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的空军动态
张有谷
我原来在成都任驻川空军指挥官，归行营主任贺国光指挥。1936年夏天，奉命率领空军一个队去贵阳由顾祝同指挥，对付两广事件，驻了二三个月，两广事件解决。10月，奉命来到西安，改任西北“剿总”空军指挥官，归张学良指挥“剿共”。
一、西北“剿总”空军的组成及其思想动态
西北“剿总”空军为：空军第五队(三、五队合并)，空军第六队，空军第十二队。以上都是配备侦察轰炸两用机，每机有前后机枪各一挺，可携带50磅以内炸弹10枚。还有空军二十队，系新成立的，配备低空扫射兼轰炸，可以压迫地面敌人。
队长为张毓珩、王伯岳、安家驹、刘超。十二队分驻兰州、西安。
那个时候我们都误认为蒋介石是中国惟一救星，除二十队成立不久外，其他各队，都是从江西，经长沙、贵阳、重庆、昆明、成都到西安的，任务是“剿共”。
蒋介石是对空军寄予很大希望的。晏道刚曾告诉过我，蒋每天都要问一次空军侦察共军的电报。同时，他又用金钱收买空军，当时空军的薪金比同级陆军高两成。在“剿共”空军中，每飞行一小时发给奖金二元，事故死亡抚恤金二万元。来西安以前，执行侦察、轰炸任务时，从来没有一个飞行员推托过。到西安后，思想有些波动。原因有三：一是从江西到西安的四年中，因事故和被红军击落的飞机，几乎每队都有。江西兴国二机相撞死四人(三队二人，五队二人)，湖南道县被红军击落俘虏二人(三队)，雅安附近死二人(六队)，灌县西北山沟内死二人(三队)，四川松潘死一人(五队)，陕西固原死一人(六队)，宝鸡机场死二人(三队)。这些人大多是年纪轻、技术较好的飞行员，有几个还是队长、副队长，不可能不影响到生者情绪。其次是打了几年仗，追了五六省，前途渺茫，何年结束，毫无希望。第三，来到西安后，受到东北军队的影响，内战不如抗日，死也值得。因之，在执行任务上，不似过去争先恐后，而是借口家务或身体不好，半推半就。
从一件事情上很明显地看出来。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在洛阳打电话要我马上飞去面授机宜：“限空军部队三天内作好去绥远援助我陆军抗日部队的一切准备。”我回来传达后，不到两天就全部完成了。而且飞行员表现很积极，成天制图，划航线，找出地面目标，研究地形地物，计算分段飞行时间、耗油量等，没有一点懒洋洋的气氛。而且经理部门赶制飞行皮衣也完成很快。可是三天过去了，七天又过去了，一直没有下文。光打雷不下雨，为什么?不知道!现在来看，很易解释。假抗日，真反共。弄虚作假，表里不一，是蒋介石的特长。
二、西安事变时的空军情况
12日清晨，当蒋介石被捉回西安后不久，洛阳派了一架“摩斯”小教练机，由飞行员谢郁青飞到临潼迫降田地里，准备接蒋回洛阳。这个飞行员被带回西安。
我租西八路一家房屋住家，每天清晨去机场工作。12月11日半夜，被机关枪声惊醒，当时还以为是军事演习。12日凌晨，照例乘车去机场，从北大街南驶时，钟楼方向跑过来了几十个军人，边跑边向我们车子打枪示威，我令司机马上停车。他们见车停了就停止射击，并跑步前来搜身。恰好那一天我们都没带枪。他们说：“街上已禁止通行，你们不准走!”我和参谋、司机三人到西侧住家敲门，没有一家吭声，闭门不纳，只好到附近的澡堂(当时仍在营业)洗了个澡。外面戒严，不知何故?洗完澡后，大约是上午7点钟，从门缝中看外面有人撒传单，司机出去拾回两张。我们一看，乃是张学良、杨虎城的“八大主张”，这一下我才放心了。杨虎城和我在南阳已见过两次面。大约是1929年前后，我那时是航空第一队队长，奉命派飞机去接杨来开会。因南阳没机场，要在沙滩上降落。沙滩上还有长途电话线及电杆，派别人我不放心，只好自己去。会毕又送他回去，认识了王菊人、李振西，还有一位副官等人。因此，这次不会有大不了的事。当未看到传单时，还以为是张、杨火拼呢!
