务照常执行。原来周至柔用电话向何应钦报告并请示,何应钦不理蒋介石的手令,命令周至柔照旧轰炸。命令宣布后,机场上又响起震耳欲聋的飞机马达声,机械士又被迫把炸弹一颗颗挂在机肚下边。我记得这天是星期六,次日是星期日。大家都希望过一个愉快休息的假日,不料想这日(接蒋信之日)下午还是奉令去侦察炸射了一下午,次日(星期日)也不让休息,又奉令侦察炸射了一天。大家(尤其是东北人)感到这种自杀的轰炸扫射没道理,但又迫于命令不得不去炸,在执行轰炸扫射任务时,就不一定对准目标,马马虎虎地把炸弹丢下或把子弹放射出去就算完成任务,这种做法成了多数飞行员不约而同的做法。
  在毛邦初宣读蒋介石给何应钦的手令后的两小时后又宣布照常执行轰炸任务的时候,大家心中都有一个暗暗的问号:“怎么,何部长不遵照蒋委员长的手令呢?”但当时谁也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后来才听到传说,何应钦乘蒋介石被扣的机会,阴谋夺取全国最高军权,用“讨伐张、杨,以正纪纲”的表面文章对陕西大举用兵,实则暗中是企图以此触张、杨之怒而杀死蒋介石。又听说何应钦还密派亲信到各实力派方面去拉拢活动,便为己助。又听说何应钦还急电促汪精卫由意大利返国,共同夺取军政大权。
  这里附带说一下,西安事变期间,在洛阳听到的南京航空委员会的情形。航空委员会是蒋介石自兼委员长,委员是周至柔、陈庆云、黄秉衡、毛邦初、曹保清五人,宋美龄是秘书长。蒋介石平时不到会时,一切都由宋美龄代行。蒋在西安被扣后,航空委员会对下发出的公文就没有蒋介石的名了而改用五个委员署名。航空委员会最肥的缺是第五处,该处掌管财务,凡对外购买飞机和一切航空器材的款项均由该处经手,这些款项都是大笔的外汇,回扣和各种油水极大。该处处长王家骧是宋美龄留美的同学,因有此裙带关系,宋对王平时极为信任,王亦有恃无恐,明目张胆地贪污。平时,会内多对王侧目,但由于宋对王的袒护,谁也怒而不敢言。蒋被扣后,宋美龄这个庙也不灵了,会内把王家骧实行看管,令其交代清楚所经手的全部收支财务。听说宋美龄飞西安见蒋时,还为此事向蒋哭诉过一回,她还把何应钦不利于蒋的做法也向蒋陈述,劝蒋勿再过于顽固,接受张、杨两将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要求。
  张学良将军亲送蒋介石赴南京经洛情形
  12月25日上午,由西安飞来一架飞机传来密信,说蒋介石将于今日午间经洛阳飞回南京。这个消息一下子改变了洛阳机场的紧张空气。机场立刻停止了一切作战准备工作,改为忙着布置迎蒋的场面。仪仗队由驻在机场的教导总队的一个中队担任(洛阳机场的警戒和保卫是由教导总队一个大队担任的)。全体空军官兵也都脱去了飞行服或工作服而换穿了整洁的军常服。洛阳军分校主任兼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准备了一些迎蒋口号,用油印印好发交各欢迎单位,准备蒋到时呼喊。这些口号中有不少是骂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空军和陆军的军官都排队站在机场迎候。
  是日下午,由西飞来一架巨型飞机,快到机场上空时,我们已认出这是张学良将军一向乘坐的波音机。波音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周降落。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停止后,机门一开,第一个下机的是宋美龄。宋下机后立即喊:“祝绍周过来!”这时场上正奏着欢迎军乐,欢迎队伍正对飞机行注目礼。祝绍周立即跑过去向宋立正敬礼。宋大声对祝绍周说:“委员长命令,不准欢迎队伍喊任何口号,也不准乱动,你赶快通知!”第二个下飞机的人是出乎欢迎者意料之外的,竟是领导兵谏执行扣蒋的张学良将军,第三个下机的才是蒋介石,他披着黑色斗篷,带点弯腰驼背的样子。蒋介石下机后,并没对欢迎者多打招呼,只对张学良将军连说:“汉卿前边走,汉卿前边走。”他说着还用手示意,像主人让客的样子。这时,由于张学良将军的突然出现,把全场的人都惊呆了,都心里暗想“这是怎么回事。”由于祝绍周的紧急通知,场上也没喊出任何口号。在寂静的气氛中,蒋、张、宋同乘上由空军大队长王叔铭亲自开的汽车,直驶洛阳军分校官邸去了。
  迎蒋散场后,同事们又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说:“不管怎样,能和平解决就好。”有的说:“一定是蒋委员长听从张学良团结抗日的意见了!”有的说:“张学良真是汉子,扣蒋、放蒋、还敢亲身送蒋。”还有人小声说:“这是唱一出‘捉放曹’呀。”
