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与西安事变
王建云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重要契机。而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与1933—1936年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有着直接的联系，他在其中起到了别人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邵力子与蒋介石在“剿共”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邵力子以民族利益为重，在“剿共”这件事上不愿为虎作伥，坚决不愿在蒋介石身边继续做秘书。蒋介石虽然很器重邵力子的才能，但邵力子有自己的处事原则。蒋介石一方面为了缓和矛盾，另一方面也想把势力伸向西北地区，于是决定委任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在任职期间，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只做表面文章；对抗日救亡，则尽一切办法进行宣传和支持，并以其特殊的身份调解多方矛盾，力创和谐陕西，打造宽松的抗日氛围，做了其他人所无法做到的事情，也因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西安事变爆发后，邵力子又以自己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尽力地说服介石，要和平，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不要内战。可以说，邵力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了力，流了汗，甚至还流了血。
一、邵力子主政陕西，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l.与杨虎城和平共处，共创和谐陕西
在邵力子主持陕政之前，蒋介石就与杨虎城之间矛盾重重。蒋介石一方面利用杨虎城的势力和影响，想彻底摧毁冯玉祥在陕甘的势力，控制西北；另一方，惟恐杨虎城的力量壮大不好对付，因而多方刁难，企图削弱、控制、分化和瓦解杨虎城的武装力量。更为重要的是，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更非亲信，这就使蒋介石更加不放心，于此，更坚定了蒋介石要在大西北安插自己心腹亲信的想法。
杨虎城在1917年就参加过于右任为首的靖国军，还担任过第三路司令的职务。1922年，杨虎城护送于右任经四川赴沪时，经于右任介绍，与邵力子相识，杨虎城得知于右任和邵力子两人办报的曲折经历，还了解到邵力子的爱国主张及他的文章精悍和犀利，这使杨虎城非常敬佩邵力子的博学和为人。经过缜密的考虑，也根据对邵力子的了解，杨虎城认为，邵力子来陕西，比其他任何人来陕西更有利于自己事业的发展，于是，极力向蒋介石推荐让邵力子来主持陕政。杨虎城的建议与蒋介石的想法不谋而合，蒋介石想一来落个顺水人情，二来好以此加强对大西北的控制。邵力子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从另一个角度看，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和杨虎城力量的平衡点，也可以说是他们矛盾调和的产物。
邵力子在陕执政期间，与杨虎城实行军政分治，杨虎城专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而邵力子则负责陕西行政工作，两人各司其责，融洽合作，关系甚笃。邵力子与杨虎城的和平共处，实际上也就调和了蒋、杨之间的矛盾。如：邵力子主政陕西后，蒋介石曾派他信任的黄埔一期陕籍学生魏炳文回陕，筹备成立陕西省政府保安处，该处是主管省防武装力量的一个指挥机构，属省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蒋派魏回陕是采取邵力子推荐的形式，这时，虽掌握陕西地方武装，但已离开省主席位置的杨虎城是无权过问的。邵对魏回陕既不敢违抗蒋的命令，又无法取得杨的同意，这一关于控制陕西地方武装的问题，一时成为邵、杨之间的裂痕和矛盾，经过反复协商，形成一个折衷办法，即在军政双重领导下，成立一个包括杨、邵、魏三人在内，由九人组成的陕西省保卫委员会，代行保安处职权，杨虎城任主任委员，邵、魏分任委员，暂时解决了这个矛盾。后来，为了“追剿”红军，蒋介石对西北的控制不断加强，各省保安处都已成立。在领导体制上必须归属省政府，而不能由军政双方共同领导。在这种情况下，难产的陕西省保安处终在1935年秋宣告成立，但邵力子还是任用了杨虎城推荐的人选。
2.围绕“剿共”，调和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
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同时，蒋介石调其嫡系部队胡宗南部，进驻紧靠陕西西部的甘肃天水一带。从此，国民党嫡系军队深入西北。胡宗南部进驻甘肃的目的，是要从侧面监视杨虎城及其所率领的17路军，这反映了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嫡系部队与杂牌部队之间矛盾的加剧。
