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阎锡山
高存信 白竟凡
张学良与阎锡山相识较早。1930年春，阎锡山与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和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与蒋介石争夺中央政府的领导权。5月间，爆发了有名的中原大战，双方动用兵力约160万人，伤亡30多万。当时，张学良拥兵东北，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蒋、阎都极力拉拢张学良。3月15日，阎、冯首先发布张学良为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接着，6月2l日蒋介石也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9月9日，阎、冯在北方另组国民政府，阎锡山为政府主席，又任命张学良为国府委员。在此之前，张学良一直保持中立地位，按兵不动。后来，他认为国家必须统一，才能抵制日本侵略。蒋介石虽然是个野心家，但当时他的南京政府还是全国统一的政府。张学良考虑到，这样大规模的内战如继续打下去，对国家对民族都非常有害，所以他最后在中原大战已打了近6个月的时候，才明确表示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并于9月间发布进兵关内的通电，呼吁各方罢兵休战。张学良的通电发出后，做了10天国府主席的阎锡山垮台，立即宣布停战，中原大战即行结束。
但是，在出兵之前，张学良将他的意图告知了阎锡山的代表，并同时要求蒋介石，将晋绥归属阎锡山。中原大战以后，蒋介石将黄河以北的节制处理大权交给了张学良。在处理冯、阎部队的善后问题时，蒋主张必要时由东北军解决西北军，由于张学良不愿再打内战，则采取了和平解决的办法，把阎锡山的溃散晋军改编成4个军，另有护路、炮兵各1个师，人数16万之多。张还推荐32军军长商震(山西人)为山西省主席，为阎锡山以后东山再起提供了条件。阎锡山对张学良不仅没有吃掉他们，还加以保护，则感恩戴德。总之，张阎之间过去有斗争也有联合，但两人的关系还比较密切。
一、西安事变前的密约
张学良由剿共转为联共之后，1936年春夏之交，曾两次派秘书李金洲(阎锡山之旧部)去太原(第二次尚有张的原参谋长戢翼翘)，了解阎锡山对蒋之安内攘外政策的态度。阎曾表示，“剿匪非计”，“对内则将来无以对外”①。李、戢将此情向张学良报告后，张对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信念益加坚定，表示只要有机会，再与阎联合向蒋介石建议。1936年夏，张学良乘飞机在陕北视察时，曾顺道到太原与阎锡山直接面谈，说明联共抗日之必要，阎极表同意。于是张约阎锡山在适当时机同他共同劝蒋改变其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1936年10月30日，蒋价石在洛阳庆祝其50大寿，阎锡山应张学良之约于前日飞往西安，与张、杨做竟日谈。当夜即乘车去洛阳。在祝寿典礼完毕后，张、阎两氏实行诺言，联合晋谒蒋介石，讨论继续剿共，抑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问题。蒋介石对剿共十分坚决，竟说：“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呢?”②建议未被采纳。蒋并在洛阳军分校召开的大会上大骂主张联共抗日者为无知(暗指张学良)。他说：“你们要知道，日本是皮肤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剿共是我们既定的政策，也是国家根本大计，决不能动摇，就是有人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③散会之后，阎锡山拍着张的肩膀说：“汉卿呀！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只有咱们自己以后看着机会慢慢地做吧。”④
二、事变后阎锡山的转向
西安事变，张学良扣留了蒋介石之后，立即发电告阎锡山，问他有何见教，阎没有当即复电。张学良于第三天派苗浡然飞往太原。临走前，张告苗到太原主要是请阎来此领导。苗到太原单独向阎锡山讲述了西安事变之起因与经过，说明张恳切希望阎能来西安领导此事。阎锡山其实自己胸有成竹，鉴于张的代表去了，他不得不应付说，他身体不好不能去西安。认为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停止内战是件大好事，可是扣蒋容易，放蒋难。不过张、杨两公已经这样做了，我只有义不容辞地设法帮助找一条走得通的路。苗见阎已经话外有音了，随即转去绥远见傅作义。
