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人生观
张德良
1992年9月张学良在台北北投寓所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记者请张学良对大陆青年人说几句话，他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他们好好地做人做事。我是基督徒，我很希望他们有信仰，个人不要活得飘飘荡荡的，像浮萍一样，总要有一个信仰，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做基督徒，我这个人不是这样想，有个信仰自己才能定位，尤其是年轻人。”一位90高龄的老人这样嘱托大陆青年，也许不是无缘由的。如今的大陆青年在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信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者固然大有人在，然而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潮也在泛滥。我们身居大陆，研究一番张学良的人生信仰，倒是颇有现实意义的，它不仅对年轻人有所教益，就是对老一代人也并非昨日黄花。
一、爱国是张学良人生信仰的主题
张学良把人生观有时视为志愿或信仰的同义语。他曾说过，信仰要有个主题。张学良的信仰主题，就是“爱国”二字。
1915年，年方15岁的张学良，甫经步入社会即有两件事给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一件事是1915年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亡华的“二十一条”运动。张学良曾多次谈及此事。一次他答台湾记者提问时说：“我不敢用‘爱国者’三个字，我倒是愿意接受。我从小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东北人啊——您不是东北籍的——我们受日本的压迫很厉害。‘二十一条’的时候我真是痛苦，我到现在还是痛苦的。所以，那时候我自个儿内心决定，我走一步等于人家走两步，因为我有家庭的背景，我有好的父亲，所以才出来做事，虽然那时我年青，但也抱着牺牲的。”①并且张学良参加了作为这次运动组成部分的爱国储蓄运动。1915年他参加了奉天救国储金会工作，19l7年又与友人创办了奉天储蓄接济会，其宗旨以中国人自己集资，接济贫民，惠及商民，发展民族工商业，免除外国高利贷者的盘剥。
另一件事是1916年张学良参加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出任会董。同年11月他在该会听了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中国之希望》的讲演，这次讲演给张学良印象极深，可以说是永志不忘。他曾在天津基督教育年会的一次会上说：“十年前，鄙人即与张伯苓先生相识，彼时鄙人因愤国势之颓败，土地之丧失，以为国家已无富强之望，敢甚抱悲观，乃任情放荡，无所不为。后经友人介绍，赴青年会听讲，鄙人尚记忆，系张伯苓先生演说《中国之希望》，大致谓人不可只说人之不好，须要知己之不好，而设法悔改，并不可求役人，须要被役于人，倘人人如此，不但自己之精神愉快，而国家亦可富强云云，鄙人自听此演说之后，以为行将亡之国家，尚有挽救之希望，乃奋志读书，痛改前非，将素日之悲观，忽一变而为乐观。今日之得立足社会者，即青年会之力也。不然则鄙人之堕落，尚不知伊于胡底。②
这两件事在张学良的人生道路上有着转折的意义，使之对国家由悲观转为乐观；对个人由放荡转为奋发：从此“立志为国家做事”，“立誓救中国。”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张学良从十五六岁步入社会起，从思想到行动已由一位公子开始转变为青年爱国者。“爱国”就是张学良人生的主旋律，并为此矢志不渝。
此后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张学良都要阐明他的人生信条是“爱国”。概括起来说，爱国就是不图虚名、不为金钱、不为地盘而是为国家、为人民、大公无我的精神。五卅运动时张学良说，“爱国之心，余自问与各界无异”③；东北易帜时说；“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④；杨常事件时他说；“不能不顾及全局，为国家，为人民计也”⑤；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时说：“本人所行所为，终期于国于民两无愧怍而已”⑥；东北现代化建设时说：“我对学校的捐款，是出于至诚的，绝不含有投资的性质的，一切的事情只求对得住大家，对得住你们家庭父兄的付托，对得住社会，对得住国家就是了。”⑦“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是他生平中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刻，他以误国自责，爱国自勉，向北平报界发出了自己内心的剖白，张学良说：“余心中十分难过，假如不因‘爱国’二字，张氏父子无今日之结果(言至此哭有顷)，生命财产，一切损失，造成外则为邻国之仇，内则受国人之唾骂，所以余必须再读书，广求学问，好在年富力强，报国日长。”⑧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的爱国主义，达到心地纯洁、无私无畏的境界。他在《张杨对时局宜言》、《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张学良广播词》、《张学良在市民大会讲演词》、《张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张学良1937年元旦告东北将士书》等六篇闪烁着爱国主义光辉的文献中，对西安事变为什么采取兵谏的方法，言之甚详，诉之动听。现摘引几段如次：
