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对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杰出贡献
张梅玲
“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逼、中华民族濒临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杨虎城不顾个人及所部的安危，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倡言“毁家纾难”，“舍身卫国”，积极从事联共抗日、逼蒋抗日活动，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国内和平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为之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一、在“三条件”下与川陕红军达成了第一个国共局部合作协议，
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伟大先驱
“九·一八”事变，举国痛愤。杨虎城于9月23日发出《泣告全国电》，强烈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此而可忍，则亡国灭种即迫眉睫”；“内争不息，外患随出”；呼吁举国上下，共御外侮，表示“枕戈待旦，志切死绥”①。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华北危急，中国共产党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于1月17日发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权利、武装民众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联合反对日本侵略②。这一宣言很快得到杨虎城、冯玉祥、蔡廷锴等国民党爱国将领的积极响应。
当时鄂豫皖红军已突围转移至川陕地区。蒋介石为“围剿”该部，严令杨虎城所辖十七路军之三十八军孙蔚如部进驻汉中，布防大巴山一线，配合川军进“剿”红军。而将原在汉中的嫡系胡宗南部却调至天水。杨虎城立即洞察蒋介石“一石二鸟”、欲使十七路军及红军两败俱伤的图谋。尤令他不安的是，日军正向长城各口迫进，民族危亡势如垒卵，对外不能尽军人天职，对内却要大动干戈，痛惜殊深。时值蒋介石在保定逼张学良下野。杨虎城前往见蒋，请缨北上抗日。遭蒋冷遇与讥讽，他只得悻悻而归。
杨虎城为力避内战，接受三十八军少校参谋、中共特别党员武志平的建议，经与总参议杜斌丞密商，决定响应中共在“三条件”下停战议和的倡议，派武志平为密使前往川北与红军联络。
5月上旬，杨虎城亲笔致信在汉中的武志平，讲明形势，交待任务：“值兹日寇凭陵，国势险危，凡我同志，务须深自警惕，力图奋发；”并要武“佐理孙军长”，在联共抗日方面有所作为③。
5月中旬，武志平携孙蔚如军长致红军领导人的亲笔信和自己给“娘家人”准备的军用地图、联络密码等礼物，经过艰苦跋涉到川北苏区，会见了张国焘、张琴秋、傅钟、曾中圣等领导人，说明杨虎城联红抗日的意图④。
6月初，川陕红军派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随武志平到汉中，与十七咱军代表孙蔚如谈判。后经徐以新往返协商，于6月24日达成了红军与杨部合作的四条协议：(一)以巴山为界，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二)互相配合，防止胡宗南部进“剿”；(三)在十七路军前沿设立联络站，由武志平常川驻住，代表十七路军处理双方边界事务；(四)建立交通线，红四方面军可秘密至陕南采购物资；十七路军给红军馈赠部分药品等⑤。
协议达成后，孙蔚如立即用密电报告杨虎城：“大门叫开，何以待客?”杨兴奋地复电：“举酒杯！”表示热烈祝贺⑥。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二次国共合作酝酿时期，在“三条件”下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达成的第一个局部合作协议。与此同时，虽有共产党和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的合作，但双方无具体协议；而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事变中签订的”合作协议，则到了1933年的11月。因此可以说，杨虎城将军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伟大先驱。
川陕红军与杨将军所部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一是在此后两年内，川陕地区无战事，双方干戈对峙变为友好相处，使红军得以集中兵力先后3次粉碎了川军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巩固扩大了川陕根据地壮大了革命力量。二是因十七路军的协助，红军得以从富庶的陕南将一批批物资运入川北，打破了蒋介石对苏区的经济封锁。三是通过在西北文化日报社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等，将该社与全国各地报社、通讯社交换的报刊资料，转给设在边界的联络站，连同其他重要军事政治报及时转给川陕红军，特别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戎马倥偬，信息不灵，川陕红军便将收集到的情报，及时电告中共中央，为其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中央称赞他们“情报很快、很准”⑦。四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杨部掩护下，建立了西安——汉中——川陕苏区秘密交通线，输送干部，转送物资。五是双方的停战合作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杨部与红军的停战合作基本上保持到1935年初红军佯攻宁强，即所谓“陕南战役”。因此，双方的这次合作是“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事变前四次国共局部合作(包括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福建事变、赣粤边红军与陈济棠部的合作)中最早、时间最长、最成功的一次。
二、率先拥护《八一宣言》，与中共中央达成停战抗日协定，
推动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合作