1934年10月12日，蒋介石由洛阳到西安策划西北“剿共”事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正向西北转移，蒋介石想借此机会，依靠杨虎城所率领的17路军阻击长征途中的红军，企图一石两鸟。1935年1月蒋介石严令杨虎城率军截击，“围剿”由豫鄂皖苏区转移到陕南地区的红25军。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的红25军，连战皆捷，出击秦岭，迫近西安，震动关中。而杨虎城部在不到半年的时间，被歼三个旅，损失惨重。他个人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再也无法与红军作战。实力的削弱和惨痛的教训使杨虎城更加明白了蒋介石的意图。此时的蒋、杨矛盾再度升级。为保存实力，杨虎城设法与共产党联系，力求与共产党和平共处。邵力子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极其不满，但对杨虎城的巨大损失又无可奈何，他不能阻止蒋倒行逆施的作为，而只能在陕西，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给杨虎城创造比较自由的活动空间。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但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继续增兵西北。1935年6月13日，东北军于学忠部奉命由华北抗日救亡前线的保定撤出，首先开入潼关，转到陕甘宁苏区的外围。从此，张学良及东北军的51军、53军、57军、67军和一个骑兵军约13万人被驱上了西北“剿共”的内战前线。1935年9月13日下午，张学良乘自备的“博鹰”号飞机由武汉飞抵西安。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到机场迎接。
张学良部队到西安后，一度连总部办公的地方都没有，气得张学良要到东城门楼去办公。经邵力子多方通融协商，把南院门党部的房子拨给张学良作总部办公室，省党部迁移到东大街去办公，这才息了少帅的盛火。但东北军移驻陕西后，不可避免地与杨虎城及十七路军产生客军与地方军之间的纠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互相轻视，互相瞧不起。东北军认为，杨虎城及其领导的十七路军是地方军阀，装备差，都是些破枪土造枪，战斗力不强，只会抢占地盘，搞军阀割据，瞧不起十七路军。十七路军将士则认为，东北军虽然装备精良，但是只会打内战不抗日，连自己的祖宗都丢了，不仅丢掉了自己的地盘，而且还来抢别人的地盘，更是鄙夷东北军。两军都往自己脸上贴金，攻击对方，互不示弱，一桩小小的事情也会引发大的冲突。
善使手腕的蒋介石更是充分利用这一矛盾，使张、杨两部相互牵制，从而加强对两军的控制和操纵。蒋介石除当面暗示或授意何成浚、张群等人挑拨张、杨两人之间的关系外，还通过驻西安的特务进行离间、破坏。特务们一方面造谣说，张学良与东北军不抵抗而失东北，是丧家之犬，入陕是抢地盘。另一方面造谣说，杨虎城与17路军是地头蛇，阴险毒辣，要赶走东北军。他们甚至偷偷摸摸地贴出“陕人治陕”，“驱逐不抵抗的东北军”等标语，一度造成两军互相警戒，至彼此火并的对垒局面。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保持清醒头脑，他根据自己对蒋介石的了解，洞察CC系特务的阴谋诡计，坚定自己来陕西是为了更好地建设陕西的目的。他四处奔波，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晓以民族大义，力劝两位将军以团结抗战为重，相互消除猜忌，消除误会、隔阂，不要上特务的当。经过邵力子的调和，张、杨两部渐趋相安。
1935年10月2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任副司令，此时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但南京政府仍坚持要打内战，并要东北军替“中央军”打头阵，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东北军以10万之众发动了对陕甘宁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但连续在1935年9月的“劳山战役”、10月的“榆林桥战役”、11月的“直罗镇战役”中相继败北。这在东北军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巨大损失，从而在其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战败的两个师是东北军的主力师，战死的何立中和牛元峰甚为张学良所器重，然而，在请求对两个阵亡的师长每人发给10万元特恤也被驳回后，张学良感慨地说：“我张某人混得连10万块钱都不值了”，①这对张学良是个致命的打击。他从蒋介石的态度上可以看到，东北军不管怎样卖命，也逃脱不了非嫡系的命运。加之，来陕西三个月，“剿共”三战皆输，锐气尽挫，三个师的损失化作一针清醒剂，使张学良逐渐认识到，“剿共”是一条死路。他不再轻视红军的战斗力，看到如此下去，“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也“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②南京政府对东北军不予补充，反而撤消了110师、109师的番号，减发军饷，对生者不安置，死者不抚恤，使东北军上下都感到十分气愤。邵力子看到东北军的惨状，也非常同情张学良的处境，他也深深明白，“剿共”只会两败俱伤，这是蒋介石的常用伎俩“一箭双雕”之计。邵力子是蒋介石派到陕西来的，他一方面要维护蒋介石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想维护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利益，但在“剿共”这件事上，他却无法与蒋介石沟通。当时，来陕西任省政府主席，就是因为在“剿共”问题上与蒋介石产生极大分歧的结果。因此，他在自己有限的权限中尽可能地为张学良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
张学良及其率领的东北军丧失了东北三省，为蒋介石背了黑锅，遭到人们唾骂，此次又把东北军拉到了西北“剿共”的战场，应蒋介石之命，把枪口对准了要求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剿共”失利后，蒋介石冷漠的态度，严重地挫伤了张学良的积极性。为了东北军的生死存亡，张学良设法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达成谅解，希望彼此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实行互不侵犯。
