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学良将军治军之道
刘祖荫
张学良将军束发从戎，年仅弱冠，就指挥奉军劲旅，参加两次直奉大战，屡建奇功，崭露头角。不及而立之年，就跻身要位，继承父业，统帅30万大军，身系国家安危。尤其是发动西安事变，为停止内战、促进抗日战争，立下了丰功伟绩。笔者仅就他酌治军之道略抒己见如下。
(一)
1928年6月，张学良主政东北，他放弃张作霖武力统一中国的反动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休养生息。当时奉军号称40万大军，他决心裁军。对穷兵黩武、纪律败坏的张宗昌、褚玉璞部，拒绝其进入东北，令其就地解除武装加以遣散，以洗刷东北军。张、褚抗命作乱，他与北伐军达成默契，一举击败叛乱，除去了一大祸害。对庞大复杂、编制混乱的奉军，决心统一整编。由40万人减至30万人，取消军团、军、师番号，以旅为战略单位。分国防军、省防军两种。国防军的步、骑兵以旅为单位，炮兵以团、工兵以营为单位，辎重兵设教导队，由张学良直接指挥。省防军的步、骑兵以旅、或以团为单位，归各镇守使指挥，原任军长多数改任军事参议官，晋升上将，有少量警卫部队，薪俸从优。其他编余军官，文化较高者送东北讲武堂深造，余者交军官教导队分别处理。愿从事警察、保甲工作的送奉天公署分发工作；愿留军队者，送奉天差遣以听候分配；愿退伍者发两个月薪金退出现役，愿屯垦者送兴安屯垦军。尽管整编幅度较大，裁减军官较多(将官47人，校官1740人，尉官10213人)，但因措施得力，波动不大。整编后，国防军有步兵30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空军5个中队，海军3个舰队，陆战大队3个。省防军有辽宁7个团，黑龙江7个旅，热河2个旅，屯垦军3个团。此外还编有工兵、辎重、通信、铁甲等兵种，总兵力30余万人。
张学良对国防军主官人选甚为重视，旅长由有战功、有学历、有威信的将领担任，一些思想守旧、不学无术、违法乱纪者则被淘汰。年龄一般在三、四十岁之间，年龄最大的是独立步兵第13旅旅长吉兴，49岁，年龄最轻的是独立步兵第16旅旅长缪徵流，26岁。一部分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或保定军官学校，多数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其中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均为东北军杰出将领。团长则挑选有能力、有新思想的军官充任。如1942年在山东率部起义参加八路军的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就是那时提升为独立步兵第十五旅七十一团团长的。常恩多，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曾参加1925年郭松龄反奉，郭松龄兵败后一度受歧视，他上书张学良申诉，张学良调他去东北讲武堂任职，后升任中校团副、奉军大校阅时，他率队考了第一名，张学良调他到身边服务，半年后升任团长。
张学良重视培养军官的军事教育，有一套完整的教育制。高等的有高等军事研究班，相当于陆军大学。中等的有步兵、炮兵、工兵研究班，相当于日本的炮兵、工兵学校。初等的有东北讲武堂，它创办于1918年，至张学良开始主政的1928年，前后办了8期，毕业学员共3557人。1928年至1930年，仅仅两年时间，其毕业生多达4038人，超过前8期的总和。这里有一显著特点，即注重学员的文化水平。除招收有文化的在职军官外，还招收青年学，如第l0期招收的1500名学员，全部是在中学毕业生中挑选的。学习成绩优异者予以重用。如人民解放军杰出将领万毅就是东北讲武堂第9期毕业的，学、术科考试第一，受到张学良赏识，1935年破格升任中校团长。
还成立海、空军学校，培养飞行员和海军人员。张学良说：“溯自欧战以还，各国军备首重领空，而飞航进步尤一日千里。”抓紧其建设：“不能着世界航空先鞭，幸不致贻讥牛后。”①
东北易帜后，东北军归蒋介石节制，但仍保持其独立性，经过整编，东北军克服了连年内战所带来的编制混乱、职责不明、军官老化等弊病，部队比较充实、精干。在国内诸多派系军队中，其装备、实力、军事素质都是比较强的。现比较如下表：②
派 系 中央军 西北军 晋 军 桂 军 东北军
兵 员 619300人 250000人 19260人 75900人 365680人
步 枪 479765支 200000支 129070支 58600支 300100支