“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⑨
“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争地盘吗?不是。为泄私忿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⑩
“我亲爱的将士们！你们真爱我们文化悠久广土众民的祖国吗?你们未忘我们故乡的父老兄弟和田园庐墓吗?你们知道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就是强占我们东北四省，现在还在侵略我们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吗?好了，现在就请你们随着这次的元旦一致努力，加紧训练，待命杀敌，务求在最近的将来收回我们的白山黑水”(11)
以上引证，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张学良的人生观就是“爱国”二字。张学良从十五六岁接触社会，中经参政9年、主政8年、幽禁54年，直至1990年90寿辰公开露面，如周恩来总理所说，爱国情怀，始终如一。
二、爱国主义的社会政治观
张学良的爱国主义社会政治观，有其完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内容，可分为如下几个部分：(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土豪劣绅，由反共与容共并存到联共抗日；(二)和平统一祖国，推进祖国现代化建设；(三)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求解放。
张学良爱国主义政治观的起步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其矛头首先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前，他已明确提出“对外极力打倒帝国主义，”(12)及至西安事变时期，张学良用明确的语言宣称“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就是强占东北四省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抗日是东北军的最大使命。(13)
张学良树立爱国主义政治观的第二步就是反对军阀。张学良从19、20岁跻身于奉系军阀行列、身任高级军职参加军阀混战时起，即反对军阀、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他曾公开表示自己“决不愿为军阀”(14)。他看到军阀混战以及其他内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后，指出“故内战为罪恶之母”，而“内争之肇始，并非全体将士之意旨，不过一二军阀为争夺地盘而已”，“于是余之人生观即从此改变”(15)。他决心为制止军阀混战，制止内战，为和平统一祖国而竭精尽力。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下，连续发生了汉浔惨案、炮轰南京事件、济南惨案。这时，张学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思想已发展成为“息内争，御外侮”(16)的完整思想。
张学良爱国政治观形成的第三步就是反对土豪劣绅。在东北，特别是在武汉时期，张学良开始接触红军，接触原鄂豫皖边区的农村根据地人民。他肯定共产党员是“良好青年”，肯定根据地人民是“良善厚朴的”。他发现共产党和红军是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逼出来的，是军阀逼出来的，是鱼肉良民的土豪劣绅逼出来的。因此他提出地方官和总部“对于那些把持地方、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要绝对严办。”(17)
张学良政治观形成的第四步就是反共与容共并存到联共抗日。张学良在走上联共抗日光明大道之前，他从其父张作霖和中国一切反共的大人先生们手中接过反共思想，同时他又从中国古代优良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中滋生了容共思想。正如他说，“虽同谓共产党，然其中有研究学说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对于其暴动分子，则夙饬令宪兵警察等机关严重取缔。”(18)因此，在同国民军和北伐军的作战以及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中均以反共相号召。1930年春又发生中共满洲省委遭东北地方当局严重破坏事件。但是，张学良对被捕的共产党人拒绝解往南京杀害，转而采取“不审、不杀、不放”的方针，并公并宣称，共产党人是“有为青年”，是军阀逼迫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可见张学良早期是一位反共与容共思想兼容并包的民主主义者。1934年以后，他虽然奉命参加“剿共”战争，也学着国民党大人先生们的反共腔调，说了共产党一大堆坏话，然而就在这时期，他不但研究了法西斯主义，也研究了共产主义；他不但同共产党和红军作战，也开始效法孙中山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奔走呼号。早在1934年6、7月间他就说过：“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系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摈除一切歧见，联合一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一途径。”