蒋介石的“一石两鸟”“一箭双雕”计划的实施，激化了他与张学良、杨虎城所率武装力量之间的矛盾。张学良、杨虎城在“剿共”战场上纷纷失利，促使他们真正认识到，蒋介石利用“剿共”来削弱非嫡系部队的实力；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真正认识到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政策，不但不利于抗日救亡的大局，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他们开始寻求一条真正的抗日救国的康庄大道。当时在陕西，不仅有要求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要求抗日的广大人民群众，还有默默支持抗日救亡活动的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邵力子不仅调和了张、杨两部的矛盾，使其相安无事，而且也想调和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但却无法调解嫡系与非嫡系、嫡系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他更想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以图共同抗日。于是，在执政陕西期间，他努力创造民主和平和团结抗战的环境。
3.在陕营造宽松的抗日救亡氛围
虽说邵力子与蒋介石在抗日和“剿共”问题上意见分歧，但他们之间毕竟有着割不断的感情联系。邵力子为了装饰门面以避开国民党CC特务对他的监视，有时也不得不发表一些“剿共”的言论，但他又通过各种隐蔽的办法支持西安各界的爱国救亡活动。他支持西安各大院校提倡学术自由，多种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都可以公开讲授，各种书籍都可以阅读。邵力子有特殊的身份，但他仍需做些表面文章，而且要做得有板有眼，滴水不漏。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西安是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特务活动极其猖獗的地方，白色恐怖如层层乌云，笼罩着古城。CC特务甚至对邵力子也暗中严加监视，窥测其行动。所以，邵力子以其特有的敏锐的政治眼光，以极其隐晦的手法做了一些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团结抗日的事情。1935年5月，邵力子在陕西省宗教哲学研究社成立大会上指出：“挽救国难，应从道德和科学两方面做起，”旨在启迪百姓的心智，用现代的先进意识武装人民，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这是很有远见的。1935年7月，邵力子在西安纪念国民革命军誓师九周年大会上呼吁“挽救国难”，“摒绝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
国难当头，邵力子坚信自己是炎黄子孙的一分子，深深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做好舆论宣传就等于扛起了看不见的钢枪、大炮，其威力不亚于真枪实弹。因此，在他主持陕政期间，陕西省报刊出版业有所发展，戏剧活动也渐趋活跃。报纸方面，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机关报《西京日报》外，影响最大的是宋绮云任总编辑的《西北文化日报》，还有中共西北工委编印的《西北斗争》，以及刘文伯任社长、耿炳光任副社长的《工商日报》，余海丰、孙作宾、樊仰山等接办的《青门日报》；东北军创办的报刊有《西京民报》、《活路》等；民办小报有《韬报》、《民意报》、《民生报》等，各校同乡会自办的报刊也为数不少，有些属于地下秘密出版。此外，1933年还有宋绮云创办的边闻
通讯社，1934年创办的《西北画报》。边闻通讯社每日向全国发稿一次，内容侧重报道西北各省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和地方风土人情，该社于宋绮云离开后停止。戏剧活动方面，除陕人喜爱的秦腔外，话剧活动开始兴起。剧团演出的剧目，既有世界名剧，如果戈里的《巡按》(即《钦差大臣》)、莫里哀的《伪君子》等，但大量还是国内作家的一些名剧和宣传抗日救亡的一些剧目，如熊佛西的《一片爱国心》，丁西林的《压迫》，洪深的《五奎桥》，欧阳予倩的《屏风后》等。
邵力子主政陕西期间，努力为宣传抗日创造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对后来陕西群众爱国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作了积极的铺垫工作。西安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掀起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但蒋介石却一意孤行，给张学良下了一道“格杀勿论”的命令，并亲自派兵在沪桥附近的土坡上架满轻重机枪，准备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而青年学生们为挽救垂危的祖国，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满含悲愤地迎着守军的枪口继续前进。张学良得知消息后，为了避免一场流血悲剧的发生，亲自驾车赶到东郊十里铺坡头，拦住游行队伍登台演说：“各位同学，我张学良不是不爱国的，自从失掉了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的，我何尝不愿意打日本呢?上级不允许我打，这种隐痛是无法对人说的。我是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人，我是要抗日的，请大家相信我。一星期内，我用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如果逾期骗了你们，凭你们在任何地方把我张学良处死。”③少帅的肺腑之言，更增强了学生为国家前途而斗争的勇气。而学生的行为也对张学良产生了巨大震动，这是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这又正与邵力子此前主政陕西期间所做的积极铺垫工作有关。
