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房成祥
在研究西安事变的论著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没有主见，束手无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主要得益于中共。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1980年出版的拙著《西安事变史话》一书的序言中认为，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始终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而中共中央及其派往西安的代表团，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为此作了种种努力，但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是“居间调停”宁陕双方的矛盾冲突，“协助”张杨二将军妥善地处理了西安事变。主次不能颠倒。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说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是社会历史合力造成的。但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坚持“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宗旨和“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原则。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开动宣传机器，攻击西安事变，诬蔑张、杨发动兵谏是“不惜破坏国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是犯上作乱的行为，在国情上是万无可宽恕的”①。南京政府中的“讨伐派”用这种舆论，主张调动军队，分三路向西安进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张、杨二将军，要求限期交出蒋介石，声称：如不限期交出蒋介石，“必率全军指日西上”②。12月16曰，在何应钦的操纵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30次会议，确定：“一、何委员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二、由国民政府即下令讨伐；三、推于委员右任宣慰西北军民”③。17日，何应钦通电就讨逆军总司令职，筹组讨逆总部④，并不顾宋美龄的阻挠，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所谓“讨伐令”，叫嚣“扫荡叛逆，以靖凶氛”⑤。他调兵遣将，指挥中央军向西急进，还派大批飞机在西安上空示威，轰炸渭南、三原等地。由于中央军向东北军、十七路军步步进逼，使国内出现了极为紧张的形势，新的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种形势下，新的内战未能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张学良、杨虎城对事变的态度，如果他们对南京方面的“讨伐派”针锋相对，新的内战就可能发生。然而，张学良、杨虎城虽然以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的南京政府要员，但却始终避免同南京方面发生武装冲突。张学良、杨虎城12月17日在再致阎锡山电中把他们的思想、愿望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电文写道：“良等此举，绝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其所能，避免内战”⑥，他们不仅有这种强烈的愿望和正义的主张，而且还以忘我的牺牲精神付诸实施，力持和平。
首先，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杨虎城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抗日救国运动的八大主张，其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此后，他们一再呼吁避免内战。12月14日，张学良将军在广播词中强调：“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⑦。15日，杨虎城将军在广播词中也强调：“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是抗日，不是内战”⑧。16日，张学良又派秘书长吴家象发表广播讲话，重申张学良的主张。即：“反对消灭实力的残酷内战”⑨。不难看出，西安事变如何解决，张、杨二将军的意向是非常清楚的。他们为了实现抗战，首先要争取的就是实现国内和平。
其次，在何应钦发布讨伐令、部署“讨逆军”向西急进时，突出地表现了张、杨力持和平的态度和立场。何应钦派遣军事要员飞抵洛阳，部署内战军事，张学良将军不得不电令东北军各部开赴反讨逆军事前线待命。电报命令：“此间盼军队甚急，仰望所部主力迅先轻装星夜急进，务将每到达位置，限宿营后迅速具报”⑩。十七路军也作出相应的部署。同时，张学良将军致电何应钦，谴责他“西入潼关”，“肆行轰炸”，“动干戈”，“起内战”(11)。张学良将军坚定地表示：“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12)。张学良、杨虎城调动军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军事上战胜何应钦，争个高低，拼个你死我活，而是以一定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制止何应钦的进攻，达到“内求和平”的目的。所以，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军事部署始终是被动的、防御的，不是主动的、进攻的。因此，尽管何应钦“动干戈”，寻战挑衅，但大规模的内战始终未能发生。
再次，张学良陪蒋介石赴南京后，蒋介石不但在南京软禁他，而月还派兵西进，分5个路军和6个纵队对西安采取包围态势向前推进，在华阴、华县一带又出现了爆发新内战的危险形势。这时，杨虎城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伪最高统帅。他的决策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善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遥念秦川，致书杨虎城，希望西安方面“本我初衷”，“救此危局”。张学良的“初衷”是什么?杨虎城和西安方面都十个分清楚。同夜，张学良为蒋介石限期实行解决陕事方案请杨虎城将军和东北军将领速下最大决心收束陕局。张学良在致杨虎城的信函中写道：“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13)。张学良在致东北军将领的倍函中表示了同样的观点相愿望，信中写道：“望兄等本我初衷，凡有利于国者，任何牺牲早已不计。盼诸兄计及国家利害，勿专为我个人谋也”(14)。杨虎城尊重张学良的意见，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虽然有过摇摆，但总的说来还是坚持了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原则。尽管主战派向他施加压力，他还是毅然领衔，于2月4日发表了《和平宣言》，重申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宗旨。他在《和平宣言》中写道：“此间去年‘双十二’之事，旨在对内求和平，对外求抗战，……盖‘双十二’之举，原期永息内战，一致对外，谁复愿以对外之力量，供对内之牺牲”(15)。杨虎城为了顾全大局，在种种条件的制约之下，接受了南京方面提出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的有关规定，东北军东开，十七路军重新编制。这样，西安事变善后也终于和平解决。2月17日，张学良将军致函杨虎城将军，他写道：“悉兄苦心支持危局，闻之十分同感，现幸风波已过，迩后盼兄为国努力，不可抱奋事之想。吾辈尚有何惜乎?”“西望云天，不胜依依”。寥寥数语，寓意极深，既表现了他对杨虎城将军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八项主张的立场深切同情和对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局面异常怀念的感情，也表现出他为国家和民族，个人虽然被扣留，亦在所不惜的崇高精神。
