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祖国统一思想初探
林云生
张学良是一位举世公认的“千古功臣”、民族英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实现祖国统一的思想，贯穿于他整个的军旅生涯之中。今天，在改革开放，建设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回顾他伟大的历史功绩，总结他的爱国统一思想，对于激励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反对内战，力主祖国统一
张学良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于反内战、反帝爱国、力主祖国统一的思想。他从1917年16岁奉父命到卫队旅充军，19岁“参加实地战事”①起，到1928年，前后在旧军阀营垒虽渡过了11年。他在奉命操戈，多次参加军阀混战中，目睹“官兵伤亡之惨状，人民之流离失所，皆深感痛苦。”②又值英、美、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武装干涉，而产生了“息内争，御外侮”的反内战、反帝爱国思想。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祖籍河北省大城县。其父张作霖是奉系军阀的首领，长期统治东北。他幼年从师读四书五经，从小打下了祖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这对他后来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他成长的年代正是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封建军阀卖国求荣，连年混战，使中国加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时代；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兴起的时代。时代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幼年就产生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对“国事极为悲观，以为中国此将受到列强之宰割，复无望矣。”③
张学良1915年随父到沈阳。1916年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此时15岁的张学良，一面努力学英语，一面参加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和民主思想，萌发了反帝爱国思想。是年冬，他听了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在青年会上所作的《中国之希望》的讲演后，使他“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④1917年奉其父命到卫队旅充军，开始了军旅生涯。他救国救民之志更加坚定。是年冬天，他带头发起成立“奉天储蓄会”，以免向外国人和高利贷者借款受剥削⑤，并鼓励大家多募股份⑥，以发展爱国事业。
1919年3月，张学良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学习。他除刻苦学习军事知识外，还广交朋友。1920年春，以优异成绩毕业，就任奉天巡阅使署上校卫队旅长。同年6月改编成东北陆军第三混成旅，仍任旅长。11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24年5月，就任东北陆军第27师师长。10月，升任第三军团长兼第四师师长，驻守榆关。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取胜，努力南伸。1925年春，张学良升任陆军中将。他奉其父命，几次率部入关参加内战，“皆不得已之行动。”他在内战中看见官兵无辜战死，老百姓流离失所，深感痛苦。这时，他产生了反对军阀干政，反对内战的思想。他明确表示：“良不愿为军阀，军人所以成阀，固不仅问份内事，且干预份外诸政，良意但作苦事，不争权利，以免大军阀。”⑦“学良曾语之云，爱国之心，余自问与各界无异……。然私意实酷爱和平，去岁奉直战争，实不得已。至今念及，尸横遍野，犹有余痛。”“学良军人，苟利于国，万死不辞……保卫国民为唯一责任。”⑧现实激发了他的爱国统一思想。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很快打败直系军阀，年底打到长江流域，攻占武汉等地。英帝国主义为了保护他们在长江流域的势力，竟然出兵干涉，屠杀中国民众，制造了“汉、浔惨案”。对此，张学良于1927年1月12日在北京文昌胡同私宅接见英驻华公使兰浦森，明确表示：“中国南北之事，不过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外卫国，决不因对内不一致而发生影响。此次英人，以武力对待中国民众，则凡中国人，不分南北，皆有捍卫国家之义务，责无旁贷。”⑨
北伐军胜利进军之时，帝国主义为挽救其失败，把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组织起来，以张作霖为首组成“安国军”，任命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军团长。1927年2月，张作霖命张学良、韩麟春率三、四方面军联合军团入豫援吴(佩孚)，收复武汉。3月22日，张学良在对抗北伐军的前线，违其父意，发表《对时局通电》，主张“息争御外”，“共图国事”。4月张学良下令从河南撤兵。途中于5月30日，在给留学日本的二弟张学铭的信中写道：此前虽奉父出师河南作战，“但念同是同种，自相残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虽死无恨也。”⑩
1928年4月，蒋介石统一了南方，联合各派新军阀继续“北伐”，占领济南。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在山东的利益，于是出兵干涉，制造了“五三”惨案。孙传芳、张宗昌鼓动张作霖乘日人出兵之机，对蒋军反击。张学良“牢记国耻”，“为倒争存亡”，向其父涕泣陈词，力主息兵言和，一致对外，甚至以解兵出洋相威胁。张作霖接受了他的主张，5月9日发表“息战言和”、“南北一家”的“佳电”，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同参政事，一致对外”。张学良于同日自动放弃保定，将所部撤至琉漓河、丰台一带。6月2日，张作霖再次通电全国，表示撤兵息战，撤回东北。6月4日晨，张作霖在回奉途中至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军炸死。在张学良心灵深处除国难外，又增添了家仇，使他更加力主祖国统一，一致对外。从此使张学良由北洋军阀中的一名主要战将转变成为一位反对内战、力主和平统一祖国的爱国将领，时人誉他为“北方之曙光”(11)。
二、拥护中央，拥护祖国统一
从1928年6月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为外争国权，内求祖国和平统一，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时期他的爱国统一思想进一步升华。他认为：“我们为整个大局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12)“只有国家统一，才有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而终幸难免。”(13)决心为维护祖国统一尽力。
