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与陕西经济文化建设
李云峰
杨虎城将军是陕西蒲城县人，中国现代史上名震遐迩的国民党爱国民主将领。本文试就将军主政陕西期间如何振兴地方经济文化的事迹略作论述，以期全面认识他的抱负、理想和思想品质。
八百里秦川，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上一直是西北地区的富庶区域。周、秦、汉、隋、唐诸朝代时，关中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是举世瞩目的国际大都会。然而到了民国年间，尽管欧风美雨和民主共和空气在陕西留有一定影响，但这里的经侪、文化水平已远远落后于东南各省。加之多年来政局动荡，兵连祸结，这块富饶的土地变成了各种灾害的肆虐之区，贫困疮痍，愚昧衰败，其地位更非昔日可比。
1930年10月，由于杨虎城为蒋介石的“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他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这是杨从一个纯粹的军事将领转向兼管地方政务的开始。同年11月，杨率部由河南进驻西安，主持陕政。他面对家乡故土贫穷落后的状况，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他语重心长地对部下说：“当国民党的官，难免刮地皮。不过，我想把刮地皮的钱，尽量用来给老百姓办事。”
西北地区向来缺水，旱灾如同恶魔一般，严重威胁着三秦人民的生存。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西遍遭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灾民多达500多万，赤地千里，饿殍载途。不驱走旱魔，老百姓的生计就无法获得保障。杨虎城走马上任，即在省政府的政务会议上再三强调：“陕西的问题是‘水’的问题，‘水’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能解决了。”为此，他下定了“当裤子也干”的决心，千方百计延揽人才，筹措资金，兴办水利事业。
杨虎城首先想到了陕籍同乡、全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字宜之)。李早年留学德国研习水利工程，20年代任陕西水利局局长时，已经完成了渭北水利工程的计划、勘测和设计，但因当时陕西的当权者不予重视而失意他去，先后担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等职。杨虎城多方奔走，通过各种渠道将李仪祉从南京请回，聘任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李更是诚敬有加。而李也深为杨的精神所感动，常对人说：“我不在中央，来地方，就是知道虎城有决心要干实事，能做出成绩。”又说：“杨很想给地方上做些事，态度很热情诚恳，这在军人中是极少见的，也是很难得的……”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杨的信任，李仪祉从各地选用了一批水利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并亲自担任总工程师，积极筹备引水工程。
在陕西财政非常拮据的情况下，为了筹措工程经费，杨虎城毅然决定压缩军费和行政开支，由省政府拨出40万元专款，消息传开，华洋义赈会和檀香山华侨分别捐胁40万元和15元资金，负责完成枢纽工程，南京国民政府也拨了10万元资助款。有了这100多万元做基础，陕西水利建设的开场锣鼓就敲响了。
按照李仪祉的规划，陕西应修的引水灌溉工程，包括泾惠渠、洛惠渠、梅惠渠、胥惠渠、千惠渠、褒惠渠、汉惠渠。此外还有黑惠渠、涝惠渠、沣惠渠、泔惠渠、定惠渠等，几乎遍及三秦大地。当时，首先动工修建的是引泾工程。这一工程从1931年1月开始勘测定线。3月正式动工。关中农民奔走相告，欣喜万分。有些老太婆甚至请人特写了杨虎城、李仪祉二公的生牌，当做救苦救难的活佛一样日夜供奉。杨虎城作为一省之长，不仅亲自出席开工典礼，鼓舞士气，而且抽调了一个师的军队参加劳动。他还时常亲临工地视察，了解情况，与李仪祉共同研究和处理问题。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努力，泾惠渠一期工程于1932年6月完成放水，当年即灌田40万亩。对此，国内的许多报纸都进行了报道或转载，引起了很大轰动。泾惠渠可算是当时全国第一个现代化引河灌溉工程，为以后的水利建设开了个好头。
