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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东北现代化建设

张大庸


  张学良将军主政东北后,于1928年,毅然在东北实行了易帜,创造了全国和平统一局面。1929年中东路中苏之战的失败,在不割地不赔款条件下,恢复了原状。1930年秋,为了再造国内和平统一局面,他发兵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20年代后期的东北局势复杂、紧张,环境十分险恶。然而他却顶住了一股股狂风恶浪,利用短暂出现的国内和平统一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夹缝中,走出了一条适合东北地区特点的军事、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建设道路。
  张学良热爱祖国,更热爱生他养他的东北这片热土。他看到中国同日本及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于1929年发出了“东北新建设的号召,其目的在于“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进国家现代化,消弭邻邦的野心。”可以说他对东北的各项现代化建设做到了殚精竭力,呕心沥血。这种伟大的奉献精神,东北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近来我在辽、吉、黑三省的史志部门查阅资料和实地调查中发现,张学良将军在东北主政仅仅三年零四个月,对于军务个分繁忙的他来说,兴办了这么多的实业,做了那么多的好事,为事业捐赠了那么多的私款,这种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张将军使我万分的钦佩和景仰。
  现在,仅就东北现代化建设方面,我在他那繁多的伟迹和壮举中,检出几个闪光点,奉献给读者。
  一、发展教育事业,重视培养人才,走富国强兵之路
  两次直奉战之后,张学良父子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他们想东北兵力、粮草之足决不低于关内部队,第一次直奉战失败,第二次直奉战虽取胜,但打得很费劲,这是为什么?他们终于找到了主要原因,那就是人员素质不行,兵贵精,不贵多,将不在广而要良,他们决心在军中快速地培养人才,整军经武,重振军威。
  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后,首先将东北三省陆军讲武堂改为东北讲武堂,并将校址从沈阳小东边门,迁到教学场地较宽阔的东大营内。连续招收第九、十两期学员共3000余人,又增设了机枪、追击炮、平射炮军士训练班,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初级军官和军士,为东北军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经过张学良将军几年来的精心建设,到“九·一八”事变前,东北讲武堂已同广州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并列为中国四大军校之一。1930年秋,东北军被调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时,已成为一支兵强马壮、配有现代化精良装备、具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强悍的劲旅了。
  张学良非常重视高等教育,从他兼任东大校长以来,东大办得生机勃勃,很快成为全国的著名大学之一。他将东大逐渐迁往北陵,在那里扩建了校舍、图书馆和数员宿舍。奉省办大学财力有限,他便慷慨解囊,私人捐款达150万元。为加强学术研究,提高教学质量,他又重金聘请了像章士钊、罗文干、梁漱溟、梁思成等多位著名教授来校讲学,东大到“九·一八”事变前夕,学校规模之大,设备之完备,教授阵容之强大,同全国著名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相比较,也是名列前茅的。
