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经济思想初探
陈舜卿
杨虎城将军是国民党著名的爱国将领。多年来，学术界对杨虎城的生平事迹和爱国主义思想进行许多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一批论文和著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涉及经济思想的却不多。本文试就杨虎城的经济思想作点探讨。
杨虎城经济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人经历、社会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出生在陕西蒲城甘北村贫苦农民家庭。家里“原来只有薄地十来亩，破房三、四间，没有牲口、车辆，父亲杨复兴，在孙镇做木工，维持全家生活”①。在杨虎城出生时，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压榨中国人民，国家日益贫弱，社会动乱不已，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饥寒交迫。当时蒲城农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一个缩影。地租、高利贷剥削极其严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豪绅恶霸武断乡曲，官府贪赃枉法，民不聊生。杨虎城从小就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体验到劳动人民的疾苦。这是他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也是他的经济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1908年，他的父亲无辜被清政府杀害，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仇恨的种子，孕育着反抗清政府的意识。他说：“父亲被杀害，使我产生子对清政府的仇恨”②。于是，他毅然加入旨在反清的哥老会，旧式会党行侠仗义思想给他以深刻影响，使他走上反清抗暴的革命道路。不久，他又联合志间道合的青年农民成立了“中秋会”，自任首领，提出“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不侮辱妇女，同生共死”的行动纲领，在渭北一带开展袭击衙役、打击富豪的斗争。这一期间，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萌发时期，也是他的经济思想开始产生的时期，由于他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成长在农村环境，读书不多，年纪尚轻，社会实践有限，见识不广，他的经济思想只能是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所倡导的“均贫富，等贵贱”的传统思想。这种思想的实质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小生产者要求平均享有一切社会财富的思想，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但在封建社会条件下，农民要求平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摧毁封建所有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是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近代农民革命的一种动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举国为之振奋，各地纷纷向应，这给杨虎城以极大的鼓舞和新的希望。10月22日，陕西革命党人联合哥老会和新军，光复西安，成立了秦陇复汉军政府。杨虎城率领“中秋会”成虽参加哥老会首领向紫山率领的秦陇复汉军向字营，与清军在乾州、永寿一带作战，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革命活动。虽然他对引发和指导这场革命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不甚了解，但是他把自己的斗争与这场革命紧密联系起来。他行动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打富济贫，在地方为民除害，而是为了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华民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辛亥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以革命的手段打破封建政权，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孙中山指出：“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③。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篡夺，在北京建立起北洋军阀统治，使中华民国名存实亡。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严令陕西裁军。秦陇复汉军向字营被遣散，杨虎城解甲归田，辛亥革命给他带来的希望很快破灭了。他回到家乡后，本想凭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养家糊口，做一个安分守纪的普通农民。但是农村的实际情况使他大为失望。封建专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仍占统治地位，封建剥削和压迫依然如故，广大贫苦农民不但没有得到实际利益，而且所受的剥削日益加重，生计每况愈下，这促使他对国计民生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深感“安居乐业仍然是不可能，遂有重振旗鼓再干之念”④。他召集“中秋会”成员，重新树起打富济贫扶弱抑强的旗帜，在家乡进行抗暴斗争，深受当地贫苦农民的爱戴，也得到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这时，他的经济思想虽然还局限于中国农民战争的传统观念，但是由于参加辛亥革命的实践和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开始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有了初步了解。
