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军事思想
史滇生
张学良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军事将领，是有功于国家民族的千古功臣。在张学良的政治、军事生涯中，他提出了
许多建军、治军和作战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主张，不仅是近代中国军事思想宝库中的重要财富，而且对研究张学良思
想的发展和他发动西安事变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
军队和军人要爱国救国是张学良军事思想发展的主线和最重要内容。这一思想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过程。
“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爱国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息内战、御外侮”。
张学良1901年出生于东北，自幼目睹日本和俄国两个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张学良
“颇受刺激”，作为学生的他，在奉天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从此确立了“立志为国家做事”的思想。1919年，
张学良入东三省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军事。一年的学习不仅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树立了“军
人以卫国为天职”的责任感。此后，张学良历任奉军团长、旅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务，率部参加了直皖战争和两次直
奉战争等军阀混战。在军阀混战中，张学良亲身体验到内战给民众造成的疾苦，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萌生了反对军阀混
战，谋求国家和平统一，一致抗御外敌的思想主张。
张学良认为，内战是国家遭难人民受苦的“罪恶之母”。张学良19岁起即率兵参加战争，不论战胜或战败，“均感
觉万分痛苦”。这些战争“只以争得最后胜利为目的”，每次作战者“皆不顾念人民”，“作战时不择手段，不论方法
”，“只知破坏，专事残杀，受害人民”，“故内战实为罪恶之母”。而“内争之肇始，并非全体将士之意旨，不过一
二军阀为争夺地盘而已”。在外患日深的情况下，军人“不协力对外，为图牺牲，徒事内讧，实为极大耻辱”。①
张学良认为，军队应该爱国爱民。他说：“吾军人食国家之饷粮，何莫非国民之脂膏，乃有军人欺凌百姓，非国家
养民之意也，故人人须具爱国心。”②军队必须尽“保卫人民，除暴安良，抵御外患的责任”。③
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1926年9月张学良提出了“早息内争，共御外侮”④的思想主张，要求中国拥有实力的各方力
量，停止内战，“统筹全局，共图国事，息争御外，共挽颓流”，⑤希望“中国嗣后决不应有内战发生，予备将个人的
头颅，将来均向敌人抛去，将个人所有之热血，将来均向敌人洒去，完成军人之天职”。⑥
张学良还从东北所处的地理环境和面临的安全形势，提出了停止内战的问题。他说：“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
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⑦ 多次提出，要免除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要免除国家的危险，必须停止
内战。可见，维护东北的安全，是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曾一度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后来曾谈过，“九一八”事变时“犯了两个
大错误：一个是依赖国联；一个是希求事态不扩大”，⑧ 因而委曲求全。但是，张学良很快抛弃了不抵抗政策，本着不
屈服、不卖国、不贪生、不怕死的人生信条，组织和指挥东北军，在得不到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在辽宁
、吉林、黑龙江、热河等省，做了大量的局部抗战工作。
纵观“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全部言行，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这一时期张学良军事思想的主导方面是实现“全
国抗战”。
还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张学良就说：“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
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⑨
1933年1月8日，他为抗御日本侵略的榆关之战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强调中国“为争民族生存，只有拿我们的血
肉，我们的性命来维持和平，来保卫中国，再无别法了”。⑩ 随后又指出，热河抗战，“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
为救亡图存之计”。认为中国形势“值此已极，舍奋斗无以求生，舍牺牲无以求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幸
而成固可复我河山，雪莫大之耻辱，倘不幸而不成，亦可振我军誉，扬民族之精欧”。(11)
1934年初，张学良经过一年的出国考察回到国内，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后又改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武昌行营主任。在此期间，张学良虽然也谈过“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共产党“杀人放火”、“不爱民族”、“
不爱国家”的话，提出“为着我们民族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剿灭赤匪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12) 但是在实际上张学
良并没有积极进行“剿共”军事行动，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剿共”作战。
在武汉期间，张学良军事思想的主流仍然是抗战御侮。面对当时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他反复强调军人对于保卫国
