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学良东北易帜的思想基础
李仲明 刘丽
1928年的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主政东北后的第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现代史、中日关系史上的大事。张学良是临时举措，还是有长期的思想基础，本文试作几点分析。
一、《中国之希望》的激励
张学良1901年6月4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詹家窝铺。幼年生活在乡间，7岁时，张作霖先后请来台安县举人崔骏声、海城县名儒杨景镇为张学良姐弟讲授《四书》、《五经》。稍长，张学良在学习中国儒家文化的同时，也学习英文和西方文化知识。少年时代，纯朴、善良、待人热忱的母亲给他的影响超过马上英雄、唯我独尊的父亲。母亲的早逝对张学良的打击很大，使他倍感孤独。后来他回忆说：“良年方11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 ①
1916年，张学良参加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与总干事普赖德交谊甚笃，同时他又结识了阎宝航、王卓然等文化人，这种接触，充实了他孤独的灵魂，开阔了思路。“也就在这一过节上，张学良少年多感的心灵上产生了和他老子追求权势迥热相反的另一个方向，”②受教会朋友影响，他学会容忍，胸襟开放，待人忠厚。他的朋友王卓然曾这样评价：“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济世救人的怀抱，有似佛门弟子；他的牺牲自我，服务他人的心愿，竟是一个真诚的耶稣信徒；同时，他的谦退达观，看破世事人情，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极像老庄之流。”③
同年11月，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来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讲演。张学良多年后在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演讲时忆及此事：“幼年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割宰，无复望矣。及14年前于辽宁青年会，聆贵校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讲演，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发奋图强，努力救国’，余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④
张伯苓的话深深打动了张学良，他想到：“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在我父亲大力庇护下的有钱的纨绔子弟，但是，我不能总是扮演这种有钱的纨绔子弟的角色。我必须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什么。”⑤
青年张学良本想学医，但盼望子承父业、继续掌握东北军政大权的张作霖却于1919年春把他送进东三省陆军讲武堂，1921年秋，张学良应邀去日本观秋操，他看到日本军队的严格训练和精良装备，但同时他十分反感日本人这种示威式的做法。他想：“你们让我看这个干吗？无非是向我(不是对我个人)示威。你这样示威干什么，想吓唬我呀，你吓唬我，我也不怕。”⑥
一个20岁的青年军官，奉系军阀的少帅，他深切感到日本军队对中国、对东北的潜在威胁，明确自己要“努力以救中国”、“必须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什么“时，这即是7年后张学良东北易帜的早期思想基础。
二、同根相煎何言功
1922年和1924年，张学良参加了第一次、第二次直奉战争。身为奉军的高级将领和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碍于军令和父命，多次出征。但他的内心深处，一不愿做军阀，二厌恶战争。1924年冬，张学良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良意但作苦事，不争权利，以免(为)大军阀。”⑦1930年，张学良的部下高纪毅在回答北京记者问话时说：“彼(指张举良)尝言，自任旅长时起，每次作战观于官兵伤亡之惨重，人民之流离失所，皆深感痛苦，作战之结果，徒招人民之怨恨，得不偿失。”⑧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张学良极为赞成孙中山提出的政策。孙中山病重时，张学良去探望，孙中山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东北是处在红白两个帝国中间，东北的青年责任很大。”⑨
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对张学良思想产生较多积极影响者，是奉军将领郭松龄。郭松龄军事造诣较深，治学严谨，品行端正，富有民主主义思想。他见张学，良有爱国思想，便常与张谈心，以“练精兵，御外侮”启发张学良。后来郭松龄倒戈反奉，张学良虽对郭松龄“举兵之心洞亮”，但在郭与其父帅张作霖之间选择了后者，郭兵败被杀，张学良痛心不已。张学良与齐士英谈起往事，还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⑩
这一时期，张学良非常关心、同情青年学生。1923年3月2日元宵节之夜，北京学生提灯游行，要求废督(军)裁兵，遭军警殴打，100余人受伤，20余人被捕。张学良读报后，写信慰问受伤学生李兰昌，认为“军警不尽保卫人民、除暴安良、抵御外患的责任，但向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施他的威力，这真是很可痛心的事。我知道这一桩事情之后，非常愤激、痛心。青年学生们手无寸铁，努力奋斗，是我最敬佩最同情的。没有这种奋斗的精神，不能保持中华民国在世界上应占的地位，不能使国民得永久的安宁。”(11)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张学良致电上海学生，哀悼遇难青年：“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天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12)