机 枪 2479挺 3300挺 1417挺 222挺 1338挺
追击炮 1010门 172门 不明 106门 1032门
大 炮 839门 300门 384门 12门 586门
飞 机 143架 —— 22架 —— 191架
这时，张学良的治军之道，是以欧亚陆军强国的德、日军队为榜样，整军经武，富国强兵。仍是以张氏为中心的官僚资本的地方实力派的雇佣军队。
(二)
“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调停中原混战，东北军主力入关，又发生石友三叛乱，再抽调关外兵力增援，造成东北兵力空虚的危局。日本侵略者借机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依赖国联，思想上解除武装，被日军各个击破，不过4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亡。东北军受到很大削弱，国防军步兵由30个旅减为16个旅，骑兵由7个旅减为6个旅，省防军损失殆尽。1933年热河抗战，老派将领汤玉麟拥有重兵，不战而逃，援热的万福麟军团溃败入关，海内舆论大哗，蒋介石以张学良为替罪羊，逼他辞职出洋。
张学良下野前作了安排，退入关内的26万东北军，编为4个军，以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为军长。张学良对他们讲：“我走以后，你们要好好干，要保存东北军这一点实力，作为抵抗日本、收复东北的基本力量。”东北军的几个军长不负张学良的期望，长城抗战时英勇抵抗，城下之盟《塘沽停战协定》签定后，于学忠在河北省主席任内，维护国家主权，保持民族尊严，颇多建树。蒋介石要分化瓦解东北军，与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谈话，要他参加“剿共”，把东北军组成一路军，由他当总指挥。王以哲说：“我是张副司令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出国前一再叮嘱我们，有关重大问题务必和他商量后再作决定。请委座直接和副座商量，只要他同意把东北军调出来‘剿共’，我是绝对服从命令的。否则，背倍弃义，只图个人禄位，我将不齿于侪辈，有人如此，委座又何取焉。”③其后，闽变发生，蒋介石要调东北军参加镇压，遭到骑二师师长黄显声、一一二师师长张廷枢的拒绝。这使蒋介石认识到：不起用张学良，东北军是调不动的。
1934年3月，张学度回国就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东北军六十七军、五十七军、一○五师(相当于军)陆续南下。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暴露的弱点，如指挥不灵、军官贪污腐化、士气不振等感触甚深，如不整顿，不用说打回老家，即或维持生存也成问题。他要“剿总”机要组长陈昶新调查东北军内部的腐化情况和东北军务部队的真实战斗力量。据说，有一好干部标准，其条件是：“不吸毒、不讨小老婆，有复国还乡之志并拥护张学良。”调查上千名军官，符合上述条件者不过150至160人④。
张学良计划取消军一级，把一个军编成一个加强师，师长军阶少将，其兵力、火器配备均优于现有的一个军，称之为《标准师方案》。还在“剿总”《部队通讯》上悬赏征集《标准连长方案》，应征者甚为踊跃。拟在六十七军试点，他对王以哲军长说：“你不要想不通，个人军阶是小事，应从抗日实力着想，把东北军作一番大的整顿，东北军必将振奋一新，战斗力大大增强，将为抗击日本打回老家奠定坚实的基础。”他还将这一设想报告蒋介石，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在东北军试行，然后推广⑤。
张学良深知王以哲治军有方，早在1933年王以哲任军士教导队连长时，以身作则，刻苦训练，严格要求，其锐意革新，竟被人诬告为“标新立异，虐待学兵。”张学良亲自前往考核，野外战术训练、实弹射击、实地指挥等项，王以哲干得十分出色，学员成绩为全队之冠，半数以上学兵得满分。张学良非常满意，当场焚毁诬告信，说；“你的成绩就是你工作的一面镜子，诬告你的信件就是对你的表扬书。”王以哲任独立步兵第一旅旅长时，精心研究古代兵法和名将事迹，结合实战经验，写了一部20余万字的《步兵操典解释》。为了培养各级军官的指挥能力，王以哲自筹经费，办了步兵研究班，抽调各团上尉以下军官轮流受训，聘请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优秀军官任教官，每期6个今月，训练两期，成绩很好，得到张学良的赞赏，决定在东北讲武堂内增设步兵研究班。王以哲还注重政治教育，亲自书写“旅训”，自编“旅歌”，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又制定爱民助民的士兵问答12条，强纪律，密切军民关系。“九·一八”事变后，出版《东望》杂志，他亲自题词：“所欲告我武装同胞者，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誓必我身而完成之，方不愧为东北健儿，方不愧为现代革命军人。”王以哲是资产阶级军队治军整军的佼佼者，张学良选他担负整军重担，真是人尽其才，众望所归⑥。
