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在洛阳所见
徐稚兰
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说是为了避寿(当年10月31日是他50岁的生日)，从南京飞到洛阳。过了他的生日后，一直住在西工东花园(是洛阳军分校给他准备的行辕)。到12月上旬，才又去陕西督促张学良将军向陕北的进“剿”。12月12日，在西安被张学良将军扣起来。
当日洛阳方面还不知道。那时我在洛阳军分校练习队当少校队附。13日清晨，主任祝绍周(当时洛阳军分校的主任兼巩洛警备司令)给我们队长傅湘临来电话，要他赶快到校本部去，语气很紧张，我不知是出了什么事，也为之纳闷。过了约莫半小时，傅湘临回来了，面色暗淡，急忙找我说：“张学良‘叛变’了，在西安把委员长扣起来了，情况还不十分清楚。现在洛阳驻防的炮兵第十旅，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他们的态度还不明确。你立刻率领第一连到飞机场去担任警戒，先确保飞机场的安全。其余的连队，在学校周围布防，对炮十旅要取监视态度。”我当时听到后，也吃了一惊。匆匆带了第一连出发，在飞机场周围布置了严密的警戒。
这个消息当天在校内传遍了，忠实于蒋介石的黄埔系的军官，都非常愤恨张学良将军，甚至有主张把张学良派来的一批军官(当时张将军是以校务委员名义督训洛阳军分校，并派来副主任刘海波等一批二十余人的军官到校实际工作)赶走。因炮十旅的黄旅长已向祝绍周表明了态度，并把张将军要他占领洛阳飞机场的电报也交出来了，他表示决不听张将军的“乱”命，愿听祝的指挥。这样一来，洛阳的紧张空气稍微缓和下来。所以对学校的内部少数东北军官，也不去过问了。同时他们也都表示说张将军做得不对。但对于戒备方面，并未放松，从当天起洛阳军分校军官训练班和军士教导总队的学员和军士，每天以野外演习为名，都全副武装，把队伍围绕西工周围散布开，也不远离，实际还是对炮十旅不放心暗中监视。
14日上午，蒋介石的顾问端纳由南京飞到洛阳，当即同西安张学良将军通电话，要求准许他飞到西安去，得到张将军的同意，随即乘原机向西安飞去。15日，端纳由西安返回洛阳，祝绍周向他问明西安情形后才向大家宣布说：“委员长在西安很好，大家放心。”原来蒋在西安被扣后，究竟是死是活，没有一个真实的消息，所以大家都非常担心，今由端纳亲眼见过所带来的消息，当然比较可靠，大家才感到略微放心。那几天大家都以这件事作为谈论的中心，认为张将军是受了共产党的“毒”，果真他要是与陕北的共军联合起来，那委员长就很难有救了。激进一点的人，主张马上调兵去打；稳健一点的人，主张不要操之过急，逼得张将军挟着委员长向陕北去靠拢。说来说去，究竟如何是好，都毫无办法。16日，端纳由南京飞洛，随即同飞西安。
那几日南京方面调兵遣将，准备对张将军施行“讨伐”。军校教导总队长桂永清更迫不及待，不等命令就率全总队的士兵首先经过洛阳西开，向驻华阴、华县的东北军防地进攻，同时又有大批飞机开到洛阳，这几天虽然连日在下大雪，而每天仍然是分批编队起飞，向华县、渭南、西安等地去轰炸，隆隆的机声，终日不休。
21日，宋子文、端纳由西安返洛，在洛阳没有作多久的停留就回南京去了。听说这次去商谈，没有什么结果。这时何应钦等主张赶快进兵，宋美龄、宋子文等怕对蒋不利，主张另外寻求解决的途径，不要用兵力压得太厉害。两方面各自为自己打算，慌乱一团，莫衷一是。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由南京飞洛，照例先得到张将军的同意后即飞西安。这几天消息比较沉寂。在洛阳军校，一向花天酒地的一些黄埔系军官，这时好像失去靠山，都愁眉不展，无精打采起来。
25日下午5时，祝绍周接到西安电话，说是委员长即将飞回洛阳。这个消息，祝绍周仅通知了航校主任王叔铭，所以到机场去迎接的，也只有他同王叔铭几个人。天都快黑了，仍不见飞机的影子，大家担心这件事起了变化，又发起愁来。直到6时左右，才隐约地听到西方有飞机的声音，3分钟后，果然有一架飞机飞临上空盘旋了一圈，即在机场降落，舱门打开了好久，蒋介石始由两个人架着走出机舱。这时祝绍周、王叔铭等都是眼眶含满了泪，毕恭毕敬地向他举手敬礼。蒋身着长袍马褂，弯曲着腰，状甚狼狈，面带假笑地频频点首。对祝绍周说：“副司令(指张学良将军)也来了，你照拂一下。”他就登汽车到东花园。这时校内的人，看到天都黑了，由西安来一架飞机，都来打听，知道是蒋被释回到了洛阳，都喜出望外。有人立即放起鞭炮庆贺。从西工东小街传到城内。一时洛阳全城鞭炮声大作。好像万事大吉，欢乐的声音，冲掉了两周来的死闷空气。蒋原住在东花园时，是由他自带的一个卫士排担任警卫的，这个排在事变中被消灭了，所以这次回来时，只有由我们的练习队派兵来警卫。
校内的一般黄埔系军官，知道蒋回来了，都蜂拥到东花园，要求亲见蒋一面。又知张将军也住在里面，想冲进去当面辱骂一番。我是在那里指挥警戒部队的，怕这样闹起来出了事我负不起责任，当即报告祝绍周，祝绍周叫我向大家说：“委员长太疲劳了，需要休息，不能见大家，大家要见，明日上午再来。”经再三劝说才散去。26日上午9时，蒋即飞回南京，我们都列队在东花园外送他。蒋仍由人搀扶上车，宋美龄紧跟在后面，张将军也随后出来上车，在队伍中有些无聊的人向张将军发出嗤鼻的声音，使张将军当时非常难堪，急忙登上汽车走了。一场轰动全国的西安事变，就此告终。在洛阳的情形，我所见到的就是这些。在这半月中，南京方面是以洛阳作为营救蒋的前站，要人往来频繁，彻夜开会商讨，因我当时职位尚低，未能参加他们的会议，其内幕情形，尚不能完全了解。
(1963年3月)
* 作者当时系洛阳军分校练习队少校队附。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