当泾惠渠一期工程即将告竣之时，李仪祉辞去建设厅厅长之职，专任水利局局长，以便将全部身心投入水利事业，并提出了径惠渠第二期工程计划和开建引洛工程的设想。杨虎城表示欣然同意，予以大力支持。1933年2月，杨在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陪同下，亲赴洛河一带实地考察。考察归来，杨虎城立即批准设立了洛惠工程局。不久，蒋介石与杨虎城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尖锐。为了限制杨的权力，蒋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于1933年免去杨的省政府主席职务(改派邵力子接任)，仅保留其西安绥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的军职。但杨却不改初衷、依然尽其可能地关心和支持水利工程建设。这年冬，泾惠渠二期工程全部完成，灌溉总面积达65.9万亩。此后，“八惠”的其它工程屡经波折，终相继兴修，惠及全省，都是与杨虎城和李仪祉的开创之功分不开的。
发展交通事业是杨虎城时刻关注的又一重要问题。以前，陕西的交通运输十分落后，除质量低劣的西(安)潼(关)公路外，对外界的贸易和交往主要依靠马车驿运及渭河水运。杨虎城主持陕政时，正逢陇海铁路由河南向陕西延展。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他不仅多次派部队参加修建，而且还借南京政府要员宋子文来陕之机，与宋数度商谈，解决筑路资金短缺等问题。1934年12月陇海铁路正式通车到西安，结束了陕西没有铁路的历史，对促进省内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935年冬，陕西省政府又决定修建省内第二条铁路，即陇海路咸(阳)铜(川)支线。杨虎城虽然不再兼理省政，但对这条铁路的重要事项仍亲自过问。例如，修改线路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件。依照原设计方案，这条铁路并不经过阎良，而是由三原穿过瓦头塬直通富平。阎良的地方绅士得知后，认为无论从工程难易或社会经济效益考虑，都不如由三原经阎良再到富平有利，便写信向杨虎城提出建议。杨阅罢信认为可取，马上与邵力子商议，派技术人员去阎良进行勘测。最后，省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了咸铜铁路经阎良的新线路。后来，这条铁路按新线路通车，不仅促进了阎良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使阎良镇成为渭北地区举足轻重的物资集散地。
杨虎城幼年因家贫仅读过两年私塾。长期的军旅生涯、政治活动，使他倍感缺少文化的困难和痛苦，更使他认识到教育事业的凋敝是陕西贫困落后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在他主陕期间，对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非常重视。1931年3月，他在全省教育局长会议开幕典礼上讲话时强调说：“这次教育厅长召集大家来此会议，讨论全省教育事业，希望各位要以全副精神去做教育事业，要聚精会神努力去干。……现在新政府成立，各项行政固然要积极进行，对于教育方面，更要急切整顿。以前教育经费，虽有棉捐杂税，为数不多。目前宁可把军队解散，教育经费是不可不充分筹备的。”为此，杨虎城继续压缩军费开支，拨出专款作为教育基金，并由教育界人士组成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保证专款专用。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杨虎城发展陕西教育事业酌首要目标是普及初等教育，提高中等教育。对此，他以身作则，亲自去抓。他主持整顿和扩充了省立各中学、小学，增加了班次和学生名额，任用青年进步知识分子担任校长。为使广大农民子弟能接受教育，杨大力提倡在乡办学，并尽可能予以资助。1931年春，蒲城县的翼和亭为办学事前来找杨，杨高兴地说：“我上任三个月，咱县上来找我的人不少，但都是想来做官发财的，唯有你找我谈办教育，我很欢迎。”会见后，冀和亭带着杨的鼓励和杨批拨的3万元资助款回到县上，办了一所孙镇高级小学。杨还亲自捐款和集资，在蒲城县创办了著名的尧山中学，并为该校确定了“教育救国”的校训，以及学术自由、宣传抗日自由的办学方针。1935年夏，临潼县阎良镇(今西安市阎良区)的朱任天慕名到省城请杨虎城资助办学。杨尽管已不兼任省政府主席职务，但仍从军费中拨出一部分钱款，帮助建立了阎良镇第一所小学，并亲自为该校题写了校牌、校训，还欣然应聘担任名誉校长。