(19)又说：“实在的，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民族地位提高，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并存。”(20) l935年底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红军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初又开展了与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经过1月至4月共产党中央与张学良的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的协议。张学良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共抗日的最先倡导者和实行者。张学良由反共容共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新道路，它符合由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朋友这样的一条历史辩证法道路。
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政治观还表现在他力主和平统一祖国，推进祖国现代化建设方面。张学良说：“始终不变的志愿是维持和平，促进统一，向生产建设之路迈进。”(21)在他看来，统一与建设乃是贫弱的中国立国之本，富强之路。对此他曾经做过这样的说明；“窃以为我国今日最切要之图，莫过于和平统一。惟和平乃能促成统一，亦惟统一乃能保障和平。世未有能保持和平而不能统一者，亦未有能造成统一而不能和平者，连带关系，互为因果。立国之道，首在建设。和平为实施建设之基础，建设为发展国力之前提。”(22)
张学良不但是心怀和平统一祖国的宏大志愿，而为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倾注了全力。他曾说：“拥护国家统一，可以说是我生平一贯的主张，过去的已有事实；今后我更要在这方面作最大努力。”(23)张学良是言行一致的人，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和谈代表和全国人民收回旅大运动的和谈代表；中经第一次国奉合作的襄助者和第二次国奉合作的主持人，东北军内部恶势力的洗刷者以及中原大战的调停人；再到东北军和东北义勇军的东北抗日大联合与长城抗战中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中央军及东北义勇军的华北抗日大联合以及西安事变中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的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的组织者与指挥者，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联共抗日、联蒋抗日的首先提倡者与首先实行者：计有10件事实，可为张学良和平统一祖国惮智竭力做历史见证。
在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方面，张学良同样是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东北时期，他发出“东北新建设”(24)的号召，实行整军经武、修铁路、筑港口、开矿山、建工厂、创设无线电台、广播电台、创设农业企业公司和农机公司、改革币制、整顿财政、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对外经贸、捐私款办教育、倡导体育、讲究卫生、发展科技、开拓民航、整理古籍、保护文物、赈济灾民。在华北时期，赞同“繁荣北平”。在武汉时期提出建设华中，组成了华中经济讨论社。在西北时期，提出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若干设想。对全国现代化建设方面推崇过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在台湾，以幽禁之躯，不改初衷，尚且提出建设台湾十大工程为当道者采纳。概而言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张学良开创了多个中国现代化第一，成绩可观，永留青史。
张学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土豪劣绅，联共抗日，力主和平统一、力主和平建设，其人生目的和意义在于为民众谋幸福，为中华民族求解放。
为民众谋幸福源于基督教青年会给他的助力。在那里培养了他“服务人群”的人生目的。他解释说：“服务的意思，是替他人作自已应作的事。假如人人能有服务的精神，就是表现他个人除自己尽职外，还能帮助他人。”(25)在他已身任高级军职独当一面之时，仍以“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为个人谋荣华富贵”(26)自勉。特别是在他身居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高位、主政东北兼理华北八省三市大权在握之时，他的思想行为仍旧放在“为人民谋幸福”(27)的基点上。甚至东北现代化建设，也不是为了谋私利，而是为了“保护边陲，奠定国民之经济幸福。”(28)