1935年秋冬，在华北事变的严重关头，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和建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的措施。正在南京竞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杨虎城，会见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汉宸派去的申伯纯，当他了解了申所通报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后，欣喜不已，表示竭诚拥护，说：中共政策“对头了”，“共产党能够以抗日作前提，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日，这就对了，这就合乎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了。”⑧足见杨虎城善于洞察形势的变化，时时以抗日救国为神圣使命；他视共产党为挚友，敢于直抒胸臆，对“左”的政策表示疑义，拥护、信任、支持共产党及其方针政策的转变，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杨虎城回到西安。中共中央毛泽东派汪锋携其亲笔信密赴西安，表达欲与杨部停战合作共同抗日的愿望。杨虎城坦陈过去双方合作中发生的摩擦与误会及由此产生的疑虑。汪锋则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与解释，使双方的误会逐步冰释。在这期间，杨虎城还先后会见了北方局派往西安的申伯纯、王世英，经过双方多次密商，于1936年1月下旬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如下协议：
(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同时作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⑨。
杨虎城与中共代表基本达成停战抗日的共识后，2月初，汪锋、王世英结伴返回瓦窑堡。时值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率部在山西东征，王世英又立即赶赴东征前线，向毛泽东等汇报了与杨虎城会谈的情况与双方协议的内容，受到中央领导的赞扬与肯定，并批准王再返回西安，向杨虎城转达毛泽东的问候与合作的意见。经过双方领导人的首肯，由此正式形成了杨虎城部与共产党及红军的局部合作。这一合作以及几乎同时达成的红军与东北军的合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解除了红军长征后陕北兵力空虚的后顾之忧，使红军得以集中力量于山西战场，为取得东征胜利创造了条件。第二，推动了红军、十七路军、东北军三方的合作，为后来西北“三位一体”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正确与威力。第三，在杨虎城大力支持下，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努力，于5月在西安成立了西北抗日救国会。此后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秋天“西救”下属的组织有20多个，逐步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第四，杨虎城密示十七路军在西安、富县建立了秘密交通站，派地下党员负责，帮助红军转送人员、物资，打破了蒋介石煞费苦心拼凑的对陕甘苏区的经济军事封锁，为陕甘根据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五，杨虎城、张学良分别派人与全国各地方实力派秘密联络，策动逼蒋联共抗日。杨虎城派蒲子正前往联络韩复榘、宋哲元，取得了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保证；并经协商，形成了杨、韩、宋三方一致同意的“六项主张”⑩。这成为后来西安事变时“八项主张”的基本内容。第六，杨虎城为准备抗日，培养教育干部，将十七路军步兵训练班改为训练大队，并亲自兼任大队长，派地下党员赵寿山、阎揆要等任大队副和中队长。张、杨合作开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抗日骨干。总之，三方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开展救亡运动等方面的合作，为逼蒋抗日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重要准备。
三、首倡“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与张学良发动西安兵谏，为逼蒋联共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冬，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成了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令全国瞩目。一是，红军三个方面军10月在陕甘会师，中国共产党的中心转移到了西北。二是，因张、杨的倡导与支持，西北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西安成了全国抗日救国斗争的中心。三是，日军进攻绥东，傅作义发起绥远抗战，举国募捐声援，张、杨请求出兵，西北成了抗日的前沿阵地。四是，以张、杨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的联共抗日活动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的矛盾趋于白热化，蒋介石两赴西安，古城成了抗日还是“剿共”的斗争中心。五是，10月两广事变平息，张、杨因其实力地位和抗日主张理所当然地成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首领，多数实力派派代表驻于西安，因而西安又是国民党嫡系派与地方实力派较量的场所。总之，中日民族矛盾，国共两党的予盾，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爱国民众与蒋介石对外妥协政策的矛盾，联共与“剿共”的矛盾等等，均集中在这里。其焦点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是发动内战，予敌以渔人之利？这是攸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正在西安酝酿。