西安事变所以能得到和平解决，除了张、杨坚持“内求和平”的宗旨外，还由于他们正确地解决了关于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尽人皆知，西安事变爆发后，顿时西安同南京处于公开的敌对状态。这时，怎样处置蒋介石成为西安方面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西安事变朝什么方向发展的关键。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发生新的大规模内战，张、杨“内求和平”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如果处理得当，就可能避免内战，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张举良和杨虎城看到了处置蒋介石对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重大关系，所以捉住蒋介石后，立即发表对时局通电，明确地提出了对蒋“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原则。事变中，他们向外反复宣传这个原则。如张学良致孔祥熙电，申明时蒋介石“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张学良、杨虎城致冯玉祥、李烈钩电，声明“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便反省”；张学良、杨虎城致程潜、唐生智电也表示“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这个原则，反映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的基本态度，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张、杨“兵谏”，是他们拥蒋的继续，他们“兵谏”不是与蒋介石争权，也不是要伤害蒋介石，损害蒋介石的威信，更不是要推翻蒋介石的统治，而是为了抗日救国。因此，张学良布置捉蒋任务时，强调不能伤害蒋介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突然去向不明，张学良焦虑万分。他在指挥部对两军将领和幕僚们说：若找到委虽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戴他为领袖。杨虎城在广播词中也表示：“一二·一二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护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国的罪人。”(16)蒋介石羁留西安期间，张、杨对蒋仍以委员长相称，遭惊致歉，执礼甚恭。
当然，这时张学良、杨虎城的拥蒋与事变前的拥蒋也有所不同，即蒋介石暂时失去了自由，不是张、杨要服从蒋介石的“剿共”命令，而是蒋介石要接受张、杨的联共抗日的主张，正如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中所说：“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顺从他！”(17)显然，事变后张、杨拥蒋有了条件，即蒋介石必须“主持抗日工作”。张学良给宋美龄的电报也说：“倘介公实行积极抗日，良仍当竭诚拥护。”
第二，张、杨兵谏是他们多次净谏、逼蒋抗日的继续。事变前，张、杨为了联共抗日，对蒋介石诤谏已经到了“用尽心机”，“唇敝舌焦”的程度，但均被蒋介石拒绝，他们为了使蒋介石能够反省，不得不实行兵谏，张学良说这是“不得已而行权”(18)。由于他们采用兵谏的形式，使蒋介石脱离南京政府的“群小包围”，又暂时处于失去自由的状态，迫使蒋介石有可能改变以往的错误，历史雄辩地证明，恰恰是由于张、杨发动兵谏，才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接受了张、杨联共抗日的主张。
第三，拥蒋、逼蒋，只要蒋介石改弦更张，答应八项主张，必然放蒋。就是说，“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八字原则包含着放蒋的思想。张、杨在一些函电中也明确表示了这一观点。正因为如此，当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之后，张学良便毅然释放了蒋介石，并亲送蒋介石回南京。
第四，对蒋介石“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八字原则，特别是对蒋介石“保其安全”，有利于分化南京政府中英美派和亲日派，促使英美派迅速地转变到抗日战线方面来，有利于击破南京政府中讨伐派发动内战、取蒋而代之的阴谋，使何应钦不敢轻举妄动，内战得以避免。西安方面再三声明对蒋介石“绝对不能稍加伤害”，蒋介石在西安“极为安全”，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这是西安方面为求得“对内和平”所采取的一个卓越的策略。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不但以非凡的行动领导发动西安事变，而且在事变前和事变过程中提出了包含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思想的具有远见的八字宗旨和八字原则，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我们对张、杨二将军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张学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作的努力与牺牲，应予以充分肯定。
注释
① 《西安事变与勘乱》。
② 《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6日。
③ 《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7日。
④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专编》(上)第509页。
⑤ 《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7日。
⑥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35页。
⑦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⑧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⑨ 《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7日。
⑩ 《新北平》1936年12月l7日。
(11) 《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81页。
(12) 《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81页。
(13)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17页。
(14)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17页。
(15)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42—143页。
(16)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17)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18)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 /相从智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