中华民族在古代的辉煌，在近代的沉沦，在现代的觉醒，铸造成张学良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宏大志愿。他说：“本来，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史上占有极光荣极灿烂的一页。虽然，这80年来，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不断地向我们袭来，但是，一个有悠久文化的民族是不会长期沉沦下去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应该坚定对于中国民族复兴的信念。”(29)中华民族如何才能求得解放?他认为，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中华民族求得民族解放的最好时机。他说：“我们是为民族自卫而战，为生存而战，为正义而战。我们一定可以战胜，把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势力驱逐出去，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还说：“我们对日作战的结果，不但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并且可以摆脱其他任何帝国主义所加于我们的剥削与压迫。”(30)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土豪劣绅，联共抗日，力主和平统一，力主和平建设，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求解放，这就是张学良爱国人生观中的社会政治观，是他的八项宏大志愿。他一再表示：“虽牺牲余之生命，亦必完成余人志愿。”“苟所志得行，国家之幸也；否则当洁身引退。”又说：“如志不得行时，桴海可也。”“如志不得行，拟再出国调查研究。”
三、爱国主义的立身待人共事之道
在爱国主义信仰的主题下，在服从爱国主义社会政治观的前提下，张学良形成了自己的立身待人共事之道。其主要点为牺牲自我，不怕死，不爱钱，开诚布公，光明磊落，洗心革面，重新作人，公私分明，作事负责。
牺牲自我的人生观是张学良立身之道。张学良说：“我们人活着为了什么?只是狭义的为了自己吗?决不是的！我们要为大众而活着，为国家而活着，不只为现代的大众、国家而活着，而且是为后世的大众、国家而活着。为国家可以牺牲我们自己的！我们要作一番事业，就要先把这种牺牲自我的人生观确定了！人生观确定了，志向就会坚定了，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31)牺牲自我不是一般的牺牲，而是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他说，我“认定一个时代的推动，一个社会的改造，必须经过重大的牺牲。”(32)这里所说的重大牺牲就是指要“牺牲我自己和我的一切所有，要来尽忠于我的国家。”(33)张学良就是牺牲自已和自已的一切所有的典范。东北易帜，为了国家统一，为了抵御日本侵略东北，他让出了北京中央政权，让出了第二故乡河北省，让出了东北四省老家。热河抗战失利，长城抗战正酣之际，他为了顾全大局，代人受过，杯酒释兵权，下野出洋，由大军统帅削职为平民，为了停止内战，立即抗日，他完成了捉蒋、放蒋、送蒋三部曲之后，被长期幽禁54年之久，真正做到了牺牲自己和自已的一切所有。
不怕死、不爱钱是张学良牺牲自我人生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牺牲自我”不外是牺牲自已的生命、财产、权力、地位、荣誉和家庭。既已把自己的人生放在爱国主义，放在为国为民的基点上，自然就要“不怕死不爱钱。”(34)在他看来，个人的生命、财产、权力、地位、荣誉都是用来为国服务的，为“人群服务”的。张学良最近还说：“我一生最不重视物质，什么钱和权，对我都是最不重要的东西，我现在很快乐。”(35)他将乃父lOOO万元的遗产，悉数捐作教育经费，他冒死驾机首次开拓了中国的民航事业，更不必去细说他在战场上、在政治风云中、在社会活动中不爱钱的事迹。张学良被举世公认为是一位“淡泊名利”的将军。
洗心革面，重新作人，体现了张学良严于律己的自责精神和整肃部队的治军精神。世上没有一清如水的完人，张学良也是一样。他在爱国的征程中立过许多大功，但也多次犯过误国的错误。如奉命参加军阀混战相对抗北伐军的战争以及“剿共”战争；冒险发动中东路事件与中东路战争；在不抵抗命令下丢掉东北；拥护蒋介石实行独裁制度。他所统帅的东北军虽向民众的武力转化，但也带有封建军阀的种种遗毒。张学良本人在私生活方面也有过浪漫史和吸毒史等不检点之处，并且对东北军官兵产生了坏影响。对此，他多次检讨，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以惊人的毅力，戒除了毒瘾。并大声疾呼：“我们从现在起，要另作一个人，我来领导你们重新作人！。”(36)人们也公认他在改过前后“判若两人”。
开诚布公、光明磊落是张学良为人作事，与人共事的原则。他在交朋友、待部属、对国对民上，反对心怀鬼胎，用人疑人，挟私报复，朝秦暮楚，以卑事贵的那一套旧官场的腐朽作风。张学良十六、七岁时，接受了时任上海基督教青年总干事余日章关于必须遵从社会舆论。不要左右社会舆论，不要说谎的忠告，一生奉行不悖(37)。1924年在致其参谋长郜汝廉的信中，首次提出了“光明磊落”、“开诚布公”八字箴言作为立身共事之道(38)。以后他与饶汉祥、闻殿佐、缪燉流的来往信件中多次重提此项宗旨。张学良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一生都遵循着光明坦白，无事不可对人言的态度，他认为这是一个顶天立地男子汉大丈夫应有的待人处事的态度。
公私分明是张学良以人格为立身之本的又一原则。他说：“余向来公私分明，余及余之所亲，均应在法律范围内享受权利，不应因余之故，以特殊看待。”(39)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论私，可谓“关怀之殷，情同骨肉。”；论公，“政见之争，宛若仇雠，”(40)与杨宇霆、常荫槐的关系，论私交“无异昆弟”；但不能以私害公，从为国为民计又“不能不忍痛处置。”(41)但在善后处理上又要公私两全，“公事既然办了，私情依然得尽”(42)，为此他办了为家属治丧等五件事。我们还注意到张学良无论大事小情都是公私分明的。他自己说过：“绝对没有卖过国，没有非法的拿过国家一文钱。”(43) 如为北京“三·二”惨案、上海五卅惨案死伤的工人学生捐款，就是从自己薪金项下支付的。