东北易帜，祖国统一。张学良继父业，于1928年6月2O日通电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发表就职演说，表示“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抱息事宁人之旨，以期贯彻初衷，自非他方危害，侵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事。”(14)7月3日，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力主实现祖国统一。因为“皇姑屯事件”，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他为东北三省的前途着想，怀着“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的事”(15)的强烈愿望，毅然于1928年7月12日指令热河都统汤玉麟通电宣布该省“改易青天白日旗，一体服从三民主义。”(16)日本政府对此极为不满。威胁如东三省：“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国决心，而取自由行动。”(17)反对东北易帜，反对中国统一，以达到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的目的。张学良给日本以有力的回答：“余为中国人，余之思想自以中国为本位，余之决心以东三省人民态度为转移，余不能违反东三省人民之意志！”(18)义正严词，充分表现了我中华民族不畏外力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他力图报国统一，排除内外一切干扰，果断地作出历史性的选择，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三省易帜，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如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19)东北易帜，标志着北洋军阀的最后覆灭，实现了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统一”，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保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阴谋，也为东北军由军阀部队逐步演变成为抗日进步的军队奠定了基础。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两大壮举之一，是他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息争御外的思想促进下，为祖国统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枪毙杨宇霆、常荫槐，维护统一。张学良主张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合作，立即“易帜”，而杨、常则阻挠同南京合作，反对挂青天白日旗。在这一具体问题上。张学良与杨、常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愈使当时局势分外紧张。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对高纪毅说：“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方法阻挠全国统一。……我给你命令，立即将他们二人处死，率领卫士执行好了。”(20)当夜，杨、常被枪毙，陈尸老虎厅。11日，张学良发出枪毙杨、常通电：“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衷共济，协力图功，……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制，各事无从进行……。观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是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三省，实害我中华。”(21)不能不颐全大局，为国家、为人民计也。”(22)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制止军阀战争。张学良易帜的唯一愿望是实现国内统一团结，一致抗日，但此后两年政治局势的发展却事与愿违。1929年3月爆发了蒋、桂战争，1930年4月又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张学良审时度势，认为蒋介石尽管是个贯耍阴谋的野心家，但南京政府当时还是全国的中心，支持这个政府，才能实现全国统一。而与其对立的、由阎锡山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利害冲突极为尖锐，即是暂时成事，以后必然分裂。为了尽快停止内战，早日实现国家统一，张学良对中原大战始终坚持“息内争，御外侮”的方针。他在大战爆发前，力劝“各捐成见，共息争端”，“不可箕豆相煎”，否则将出现“亡国灭种”(23)的惨状。大战爆发后，保持中立，实为“坐以观变”。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出兵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派兵入关进驻平津，一枪未放，迅速结束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军阀混战。张学良之所以在这场大战中能扮演收场的角色，是他息争御侮的初衷所决定的。
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策动“石友三叛乱”的阴谋，维护祖国主权完整。日本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在华的特殊权益，推行“大陆政策”，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31年5月趁张学良患病住协和医院期间，加紧阴谋活动，策动石友三叛乱，妄图联合阎锡山把张学良部消灭在华北。为维护国权，针对石友三的异动，张学良在病床上一面劝石友三以国家大局为重，一面下令调东北军主力入关，加以防范。可是石友三不听劝告，7月19日发出讨张反蒋通电，公开叛乱，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东北军被迫迎战。石友三战败，于8月8日下野。张学良一举粉碎了石友三的武装叛乱，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维护了祖国领土主权完整。但他却未识破日本确国主义“把东北军牵制在关内”(24)的阴谋，致使东北防务空虚，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三、为统一难违命，忍辱负重，坚持抗日救国