1915年12月，袁世凯下令称帝，全国人民奋起声讨，护国运动风起云涌。杨虎城率部参加了护国运动和护法斗争，在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过程中，杨虎城扩大了活动范围，广泛接触了一些新人，特别是与陕西革命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思想上完成了由农民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转变，逐渐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正如他自已所说：“余一军人，自1911年以来，即笃信孙中山先生主义，参加敝国辛亥革命，20余年来，奉命征战，终岁奋斗，此种实际革命生活，使余对三民主义信仰益深，而成一始终如一，不屈不挠的忠实信徒”⑤。这时，他的经济思想已经由打富济贫的平均主义思想发展为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思想，即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经济思想，民生主义思想的实质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如毛泽东说：“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⑥。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接受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大会召开期间，杨虎城派姚丹峰去广州句孙中山报告军情，经于右任介绍，孙中山亲自批准，杨虎城正式加入国民党，“如果说以前杨虎城接受了三民主义，并为之殊死奋斗。那么从这时起，他也像孙中山等许多先驱一样，逐步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开始向联俄、联共、抉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境界迈进”⑦。从比之后，他把自己的思想溶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之中，把自己的行动纳入国民革命轨道。他拥护国共合作，结识和重用了一批共产党人，接触了一些马列主义常识，扩大了政治视野，加深了对中国问题的理解。
1930年11月，杨虎城在西安就任陕西省主席，开始主持陕政，这为他全面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提供了机遇。他在宣誓就职时说：“我们自当本着总理的遗训，中央的命令，一致努力于陕西建设，以期不辜负中央之委托，完成开发西北的工作”⑧。他认为“现在军事方面，已经告一段落，和平统一，已经实现”，“是一切政治经挤开始建设的时候”⑨。他在征求备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大西北，建设新陕西”的设想。1930年12月，他发表了《政见商榷书》，书中说：“革命为艰巨之事业，破坏以建设为旨归。革命而不经破坏，则无以扫除障碍，洗涤旧污；破坏而不能建设，则无以发展宏图，革新百度”。“兹当莅任之初，修废举坠，待理万端，特将目前急待兴革各事，分别系列，树之鹄的，期以到达，借以副中枢付畀之重，慰地方期望之殷”⑩。他列举了救济灾荒、肃清土匪、澄清吏治、振兴教育、整顿交通、兴办水利、免除苛捐杂税、完成地方自治等八项作为治陕的当务之急，力求励精图治。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经济思想。
在杨虎城回陕主政前，陕西经过战乱和连年旱灾，民生凋敝，百业待兴。特别是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灾情极为严重。“各县人口竟减少达到总数四分之一，壮者流散四方，老弱转乎沟壑，其状之惨，实不忍睹”(11)。面对这种惨状，他深感“唯一的是没有饭吃的人太多”、“目前陕西需要是什么呢?是需要减少消费，增加生产，积极地解决吃饭问题”(12)。所以，他一上任，就把救济灾荒作为恢复农村经济的第一要务。1930年11月，他先后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请求“政府轸念孑黎，迅拨巨款，俾资赈济”。经过于右任等人的力争，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赈济陕灾800万元公债，并拨款20万元。他采取了“灾有重轻，治兼标本，分别急赈工赈，兼筹并进”的方针，妥善安置了灾民，使灾情得到缓解，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为了休养民力，减轻人民负担，1930年11月，他向国民政府呈文，要求裁去冯军在陕擅自增加的食盐、煤油、面袋、斗佣等苛捐杂税，宣布“将以前的苛捐杂税暨陕南四倍加征，飞令各县一律停征”。他还下令枪毙澄、渭南两县的县长，’惩办了合阳、长安等县的著名劣绅。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他邀请全国闻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回陕担任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制定了渭北水利工程方案(又称关中八惠工程)。根据方案，首先修建引泾工程，1931年1月勘测定线，3月正式开工，仅用1年零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第一期工程，1932年6月放水，命名为泾惠渠，当年灌溉面积达40万亩，成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水利工程。随后，其他工程也相继开工，到抗战前夕，关中八惠工程基本兴修整修完工，大大增加了抗旱能力，保证了农业生产。为了全面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他还指派农业专家分赴各地组织农民成立各种合作社，举办示范农田，增加生产等。他还大力提倡垦殖，积极筹备开垦黄龙山，并决定以兵工开发，受到舆论界的赞誉。《大公报》称：“驻陕之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近数月厉行兵工政策……。尚有一极堪注意之事，即杨氏对于开垦黄龙山之计划，现又旧事重提，并决定以兵工实行开发是也”(13)。
陕西南北皆山，山岭纵横，道路崎岖，交通极为不便，以致影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杨虎城主陕后，非常重视交通建，并把重点放在修筑公路上。在1926年以前，陕西没有公路可言，1927年国民联军以兵工修筑了西潼、西长两公路，后因荒旱连年，未遐修筑公路。杨虎城采取征用民工和包工以及兵工办法，大兴修路，在短短的几年，就修筑了10多条公路，长2700公里，初步建立了陕西公路网，使交通落后状况有了明显改观。他还积极支持铁路建设。1931年下半年，陇海路由河南向陕西延伸，他极为关注，派部队参加修建。当年12月，陇海路通车到潼关后，国民政府拟修潼西段，因资金短缺，工程几乎陷于停顿。杨虎城积极与南京国民政府联系，寻找解决办法，在他的争取和支持下，1932年11月潼西段开始招工，不久即开工，他派部队参加修建，加速了工程进度。1934年7于月通车到渭南，11月通车到临潼，12月27日通车到西安，成为陕西境内的第一条铁路；陇海路通车促进于西安经济的发展，工商业日趋繁荣，但人口激增，燃料供给渐紧，杨虎城和邵力子与陇海跌路管理局协商，合资修建陕西境内的笫二条咸铜铁路，以解决供给问题。
