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陪蒋赴京的再认识
张友坤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张学良该不该陪蒋赴京，史学界的认识不尽一致。笔者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与同仁商榷，也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爱国拥蒋抗日是张学良陪蒋赴京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
国家民族至上，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主旋律，和平统一国家，团结御侮是他的一贯主张。由于受家庭、社会及客观历史环境的影响，张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爱国与拥蒋抗日密不可分，二是爱国拥蒋抗日与联共相关。前者主要表现在华北事变以前的所作所为，后者主要表现于华北事变之后的各种活动，集中在发动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但是，爱国拥蒋抗日是贯穿于二者始终的。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遇难身亡后，张学良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是年底，他排除来自国内外的重重压力，毅然易帜，捍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帮助蒋介石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930年秋，张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结束长达半年之久的新军阀混战局面，进一步巩固与加强了蒋介石的中央政权。此后张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荣升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其地位之显赫，仅次于蒋介石。蒋曾致张函云：“得友如兄，死无憾矣。”感激涕零，跃然纸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因判断失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丢失东北，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1933年热河失守，他又按照蒋介石的意旨，辞职下野，出国考察。1934年1月，张学良“海外归来，矢忠领袖。”3月1日，“就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职参与本不愿意从事的剿共内战。他还召集东北昔曰从事救国运动诸分子，聚会汉口。说服大家共同拥护全国唯一领袖。并指派代表到南昌晋见，听受训话。”“至诚至恳的向一切旧部属旧朋友布道，要大家一心一德，拥护蒋先生，信奉蒋先生。”他“相信剿共是抗日工作的前段，换言之，就是‘先内安而后可以攘外。’”(1)为的是拥蒋统一，实现全国抗战，尽早收复东北。
张学良努力剿共的结果，一○九、一一○师全军覆没，“师团长多数阵亡，生者被俘。”眼看损失的兵力，无法补充，遗下的孤寡，无法抚恤，流亡的官兵往西北剿共离家一天比一天远。”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伐却是不断加快，中华民族濒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共党与日寇，谁是中国国家与民族的最大敌人?”张学良对此“很加以客观的研究，不断的研究共产党的新政策，不断的同中央“剿匪”将领探讨，结果发现中央将领方面，颇多人承认‘剿匪是无期徒刑、‘疯狂侵略的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③他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共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真诚的抗日力量。“如果通过谈判，为国家招抚这些强悍之众，用以抗日，我认为这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领袖，都是一种无上的贡献。而且一旦和谈成功，也可以实现我多年来的夙愿(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④因此，他再也“不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减国家的抗日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⑤其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升华，由拥蒋剿共抗日，转变为拥蒋联共抗日。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在肤施(今延安)与周恩来会谈时，建议中共放弃“反蒋抗日”口号，“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据他回国两年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的嫡系高级人员中，也有主张联俄、联共、抗日的。蒋介石错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作艰苦工作扭转它，共产党在外面逼，他在里边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⑥中国共产党根据发展着的政治形势，慎重考虑了张主张逼蒋抗日的意见，在9月1日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⑦实现了全党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此后，张学良在洛阳、西安、临潼等地，向蒋介石苦谏、哭谏，均遭蛮横拒绝。12月7日下午，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向蒋进谏，声泪俱下，痛切陈词：“当今是抗日第一，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方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⑧。其结果不但受到蒋的严厉训斥，而且，蒋还威胁张、杨，如不服从“剿共”命令，就将其调离西北，让中央军进驻西安，以实现其所谓的最后“剿共”计划。张、杨二将军出于无奈，为抗日救国，力挽狂澜，以惊人的魄力，采非常之手段，发动兵谏，实施对蒋“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⑨这是张学良拥蒋抗日思想的继续和发展，逼蒋是拥蒋的特殊手段。正如张学良当年所说：“促使他反省，正是爱他。”⑩“假如真的历史让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发展下去，不管是对蒋介石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是张、杨二将军挽救了蒋介石。当然，从蒋介石个人来说，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他还是接受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1)