当时谣言很多，也不想去多思考。大概约8点钟，我们从门缝看见街上稀稀拉拉已有行人。为了安全起见，参谋、司机都劝我借了澡堂里工人的一件衣服穿了走回家去。车子已被军队拉走了。中途碰上我的妻子，她正往南来找我。我们一齐回家后，电话要不通，只好在家中坐以待夜。傍晚，我们一家子都到隔壁上海人家去躲避。半夜，有十多个军人到我家找我，并鸣枪，问我到哪里去了，佣人回答不知道，又打了几枪威骇。但还是说不知道，最后走了。
13日，我步行到西门里路南一位机械员家内暂避。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天，我们指挥部军需来找我。他说，夏舜卿厂长要他转告我，快出去见杨主任，杨在找我。不出去，清查出来就不好看了。这时我已知蒋介石被扣。我考虑了一下，先到夏家，再由夏领我去见杨。到新城见过杨虎城后，他把实际情况告诉我，并要我去见张学良，他们都要我出来掌握空军。原来事变后，张已派了一个东北航校毕业的张至善去领导掌握。不料被一个东北籍的飞行员安锡九以试飞为名起飞后就飞跑了。因此，张、杨都希望我出来。我当时的思想是：为了保存这几十架全国人民“献机祝寿”买来的飞机不遭破坏，为了多年在一起工作亲如兄弟的飞行人员的安全，没有话说，慨然允诺。其实也不能不允诺了。
从此，我夫妇二人都在夏厂长家里吃、住。还给拨了一辆汽车，派了一名警卫兵。我在空军是从来不用警卫兵的，很感别扭。我先到钟楼东面的花园饭店去看一二十个飞行干部，他们领到两张通行证，每天可以外出两人游逛。在家里的可以打麻将，警卫不那么紧，已有几个逃跑了的，也没追究①。再去看留在机场营房里的飞行、机务人员，并检查机场内飞机，都已将汽油润滑油放尽，暂时不能使用了。
14、15、16日这几天，洛阳两次派了一个大队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低空通过机场及营房，西安的飞行员和机械员都到屋外挥手致意。
17日，奉张、杨令，我送蒋铭三去洛阳(可能是蒋铭三指名要我去的。因为在江西有一次我从广昌送顾祝同去福建了解蒋铭三那一路军的情况时，飞机发动机坏了，在“庙前”地里迫降，人机平安。也许是张、杨认为我去了回来的可能性大，这就无从证实了)。在西安机场临起飞前，张学良上飞机对我说：“你一定要回来报告平安到达，我点头示意。他下飞机后，蒋铭三又告诉我：“天气不好时，只要过了潼关，宁可迫降，也不要飞回。”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有什么任务这样紧急，后来才知道他是带蒋介石要何应钦停止行动三五日的信去。当天过潼关后，云层很低。幸而超低空贴地飞行通过一个山峡后平安到了洛阳。
那时我的思想是：不能再打内战了。同时为了几十名飞行员几百名机务人员的安全，虽然我的妻子曾劝我不要回西安，我还是第二天就飞回来了。
在洛阳会见了空军部队的领导人毛邦初、邢剑飞，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毛是蒋介石第一个夫人毛氏(在浙江被日本飞机炸死的)的侄子。邢是东北航校毕业生，在国民党空军和我一起工作很久。我们谈了不少话。因为我对张、杨的政治见解很少知道，只说及蒋介石的安全问题；还说到陈诚、陈继承、陈调元、万耀煌、邵元冲等在西安惟一的最好的西京招待所(1961年我转业来西安时已成为省政协的所在)，里面所谓中央大员的情况和笑话；谈到12日清晨洛阳派去临潼迫降接蒋的小飞机和飞行员的情况；也谈到西安飞机已全部漏尽汽油、润滑油，我今天飞来的飞机是临行前才加的油等等。他们说：“那我们就不再去轰炸飞机了。”在洛阳住了一夜之后，次日飞回西安。到西安着陆下滑通过西城门楼上空时，突然听到机枪响了几声，飞机一根钢绳被打断了。着陆后，经机械员检查机翼上有七八个枪眼，庆幸人未受伤，飞机问题不大。后来才知道是西城门楼上防空部队未受过飞机识别的教育，误认是洛阳飞机而发射的。我当时想，即使受过识别飞机的教育，在那时洛阳、西安飞机形式一样的情况下，很难辨认清楚。因此，没有追究。