近代以来，陕西地处西北边陲，交通不便，渐渐为国人所漠视，加上故步自封，极端保守，未能跟上新潮流，经济文化大大落后于东南沿海。为了振兴陕西经济，杨虎城大力倡导打破保守思想，发展实业。他说：“陕西地当边陲，扼潼关天险，闭关自守，自成风气”，“吾人应打破地域观念，目前须直向潼关以外，乃中国以外，去探视去接受新的世界潮流。如果依然守旧不变，则前途危险，何堪设想”(14)。为了发展实业，他积极支持成立“中华实业促进会”，电请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来陕勘查和拨款办理，争取国民政府和江浙资本家来陕投资办实业。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陕西先后办起一批新式工厂，使陕西的工业有了初步发展。陕西在辛亥革命前，几乎没有近代工业，民国初年，在“产业革命”热的影响下，虽然办起一些小型工厂，但数量少规模小，加上经营管理不善，时办时停。据陕西省建设厅统计，1930年只有新式工厂10家，职工1000多人。到了抗战前夕，陕西已有近代工厂30多家，资本796万元。有人说杨虎城是陕西工业现代化的奠基人是不无道理的。
知识就是力量，人才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杨虎城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只读过两年私塾。参加革命后，他深感缺少文化的困难和痛苦。他除了刻苦自学外，广交和重用知识分子，不断提高文化素养。个人的经历，使他深知知识和人才的重要。他说：“知识是一切事业的基本条件，有了知识，才能革命，才能救国”，“要知道人类生存竞争，唯一的工具就是知识，没有知识，就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15)。他强调“我们现代做事，是要适合时代进步，所以就要以人才为前提”(16)。他主陕后，多方招揽人才，函电各地陕籍人士回陕工作，先后请回李仪祉、王曲章、张寒杉、张奚若、薛健等人。为了培养人才，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首先是压缩军费，充实教育经费，并使教育经费独立，保证了教育的顺利发展。其次是大力整顿各级学校，努力普及初等教育，提高中等教育，并捐资和集资创办了尧山中学。他还特别重视专门人才的培养，除了支持办好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现西北农业大学前身)外，还派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由他挑选和资助出国留学的达数十人。其中赴德国留学的有王炳南、江隆基、郭则亮、韩鲁、樊作栋、王季陶等；赴英国留学的有原政庭、亢心栽、薄克敏；赴法留学的有潘自力等；赴日本留学的有袁若愚、李敷仁、李子健、刘佛吾等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紧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杨虎城深感忧虑。他曾多次向蒋介石请缨杀敌，却屡遭蒋的拒绝。他便一方面积极支持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把“开发大西北，建设新陕西”的设想，发展为“陕甘一体，回汉一家，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建立西北抗日基地的战略思想。并从国防经济出发，加紧陕西的经济建设。1931年10月。他在《国庆纪念日对官兵的训词》中说：“日本倭奴所以敢这样肆无忌惮的横暴，是乘着我们的弱点”，“第一是没有团结精神，四万万同胞，好像一盘散沙”；“第二是没有充实力量。……军备国防，更没有充分的力量和准备，是以外国欺侮我国，直视无物”(17)。后来，他又说：“无论国防的、经济的，中国都是到一发千钧的危机了”，“要做中国现代军人，除了武备国防的责任要我们来完成外，就是经济国防的资任也是等着我们来整理的”(18)。1935年，他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西北建设方案》，指出“自东北事件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兹就西北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敬请公决”(19)。这说明了他的经济思想不仅是为了实现民生主义，造福桑梓，而且是为了，建设国防经济，充实国力，打败日本侵略者了。
杨虎城将军是个军人，军旅生涯是他一生的主要活动。但是军事离不开经济，他又担任地方军政长官多年，主持陕政多年，对经济不能不高度重视，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他的经济思想，即由农民平均主义到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再到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以及反侵略的国防经济思想，这一思想是他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进步意义。
注释
① 《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② 《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页。
③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4页。
④ 《丹心素裹》，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页。
⑤ 《杨虎城将军官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页。
⑥ 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6月21日。
⑦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5页。
⑧ 《杨虎城将军官沦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⑨ 《杨虎城将军官沦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⑩ 《杨虎城将军官沦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11) 《开发西北》第1卷第5期，1934年5月。
(12) 《杨虎城将军官论选集》第57、58页。
(13) 《大公报》1934年4月21日。
(14) 《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36页。
(15)《杨虎缄将军言论选集》第1集(第十七路军内部刊印本)。
(16) 《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39页。
(17) 《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58、59页。
(18) 《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67页。
(19) 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 /相从智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