张学良是蒋介石的下级、部属和亲密无间合作已久的结拜兄弟、个人友好。1937年1月，“他避居奉化雪窦山，有通问者，辄以‘读书思过’报之，知之音，谓张平日曾尊蒋先生如师如父，故蒋先生亦以慈父之心爱之，以严师之道教之。”(12)西安事变只是张与蒋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在‘攘外安内’与“安内攘外”这一矛盾进一步尖锐激化的暂时产物，仅此而已，别无歧见。数十年后，张在谈及他与蒋的关系时说，蒋先生一直对我很好。“等到了洛阳的时候，没有下飞机前，等于蒋总统保护了我，……我到哪儿，他都要特别保护我，他怕别人对我不好。可是蒋总统对我很好，”(13)蒋介石去世时，入殓前，张应宋美龄之邀在观看蒋的遗体后，题写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14)以此表达了斗个多世纪以来他与蒋介石恩恩怨怨的关系(用张将军的话讲，是很有意思的关系)。这充分说明，爱国拥蒋抗日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当蒋介石口头答应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后，陪蒋赴京，的确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坚实的思想基础的。
二、张学良陪蒋赶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当时国内外的大气候促成的
西安事变前后的形势，不仅造就了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而且也形成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大气候，使张学良陪蒋赴京之举成为合潮流，顺人心，扭转历史进程方向的英雄行为。
(1) 日本帝国主义灭我中华的严酷现实，迅速使国内各阶级不断分化。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除了一小撮汉奸、卖国贼和亲日派外，各阶级各政治派别都在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道奔走。出现了为抗日救国而展开的错综复杂的多角秘密谈判，主要是张学良与共产党、共产党与杨虎城、蒋介石与共产党，几乎都在同一时期，各派代表秘密接触，来往频繁。一方面张、杨与共产党先后达成局部停战协定，逐步形成了以在西安为中心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政治局面。同时，张、杨竭力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统治着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连续剿共10年的蒋介石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也不能不有所动作。他从1934年开始调整中苏关系，以取得苏联的支持。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很高兴’。希望通过苏联抑制中国共产党。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可以合法存在，……当中国政府抗日时，苏联要利用自己的威望，以使红军承认现时的政府。”(15)为此，蒋派陈立夫、邓文仪等，通过不同渠道与中共秘密谈判。妄图用政治手段达到收编红军的目的。与此同时，蒋又亲赴西安，督促张、杨继续“剿共”，以实现既消灭红军又消灭东北军、西北军的一箭双雕之美梦。无论是武装“剿共”，还是政治收编、万变不离“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但从另一角度，不难看出，蒋对鲍大使的谈话，也是对中共“八一宣言”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方针的回应，说明在外敌入侵，全国要求抗日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准备抗日问题。这是他之所以在西安事变中能够口头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的内在因素之一。也是张学良陪他回京的前提条件。
(2)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外舆论的主流是拥护张、杨八项主张，反对内战，呼吁张学良保证蒋介石安全，送蒋回京，和平解决事变。
首先在南京政府内部形成和战之争。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立即召开会议，决议：“(一)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长，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二)褫夺目长学良本兼备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随后即有国民政府发布褫夺张学良本兼备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的命令，国民党中央又电召在法国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立即回国。”(16)何应钦调动大军向西安进发，派飞机施行轰炸。宋美龄13日晨从上海抵南京，力排众议，指责讨伐派的所作所为，竭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西安事变。“她强调除蒋介石外，没有别人可以领导全国，一旦‘酿成空前之内战’，则将给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以可乘之机。因此她要各方面‘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在‘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17)她冲破来自主战派的阻拦，先后让端纳、宋子文前往西安探听情况，促进蒋介石接受西安方面提出的条件，尽量早日回京，同时，她又不顾个人安危，亲赴西安会见张、杨及中共代表周恩来，受蒋委托，和宋子文一起同张、杨、周会谈，达成协议，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支特殊的促进力量。宋氏兄妹在劝蒋接受张、杨所提条件,释蒋回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面所起的作用，“正如蒋夫人事后形容的那样，是端纳首先打下基础，子文到来垒墙，夫人再来盖屋顶。”(18)功不可没。南京其他军政要员，如孔祥熙、林森、冯玉祥等，都赞成宋美龄积极营救蒋介石。孔先是发电给张，要求无条件释蒋，17日再电，称“最好兄能伴同介公回京，或至太原，共同计议。