从洛阳回来后，到东门附近一座小楼上向张学良报告情况，他很高兴，临行还要我参加他的组织，我口头上答应了，实际没有行动。因为1927年我由云南到南京航空署时，政治部发给一张入党申请书。我们同学三人都填了交去，过了二十多天，又发了一张叫填，说前一张遗失了。那时年轻气盛，加上南京空军飞行员都是北方飞行员，是从孙传芳东路航空司令部接管过来的。他们天天骂政治部是卖狗皮膏药的，说他们口是心非，靠骗人过日子，我就永远没再写第二次申请了。因此，对张学良的嘱咐，没有在意。
张学良送蒋介石走后不几天，我也回南京向周至柔报告一切。此后，我先是奉命将西安空军各队编成空军第六大队在蚌埠训练特技，不到几个月，又调航空署任参谋处处长。抗战初期空军成立总指挥部，调任参谋长，从此走上抗日前线。
关于周恩来到西安，我不知道详细情况。因为夏舜卿厂长和周在法国相识，夏在西安西城南面有一所房子，还挖了一个地下室，可能是给周预备的。夏曾特意邀我去看那个地下室能否抗百磅炸弹的爆炸。可是他自己住在新城南面，什么也没有准备。
周恩来回延安，是我们派了一架“可塞”机送去的，飞行员是祝葆卿。临行在机场还留下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我一直保存到1961年转业来西安路过北京时，才交给金城副部长，请他转交周总理。
附记：我这次为西安事变回忆，想起在事变前不久，大概是10月或11月初，胡宗南的办事处处长曾用胡的名义送给我一支三色美制铅笔。不久胡也和我见面，他拉我和他去终南山。我对他送笔致谢时，他拿出一本地图，并指着陕西省图告诉我说：“那是小意思!我还要把这个送给你呢!”我当时莫名其妙，未置可否。事后早已遗忘。
王叔铭那时(1949年末)是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他在昆明起义前几个月陪同徐永昌乘专机过昆明去绥远游说董其武，他曾到我家中看我。那时昆明的气氛，他是有些觉察的，他对我讲了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我现在是骑虎难下。”我只有点头表示同情。在国民党空军中我们这一代人里面，都盛传王叔铭留苏已是共产党。回国后被国民党特务查知，他经不起考验，叛变了。现在仍在台湾。
王在昆明起义前，在海南岛南端三亚机场指挥海南岛北端海口机场的空运大队执行空运任务。昆明起义后，我们扣留了国民党在昆明机场一个电台，这个电台是报话两用的。本来，无论报话都要用密码的。但王为了方便，完全用明语、明码，被我们收听到很多有用的消息。有一天，我正在话台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值班员突然叫起来，快来听!快来听!我跑过去接过听筒，原来是王叔铭与胡宗南(王在三亚，胡在海口)对话。只听王问：“你好吗?怎么样嘛?”胡答：“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只带了一部小吉普来。”
蒋介石打电话要我去洛阳“面授机宜”的当天，同时还打电话告诉张学良和晏道刚。其实，这样的任务，要晏道刚告诉我就行了。蒋的这个行动，现在来看，完全是假抗日、真反共的一种掩饰。同时也可欺骗张学良，使他高兴。现在回忆起来(过去没有想过)，张当年还比较冲动，他不经商量就单身送蒋回南京，可能也受到蒋这个伪装的影响。
(1981年10月)
① 参谋张纳墀、队长安家驹化装成父子，取道陕南，跑回南京。队长张毓珩往潼关方向回去，未到潼关被部队拉去挖了几天战壕，最后又跑回来了。
* 作者时任西北“剿总”空军指挥官。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