其实，阎在接到张的电报后，立即于深夜召开军政紧急会议，宣读了南京与张的来电，同时还传达了当时少壮派私自设立的“红中社”的电报多起。⑤会议连续讨论了数小时，大家意见纷纷。阎锡山也犹疑很久，他是赞成张学良联共抗日主张的，与张有共同劝蒋之约，但是“红中社”的电报触动了他，他对外界传说的西安赤化比较担心；再加上孔祥熙给他来电，指出西安之变“徒快仇者之意，授敌可乘之机。瞻念前途，深感痛心！”这符合阎的心意。孔对阎推崇备至。他说：“我公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祈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纾国难。”“汉卿於公，夙致推仰，尚希责以大义，动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於万劫，悬崖勒马，共济艰危。”加上阎锡山看到当时各方责难张的形势，他也不理以前之约了。12月14日阎锡山复电张，提出4点质问：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证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手?阎锡山的立场变了，他请张谅解。张接此电报，发觉阎锡山的变化。15日即致电阎锡山、傅作义说：“文日谏请蒋公积极抗日，未蒙采纳，因请暂留西安，只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既非内争，亦不赤化。”⑥张学良对阎的思想变化，针锋相对地予以正面答复。
张学良认为阎锡山的变化也是事关重大的问题，于是他在12月15月，对阎提出的质问，一一做了答复：第一，良等此举，系对事决非对人……如介公实行积极抗日，则良等自仍竭诚拥护。第二，增加及减少抗战力量，良等之愚，以为须从根本上着想……如使军队与民众真正觉悟，从内心上发出与敌势不两立之抗战精神，则力之增加实不可以限量。良等此举，意在促成全国真正觉悟。第三，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第四，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觉悟如何。如大众彻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既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国之理。……故欲死里求生。良等激于爱国热忱，行动或涉卤莽，然此心无他，可质天日，现派李金洲谒晋，不尽之意，统嘱面陈。
李金洲走之前，张学良对李讲述过去与阎密谈之经过，并告诉他：“你告诉他，现在我已经做了，看他怎么办?此事他不要摆脱干净。”李金洲乘张学良之福特飞机前往太原，李见阎后，将西安情况详细陈述。阎当即电告孔祥熙，告之张之代表到太原，蒋介石安全无恙。阎向李表示，要派赵戴文、徐永昌去西安面见蒋介石，并与张商谈，解决当前之危机。张开始也答应了，但阎锡山坚持，要等南京派来的莫德惠、黄绍回来太原后摸摸情况，再让赵、徐去西安，并让李金洲先回西安，然后再来接赵、徐二人。李回西安后，将情况向张报告，说次日晨去太原接阎的代表。张学良面示李：“不用去了，我决不让老阎作这一票买卖，你拟电报给他，就说天气不佳，不宜飞行，俟气候好，再行前往。”⑦
三、张学良对阎锡山的不满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蒋被扣后，则由原副院长孔祥熙代行政院长之职。孔祥熙竭尽全力营救蒋介石。开始他以为张学良既已发动事变，令其迳送蒋回南京恐有困难。所以，孔于14日给阎锡山的电报就提出，请阎锡山电劝张，先送蒋公至太原，由阎锡山居间保证，付阎以全权营救蒋介石。
张学良接阎电后，非常生气，认为阎老奸巨猾，先父高崇民是西安事变后张成立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接电后对先父说：阎锡山一贯反复无常。早在1926年，先大元帅曾派员见阎锡山，表示请他与我们合作，我们也决不干涉山西的事务。阎锡山表示同意。但不久，阎却由娘子关出兵与我方作战，极不守信用。在1930年3月，中原大战之前，阎锡山曾把各方联名反蒋的电报，拍给张学良，请他阅后签名，然后由沈阳发出通电。但没过几天，阎又发一封电报给张学良，要张暂缓发出通电，弄得张学良莫名其妙，只好派王树翰到太原，这才弄清楚原来是由于阎、冯之间的矛盾所致，由此初步认识了阎的为人，也是后来中原大战张未站在阎、冯一边的原因之一。张学良说，我与他相约劝蒋联共抗日，事变后，阎是知我们的意图的，他竟背弃前盟。始而发出5个“乎”字的电报，表示其暖昧姿态，继以争权夺利不可告人的野心，电请我把蒋送到太原，由他召集会议解决。此种投机取巧的态度，我决不叫他得逞，我自已能请神就能送神。在李金洲去太原时，张让李告诉阎锡山，说张最近恳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介公赴京请罪。”⑧这是正面回绝阎锡山将蒋介石送到太原去的意见。