……盖劫持领袖愈久，吾兄愈负责任愈重，且激起民愤愈深，兄纵不为本身计，宁独不为国家计，不为子孙计耶?国家民族之存亡，系于兄之一念。悬崖勒马，及此不迟。”(19)林森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讨伐令不可下。”“张学良及其所部军队爱慕故乡，思念祖宗庐墓，有志雪耻，本合乎人情事理。……但不遵长官命令，……当勒马悬崖，替国家民族多留元气，替自身保存信誉，是所望张学良及所部战士。”(20)冯玉祥愿到西安作人质，以换蒋介石回京。由此可见，南京主和派是要求张、杨释蒋回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与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初衷是一致的，并对后来张学良陪蒋赴京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共中央出于民族大义，经反复讨论，确定了支持张、杨八项主张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学良之邀，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使西安，从事调解工作，中共代表团为和平解决事变、释蒋回京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时期，“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函电交驰，拥护张、杨八项主张。仅山西、湖南等五省在事变后的三天内即发出电报一千数百封。”(21)“青岛十万工人代表到西安向张、杨交支援信，信中沉痛地说：‘我们都是直接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人们，不多日子以前，我们争求最低限度的生活，曾经联合罢工，结果直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陆战队与间接在卖国的屈辱的外交当局夹攻之下，我们只能暂时忍辱复工了’。”“我们的中国，几年来在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之下，已经走到最危险的阶段了，敌人已经握住我们的咽喉，生命就在一呼吸之顷。……你们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真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要求啊！”(22)“在上海的全国救国联合会12月15日发表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各方实力派、各军政领袖，在抗日救亡的大前提下，立刻捐弃前嫌，为全国抗日而努力，为收复失地而奋斗’；‘希望政府当局对于陕事，能谋迅速和平的解决，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23)反映大资产阶级要求而又与知识分子阶层有联系的《大公报》14日社论提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要义，”十八日该报发表评论《给西安军界公开的信》，要求西安方面与蒋直接商谈，解决事变，并要求西安方面“切莫索保证，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证。”总之，是拥护张、杨八项主张，反对内战，盼张、杨释蒋回京，和平解抉事变。
地方实力派，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的暂时见望，有的谴责张、杨，而多数人的态度是要求和平解决事变，反对继续内战，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李宗仁、白崇禧通电支持张、杨。刘湘发表致南京政府及各省军政当局的通电，公开表态，提出“拥护中枢，抗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领袖，四点意见，……各方所争既在抗敌之时间与方法，而不在抗敌之是非，更何忍自耗国力，使强敌坐收渔人之利?对于事变，则希望‘促成和平解决之办法，以保全御侮救国之实力。’”(24)李济深反对讨伐张、杨，18日通电南京政府：“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者，屡成不纳，迫以兵谏，绝不宜以频逆目之，而政府遂加讨伐，宁不顾国人责以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况以国家所有军队，应用以保卫疆土，尤不应供私人图抱复也。务顾全大局，收回成命。”(25)唯有老奸臣猾的阎锡山发出一封不知可否的电报，受到张学良的复电驳斥。凡此种种，也都反映出，各地方实力派，一方面支持张、杨八项主张，一方面又拥护南京中枢，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其次，在国际上，英美为了维护各自的在华利益，一贯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赞同宋美龄等人的营救蒋介石的活动。英商汇丰银行应孔祥熙、宋子文的请求，帮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对黄金、外汇实行无限制兑换，使事变当时的上海金融市场得以保持稳定，这也表现了英国对南京政府的支持。英美两国政府还曾分别通过其驻华大使向孔祥熙表示拟进行调解，他们希望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双方达成协议。’英国《太晤士报》说得很明确：内战将使南京削弱、分裂，而和平则可以强硬对日。”(26)苏联出于民族利己主义和对西安事变缺乏真正了解，怕引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并危及远东和平，对西安事变作出诬蔑性评论：“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与汪精卫合作搞起来的，甚至诬蔑张学良是受日本煽动利用反日口号来反对南京政府。”张学良的朋友、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致电与张：“阁下为吾挚友，倘参加共产党即为吾敌，须知中华民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则难以自存。”(27)意大利还在舆论上进行挑拨，大肆宣传西安事变是出自“莫斯科魔手”的谣言，其拥蒋反共反苏的立场何等鲜明！
日本帝国主义视事变为良机，“12月14日，日本驻华总领事须磨会见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对西安事变作任何损害日本利益的解决。’”“企图利用讨伐张杨，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28)好坐收渔人之利。
从以上正、反两方面舆论来看，足可以使张作出判断，只有释蒋回京，和平解决事变，才能击破敌人的阴谋，得到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与各方面的谅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志愿。