  “九·一八“后,东大迁往北平,在艰苦环境中,学生们仍能坚持学习,军务繁忙的张学良还是常去东大视察,看望师生,鼓励他们共度国难。1936年春,东大一部迁往西安,他又捐款15万元新建校舍和安排师生们的日常生活。后来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东大学生纷纷奔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投入了抗日战场。
  1929年8月2日在张学良的支持下,东北政务委员会正式批准吉林省自办大学,督军张作相兼校长,在原来法政专科的基础上,于当月20日吉林大学正式开学。吉林大学还办了一份校刊《春蕾》,发表了许多进步文章,影响很大。他不仅支持办高等教育,而且很重视专科教育。他主政后,东北先后成立了哈尔滨俄专、美术专科、奉天外语学校、奉天吉林医科、师范等10余所专科学校,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 
  1930年1月,在他的倡导下,东北政务委员会决定,在东北建立一所蒙文师范举校,俾汉蒙文化得以相互贯通。30年代初他能如此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是少见的。他还非常关心和致力于办好同泽中学和同泽女中,乃至于严民教育。
  车向忱大学毕业后,为实现自己的救国先救民,救民先教民的宏愿,来到沈阳办平民夜校。他四处奔走募捐时,却遭到当时教育厅长的非难和攻击。他并没有屈服,通过在中学读书的同学张学思的引见,会晤了张学良。张听车诉说之后非常高兴,他认为能教育开化国民乃是大计,他表示理解和支持,马上捐款大洋5000元,并应邀兼任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名誉会长,从引辽宁省的平民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
  1928年4月,张学良召开了一次军务会议,决定:“官兵一律要识字,淘汰老弱病残,开除吸鸦片者。”原东北团长吴元直曾回忆说,“张司令有一次召见团级军官训话时讲,人没有文化就会愚昧,愚昧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由各团负责,以连为单位,建立识字班,短期要扫除文盲,成绩突出者奖,顶着不办者罚。”不仅东北军中开展了识字扫除文盲运动,而且东北政务委员会也下达指示,要求各县大力提倡办识字班,其目的是“唤起民众,促其识字,明了时势,认识国体。”
  张学良将军虽是军人出身,但他十分热爱教育事业,他深深认识到,用办好教育培养人才,才能富国强兵,开化国民,抵御外敌入侵。
  二、重视文体新闻事业,支持群团活动,提高国人素质
  张学良不仅热心办教育培养人才,而且他对文化新闻体育事业和群众社团活动都十分重视和关心,无论是他执政前帮助他的父亲,还是他执政之后。尽管军务政务很繁忙,大到创建奉天广播电台,小到支持一支摔跤队,都是尽心尽力去做。
  沈阳有一个最古老的图书馆翠升书院,始建于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主要是为方便教学设立的藏书楼。1903年被沙俄毁坏。1928年张学良为保存祖国文化遗产,拨专款于原地重建翠升书院,增建了讲学堂、图书馆并亲任院长。
  20年代的沈阳,民众的文化生活较差,只有几家茶园、茶社和露天戏台。张学良为改变这种状况首先1929年支持资本家赵海山、孙平武在沈阳繁华地区北市场建造一座能演大戏的剧院——中山大戏院。1930年为弘扬同泽精神激发青年学生,他亲自主持建立同泽俱乐部,这是一个既能演戏、放映电影,又能搞其它文娱活动的综合性文艺活动场所。
  张学良对新闻媒介的作用看得很重,他主政东北时先后办了好几份报纸,如:《奉天商工日报》、《平民日报》、《新民晚报》《东北民众报》和《东三省民报》等。特别是《新民晚报》创刊于1928年9月,是张学良积极扶植的报纸,也是沈阳第一张晚报。他派自己的秘书王乙之作报社主编。《新民晚报》的意义在于张东北读者的欢迎和好平。
  《新民晚报》仅在沈阳就发行两万余份,同日本的《盛京时报》争夺读者,日本人怀恨在心,发生了对抗。1931年8月,《盛京时报》造谣说张学良病故,《新民晚报》迅速派人去北京拍了张学良近照,发表在报上,并严厉指责《盛京时报》是别有用心,恶意中伤。搞得《盛京时报》处境很尴尬。
  张学良所办的几份报纸都是比较进步的,有些爱国人士撰写一些思想进步、反帝、反封建、反独裁的文章,都可在报上公开发表,从而极大的鼓舞了东北人民。