王以哲正积极筹措、贯彻《标准师方案》，不意形势发生变化，红军突围长征，北上抗日，东北军跟着追“剿”至西北，张学良改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移防西安。整军方案暂时搁置下来。
这时，张学良的治军之道，是选贤任能，精兵主义。有复土还乡的壮志，也有整军治军的谋略，但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只能钻死胡同，很难收到什么效果。
(三)
张学良原以为长征后的红军，久战疲惫，已成强弩之末，不难解决，蒋介石许诺的“先统一后抗日”的愿望可以实现。不意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号称东北军精锐的一一○师、一○九师、六一九团4个营全部被歼。而蒋介石坐视成败，不给补充，还撤销了两个师的番号。这使张学良猛醒，如此损失，东北军老本将输尽，还有什么力量复土还乡?促使他改弦更张，寻求“联共抗日”的光明大道。与此同时，又给张学良提出问题：为何装备、兵力远优于红军的东北军竟败得这么惨？促使他探索红军百战不殆的秘密。”
经抗日名将李杜将军的推荐、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为派往东北军任常驻代表的刘鼎，回答了张学良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红军建军宗旨、建军原则、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制度、战略战术等等，这给张学良带来了启示和希望。1936年4月，张学良和周恩来延安会谈成功，双方就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内战、通商、互派代表等达成协议。张学良要求中共派一批干部去东北军工作，周恩来讲了本身干部并不富裕的情况，建议他自己培养干部：“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可以办军官训练团。红大上面将来可以办抗日大学，军官团上面也可以办抗日大学，两边都有抗大，可以联合在一起成为联合的抗日大学。”⑦
张学良以加强“剿共”，仿效庐山训练团名义，经蒋介石批准，创办了王曲军官团。实际上是从组织上、思想上整顿东北军，由“剿共”转向抗日，灌输抗日思想，革新腐朽作风，培养抗日力量。首先开办干部连，由张学良亲自挑选军、师、团、营军官相总部的科、处长，共120人。其条件是：积极要求抗日，廉洁奉公，无不良恶习，对张学良忠诚。集训一个月后充当训练团的骨干。共办3期，学员约500人。第一、二期以王以哲为教育长，第三期先后以黄显声、董英斌为教育长。第一期全部是东北军营以上军官；第二、三期，除东北军连以上军官外，还有杨虎城、邓宝珊部队的军官。课程设置：军事课主要讲游击战，以红军战例进行教育。政治课主要是张学良和教育长的讲话，讲国内外形势和军队整顿。张学良与受训军官同吃同住。住的是东北军工兵挖掘的一排排窑洞，坐的是一条条长方形土桌、土凳，在大草棚下吃饭，开小组会。张学良经常在饭后和学员们交谈，他沉痛地说：“九·一八”事变后期待国联调处是错了，靠外国是不行的，要抵抗日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学员们经常慷慨激昂地谈论家乡父老的苦难，甚至痛哭流涕，要求张学良率领他们走上抗日战场，张学良激动地说：“我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我怎能忘记报仇雪耻，收复东北?大家要做好思想和行动的准备，到时候我一定领着大家走上抗日的大道，披甲还乡”。张学良在太师洞办公，他经常把学员找来询问受训感想，他向学员提问：是当机立断坚决抗日，还是观望动摇对日妥协?