家保卫人民的责任。张学良认为，“今日的中国，已完全陷于国际帝国主义者之操纵宰割中，不但东北的领土全部失去
，而且华北也是危机重重，于是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民族尊严摧毁无遗。这些都是谁的责任呢?当然是我们军人的责任”
。“我们军人应有这样的自觉，人民一日不安全，国家一日不稳固，我们就应当引为奇耻大辱”(13) 指出，军人的职责
“第一是保卫国家的权力，第二是保卫人民的安宁”，(14) 这是“军人的神圣天职，如不能完成其天职。则不成其为军
人，而尤愧对其国家”。(15) 面对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日益加深和中国国土的不断沦丧，“军人对于国家负着最大的责任
”，(16) “复兴中国，军人的责任最重大”，军人因该“作复兴中国的先锋”。(17) 张学良认为，“全国军人都应彻
底觉悟，过去委实太对不起国家，太对不起同胞了”，(18) 因为中国军人没有尽到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的责任，造成中国
今日之国弱民困。
在这种思想认识的基础上，1934年6月，张学良虽然还率领东北军在鄂豫皖地区“剿共”，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
：“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或其他人和党派，果系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
机中摒除一切歧见，联合一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一途径。”(19) 这一思想主张，表明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张
学良已经萌生了联合共产党举国抗日的思想。
收复东北是这个时期张学良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强调收复东北是东北军的义务。他说：“全国人民都会为收
复东北而死，惟东北军要先流血，先牺牲；东北不收复，东北军永远低着头。”(20) 强调在收复东北的斗争中， “东
北军人是负有特殊任务的，东北军必须收复我们的东北”。(21)
1935年4月以后，蒋介石将东北军调往陕西。10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此时，日本对华北的侵
略步步逼紧，华北危机深重。对蒋介石既要消灭红军又要削弱东北军的排除异己政策，张学良深为不满，开始寻求脱离
“剿共”战争，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张学良爱国军事思想在陕西期间进一步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抗日救国仍然是张学良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1936年6月22日，他在西安对军官训练团全体教职学员发表了《中国出
路唯有抗日》的重要讲话，不久，又发表了《抗日理论与实践》等文章，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抗日军事理论。
张学良论述了抗日的紧迫性。他说：“目前中华民族最切要的工作为抗日救亡，中国不把日本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
去，一切工作，无由而起，永无复兴之望。”(22) “抗日问题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的存亡兴衰”。(23) 张学良认为，
从日本的国策看，他对中国的要求是贪婪无厌的，势在必统治整个中国而后已，中日问题“决没有和平解决的希望”，
“对日唯有立即抗战，我们决不能再容忍下去”，“容忍就等于引颈自戮”(24)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唯有不顾一切
，用尽全力，坚决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决不能再蹈九一八事变时委曲求全的覆辙，我们宁肯因斗争致死
，决不束手待毙”(25) 张学良反复强调：“目前中华民族对日问题不解决，任何问题也谈不到。除了抗日之外，实在没
有其他路子可走”，“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26)
张学良认为，当前中国军人的唯一责任就是抗日。他说：“军人最大责任是捍卫国家”，“头可断，血可流，一切
一切都可以牺牲，唯有日本不可不抗，没有这样最大的决心，便不配为中国军人”。(27) 他反复强调，“抗日是东北军
的最大使命”，(28) “东北是日本人从我们手里用武力夺去的，还要用我们的力量夺取回来。东北军具有先天的抗日优
秀性能”，“东北军不只要抗日，而且还要站在抗日战线的第一线”。(29)
张学良提出了“全民动员，长期抗战”的思想主张。认为对日作战“决不是局部的、段落的”，而是“长期抗张”
。要长期抗日就必须实现“全国力量之集中”，为此，除了要制定举国一致的抗日计划外，还要“积极努力于唤起民众
，组织民众的工作”，积极推行抗战宣传、抗战教育，使国民均发挥出抗日的斗争性，实现“全民动员”。(30)
张学良认为，抗战虽然是长期的，但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这是因为，第一，“日本经济困难，国本不固，没有
长期作战的条件”，(31) 而“中国的国力远胜于日本”，(32) 能坚持长期抗战；第二，日本进行的是侵略战争，对此
“日本国民立场不同，主张分歧，团结不坚固”，许多人反对侵略战争，“国内、军内埋伏了反帝炸弹”，日本国内的
民主革命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爆发；而我们“是为民族自卫战，为生存而战，为正义而战”。(33) 自古两军作战哀者胜
，中国处于被侵略被压迫地位，是哀者，民众情绪自然悲壮激昂，能做到举国团结一致；第三，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
个，“中国不是日本的唯一对手，除了中国外，日本还有更大的敌人”，(34) 苏联、美国、英国在太平洋一带，从北、
东、南三个方向上，同日本“有着不可开交的矛盾”；而中国的抗战是正义战，可以获得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援助。张学
良特别提出，“我们不要犯‘唯武器论’的错误，我们是民族自卫战。在地理条件上、民族士气上，都占优势”，只要
我们“能善于利用地形和游击战术，日本的新式武器就不能尽量发挥其效用”，(35) 我们就能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张
学良对中国抗战的结果充满信心，他说：“我们对日抗战的结果，不但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并且可以摆
脱其他任何帝国主义所加于我们的剥削与压迫。”(36) 中国将以独立富强的姿态在世界上站立起来。