4．身体力行，率先促进国共再次合作
1936年9月8日，毛泽东致函邵力子，明确指出：“国共两党实无不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希望邵力子“重振《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④邵力子回想他在《觉悟》做主编时，自己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大旗，为寻求民主道路而振臂欢呼，引起多少有识之士的共鸣。而现在，自己是否应该重震旗鼓，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当他看过毛泽东的信后，思索良久，再联系他那一时期所看到、听到的共产党发表的抗日言论，他的思想大为震动，深深地被共产党的深明大义所感动。于是，他就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率先对两党合作做了一些有益工作。如1935年11月15日，他派自己的学生向心堂充任陕西淳化县长(该县原为苏维埃两个县的建制)，并亲自召见向心堂说：“要考虑当地的特殊情况，在国难当头之时，要和中共方面互相团结，和睦相处，以增强合作，共同对付敌人为首要任务。”⑤向心堂秉承邵师的意旨，采取灵活措施，竭力避免与共产党的冲突和一切不利抗日的情况发生，做到了与苏区和平共处。
二、邵力子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l.为维护抗日大局，邵力子力劝蒋介石回心转意
在陕西主政期间，也就是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邵力子几次找机会劝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对外。但收效甚微。1936年8月29日，张学良派卫队营一个连，冲进省党部，救出被调统局抓去的刘澜波、宋黎、马绍周、孙达生等4人。不久，蒋介石从广州打电话来问邵力子，省党部事情内容究竟怎样?此事同张学良高唱抗日有无关系?邵力子复电说，省党部事张已复电中央，且已完全结束；东北军人不忘抗日，情有可原，张对抗日事仍必服从命令。后来，邵力子还恳切地向蒋介石建议，“要停止剿共，一致对外。否则，人心思乱将不可收拾。对东北军不能多用压力，因为他们都有怨气，多压可能发生激变。”⑥不料，蒋介石听了之后，却斥责邵力子是“书生”、“不通事务”。他对邵说：“你把问题完全看颠倒了，不安内怎能攘外呢?共产党的阴谋就是利用攘外来夺取政权，这一点你都看不到，你真是书生，至于东北军有怨气我知道，张汉卿是大事糊涂小事聪明的人，如果不用压力，他就可能与共产党合流。今天共匪势力已成穷途流
寇，不乘此—鼓剿灭，如旷日持久，又将坐大，问题就严重了。”②这番谈话使邵力子无比痛心，但却没有改变他为团结抗日谋求和平而努力的决心。
1936年12月9日，西安爱国青年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当游行队伍到达省政府门前时，邵力子深表同情地说：“你们的爱国行动，我支持，但我没有一兵一卒，要求抗战救国，请大家找张副司令和蒋委员长去。”邵力子对青年学生爱国行动的积极支持，招致蒋介石的责问和不满。当天，蒋介石就派人来对邵力子说：“组织游行，所提口号，完全是共产党、救国联合会策划的。”蒋并责问邵力子说：“西安是军事重地，为什么会发生高举此类标语的游行?”邵力子不假思索的回答：“沈阳‘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同胞倍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苦，有志青年被逼得走投无路，离乡背井，参军随来西北。东北官兵的遭遇很快得到西安各界的同情，其中尤其以青年学生爱国情切，容易冲动，发生游行请愿是颇自然的。”⑧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进逼，但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虽经张学良、杨虎城多次轮番进谏，蒋介石非但无动于衷，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用血腥屠杀扑灭革命群众的抗日怒火。国难当头，张学良、杨虎城觉得不能这样坐以待毙，毅然决定于1936年12月12日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一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发生了。后来，邵力子曾说：“西安事变就是压出来的，如果当时蒋介石接受意见，毅然改变做法，又何会发生此事变呢?”⑨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逮捕了蒋介石及军政要员。同时也拘留了邵力子，原因是他也是蒋介石的高级随从。不过，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杨虎城和张学良是为了保护邵力子才把他也抓起来，单独关押以确保其安全的同时，也可以掩人耳目，避免特务的怀疑。究其原因，是12月9日蒋介石交给邵力子一封信，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⑩