  1926年初,张学良积极支持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张宣建立广播电台的主张,他亲自选定了广播电台的地点(商埠地马路弯》。经过两年的兴建与试播,终于在1928年1月1日正式向社会播音,定名为《奉天无线电广播电台》。这是我国第四座公建的广播电台。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张学良也在奉天广播电台向全国发出通电。易帜不久,白崇禧也去该台做过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演讲。
  张学良对东北的体育活动,给予大力的支持。他称体育活动是强兵打胜仗的根本。1928年,他提出“强国强种”,加快发展体育的口号。首先他决定在东北大学增加体育专修科,1926年他又创办了东北体育专科学校,这是东北地区唯一的体育高等学府,并号召各大、中、小学开展爱国体育活动。在这股浪潮推动下,冯庸大学改革了教学,决定每日增加一小时的体育课。同泽中学也增多了体育活动时间。
  张学良主政东北仅三年多,却组织了三次有国内外运动员参加的大型运动会。1929年5月组织东北、华北学生运动会,有130所学校参加,运动员达1655名之多。同年10月19至20日在沈阳又举办了中国、日本、德国参加的国际运动大会。1930年10月13日他又组织了辽、吉、黑、热四省运动大会。竞赛场地均在东北大学体育场。三次运动大会涌现了许多体育拔尖人才。如东大短跑运动员刘长春以10.7秒,打破中国百米纪录。另外还有姜云龙、王玄基,同泽女中的孙桂兰,都是三次运动会涌现出的体坛新秀。
  张学良不仅重视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也很关心传统体育活动。1928年后,沈阳的武术和摔跤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九·一八”事变前,沈阳设场教武术和摔跤的已到处可见。第一商场附近和北市场最为兴盛。张学良还把武术运动引入军中,让官兵习武,既增强了短兵格斗术,又锻炼了军士们勇敢杀敌的精神。东北陆军第一师师长李景林,对武术是颇有造诣的,人称他为“神剑手”,他在军中常常聚集爱好武术的官兵切磋武功。1931年春在张学良的大力支持下,辽宁省武术馆正式成立。这年9月初,在沈阳举办了辽宁首届武术擂台赛,涌现了许多武林高手。
  摔跤一般不为官方所承认,认为它是一种民间的游戏。而张学良却认为,摔跤不仅能锻炼身体,而且也是一种耐力的训练。1931年在他的支持下,由沈阳的摔跤名流徐秀生、李寿里、张子贤出面,首次以官方名义举办了摔跤比赛。参加者十分踊跃,从此摔跤才作为一项正式体育运动项目,在沈阳社会取得了广泛的承认。
  张学良对体育活动可以说是酷爱的,不仅网球打得好,而且打乒乓球、游泳、开汽车、架飞机各项体育活动都非常出色,他不仅是我国现代化体育事业的倡导者、支持者,也是参加者。
  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是清末民初由教会建立的。教会为吸引青年人参加活动,在青年会开办了平民夜校,举办科学讲演,设图书阅览室,引进几十种报刊杂志,这其中有许多进步刊物,达到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目的。一些爱国青年,像阎宝航、苏子之、郭纲、巩天民、李笛晨、吴竹林等都参加活动。中共派到沈阳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任国祯就是以青年会作为阵地,开展宣传,举办暑期大学,从青年会的积极分子中发展了沈阳第一批共产党员的。
  阎宝航是张学良的好友,他常把青年会的情况介绍给学良,东北宪兵司令部侦缉处也向张反映过青年会在宣传赤化。张学良认为,青年会聚集了一批东北青年的有识之士,是东北的人才,青年会所传播的虽近似赤色,但基调都是爱国的,并且它能给东北吹进一些新鲜的空气,带进来新思想、新文化,对东北现代化建设有好处,所以他很支持青年会的工作。张学良察觉到了阎宝航既是自己的好友,也是共产党的朋友,他从其父那里继承其一部分反共思想,然而他又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中,吸收了“容共思想”。他想调动、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和人士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抗衡,这对东北的安定是很有利的。
  三、兴办实业,振兴东北