如何迫蒋改弦更辙，挽救民族危亡?当12月2日张学良收到远在武汉的东北人土王化一的密电后再次成为最紧迫的问题。王电告张：他由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处得悉：何在沈阳为蒋况寿时，曾在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桌上看到拟好的密电，“内有调东北军全部出陕，……使与共党及杨部隔离等语”，要张警惕(11)。当晚，张学良便问计于杨虎城：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抗日?杨反问张：是否真有抗日决心?张誓志以对。杨以大无畏的气概道出了一句令张学良十分惊愕的话：待蒋再来西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12)。这大约是两人关于兵谏的最初谋划，因此，兵谏的主张系杨虎城首倡。
古语曰：一言九鼎；毛泽东说：一言兴邦。在当时形势下，出此谋划，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扭转乾坤的意义。
其一，“挟天子”，逼蒋介石停止内战、领导抗日，这抓住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解决这个矛盾的握有政权、军权的关键人物。
其二，“令诸侯”，能以此昭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大敌当前，非团结抗日无以救国；重肇内战祸患，必陷国家民族于绝境，何去何从，都必须作最后抉择。
其三，“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不是取而代之，虽出人们的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挟天子”完全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断然措施。但要求“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请蒋领导抗日，符合民意，因而又在情理之中，得到人们的同情与支持，不致由此酿成内乱，予敌以可乘之机。
其四，是偶发事件又有历史的必然性。“挟天子”以封建传统道德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因而兵谏如巨石击水，举国震惊。但宗旨是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它顺应了全国民众的强烈愿望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兵谏后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受到民众的拥护：“捧读电文，雀跃无既”；“今闻佳音，额乎称快”等等(13)，便证明了这一点。
其五，出此主张，反映了杨虎城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又有面颜直谏的大无畏气概，和一切为了国家和民族置自己生死荣辱于度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与张学良的勇气、品德与节操令人叹服。连宋美龄都承认：他们心地纯洁无私，”始终绝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足见此举有异于历来之叛变”(14)。加之救夫心切，她不得不力劝蒋介石答应西安方面的要求，尽早返回南京。
其六，“挟天子”的另一大结果是促成了国共两党中央领导人的直接接触与谈判。两党在1936年将近一年的多渠道秘密接触谈判，到11月被陈立夫奉蒋之命置于僵局，使酝酿多时的周恩来——陈立夫谈判成为泡影(15)。然而蒋的被“挟”，反而使双方谈判展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前景，导致了两党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蒋介石的会见与谈判，为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谈判铺平了道路，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
最后，在张学良陪蒋赴宁之际，杨虎城临危受命，全权负责，在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和十七路军、东北军抗日将领支持下，既坚持八项主张的原则，又作了一定的妥协让步，与各方折冲周旋，历尽艰难曲折，最终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逐步实现了举国由内战、分裂、妥协向和平、团结、抗战的历史性转变，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注释
① 电载1931年9月24日《民意晚报》。
②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66--68页。
③ 《杨虎城的密使》，载《人物》1988午第6期。
④ 《杨虎城的密使》，载《人物》1988午第6期。
⑤ 徐以新：《忆川陕根据地时期与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
⑥ 《杨虎城的密使》，载《人物》1988午第6期。
⑦ 宋佩夫：《电台工作的日日夜夜》，转自《艰苦的历程》(上)，人民出版壮1985年版第275--276页。
⑧ 余鼎章、杨拯英、李宁：《论西安事变前后的杨虎城将军》，《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页。
⑨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⑩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
(11) 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一些经历)，载全国政协编：《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2辑第47页。
(12)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见司马春秋著《张学良传奇》，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221页。
(13) 《西安事变电文选》，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14) 蒋介石《西安事变半月记》、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合刊本，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版。
(15) 详见拙著：《干戈化玉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四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 /相从智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