张学良对连年不绝的军阀混战厌恶至极，1926年8月他写信谢绝京师警察总监李寿金等拟演剧庆功时，尽数战乱之害。信中说：“倾闻兄等拟筹备庆功之举，私衷感荷，莫可言宜。惟弟窃以兵乱之后，灾民遍野，南口一带，村落为墟。嗷嗷哀鸿，穷无所告。战士暴骨，饿殍载途。哀且不遑，曷敢言庆。况此次战役，不过因政见不同，不得已而趋于战。同根相煎，胜亦何足言功。”(13)其痛切之情，昭然纸上。
1926年11月20日，张学良在天津南开东三省同乡会联欢会上作演说，谈到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他“颇受刺激，因是彼时即欲立志为国家作事”，并谓“东三省非一人一己所能谓为私产”，“诸君在校读书，希望努力研究学业，切不必学大人物，须知大人物愈多，则国家愈乱。”(14)在这里、张学良明确东三省并非张家私产，应通过建设使东北更加富强，同时毫不掩饰他对各派军阀争权夺地、坑害国家的蔑视。
翌年1月，英国水兵在汉口、九江制造惨案。张学良闻后于1月12日在北京和英国驻华公使蓝浦森谈及此事。张学良说：“中国南北之争，不过因国从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外卫国，决不因对内不一致而发生影响。此次英人若以武力对待中国民众，则凡属中国人，不分南北，皆有捍卫国家之义务，责无旁贷。”(15)
5月，张学良给正在日本留学的张学铭去信，一面鼓励二弟刻苦学习，一面检讨自己参与奉军作战，虽然“奉命讨之，但一念是同种，自相残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16)
1928年4月，第一次下野后复出的蒋介石决定再度“北伐”。占据北京的张作霖下令阻止南军。日本政府为遏止国民党军北伐，悍然出兵山东，并于5月制造了“济南惨案”。
日军的暴行，使张学良激愤；更为他父亲的举措和固执感到苦恼。他问张作霖：“咱们打得这场仗，有什么意义?为什么非打不可？”张学良从河南撤军时，见到许多彷徨街头的人，很可怜，不禁一边流泪一边大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为什么！(17)
迫于日本压力，蒋介石希望和平接收京、津，乃授意上海总商会通电息争。张作霖开始仍固执己见，力主息争的张学良回到北京后劝说乃父，力陈奉军应退出京、津，保存实力。并在会上问张作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是否中国人?张作霖答是。张学良接着说：“即然都是中国人，哪一个都可以来北京，哪一个管中国不也可以嘛！如果我们把东三省丢了给小日本，那就成了千古罪人！”张作霖鉴于战局对奉军不利，张学良的保存实力、回到东北的主张文有道理，才说：“好！究竟是讲武堂出来的，有战略眼光。”(18)
张学良遂与韩麟春、杨宇霆联名复电上海总商会，同意罢战息争，电中说：“人方利用外争，以息内讧，我乃增长内乱，以召外兵”，“所可慨者，今人日詈军阀，乃口则骂之，躬则蹈之，黩武穷兵，变本加厉。故非有同等之觉悟，断无实现之和平。”(19)两日后，张学良等在致北京银行公会电文中说：“天心厌乱，必能南北一致，国运当有转机。昔文公退避三舍以避楚，礼让为国，尽其在我。若同根箕豆，必不相容，则非学良等之所敢知也。”(19)
在此后奉军出关、京津易帜过程中，张学良起了积极作用。如派奉军鲍毓鳞旅在北京暂时维持治安，虽于6月9日晨发生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缴械鲍旅事，但6月11日阎锡山电冯玉祥后，鲍旅得以顺利回奉。6月6日，北京城挂起青天白日旗。8日，阎锡山晋军孙楚部开进北京城。
这一阶段，张学良厌战主和、共御外侮、关心学生、体恤民众的思想更加成熟，可看做东北易帜的中期思想基础。
三、主政东北，断然易帜
随着6月4日早晨5时23分皇姑屯车站一声巨响，坐专车经过这里的张作霖被炸身亡。
此前，张学良听命于乃父，虽多有规劝进言，却无统帅东北的军政大权。张作霖突如其来之死，竟于“一夜之间使张学良变成了一个失怙的孤儿；但同时，也等于顷刻间使他变成一个孑立于重大事变中的重大人物了。”(20)6月l7日，张学良赶回奉天。20日，他通电就任奉天军务督办。紧接着，在张作霖老部下张作相等极力推举下，张学良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然而，集国仇家恨于一身、掌握了东北军政大权的张学良并不轻松。日本人的威胁、监视，东北军内部的矛盾使他举步维艰。他清醒地认识到，割据东北并非长久之计，况且势力卑薄，难以同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相抗衡。因此，“欲免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21)他迫切希望与国民政府谈判，尽早实现东北易帜。7月1日，张学良通电表示结束内战、和平统一。遂派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等见蒋介石，并定于7月24日易帜。
由于日本频频干涉、警告，东北军内部老派亦有主张保境安民者，张学良无奈只得延期易帜。他致电蒋介石、何成浚、阎锡山、东北代表邢士廉、王树翰和叶恭绰，在致叶一电中说出他的思想顾虑：“弟之素志，公所深知，至政治问题，则弟新当大故之时，骤膺重任，东省有特殊情势，亦不能不斟酌环境状况，循序进行。”(22)
8月9日，张学良在奉天回访以吊唁为名实则阻挠易帜的日本特使林权助，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林权助随行者佐藤安之助在座。彼此寒喧后，日方即咄咄逼人，威胁张学良“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不卑不亢地对答：“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中国为本位，余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况此亦为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余因顾邦交，以个人资格对于日本政府警告加以考虑，倘若以国际关系言之，余想日本政府亦决不甘冒干涉内政之不韪，并且日本政府以种种恐惧，反对中国实现统一，余颇不可解。”日本人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并要张学良表明决心，张学良正色说：“余之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余不能拂逆三省人民之心理而有所作为也。”佐藤再次威胁张学良若不听命于日本，“就将发生重大事情。”林权助更把张学良比做其子侄辈，劝张听话。张学良严肃地回答：“本人深幸，我和贵国天皇是同庚，对于阁下所能奉答者，只此而已。”(23)