张学良还提出了抗日作战的战略战术。认为中国抗战“应以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为主”，但在重要的战略据
点，或敌人的战斗力削弱，战争形势对我有利时，“仍要采取必要的阵地战的办法”。(37)
二
张学良认为，军队在中国反帝救国事业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作用。他说：“谁都酷爱统一、和平、建设以及取消不
平等条约，但无武力就不能和平统一，无武力就不能建设，更谈不到取消不平等条约。”(38) 为了将军队建设成一支能
够抗御外侮、保国卫民的武装力量，张学良提出了一系列建军、治军的思想主张。
第一，军队应成为国家的武力和民众的武力。
张学良认为，“军队是保护国家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工具”，同时又是“实行主义，推进政治，发展经济的动力”
，(39) 因而要“整理军队”，“务使军队完全变成国家的武力，有用的武力”。(40)他还说，军人必须认清“军队为国
民所公有，操军权者，不过受国民之委托，代其节制训练，既非任何个人所得而私有，更非任何个人所得而滥用”，而
应“以国利为前提，以民意为依归”，使军队成为“民众的武力”。(41) 要求军人必须牢记：“我们武装同志，就是民
众的武力”，“把民众的武力贡献于国民”。(42)
张学良还指出，应将东北军改造成为国为民的政治集团。他说，东北军过去“纯粹是一种封建势力”，现在，残余
的封建意识仍旧存在，必须对其“下一番功夫，改正封建意识，提高政治意识，彻底改造成划时代的为国为民之政治集
团”，(43) 成为一支抗日的军队。
第二，军队应有良好的军纪，不扰国害民。
张学良一贯强调纪律对于军队的重要性。认为军队纪律不仅关系到军队的名誉，而且是军队“大局安危所系”。“
守纪律是军人命脉，守纪律是军人天职，纪律不但能维系纪纲，而且能团结精神，有纪律的军队才能上下一心，同生死
共患难”。(44) 军人纪律“首在不扰民”。军人必须“以保民爱民为念，以扰民害民为戒”。(45) 军队所到之处应“
严纪不得丝毫扰民”。(46) “兵士扰民，责任应侧重于其官长，尤重在其直接官长”。(47) 强调“守纪律一定要自上
做起”，“有罪从上面罚起，有功从下面赏起”，在纪律问题上官长必须“以身作则”。(48) 遵守纪律还要“注重教育
”，通过“新教育新陶冶，变放荡而秩序、化粗野为驯雅”，“造成文明之军人”。尤其要注重军官的教育，使之“不
但可做兵卒之模范，而且做一切人民之模范”。(49)
第三，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训练。
张学良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弱的国家”，“不止是我们器械不如人，其根本原因是在我们军队教
育的不良”，(50) 表现为军队不知爱国，不知重实际。这是造成“中国军队积弱无能的一个主因”。(51)为改变这种状
况，应注重军队的政训工作。“政训工作的最大目的是提高军队中的精神教育”，一方面是启发和提高“军人的国家观
念和民族意识”，明确军队“要为国家服务”，“要军人国家化”；(52) 另一方面是“统一军人思想”，“把政治常识
灌注到军人脑筋中去”，“使其切实明了国内外大势，廓清往昔封建军阀所有传统遗毒”，“使之有坚定不移的信仰”
，“思维言行有所适从”。(53) 张学良提出，军队政训工作还应培养军人“尚勤劳”、“求确实”的作风。他说，“军
人责任极重，非勤劳不可”，一定要能吃苦。要通过政训工作，严整军人生活，消除一切享受心理，刻苦自励。否则，
“军队的战斗力，一定要受很大的影响”。(54)“中国军队一向是能摆样子，而不知重实际”，军队教育必须改变这种
不尚求实的作风，教育“军人做事一定要求确实，不应粉饰或敷衍”。(55)
第四，整军强武，加强军兵种建设。
张学良提出，为抗御外侮，进行抗战，必须加强战争准备。西方国家的民众“厌恶战争厌恶到万分，恐怕到万分，
可是预备战争，也急到万分”，备战心理十分浓厚。中国现在若不准备，“一旦世界战祸爆发，岂只毫无办法，恐怕就
是整个灭亡的时候”。(56) 因此，中国必须“整军强武”，使军队能“负起救国家救民族的担子”。(57)
加强军队兵种建设是张学良整军强武思想的重要内容。
张学良很重视新式海军的建设，在吉黑江防舰队基础上建立并发展了东北海军。“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海军已成
为当时中国海军4支舰队中实力最强的一支舰队。为加强海军人才的培养，创办了东北航警学校(后改为东北海军学校)，
“意在造成海军专门人才”。认为“现中国海军尚在幼稚时代，欲求发达，端赖人才”。(58) 要求海军军官注重实际，
同下级士兵同甘共苦，不畏艰难，发扬朝气，为中国海军的发展壮大作贡献。他还提出，发展海军必须建设良好军港。
由于当时旅顺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海军，苦无良港”。张学良在将葫芦岛建成东北海军重要军港后，又提出应
将威海等地建成东北海军的基地。
张学良十分重视空军的建设发展，认为当今世界“列强军备竞争即空军建设之竞争”，(59) “国防与空军的关系已
进至化合的阶段，即是防空即国防”，(60)“无空军即不足以言国防，故在整顿军备中对空军不特与海陆军并重，甚且
驾海陆军而上之”，应大力发展空军，“亟谋本国空防之健全”。(61) 强调“此后民族复兴，依赖航空军多”，(62)
空军的发展应置于优先地位。东北空军建立于1920年，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的一支空军。1929年“东北航空军”成立，
张学良兼任司令，大力加强空军建设，建立航空工厂，选派空军人员出国学习，积极购置飞机，至“九一八”事变前，
东北空军已拥有军用飞机200余架，在国内多支空军力量中处于领先地位。
张学良很重视军队通讯建设。他说：“通讯业务在军事上的地位，正如人身的血管，是人的命脉所系。”(63)军事
通讯是军队的命脉，军队应大力加强通讯建设，不仅要充实军事通讯器材，通讯人员还要“乐业，忠于自己的事业”，
提高军事通讯技术。
重视军事教育是张学良建军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一支军队同一个国家一样，“要行，要强，非得要造就
人才，教育为基本”(64)，主张将培养人才置于建军的首位。他不仅在东北建立了航空学校培养空军人才，建立海军学
校培养海军人才，还扩建了东北讲武堂和军官教育班，建立了兵种训练班、军士教导队，还招收中学毕业生成立学生队
，培训后充实下级军官。实行军官轮流集训制度，提高其军事素质。选送军事学校和军事训练班的成绩优异者出国学习
。通过这些举措，为东北军培养造就了一批新型军事人才。
张学良主张，军队建设应实行“精兵主义”。他说：“兵在精不在多”，中国军队编制杂乱，冗员太多，“自今以
后，当取精兵主义，力谋收缩”(65)。必须“裁减兵额，缩小编制”，以“减轻民众之负担”。(66)同时，“励行兵农
政策”，实行军垦与民垦相结合，军垦以现役军人为主，平时生产，战时作战；民垦以编余官兵为骨干，吸收关内移民
，在边疆开垦戍边。
张学良还对东北地区军队的编制体制进行了整顿。统一奉、吉、黑三省军队编制番号，形成东北军的指挥系统；将
奉军以师为单位，改为以旅为单位，实行精简整编，将东北三省陆军统一编成27个混成旅和5个骑兵旅；改革军需制度，