此信显然关系到张、杨的前途和命运，在发动事变的前夕，张、杨已经通过某种渠道得知了其中的内容，他们在走投无路的前提下不得不走“兵谏”这一步。因此说这封信实际上成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又一原因。12月12日上午10时许，张学良到卫土队长室来看邵力子，并说明他和杨虎城“兵谏”的目的“不是除掉蒋介石，而是促其反省，保证他安全。”邵力子说：“动机在救国，是可以相信的，但做的太冒险了!开始就不太好，收拾有把握吗?”(11)张学良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劝蒋介石接受抗日要求，我们是仍然接受他领导的。但蒋现怒气极盛，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并且拒绝进食，也不肯穿送去的寒衣，请你去劝劝他。”(12)邵力子单独见蒋介石，蒋介石问邵力子从何处来，邵以实相告。蒋介石表示决心牺牲，决不受任何要挟，立即送回洛阳或即行枪杀，可由张学良在两者中任择其一。邵力子回答：“送回暂无可能，枪杀也决不敢。”并问蒋介石是否考虑如以前两次自动辞职，待国家有需要时再复出。蒋介石说：“决不能在武力威胁下考虑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邵力子只能劝蒋“善保身体，即时进餐，并加衣防止受寒”。(13)
12月13日上午11时，张学良又要求邵力子劝蒋介石移居高桂滋师长新宅，蒋介石又严辞拒绝，说：“我决不迁往他地，如张不送我回洛阳，我就死在此地，这是西安绥靖公署所在，我是行政院院长，所以决不能离开此地。你可即以我此话告张。”邵力子请蒋介石稍息怒气，使张学良得尽所欲言，张学良的话也决非全无可采之处的。再请蒋介石考虑移居高宅问题，说实出于张学良的善意，并请不要再拒绝张学良的进言。蒋介石对邵力子的劝说似乎无动于衷，他反过来直截了当地问邵力子：“西安事变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邵答不知道。蒋介石肯定地点了点头：邵力子跟了自己这么多年，也深深明白邵力子对人太老实，不仅没有害人之心，而且连一点防人之心也没有。本来派他来做省主席是想让他监督杨虎城的，可这个老夫子哪里是杨虎城的对手?看到蒋介石不再说话，邵力子心平气和地缓缓地对蒋说：“今天已经发生了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由于日寇不断入侵，已经激起国民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去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并说：“事已如此，委员长还应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他们(张、杨)的要求似乎可以考虑。”(14) 中间，蒋介石叹气数次，内心有所触动，但仍不肯转变思想。当然，以蒋介石的独裁心理，他怎么也不会那么容易地对一位曾经的部下妥协，况且还是在被拘禁的时刻。虽邵力子的话也不无道理，想邵力子这么多年对自己的忠心也不会害他，但毕竟此时此刻的他，领袖的尊严已荡然无存，因此，心理的转变也需要时间。邵力子将他与蒋介石谈话情形告诉了张学良，并根据自己在蒋介石身边多年的经验，认为蒋介石的怒气仍盛，但还不必绝望。他劝张、杨要耐心仔细地做工作，蒋介石不是一个不识时务之人，希望务必达到“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目的。置身于西安事变的风浪中，邵力子认为既不能伤害蒋介石，也不能损害任何一方要求抗日的热情。因此，他努力在蒋介石、张学良两方面做工作，为争取和平解决此次事变，也为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努力奔波。
2．肯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伟大意义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二天上午，邵力子兴奋地与在西安工作的同乡张处德交谈，其中说到：“事变的目的是要逼蒋联共抗日，是革命的、进步的行动，但太冒险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个福音，可以促进团结抗日。”(15) 同日下午，杨虎城前来拜访邵力子，歉意地说：“这次的事自问动机纯洁，做的却不够好，因而使你受惊，夫人受伤，总觉不安。”(16)邵力子答道：“事变即得和平解决，过去一切不愉快的事，都不必再谈，惟愿抗日救国的愿望能够迅速实现。”26日晚，周恩来、叶剑英也来看望邵力子，详谈这次来西安的经过以及到西安以后的工作；这次事变解决的过程以及事变结束后的期待。同时，也谈了当前中国的处境和前途，全国人民的责任，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使命。(17) 最后，周恩来向邵力子解释中共当前的政策是为了抗日救国，共产党坚持联合国内一切党派、军队共同奋斗，组成民族统一战线，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以谋求共同发展。邵力子从周恩来的谈话中，明白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真正了解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伟大历史意义。
邵力子回南京后，与朋友见面，大家争相寻问西安事变中的情况及对事实的意见，特别是对于张、杨两人的评价。当时，南京政府的官员都大骂张、杨，以迎合上司。邵力子明确表示，不能赞同有些人骂张、杨是“乱贼”、是“土匪”的言论。他说：“张、杨这次做事固然冒险，太卤莽，不能说没有错误；但要求抗日御辱，还是出于爱国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只能惋惜张、杨读书不多，却不宜看作‘乱贼’或‘土匪’。”邵力子的客观态度，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和惊讶。更甚的是，有一位曾任邵力子的秘书，后来在江苏省部任职的人说：“老夫子呀!真莫名其妙，他在西安受到这样的打击，回到南京，还说他们(指张、杨)的好话。”而邵力子认为，他只是客观地评价了事实，并且从抗战大局着想，也只能这样评价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不也正体现了邵力子尊重事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吗?