是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还是自相残杀消耗力量?学员们大都回答是：请副总司令率领东北军立即抗日。张学良坚定地表示：我一定带领你俯收复东北，我们应该有坚定不移的抗日决心⑧。张学良发表了《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的著名演讲，在东北军内第一次公开表明抗日的决心，彻底否定了拥蒋武力统一中国后才去抗日的错误主张，肯定了只有抗日，中国才能统一的正确观点。分析了敌情、我情，破除了抗日悲观论和唯武器论，要全民动员，长期抗战，要求把民主作风输入到东北军，以兵谏精神贯彻抗日救国主张，提倡学习克敌制胜的游击战术，明确东北军抗日职责和改造旧军队的方向。
王曲军官训练团团长是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分任副团长，蒋介石仅在1936年10月22日到团训话一次，讲什么日本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是心腹之患，外敌是皮肤之疾，内患大于外敌。指责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不忠不孝，应受国法制裁。激起学员们莫大的愤怒。张学良代理团长，自始至终，主持教育。为东北军、十七路军培养了一大批抗日骨干分子，革除旧军队的一些腐朽风气，提高了两军的军政素质，促进两军走上抗日道路，为建立大西北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其后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张学良建立了以他为会长的抗日同志会，把一批抗日意志坚定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作为联共抗日的核心力量。
根据刘鼎的建议，张学良派人去平津招收“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组织学兵队，除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外，主要进行形势教育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为改造东北军准备了政治工作干部。
西安事变爆发不久，1936年12月16日，张在西安成立抗日先锋队，招收有国家民族观念、积极要求抗日的青年学生，进行严格的军政训练，培养抗日武装骨干，建立新军，为把东北军改造为抗日革命军队摸取经验。
这时，张学良的治军之道，已由效法欧亚陆军强国的整军经武发展至向红军学习、建立联共抗日的东北军新军。张学良历来主张建新军，用新人，但这时的新军、新人已非资产阶级的新式军队和资产阶级新文化灌输成长的新人，而是人民大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抗日新军和新民主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抗日新人，这是质的飞跃。
当然，这些先进的建军思想是不成熟的，更多的处于萌芽状态，有待于补充和改善。历史的遗憾是：由于张学良陪伴蒋介石去南京，蒋介石背信弃义，长期扣押张学良，东北军失去中心，元老派和少壮派矛盾激烈，终于导致“二·二事件”，王以哲被杀，东北军东调，为蒋介石分化瓦解，来之不易的建军成果，仅少数将领在少数部队保持甚至发扬光大，如吕正操的六九一团和常恩多的一一一师，而其他部队却逐渐湮灭，甚至走回头路，堕入罪恶的反共深渊。
注释
① 摘自张学良为《东北航空学校同学录》作的序(1928年9月17日)，《张学良将军手迹》，香港(中国)市场信息出版社。
② 转引自张德良等主编：《东北军史》第2章第155页。
③ 摘自高存信、白竞凡：《王以哲传》。
④ 摘自于堆哲给笔者的信件。
⑤ 摘自姜明文：《张学良将军二三事》，《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
⑥ 摘自高存信、白竞凡：《王以哲传》。
⑦ 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版第157—158页。
⑧ 解方：《王曲军官训练团概况》。
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 /相从智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