(3)对蒋一片赤诚的张学良，之所以发动兵谏，完全是出于爱国、救国、爱领袖。张学良深知蒋介石安全与否，事关全局，牵动全国乃至整个世界形势。兵谏前夕，张学良派最可靠的人去临潼执行“请蒋”任务。反复叮嘱，千万不能伤害蒋介石。当12日晨，在华清池指挥部队的刘多荃师长，电话中向张学良报告，说蒋介石不见了时，张、杨非常紧张。张对在场的文武官员说：“若找不到他，我便将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决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再引起内战，我张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29)是日上午，他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干部说：“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戳了一个大窟窿，蒋介石叫我们捉起来了。目前国家民族命运，在我们手里攥着，我们不能胡闹，要对全国人民负责，我和杨主任负责，你们也要共同负责。”尽管蒋介石在西安已成“阶下囚”，张仍以部属之礼，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向他痛陈利害，恭候省悟，盼其纳谏，17日，张见周恩来时，首先向中共中央代表叙述了蒋介石被扣以后的表现及南京的态度和各方面的反映，认为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因此，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杨除通电南京，公布八项爱国主张外，张还分电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冯玉祥及地方实力派领导人，说明发动兵谏的初衷，敞开和谈大门，以示和平解决之良机。希望他们予以谅解与支持。针对蒋介石担心“法币、公债都完了，经济崩溃了，抗日也无从谈起”(30)的思想顾虑，张学良专电宋子文，称“上海系全国金融枢纽，未容紊乱”，“诸公关切邦国，尤负金融界同人详切说明此间之行动，决无肇启纠纷之意，会使安全照常不稍恐慌，诚恐外界误传，不明真相，特电奉达。”(31)宋子文14日在上海中国银行接见了新闻界，发表谈话说：“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以安民心，为确保蒋的绝对安全，张学良请端纳说服蒋介石从新城大楼移居张公馆附近的高桂兹公馆。12月15日，张、杨在给阎锡山的复电中称：“如介公实行积极抗日，则良等自仍竭诚拥护，即罪及良等，亦所甘受。介公如始终不积极抗日，而外力所迫，民意所趋，全国亦必发动抗日，则对介公个人，仍当极力爱护，不成问题。”(32)这说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张学良都不会伤害蒋介石。
由于客观形势的推动，中共代表团的调解，宋氏兄妹及端纳的促进，张、杨二将军的主观努力及被迫情况下蒋介石一定程度的省悟，才使西安事变后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双方商定派蒋鼎文于17日携蒋介石的亲笔信去南京。信称：“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33)至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开始走向成熟，和平谈判，释蒋，送蒋回京，势必提上日程。当然，张学良释蒋，送蒋回京，不仅是客观形势的要求，也是张学良的主观愿望。不过，对张学良来说，释蒋并送蒋回京的前提条件是蒋介石必须答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否则，决不为也！这一点从张学良许多的言行中是不难窥知的，故不赘述。
三、张学良送蒋回京，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环节，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
评论张学良陪蒋赴京行为的正确与否，不能离开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张学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由于种种局限，他不可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领导者，不可能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本质。恰恰相反，在他看来，事实上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央政权是代表中国人民而被国际上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既然周恩来都认为当时领导抗日唯蒋莫属，那么，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角，蒋介石部下的张学良来说，在蒋答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后，陪蒋赴京，的确是情理中的事。另外，作为部属暂时扣留上级，按传统思想来说，当然是犯上作乱，张学良后来也说，作为军人等于是谋反。但他认为坚决反对内战，主张一致抗日还是对的，也许方法欠妥。从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他于12月26日给蒋写了请罪书。称：“介公委座钧鉴：学生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鉴察!”(34)张学良这一举措，充分表现了他为国为民无私无畏，言行一致的伟大人格。之后、他仍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继续发挥作用。并且，从蒋介石兑现一些条件来看，可以说，张学良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在蒋介石回南京的第三天。国民党中政会召开会议，并决议：“张学良已悔罪来京，愿受惩处，讨逆军事应即停止，讨逆总司令及讨逆总司令部并应撤销，所有事宜交军政部办理，国民政府查照。”(35)同一天，国民政府也颁发了结束讨逆军事，撤销总司令部及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司令部的命令。在中央军还未进入西安前，为避免十七路军与中央军发生冲突，蒋介石电示刘峙和顾祝同“入西安后对杨应先以诚意待之。”“入西安部队应慎选其纪律优良与防御力较强者为要”，“对虎城及其所属官兵应以和爱示之，严令入城官兵勿得稍带骄横恶习，对人民尤应爱护。”(36)《新中华报》曾对蒋的行为作过肯定：“南京当局诸公及蒋委员长在准备和平解决西安问题。”(37)1月7日，蒋在致张学良关于处理陕甘后事初步办法函中，考虑到杨仍任西安绥靖主任问题，决定“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可嘱其与墨三(顾祝同)切商办法。”(38)蒋的这一指示早于1月9日杨向顾祝同提出在城内驻兵的要求。1月27日，蒋在致电刘峙、顾祝同关于议定撤兵办法要点中说：“自商定办法之日起，至我军到西安与宝鸡之日止，每日该方军队之行动与我军之行动，皆有双方负责人视察，以免误会与延缓。”对蓝田、商县之杨部“不必逼其撤退，”即是蓝田方面共军暂时不撤，“亦未必强逼，惟须就近我军切实监视。”