  东北在20年代中期,大小日资和外资工矿企业达数百家之多,控制和掌握了东北地区一部分经济实力。中国的民族工业已形成衰弱势头。张学良多次提醒其父张作霖,如果不发展我们自己的工业,我们的经济命脉可能被外国人所操纵,那样我们就无立足之地了。张作霖与其子张学良有同感,便派他到工矿实业、筑路、民航、邮电等建设工程中做督办,督促检查这些工程的进展。
  东北省兵工总厂,是张作霖于1919年组建的,军工产品基本满足了奉军的武器装备。但生产水平不高,设备陈旧,经过张学良几年的努力,特别是他主政东北后,引进了国外的先进设备,高薪聘请了一批国外科技人员,兵工厂从生产手枪、步枪到轻、重机枪,从生产追击炮、平射炮到山炮、野炮、手榴弹、地雷和各类炸药,设备之精良,兵器之先进,堪称全国之冠。张学良为军事工业现代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今天我国的汽车工业正在兴旺发展之中。我们很少有人知道张学良在20年代末期,为振兴中国汽车工业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他的支持下,早在63年以前,中国的第一台载重汽车就在沈阳诞生了。
  1928年,辽宁迫击炮厂厂长李宜春等人向张学良提出能否利用先进的兵工设备试造汽车呢?张对此建议非常重视。他想到外国人曾讲过“中国人是造不出一台汽车的……”,我们就给他造一台看看,长长中国人的志气。于是张学良立即批准此项工作,拨款75万元作研制经费。以重金聘请美籍技师,调集东北300名汽车修理工匠和技术较高的修车工人,并从国外购进部分零件,于1930年6月正式开始建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匠日夜加班,为中国争光,为民族争气,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仅用百余天就造成了我第一台65马力、载重l.8吨的汽车。张学良非常高兴,给这台汽车命名为“民生牌”,寓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新生。
  张学良在兴办军工和汽车工业的同时,也很重视工商实业的发展。爱国实业家杜重远,1916年从日本学习陶瓷制造毕业回国后,积极募捐集资创建子肇新窑业公司,“肇新”意在兴办民族工业抵御帝国主义侵略。
  1923年3月肇新窑业公司正式投入生产。1926年杜重远添购410亩土地,又从日购入全套制瓷机械。由于扩大了生产,资金周转遇到了困难,1928年张举良知道情况后,向杜重远表示:我以私人入股和辽宁省政府投资的名义,从边业银行各支大洋12万元和10万元予以资助。这恰如雪中送炭,救活了肇新窑业,使东北民族陶瓷工业得到飞速发展,开创了中国现代机器制陶工业之始,还打破了日本人垄断陶瓷市场的局面。后来日本人同杜打官司,日人败诉,只好生产耐火砖。
  清末民初,东北火柴制造业均为日本人所垄断。广大东北人民对日本的经济侵略强烈不满,不断掀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热潮。1922年沈阳北郊新城子人张惠霖为发展实业,挽回权利,以“纯华商为限”募集奉票18万元,在沈阳皇寺附近创办了中国人自办的火柴厂——“惠霖”火柴股份公司。这个厂的产品质量好,价格低,一投放市场颇受各界欢迎,人们用上国货心情很顺。在与日本“奉天磷寸会社”竞争中,日本火柴厂终于在1924年宣布倒闭。
  1929年正当“惠霖”火柴厂产品畅销之时,英国强行在沈阳商埠地修建厂房,企图开办瑞典火柴厂,惠霖公司面临新的挑战。
  张学良听到英人要建火柴厂之后。为了支持和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令辽宁省政府断然驳回瑞典商人所谓“英国办厂”的要求。1930年8月东北政务委员会发布《东北火柴专卖条例》,并组成“东北火柴同业工会”,在税收上对中国厂家予以优待,这样沉重打击了日本、瑞典火柴工业,保护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张学良接受新事物较快,他为了让东北的建筑赶上现代化的建筑水平,考虑在东北必须发展研究新型建材。于是他想办法集资了6万元大洋,在沈阳创办了复印版石矿业公司,搞大理石的磨制。
  张学良还支持刘凯平创办生产的“老火车头”牌牙粉、东兴印刷公司、八王寺汽水厂等数十个民族工业。据有关资料记载,到1929年末东北的民族资本工业纺织、食品、皮革、印刷、机械、建材等已发展到573家之多。由于东北民族工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抵制了日本侵略势力对市场的垄断,从而保护和发展了民族工业,振兴了东北。