  我在南京的见闻
  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到洛阳的那天(12月25日)下午,我大队奉命移驻南京,我和刘X X奉派于当晚飞南京大教场机场布置我大队移驻南京的各项准备。
  蒋介石飞到洛阳的消息传到南京。当夜南京军政警主管机关就连夜布置接蒋的欢迎场面,街道上都悬旗挂彩,警察还传令各大商店放鞭炮表示庆祝,闹得大街小巷喧腾通宵。次日(26日)一早,南京明故宫机场就布置了警戒,担任警戒的士兵都全副武装,持枪面外,做准备射击姿势,还有摩托车驰驶巡逻。看热闹的人很多,但都被武装士兵阻止,不准接近。何应钦、孔祥熙以下的南京重要文武官员也都齐集于机场迎候。约上午9时余,蒋介石和宋美龄所乘的飞机由洛阳飞来,我大队长高志航率驱逐机9架尾随护航。蒋机降落的情形,我因不在欢迎之列,就看不见了。蒋介石及欢迎者乘车离开机场后,周围警戒并未撤去,似乎戒备得还更严些。又过了一小时许,张学良将军自己架着波音机也在明故宫机场降落,张将军下机后就乘汽车直驶北极阁山上宋子文公馆去了。北极阁山由于张学良将军的临时驻节,山麓各大小路口都布满了武装岗哨,形同禁地。我是张将军的旧部,当时很关心他,曾驾车驶行于山麓,企图看看情况,被宪兵禁阻而返。
  张学良将军自到南京之后,他的真正情况如何,就完全与外隔绝了,而社会上所传的马路消息都是对他不利的,如有的传说蒋孝先的老婆行刺张将军,有传说他的其他仇人要找他报仇,有传说国民党的顽固派军政党分子主张严办张将军……,传说纷纭,不一而足。
  在西安事变中被打死的邵元冲、蒋孝先、萧乃华等在蒋介石回到南京不久,也装入棺材运到南京,停放于谭延闿墓的旁边。我曾到谭墓去看,五口大棺材在谭墓旁边摆成一列,棺首用金字题书姓名,蒋孝先和萧乃华还被追赠为陆军中将。去看的人很多,这也增加了对张将军不利的气氛。
  关心张将军的人暗地抱怨张将军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太大了,何必亲自送蒋到南京,自投险地。我还听过从洛阳来的洛阳军分校教官赵鹏飞(东北人)告我以下的一个情况,当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到洛阳后,在洛阳军分校官邸中,蒋介石劝阻张将军再送往南京,对张将军说,你不必再送我到南京,你到南京对你会没有什么好处,你还回西安整理队伍,张将军说:“我决心把委员长送到南京,以维委座威信于全国,只要对抗日有利,我什么也不怕!”
  后来报纸上刊载了南京政府组织所谓军法会审,审判张将军的消息,后又继续刊载张学良将军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蒋介石下令特赦的消息。
  蒋介石离南京去奉化,张学良将军仍留住南京宋子文公馆,惟消息隔绝,外间人都不知道他的情况。直到1937年1月上旬某日,我在南京大教场机场工作,上班后时间不长,我大队的小队长郝鸿藻(山西人)以极神秘的神情喊我。我到他跟前,他小声说:“我告你一个机密的消息。”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航空委员会的密令,上写:“张学良乘他的私人波音机飞往奉化,着该队长率驱逐机三架在张的波音机上空800公尺瞰视,如该机掉头飞向西北,击毁,并报。”郝鸿藻对我说:“这是你们东北人都关心的事,咱俩最好,所以给你看看,可保密呵!”我当问郝鸿藻:“你打算怎么办呢?”他说:“没法子,只好照命令办事。”张学良将军的波音机是从明故宫机场起飞的,郝鸿藻说完就走向机场编队起飞,三架驱逐机成V字形掠空而逝。约一个多小时,该三架驱逐机已飞返降落。我赶快问郝鸿藻:“怎样啦?”郝鸿藻说:“波音机已安全降落,你放心吧。”从此以后,张学良将军便被口是心非的蒋介石禁锢起来,张将军以后的情况对外间人来说,便成为一个谜了。
  (陈子坚整理,1965年11月)
  * 作者时任国民党中央空军第四大队飞行员。
  ① 1936年12月17日,蒋介石在西安给何应钦写信,当日交蒋鼎文带回南京。
  ② 蒋介石亲笔信全文是:“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来,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