实行军需、军械、军法独立制，克服了军需就是长官私人帐房这种旧军队的陋习，使部队所需的物资供应得到了较好的
保障；加强对部队的训练、演习和考核、校阅。经过改革整顿，东北军向近代化前进了一大步。
第五，加强民众军事训练，实现民众军事化。
张学良认为，“民众就是武力，能同民众站在一个战线上与民众合作的军队，定可获胜”。(67) 为发挥民众武力的
作用，“务使全国民众军事化”，要“使一般国民在平日都能受到军事训练”，这样，“将来到了抵御外侮的时候，不
只军人是国家的武力，人人都可以去荷枪杀敌”，(68) 达到举国皆兵，共御外侮。
三
张学良的爱国政治军事思想，为他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爱国军事思想的逻辑发
展。
第一，息内战，御外侮，实现全国抗战的爱国思想和强烈的军人责任感，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巨大驱动力。
张学良戎马一生，参加过许多战争。但是，这些战争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剿共”内战。他目睹这些战争给人民带来
的疾苦，给国家造成的灾难，“感觉痛苦万分”。他“恨日本军阀，一生主要就想抗日”。(69) 这一思想同蒋介石“攘
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张学良有着强烈的军人责任心，在他看来，保国卫民是“军人的神圣
天职”，军队不仅在职责上负着保国卫民的任务，在良心上也应该有保国卫民的坚定信念。中国今日国弱民困，饱受帝
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大半是由于军人没有尽到职责”，(70) “委实太对不起国家，太对不起同胞
了”，对此，“全国军人都应彻底觉悟”。(71) 在强烈的爱国信念和军人责任感驱动下，张学良提出了停止“剿共”内
战，恢复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实现全国抗战的思想主张，做出了“外为国家民族(停止剿共集中抗日)，内可平慰东北军
民的重大决定”，(72) 发动了西安事变。
第二，拥护领袖、集中国力，实现长期抗战的思想，促使张学良以“兵谏”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要手段。
张学良认为实行抗战须要“拥护领袖”，在领袖领导下“组织民众，集中国家一切力量”，才能“长期对日抗战”
。(73) 1934年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曾尖锐地批评说：“中国所谓拥护领袖，是为了个人地位和金钱，有几个真正牺牲自
己的利益去拥护领袖的?”他提出，我们要真正拥护领袖，就是要“把意见贡献领袖，把力量交给领袖，本着真理正义可
以向领袖诤谏，甚如古之为人臣者之以尸谏，亦所不辞，本着良心理智致力于领袖交付我们的使命，才可以长期抗战”
。(74) 在本着真理正义向领袖诤谏的思想指导下，张学良以“书谏”、“哭谏”等方式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内战，
实行抗日无效之后，最终采取了“兵谏”的方式，并在蒋介石允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后，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第三，军队要保卫人民的思想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同情和保护学生及民众抗日爱国活动的重要原因。
军队要爱护人民保卫人民是张学良军队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对统治当局以军队镇压民众的行径一直表示不
满：“军警不尽保卫人民，除暴安良，抵御外患的责任，而向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们施他的威力，这真是很可痛心的事
。”他多次告诫其部属，“希望他们以后不致效尤”。(75)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不仅对学生爱国运
动表示同情，并尽力加以保护，而且将学生的爱国抗日行动作为他发动西安事变的一种推动力。
作者单位：海军指挥学院
——————————————
① 《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55—356页。
② 《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印版，笫6页。
③ 《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④ 《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⑤ 《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⑥ 《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
⑦ 《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88页。
⑧ 《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
⑨ 《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90页。
⑩ 《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621页。
(11)《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625页。
(12)《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13)《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14)《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
(15)《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
(16)《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17)《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
(18)《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
(19)《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
(20)《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页。
(21)《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
(22)《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页。
(23)《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3页。
(24)《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页。
(25)《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山版社1996年版，第380页。
(26)《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78页。
(27)《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页。
(28)《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80页。
(29)《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页。
(30)《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82-383页。
(31)《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32)《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页。
(33)《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页。
(34)《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午版，第384页。
(35)《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36)《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页。
(37)《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页。
(38)《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68页。
(39)《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40)《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
(41)《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70页。
(42)《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68页。
(43)《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页。
(44)《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页。
(45)《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46)《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47)《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l页。
(48)《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页。
(49)《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50)《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51)《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52)《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
(53)《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54)《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55)《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页。
(56)《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57)《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3页。
(58)《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一252页。
(59)《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页。
(60)《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328页。
(61)《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页。
(62)《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63)《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64)《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95页。
(65)《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66)《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66页。
(67)《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页。
(68)《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69)《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21页。
(70)《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
(71)《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
(72)《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页。
(73)《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页。
(74)《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82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