张学良为维护祖国统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3月被迫“引咎辞职”。这个时期基本上执行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和不抵抗命令，使“东北不战而失”。然而不抵抗命令是蒋介石下的，张学良是不抵抗命令的执行人，东北沦陷，蒋介石应负主要责任，张学良也负有重大责任，而且他本人再三检讨过对日妥协这一历史性错误。然而正因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才使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发展成为全国抗战论的正确主张。全国抗战论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1931年夏，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阴谋发动侵占东三省的战争。东北战事有一触即发的形势。张学良曾急电蒋介石请示机宜。是年9月16日，蒋介石竟于复电中严令：“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于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25)这样，蒋介石就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开了方便之门，使日本帝国主义在9月18日一夜之间就轻易地占领了沈阳城。这时蒋介石又给张学良发出了不抵抗的电令：“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从中央处理可也。”(26)1932年1月初，蒋介石再度命令数十万东北军退入山海关之内，致使东北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时张学良眼看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在东北长驱直入；另一方面蒋介石又不准抵抗。张学良陷入既要抗日，又对蒋介石、“国联”抱有幻想的矛盾状态之中。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东北军在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27)但“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28)张学良从这一目标出发，不得不改变初衷，服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又不得不说：“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29)为此，他代蒋介石受过，忍辱负重，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遭到全国人民的斥责和唾骂。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一面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坚决要求抗日，一面又拥蒋“剿共”，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处于十分矛盾状态之中。但他认识到：“今我国委屈求全既无效，全世界尽力和平亦无效，到今日唯有以吾人之精神与热血，以维持正义而已。”(30)因此，张学良虽然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他暗中则积极组织和指挥抗日救国斗争。如他电令在锦州、宾县、龙江三地重建或改组了东北三省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组织和指挥东北军进行北大营突围战、长春突围战、江桥抗战、平定天津暴乱、锦州退兵之战、双城阻击战、哈尔滨保卫战等多次战役，特别是榆关抗战、热河抗战、长城抗战。在张学良率领下编成了华北集团军，亲任总司令，终于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中央军、东北义勇军五方联合抗战的大好局面，取得了喜峰口诸战役的胜利而威震中外。张学良还是东北义勇军的创始人和支持者。因此，张举良虽然在“九·一八”事变及其以后执行了蒋介石时不抵抗政策，但在积极的坚持抗战救国方面是有功绩的。
张学良稍成人就过着军旅生涯，随父亲张作霖参加军阀混战，屡建战功，不断晋职高升，还与日本侵略者的头面人物作过大义凛然的复杂斗争，在民众中有较高的威望。但“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又被蒋介石乘机三次贬黜，解除兵权，直至削职为民，“张少帅”的显赫地位一落千丈。而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发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却深入人心，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张学良认识到，中共及其军队才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错误的，省悟到“政府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收复土地，而在外敌侵略下一省一省地丧失土地，这样必然失掉人民的支持，结果将是政府与人民同归消灭。”(31)现实告诉张学良，联共抗日，才日真正的爱国行动，从而使他走了联共抗日的光明之路。
四、深感民族危机严重，举行兵谏，逼蒋联共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进而向华北进犯，使中华民族危机极端深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在这种形势的驱使下，特别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自1935年秋到1936年冬，张学良的政治思想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5年底，他在接见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等人时表示：“国难家仇于一身，抗日救国义不容辞。”(32)后来他又一再表示“非抗日不能统一，要统一必须联共”的决心。这是他统一抗战思想的新发展。
张学良从奉命“剿共”到主张逼蒋联共抗日的思想转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尤其是在认识到红军的军事力量之后，才开始有所觉悟的。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游历回国后，宣扬法西斯主义，拥蒋为“领袖”，表示“今后一切行止，愿听命中央，愿在蒋指导下为国效力。”(33)他拥护蒋介石，接受了南京政府的任命，于3月到武昌就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遂调东北军南下参加“剿共”内战。1935年4月2日，他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4月28日，蒋介石令东北军六十七军入陕，“追剿”红二十五军，后来东北军全部调入西北。l0月，南京政府任命他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职，统一指挥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东北军进入西北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被红军歼灭了近3个师的兵力。张学良及东北军广大官兵极为震动。张学良感到，照此下去打回老家的老本即将丢光。蒋介石对他的损失非但不予补充，反而下令取消被歼部队的番号。事实教育了张学良及广大东北军官兵，认识到：“红军是剿不得，剿不了的”，“剿共是一条死路”，“如果照这样继续打下去，东北军将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34)张学良看清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实质。但蒋介石仍然坚持“剿共”，他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深是在所难免的。