  四、积极发展东北的交通、邮电事业,同日本侵略者相抗衡
  20年代中期的东北,主要交通是铁路。但路权绝大部分掌握在日本人和苏联人手中,只有北宁路归中国管。张作霖想修一条自己的铁路同日本侵略者相抗衡,1924年决定要修建奉海线铁路,任命王明宇为总办,1927年9月5日修到海龙。奉海线快修成时,吉林人民强烈要求将奉海线延长到吉林省城,吉林出资1000万元修路,终于在张学良主政东北后的1929年5月份,沈吉全线贯通。这条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重重阻力和各种破坏干扰而建筑成功的。1928年“满铁”带信要卖一批机车给奉海线,张学良一口拒绝说,我们不买日本人货,想从西欧购买。奉海、吉海铁路接通后,根据张学良的决定,货运价格要低于南满铁路三分之一,同日本人搞竞争,从而使南满铁路货运量大为减少。日本人对此十分恼火。
  张作霖为反抗日本侵略者,决定建辽宁总站(原老沈阳北站),直到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才正式开工修建。他调集了许多东北建筑工程师,参照了国外一些大火车站的资料,经过努力奋斗终于在1930年竣工使用,从此往关内发车和关内火车终点均使用了辽宁总站,由于它的使用又繁荣了市场。
  1920年张作霖在沈阳成立了东三省航空筹备处,并在沈阳东塔修建了飞机场。同年8月从北洋政府分配来英国产的4架侦察机和4架运输机。1921年正式成立了东三省航空处,从此揭开了东北航空史的第一页。
  1925年6月担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的张学良,把东三省航空处调整扩编为东北航空处,在原有的“飞龙”、“飞虎”、“飞鹰”等3个航空队的基础上又增编了“飞豹”、“飞鹏”飞行中队,张学良兼任飞鹏队队长。同年在东航处内又增设了航线筹备处。东航处实行军事性质的体制和管理,主要任务是发展空军和空运,同时在张学良总办主持下,积极发展民航和寄送航空邮件的飞行。
  飞机的试航是一件极为危险拿生命作赌注的工作,别说在20年代没有气象资料,没有导航设备,就是今天新飞机的试航,也是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的事。而张学良这么高的身份和职务,他毅然要亲自试航,东北各界为之震惊。1924年3月1日,他充满信心地从沈阳到营口搞了邮件运送试航,首次为东北民用航空运输开拓了航线,在中国航空史上也算首创,对东北的航空事业作了卓越的贡献。
  为了有计划的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电信主权的侵犯,在张学良的大力支持下,1923年筹建了大型无线国际电台——奉天无线电台,设在故宫院里。几年间与东北几个主要城市均能通报。张学良对东北无线电的网点建设抓得很紧,他久闻陈先舟是无线电专家,对其十分器重,特聘请他为东北无线电学校教授,请他讲授外国无线电先进技术,培养中国无线电专业人才。陈先舟凭着一片爱国之心,精湛的无线电技术和较深的造诣,几年间为电信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推动了东北无线电通信事业的现代化。
  张学良后来又在大北边门外建立了国内通讯收发报台,装上从国外引进的先进通讯设备,不仅能传送官报,而且能传递商报,可与迪化、上海、北平甚至越南河内通报。到“九·一八”事变前同欧洲都能通报,国内某些城市的国际电报均由奉天无线电台发出,充分体现出东北无线电事业上的现代化。
  五、重视女界地位,积极兴办慈善事业,关心刑囚的劳动与生活
  张学良处于东北的军政首脑这样高的地位,对妇女地位很重视。他认为要想改变东北之落后面貌,必须把占半数的妇女调动起来。在他任东北大学校长时,首先决定本期男女生均同等招收,东大男女同校还是从张学良主政后开始的,他这一壮举受到东北妇女界及其他各界的热烈欢迎。
  1928年张学良创办了沈阳同泽女中,“九·一八”事变后停办。历时3年多,时间虽短暂,但学校的同泽精神,却感人至深。“光明’、“诚实”、“礼貌”、“爱国”是张学良为他们制定的学校校训。一次张学良为《同泽女子中学一览》一书序言中写到:“吾尝慨吾国旧格,女子惟议酒食,习缝纫,而不读书,其读书又惟学刺锈,工词章,而鲜实用。今学校制度,盖因时而制宜,诸生能循序而深造焉,则可强国而保种,宁独一人一家之计而已。”充分说明了张学良重视女权倡导对女子进行教育的新思想。