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周恩来在一次发言中说“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坐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讨论团结问题，这个人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却因为促成团结(西安事变)而失去了自由，这个人就是张汉卿(学良)先生”。周的发言，使在场的国民党代表噤若寒蝉，而邵力子却突然起立，在众目睽睽之下，首先表示：“正像周先生所说，汉卿先生是我们大家的朋友。”接着，他以昂扬而坚决的语调指出：“在促进团结上，汉卿先生确实有很大贡献。”他的话在国民党顽固分子听起来，就像一颗巨弹爆炸，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的一切诽谤和攻击，戳穿了他们宣扬的“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和“张学良劫持领袖”的谎言。邵力子的发言，充分反映了他是非分明、不畏强权的高尚品质，同时也表现了邵力子肯定西安事变的基本态度。
西安事变的爆发，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中国国内政局急剧演变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猛烈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事变爆发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使西安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人们考虑，为什么会在西安突然发生如此巨大的，颇具影响力的事件呢?对此，我们首先肯定这是由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与蒋介石在“剿共”问题上矛盾的激化。同时，就上文所分析也可以看出，邵力子在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期间的一系列举措，实际上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种下了远因，在事变发生后，他又顺应时势需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条件为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积极努力。人常说，有了肥沃的土壤，才能开出最美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西安事变的发生在表现形式上具有突发，但造成事变爆发的力量则是一天天蕴积起来的，而邵力子正与此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邵力子是酿造这肥沃土壤促使事变发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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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② 《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历史探源》，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③ 朱顺佐：《邵力子传》，浙江大学山版社1988年版，第241页。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⑤ 朱顺佐：《邵力子传》，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页。
⑥ 李任夫：《邵老立身处世的风格》，《和平老人邵力子》，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页。
⑦ 朱顺佐：《邵力子传》，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⑧ 《民国档案》，1986年第2期第102页。
⑨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页。
⑩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2页。
(11)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1页。
(12)邵力子：《西安事变追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央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13)朱顺佐：《邵力子传》，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3页。
(14)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页。
(15)朱顺佐：《邵力子传》，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筇245页。
(16)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0页。
(17)邵力子：《西安事变追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图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193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