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中国共产觉的抗曰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全国抗日救亡高潮日趋高涨，张学良进一步认识到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他“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一个“最大错误。”(35)于是，他从1935年底开始，就暗中寻找能与中共取得联系的途径与机会，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在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李杜等人的热情帮助下，使张学良终于在1936年春先后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刘鼎在洛川和西安秘密会谈，特别是在同年4月，他与周恩来在延安秘密谈判，达成了东北军与红军停止内战的协议，张学良在会谈中提出了“逼蒋抗日”的主张，不久中共同意了他这一正确主张。
此后，张学良全力准备抗战。他创办了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高级军官转变意识，准备抗日；创办了《活路》、《西京日报》，宣传抗日思想，武装东北军及广大民众；创建学兵队，为改造东北军培养中下级骨干；派代表分别联络地方实力派，建立以张学良为首的，以联共抗日分子为核心的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这些都为逼蒋联共抗日奠定了思想的组织基础。
1936年6月22日，张学良在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的《中国出路唯有抗战》的长篇演说，首次公开了他抗战的理论与决心，指出：中国要不亡，要统一，必须抗战。这种抗战是长期抗战，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他要求东北军做好准备，要站在抗日的第一线，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他还表示誓死抗战的决心(36)。为此，他利用一切机会向蒋介石诤谏，要求他改变政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张学良由“联蒋抗日”发展到“逼蒋抗日”，是他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秘密谈判首次明确提出的。这一思想是他对内外局势的认识，爱国统一思想的升华。他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因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的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是他在统治着，其它如财政、金融、外交大权亦都掌握在他手中，蒋介石亦有抗日可能的，他的错处是在于他坚持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抗日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所以，“我总觉得抗日不应反蒋，反蒋就使抗日增加困难，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他主张“现在应该采取办法，逼迫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表示同意。张学良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这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内外夹攻，是可以把他扭转过来的。”(37)
张学良为逼蒋抗日，为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1936年9月23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说：“居今日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认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此来寇入益日深，华北半壁河山，几乎全部沦陷，而多数民众咸感忍无可忍，抗日声浪，渐次弥漫于全中国，中枢有领导民众之责，似应利用时机，把握现实，坚民众之信仰，有谋抗战之实现”，“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38)10月22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部署“剿共”。张学良当即表示反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受到蒋的指责。11月27月，张学良又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电报中说：“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沙场，为个人尽一分之前愆，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并恳请蒋介石下令“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39)张的请战又遭拒绝。12月2日，张学良只身乘军用飞机赴洛阳，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红军抗日，并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7位爱国领袖，再次遭到蒋介石拒绝。
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劝谏、苦谏、哭谏。但一切都未改变蒋介石的一贯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蒋却将大批军队和飞机调到豫陕边境，逼张、杨继续进政红军。1936年12月4日，蒋亲临西安督战，命令张、杨服从“剿共”命令，否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甚至扬言剥夺张、杨的兵权。这时，张学良与蒋介石的政治主张上的分歧“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40)张、杨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进一步激起了爱国义愤和民族危机感，于12月12日清晨发动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八项政治主张。应该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这是张学良的祖国统一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的表现。