做事负责是张学良立身之道的又一特征。他不但一般地提倡“作事要有责任心”(44)，而且对“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两件大事，他勇于承担责任。在他看来，“九·一八”事变丢掉东北，张学良和东北军负有责任；收复东北，张学良和东北军负有更大的责任，甚至是百分之百的责任(45)。而“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整个事件由我负责，杨虎城只是用意。”(46)为此，他送蒋介石去南京，是准备被判处死刑的，他被幽禁54年之久；仍然是无悔无怨。正如他所说：“我作事，我负责。”(47)
概而言之，张学良的立身共事之道，实质上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公私观、生死观、荣辱观、财产观、苦乐观、功过观，加上他的社会政治观，构成了张学良爱国主义人生观的完整画面。这是就张学良人生观中的主导方面、光明方面而言。其中和平统一祖国、和平建设祖国的社会政治观和牺牲自我的立身之道，则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张学良的爱国主义人生观，展现了20世纪的中国和世界的一代政治名人心怀广宇、为国为民、无私无畏光彩照人的精神境界，它对前天、昨天、今天、明天，都将是不朽的。
注释
① 张学良：《答台湾(华视新闻杂志)记者问》，1990年秋。
② 张学良：《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之演说》，1926午11月20日。
③ 张学良：《谈对沪案之意见》，1926年6月。
④ 张学良：《决不妨害统一通电)，1928年7月1日。
⑤ 张学良：《致杨宇霆夫人函》，1929年1月12日。
⑥ 张学良：《天津(大公报)记者谈时局》，1930年8月27日。
⑦ 张学良：《对东北大学学生的训话》1931年4月16日。
⑧ 张学良：《对北平报界之解释》，1932年8月8日。
⑨ 张学良：《在市民大会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
⑩ 张学良、杨虎城：《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1936年12月20日。
(11) 张学良：《1937年元旦告东北将士书》，1937年1月1日。
(12) 张学良：《在河北省党部平津两党部平绥两个特别党部欢宴会上的答词》，1931年4月23日。
(13) 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1936年6月22日。
(14) 张学良：《在北京大学欢迎两大公子会上的演说》，1924年12月1日。
(15) 张学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86次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说》，1930年11月17
(16) 张学良：《与国闻社记者纵谈时局》，1926年9月17日。
(17) 张学良：《在欢宴出席陕西省行政会议官员的讲话》，1936年2月18日。
(18) 张学良:《对日本记者谈东北时局》，1931年2月10日。
(19) 张学良：《对世界电讯社记者之谈话》1934年6月7日。
(20) 张学良：《对湖北暑期军训学生的讲话》，1934年7月24日。
(21) 张学良：《旅欧归来在上海发表的书面谈话》，1934年1月11日。
(22) 张举良：《和平统一为切要之图》，1931年5月22日。
(23) 张学良：《对东北各师主任以上政工人员的训话》，1934年7月25日。
(24) 张学良：《为(东北新建设)杂志题名》，1929年。
(25) 张学良：《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说》，1926年11月20日。
(26) 张学良：《致二弟张学铭函》，1927年5月年30日。
(27) 张学良：《复顾耕野电》，1930年12月31日。
(28) 张学良：《在欢宴、宴国联调查团席上的致词》，1932年4月11日．
(29) 张学良：《在安内攘外使命下军人应有的自觉与努力》，1935年4月4日。
(30) 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
(31) 张学良：《怎样纪念国难严重期中的国庆》，1936年10月10日。
(32) 张学良：《对东大球队暨东大旅汉教职员学生的谈话》1934年4月13日。
(33) 张学良：《对奉派视察之各部队主任及参谋中校团附的讲话》，1934年4月6日。
(34) 张学良：《致友人》，1990午12月31日。
(35) 张学良谈自己，1993年夏。
(36) 张学良：《视察鄂东对五十七军官兵的训词》，1934年4月3日。
(37) 张学良：《对日本广播电台记者的谈话》，]990午9月。
(38) 张学良：《致郜汝廉函》，1924年。
(39) 张学良：《东北今日之两病象》，1930年2月12日。
(40) 张学良：《对日本广播电台记者的谈话》，1990年9月。
(41) 张学良：《致东三省父老电》，1929年1月11日。
(42) 张学良：《致杨宇霆夫人函》，1929年1月12日。
(43) 张学良：《对东北各军送庐山军训团第一期毕业各官长训话》，1934年7月27日。
(44) 张学良：《在总部总理纪念周上的训词》，1934年4月16日。
(45) 张学良：《对东大球队暨东大旅汉教职员学生的谈话》1934年4月13日。
(46) 张学良谈自己，1993年5月。
(47) 张学良：《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谈话》，1991年4月25日。
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 /相从智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