张学良对日本人骄横无理虽然非常气愤，据理力争，但迫于日本压力，不得不再次将易帜日期推迟，并派代表刘哲通知林权助，将东三省易帜推迟三个月。他于8月9日致电蒋介石，谈及与林权助等会谈情况，同时提出目前对策：“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用武力，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将成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用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24)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更为关心学生，他在东北大学讲演时，提倡学生重视体育和学问，“将来处身社会，要本着自己的人格，拿来从前在校里时的热心，来处置社会。拿从前批评旁人的话，来整理社会。”最后他希望学生“要专心研究，以图用之于来日”(25)，不辜负国家与师长的期望。10月下旬后，长春、哈尔滨学生、市民集会游行，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青会铁路。11月初哈尔滨学生游行时，被警察鸣枪阻止，l00余名学生受伤。张学良闻此深为不安，在对东北大学学生讲话时说：“在吾决不卖国，诸君或亦必能相信，举良行年二十有八，来日方长，岂能损失东省利权以贻后患，是以关于国家权利上决不让步。”(26)不久，为处理哈尔滨学生游行受伤事，张学良致电张作相，“似应将该处当事官吏等予以停职处分，以示薄惩，而平民气。”(27)同一天他又发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咨文”，指出日本政府企图通过筑路事控制东省铁路，赞扬学“不惜奔走呼号，以期唤醒民众，惊彼帝国之野心”；斥责警察“不谙国法，溺职妄为，致演成我东省未有之惨剧……况学生本是爱国行动，毫无轨外行为，竟敢任意枪击，不仅妨害自由，且亦有扰治安，若非甘心媚外，受帝国嗾使，何能作此惨无人道、直类疯痫之事也。”(28)
10月8日，张学良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委员。10月1O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说明；“东省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之压迫，致生障碍。”(29)并积极准备易帜事项。蒋介石也表示中央可承担奉天外交。
美、英两国支持国民政府，亦以“济南惨案”为据，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内部反对党也借“济南”与“皇姑屯事件”反对田中内阁，日本政府因此不得不寻求改善日中关系，对东北易帜向题虽然不满意，却也不再阻挠。
11月初，张学良的代表邢士廉、王树翰再去南京，与何成浚、张群商谈易帜及其它事项。蒋介石有提出可在12月29日易帜。
1928年12月29日，东北四省宣布易帜。张学良通电全国，表明“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30)。张学良在同日的易帜庆典上即席演讲，表明自己意在效法先进国家，为谋国家之富强，“吾人今日亦惟不欲分中央之柄，举政权返还中央，以谋真正之统一。”(31)
东北易帜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依靠奉天军势力控制东北的美梦，结束了北洋军阀16年的反动统治；实现了以国民党新军阀各派势力集合于南京国民政府旗帜之下的暂时统一。是张学良保国安民、息争主和、共御外侮思想从初步到成熟、再到决断的必然结果。东北易帜并不是张学良的临时举措，而是在长期爱国思想基础上的必然产物。
注释
① 《张学良自述》(原名《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忏悔录》)，转引自台北《传记文学》第40卷第l期第13页。
②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7页。
③ 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1937年北平版第3页。
④ 天津《大公报》1930年12月11日。
⑤ 管宁、张友绅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⑥ 管宁、张友绅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⑦ 北平《晨报》1924午12月2日。
⑧ 天津《大公报》1930午5月17日。
⑨ 管宁、张友绅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⑩ 辽宁省参事室、文史馆编《文史资料》1982年号第76页。
(11) 《盛京时报》1923年3月18日。
(12) 天津《大公报》1925午6月9日。
(13) 北平《晨报》1926年8月22日。
(14) 天津《大公报》1926年11月21日。
(15) 天津《大公报》1927年1月14日。
(16) 《北洋画报》第94期。
(17) 管宁、张友绅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18) 陈大章口述，转引自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19) 天津《大公报》1928年5月14日。
(20) 天津《大公报》1928年5月15日。
(21)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45页。
(22) 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1937年北平版。
(23)《叶遐囘先生年谱》，第305页。
(24)《国闻周报》第13卷第30期。
(2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28页。
(26)《盛京时报》1928年9月18日。
(27) 《盛京时报》1928年9月18日。
(28)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29)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30)《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232页。
(31)《新民晚报》1929年12月29日。
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 /相从智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