在宋子文、宋美龄一再催促，并坚决担保所谈问题必须兑现的情况下，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回南京。12月23日，召开设计委员会，研究放蒋问题。有的反对放蒋，有的主张必须有保证才能放；有的提出中央军先撤出潼关，由阎锡山做保证人，晋军驻防潼关、洛阳段，防止蒋介石报复。主持会议的高崇民将设计委员会讨论的情况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听了很着急，怕手下的人过激，闹出乱子。于是第二天又召开设计委员会，张亲自去说服。他说你们提的意见都是行不通的。蒋已表示不签字，即便他签了字，出去之后，一切推翻了，要撕毁也就撕毁了，有什么办法?至于要阎锡山做保证人，根本不行。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联共抗日的事，我早和他谈过，他也赞成和支持，没想到事变爆发后，他来电问了好几个‘乎”字，最后竟质问我“何以菩其后”，满篇责备，毫无一点同情，出尔反尔，还把这个电报送往南京，他是什么目的?这样的人，不能同他共事，不能让他投机取巧。
高崇民觉得张在会上态度很坚决，他也无法再提了，当晚，他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大意是主张有条件放蒋，并阐述了无条件放蒋的危险性。有条件放蒋比较有把握，比如中央军撤出西北的释放七君子沈钧儒等，均可不等蒋回南京开会决定就能办到。25日早8时左右，张到绥靖公署见到高时，匆匆忙忙地说，你的信我见到了，我告诉你，崇民，咱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只要于国家有利，牺牲我一个人，牺牲东北军团体，在所不计。高崇民理解，张这也是针对阎锡山而决定亲自送蒋去南京的。他惟恐夜长梦多，演出别的事故，遂赶紧送蒋走。可见张之光明磊落，亲自送蒋以示拥蒋抗日，别无他图。张、阎关系到此告一段
四、阎的和平解决的方向是对的
尽管张学良因为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对阎锡山不能谅解，也不管阎锡山个人动机如何，但他积极在南京与西安之间进行斡旋，这一点应予肯定。当时，张学良派苗浡然、李金洲赴太原；南京方面也派代表莫德惠、黄绍回迅速到达太原；阎锡山也决定准备派赵戴文、徐永昌前往西安。徐为张学良好友，与张学良商谈解决当前危机，只因尚未起程，张即送蒋去南京了。从当时阎锡山给南京的电报看，凡是张学良给他的电报，以及张学良代表转达的西安的情况，一律照转，似乎比较公道，实则倾向南京方面，为孔祥熙、何应钦出谋划策，却不见其为张学良谋划，只见其对张的不满。他曾向李金洲表示“决本爱护国家，爱护领袖，爱护副司令，爱护东北军四大原则。”从行动上看，爱护领袖比较明显，其他则看不出来。但无论如何，阎锡山积极求得和平解决的方向还是对的。12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问题致周恩来同志电中提出，“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⑨尽管因为张学良厌恶他不守前盟，出尔反尔，在感情上不能接受，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进程。
注释
① 李金洲：《西安事变来历记》第14页。
② 《西安事变史料》下册第339页。
③ 《高祟民诗文选集》第399页。
④ 《西安事变史料》下册第339页。
⑤ 《西安事变电文选》第109页。
⑥ 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第40页。
⑦ 《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155页。
⑧ (西安事变电文选》第18页。
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 /相从智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