发展陕西的高等教育事业，也是经常萦绕在杨虎城心头的一件大事，早在杨坚持靖国军旗帜、驻军武功时期，他就和于右任慨然答应群众：只要局势比较稳定、力所能及的时候，一定要在后稷教民稼穑的武功办一所农业学校，专门研究农业问题和培养农业人才，帮助群众改进农业。1931年春，杨回陕主政后，便决心“给人民还愿”。此后，在杨虎城和于右任的积极倡导、争取下，终于在武功县张家岗创办了当时西北地区的第一所高等专门学校——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学院，现为西北农业大学)，为发展陕西的农林经济培养了大批人才。
杨虎城为了培养人才，除资助一些在国内各大学求学的陕籍贫寒学生外，还资送一批进步青年出国深造。如留学德国的五炳南、江隆基、郭则沉、樊作栋、王季陶、韩鲁等，留学英国的原政庭、亢心栽、蒲克敏等，留学法国的潘自力等，留学日本的李敷仁、袁若愚、李子健、刘佛吾等。其中，王炳南、江隆基、潘自力等是共产党员。杨在写给留学生的信中说：“我完全相信，我拿‘地皮剩余’供给你们青年上学，绝没什么错误。你们拿到‘地皮剩余’，要加倍努力学习。”这些话，充分表达了他的坦诚心境和对留学生的殷切期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虎城虽然隶属于蒋介石的麾下，但却坚决反对蒋所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极力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和抗日爱国教育。他曾明确表示：“你(按指蒋介石)办你的教育，我办我的教育。”在他主政期间，各派学术思想，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都允许在学校公开讲授；各种进步书刊，都可以自由阅读；任何有关国家大事的政治见解；都能自由发表。
陕西的医药卫生事业同样引起了杨虎城的高度重视。1932年夏，陕西发生了大面积的霍乱传染，来势异常凶猛。西安市最严重时，一天死亡800多人。人们谈虎色变，形成了“霍乱恐怖”。杨虎城席不暇暖，食无甘味，亲自挂帅指挥，动员全省公私医务人员，采取各种紧急措施，较快地遏止了霍乱病的扩散。长期以来，陕西的医药卫生事业一直很不景气。这次之所以能迅速动员起一支较强的医务力量，有效地遏止住霍乱，与杨虎城平时注重医药卫生事业关系极大。还在杨部驻山东、河南期间，他就在部队的军医机构中引用了陕籍医药专门人才王季陶、李润生、薛道五。周水生等人；回陕以后，又大加延揽。岳维峻部陕军参加“剿共”战斗溃败以后，所有医务人员纷纷返回，都得到杨主持的省政府的妥善安置。陕西医学界先辈杨叔吉(鹤庆)。因在刘镇华主陕时担任过陕西陆军医院院长，为部分地方人士所不满，长期滞留南京。杨虎城为发展地方医药卫生事业，多方说服大家捐弃前嫌，邀请杨叔吉回陕工作，这对于团结陕西医务人员、提高医药卫生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杨虎城还创设了陕西省立医院，以著名医药专家石解人为院长；在十七路军军医处之下设立了西北制药厂，聘请著名医学专家吴子实、程梦九等主持其事；又请准南京政府在西安设立助产学校。他还积极提倡私人开办医院、诊所，使私营医卫事业得以发展。总之，在杨主政期间，陕西医务工作者云集，公私医疗机构和制药单位纷纷成立，整个医药卫生事业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新局面。
当然，在中国社会激变的年代，杨虎城作为一名国民党军事将领，他的思想和行动，他的治军和施政，都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身：处矛盾丛集的历史漩涡之中，却能以其刚毅、善良、智慧的禀性，远大的目光和过人的胆识，而与时俱进，力求组织一个比较开明的地方政府，为救国救民和造福桑梓而尽其所能，努力奋斗。
历史已经证明，杨虎城将军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建树了丰功伟绩，历史同样证明，他为陕西经济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主要参考资料
① 《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② 《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③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④ 《革命英烈》1983年3期(杨虎城专辑)。
⑤ 《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⑥ 胡步川：《李仪祉先生年谱》、《陕西文史资料》第11辑。
⑦ 《于右任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
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 /相从智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