(39)可见蒋介石迫于形势，还是在步步兑现一些诺言。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在蒋介石对张学良进行审判、特赦、严加管束三步曲之后，利用张在西北的崇高威望和对他的赤诚之心，要张按照他的意图处理西安善后问题。此间，西安方面强烈要求蒋介石释张回西安，并兑现蒋在西安所答应的六项诺言，以此为解决西安善后的先决条件。1月7日、蒋介石致函张学良：“请兄手谕告虎城及各领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亦表示于国人，……”(40)同日张学良派人持他的亲笔信去西安商谈，提出对陕甘问题的方案。同时在复蒋介石信中说：“良有不得已而欲言者，夫以汤止拂，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陕甘问题，良十分忧心，非只虑于陕甘，所虑者大局形势以及内乱延长，对外问题耳。”是日，张在给杨虎城的信中说：“容弟在此间设法，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能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请兄稍忍耐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仍能本我等救国之苦心，全始全终为祷！”(41)“1月10日，蒋又致电刘峙和顾祝同：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以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且总攻击令必须候中央核定为要。”(42)“1月12日晚上，王化一、吴瀚涛在戴笠陪同下去见张学良，报告西安之行的结果，张听到前线已停止军事行动，心情比较愉快，对他们说：“我心平气和地尽我最大力量挽此危局，保存国家元气，准备抗日。”接着又严肃地对戴笠说：“不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应同中央军团结在一起，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在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43)张学良此时最为关心、最为盼望的仍是停止内战，发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1月18日，张在致杨虎城及各将领信中说：“盼兄切实体谅中央及委座的苦衷，及本我等救国之初旨，切不要引起内乱苦及我国民之外，更使我们仇邻鼓掌称快。”(44)是月19日，张学良针对西北方面强烈要求蒋立即释张的意见，致书志一、志刚、瑞峰三人，希望杨虎城以大局为重，不要考虑他个人的问题，带头说服大家，服从甲案，即日解决西安危局。是月29日，又针对东北军在接受中央命令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张学良致函东北军务高级将领，希望他们尽最大努力作好东北军的工作，减轻杨虎城的工作压力，苦口婆心地说服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尽快从甲、乙两案中择其一，杨虎城接受张的劝告，委曲求全，于2月9日派参谋谢珂、赵锡庆到洛阳向顾祝同表示对蒋介石“有计划抗日，均表赞同，对中央无抵抗之意念。”这样，就缓和了前线的紧张局势。是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通电表示服从中央。另外，宋子文在西安曾答应由南京中央负责西安方面的经费问题，蒋回南京后虽然未全数拨给，但还是给了相当数目，并指示孔祥熙予以实行。这在孔致蒋的电报中有所反映，文电称：“西安军事善后目数在京据敬之兄称先拨一个月经费一百七十三万元，当已照发。”2月8日，孔祥熙致蒋电中又称：“当查西安善后特别费一百八十万元照数汇交军需署具领转发矣。”(45)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半月记》中，记有对张学良的答复说：“至就政治及党的组织系统言，如有意见应向中央依法陈请。”“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党有纪律与议事规则，余不能独断。”(46)因此在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2月15日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在大会宣言和决议内容中，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八项主张的精神。在开幕词中曾提出三点：“丧失的领土如何收回，未丧失的领土如何保卫”，“国力之充实有待于解除人民痛苦，改善人民的生活”，以及“精诚团结之口号不只用于全党，而且普及于全国。”作为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会议宣言提出对内“和严统一之口号”，并确立“经济建设”之方针。对外则明言“国际关系自当循国际和平之路线，力谋友谊之增进。”对日本之关系，“如蒙受损害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这是至“九一八”以来，抗航战之字样第一次出于国民党最高决议中，它是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变的标志。1937年3月13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指出，“国民党之三中全会比之于十年国民党召集之一切全会均为重要，盖三中全会指出了国民党政策转变的趋向。”(47)中共中央在同年4月15日告全党同志书中指出：“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二中全会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在1937年3月1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要坚持拥蒋抗日路线”，“向各反蒋派建议废止反蒋政策。”为国、共两党会谈以明确指示，周恩来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同国民党代表及蒋介石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但未全面达成协议，直到“八·一三”上海抗战发生，蒋介石为了要求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于8月22，日宣布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
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团结救国的必要。至此终于形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关系。为在困难条件下，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这应归功于张学良西安兵谏，归功于张学良果断的陪蒋赴京的英雄之举。