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冲突，只是政治主张的不同。他说：“我们对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和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只是反对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促他反省。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张抗日工作，我们绝对马上拥护他、服从他。我们所争的只是主张，其它均非所计。”(41)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始终确认，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还拥护他做抗战领袖，”(42)他在部署捉蒋任务时，严令“只许活，不许伤害”，“绝对不能把他打死。”西安事变的当天，张学良发表广播讲话，说明了这次“事变”的性质和目的，指出：“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平抗日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我们也曾用过种种方法清求蒋委员长即刻领导起来抗日，不要摧残民气，他始终不听，我们才不得已而行之。”同时声称：“我们希望国人了解真相。我们不愿意任何人利用这个机会造成内战，给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造成机会。我们只求有利于民族，至于个人的毁誉生死，早置之度外。”(43)后来，他又说：“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西安事变，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44)
张学良为逼蒋联共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又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迫使蒋介石终于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结束了10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全国统一抗战，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张学良对推动中国现代社会向前发展的丰功伟绩永远不可磨灭。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其爱国统一思想永远光照史册，他的祖国统一思想将激励海陕两岸的炎黄子孙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去英勇奋斗！
注释
① 《盛京时报》1930年11月19日。
② 天津《大公报》1930年5月17日。
③ 天津《大公报》1930年12月11日。
④ 天津《大公报》1930年12月11日。
⑤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储蓄会章程》。
⑥ 《张学良致邹子方的信》，1917年12月7日。
⑦ 北京《晨报》1924年12月2日。
⑧ 《盛京时报》1925年6月25日。
⑨ 天津《大公报》1927午1月14日。
⑩ 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第97页。
(11) 《北洋画报》1928年7月13日第103期。
(12) 《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88——89页。
(13) 《张学良与张杨事件》期30页。
(14) 《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第30页。
(15) 《张学良将军资料选》第4页。
(16) 《国闻周报》第5卷第23期。
(17) 《国闻周报》第13卷第30期。
(18) 《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第228页。
(19) 《新民晚报》1928年12月29日。
(20) 高纪毅：《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
(21) 《国闻周报》第6卷第4期。
(22) 《新民晚报》1929年1月13日。
(23) 天津《大公报》1930年3月3日。
(24) 《中央日报》1931年9月26日。
(25) (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译本，第81页。
(26) 《西安事变资料》笫1辑第1页。
(27) 常诚：《张学良将军》第210页。
(28)《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第307页。
(29)《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第307页。
(30) 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笫25页。
(31) 西安事变简史编写组：《西安事变简史》第22页。
(32) 《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第310页。
(33) 天津《大公报》1934年1月20日。
(34)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4页。
(35) 杨中州：《西安事变》第11页。
(36) 张学良：《中国出路唯有抗战》，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
(37)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34—35页。
(38) 《西安事变电文集》第7页。
(39) 《西安事变资料》上册第59页。
(40)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
(41)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4日。
(42) 杨中州：《西安事变》第53页。
(43) 陕西省档案馆：《东望》第6卷第6期，随军六十七军参谋处刊行，1936年12月12日版。
(44) 《张学良、杨虎城告将士书>(1936年12月16日)。
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 /相从智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