  1929年7月他核准了吉林省请求开办女子传艺工厂的报告,并同意每年由省府拨款建厂,该厂设织染、裁剪、美术车间。吉林妇女界反响强烈,报纸多次发表评论,这是为妇女走向社会作了一件大好事,后来他在沈阳指示有关部门又创办了辽宁第一女子工科学校、奉天护士职业学校、打字传艺班等女子职业学校,培养了一批妇女人才走入社会。
  奉天同善堂是光绪七年由清军将领左宝贵创办的,原先叫“牛痘局”,是免费为平民引种牛痘,防止天花的发生,后又增设“孤儿院”、“敬老院”,收容老、弱、病、残、傻人等,是一个慈善部门。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将同善堂改为辽宁省救济院,下设孤儿院、育婴堂、济良所、救护所、施医院和贫民工厂。救济院不单单是慈善机关,已承担了相当一部分政府民政部门的任务了。原来同善堂的经费全靠各界募捐,张学良认为这是民生大计,是解决社会安宁的重要手段,他决定从1930年起,由奉天省府拨一定款项资助辽宁救济院。
  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他深表同情,除支持东北五个群众团体进行捐款之外,他自己又拿出4000元大洋支援上海受伤的学生和工人。1929年11月哈尔滨发生学潮,由于当局镇压学生运动,游行者死伤不少,在东北影响很大。张学良知道情况后,马上派人前往哈市进行慰问,并赠送1000元大洋作为医疗费,并指令有关部门严厉处罚肇事者,使学潮得以平息。
  1930年夏,辽西发大水,许多灾民无家可归。张学良要求东北各省要予以援助,吉林省支援辽西灾区10万现洋,哈市成立了辽西水灾赈务会,在哈市搞募捐,将钱物及时送往灾区。
  监狱是一切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及触犯刑律的人们进行惩罚的工具。大多数的统治者,是很少过问在那里生活的囚人的。然而张学良与其他人不同。他主政东北后将原来的奉天第一监狱改名为辽宁第一监狱,指示东北高等法院,不要让更多狱中的囚徒长期蹲黑房子,让他们出来晒晒太阳,做劳务,学点手艺,出狱后能自谋生计。从1929年开始辽宁笫一监狱从原来的12个不正规作坊,重建了5个较正规的手工作业场,并在狱外设门市部,用轻刑犯人当营业员,向社会售货,所得部分充实囚犯伙食,绝大部分已决犯人都能出来劳动。他很同意车向忱的主张,在监狱内也要办一个贫民夜校,教育厅派人去教犯人文化、道德,所获效果良好。
  沈阳有一个奉天女青年会,虽是教会组织,但它能在妇女界中办夜校,补习文化,开展文体活动。它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经常到监狱里女犯人中进行道德宣讲,帮助她们写家信,学识字,整理卫生,为她们向社会伸张正义等。青年会的陈香梅、张光奇(共产党员)等人,每月都能去女监一次,社会各界反响较好。据张光奇生前回忆说:“阎宝航是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他曾向少帅讲过女青年会到狱中活动的情况,少帅很满意的表示,这是一件很有社会意义的好事啊!”
  一个掌管千军万马的军政要人,在20年代的旧中国,就能够关注监狱中刑囚的生活,懂得用劳动和教化手段改造犯人的道理,这种精神是多么可敬、可佩啊!
  历史是真实而公正的。应当指出,张学良主政东北以后,除新创办一大批现代化企事业外,有相当一部分是继承发展完善他父亲张作霖生前没有完成的事业。在“九·一八”事变前,他将东北的现代化建设推向了高峰,同全国各地区比较,无论是工业、农业、文教、体育、交通、邮电、广播等各业均列为首位。
  张学良将军对日本帝国主义从不卑躬屈膝,最近日本出版的《板垣征四郎》一书中,提到“九·一八”事变前夕,事件制造者之一的板垣大佐在一次军事会议中议论:“以满洲为根据地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隶属的军队,已扩充到拥有飞机、坦克装备的约有20万人的部队,一旦有事便压迫在满日人的权益,置满铁于不顾,铺设了和满铁平行的沈海线、洮昂线,在经济方面也控制日本,排日侮日等伤害事件,巳达3000件以上……”板坦的谈话,从反面充分的说明了张学良从各个方面,确曾对日本进行了抵制、抗衡和斗争。
  张学良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强烈的民族独立精神,他为改变东北进片热土,为使东北地区快些现代化,不受外国欺辱,已做到了一个东北人应当做的伟业。
  

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 /相从智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