毛泽东同志对张学良陪蒋赴京，曾作出高度评价。1937年3月1日，他对史沫特莱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48)这既充分肯定了张学良陪蒋赴京的意义，也肯定了蒋介石在当时条件下，所起的一定作用。当然张学良将军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比其伟大的历史功绩来说，确是小我之失也。蒋背信弃义，长期幽禁了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因此，受到所有有爱国良知和正义感人们的谴责，而具有大智、大勇、大仁、大义思想品格的张学良将军却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和爱戴，并且随着历史的延续，张学良陪蒋赴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举将更加光彩夺目，无愧于一代爰国英豪。
注释
① 《王卓然史料选》第158页、第16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 《王卓然史料选》第158页、第16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③ 《王卓然史料选》第158页、第16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④ 菅宁、张友坤：《缄默6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第10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⑤ 赵一获谈张学良《相依相伴六十载》，香港《大公报)1990年5月19日。
⑥ 《西安事变简史》第29页、第30页，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⑦ 《西安事变简史》第34页、第45页。
⑧ 《西安事变简史》第29页、第30页。
⑨ 《西安事变简史》第34页、第45页。
⑩ 《张学良文集》(2)第1067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11)《吕正操回忆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稊望周刊》1986年12月8日版。
(12)《王卓然史料选》笫15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菅宁、张友坤：《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笫14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14) 菅宁、张友坤：《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笫14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15)《西安事变简史》第16页，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6)《西安事变简史》第69页、第71页。
(17)《西安事变简史》第85页。
(18)《端纳传》第333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2月版。
(19)《团结报》1991年2月2日。
(20)《西安事变史料》台湾出版。
(21)《西安事变简史》第60页，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22)《西安事变简史》第60页。
(23)《西安事变简史》第60页。
(24)《西安事变简史》第63页。
(25)《桂林日报》1936午12月24日。
(26)《西安事变简史》第66页、第66——67页、第73——74页，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27) 吴天威：《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史上的转折点》。
(28)《西安事变简史》第66页、第66——67页、第73——74页，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29) 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笫218页。
(30)《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52页。
(31)《张学良文集》(2)第1063页、第1073页、第1115页、第1118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32)《张学良文集》(2)第1063页、第1073页、第1115页、第1118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33)《西安事变简史》第66页、第66——67页、第73——74页，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34)《张学良文集》笫1106页、第1117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35)《张学良文集》笫1106页、第1117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36)《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20——21页。
(37)《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20——21页。
(38)《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20——21页。
(39)《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20——21页。
(40)《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20——21页。
(41)《张学良文集》(2)第1063页、第1073页、第1115页、第1118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42)《张学良文集》(2)第1063页、第1073页、第1115页、第1118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43) 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活动》。
(44)《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20——21页。
(45)《革命文献》第95辑第154页。
(46) 《新中华报》1937年1月13日。
(47)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第825页。
(48) 《新中华报》第342期，1937年3月29日第3版。
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 /相从智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