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怎样被逼上联共抗日道路的
孙兆文 席建春
蒋介石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结果逼出了西安事变，而西安事变又最终逼蒋介石走上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道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由于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认为继续“剿共”是绝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向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言谏苦劝被严辞拒绝后不得已实行“兵谏”，又力主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主导作用；由于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从民族大义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参与谈判，发挥了调停和积极促进的作用；也由于蒋介石在各种因素的压力下，顺应历史潮流，承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关键作用。西安事变实现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蒋介石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镇压抗日救亡民主运动，“围剿”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压制和打击国民党内爱国将领的抗日主张和抗日军事行动，而对穷凶极恶、贪得无厌的日本侵略者步步妥协退让。经过五年多的时间，直到西安事变，蒋介石才承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是多种因素逼出来的。蒋介石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这却是历史事实。
第一种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为实行这项政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不懈努力，给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得到广泛的拥护，这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受到国人的强烈谴责、批判和反对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影响到民心的向背。
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日本急欲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清醒地分析国内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抛弃了党内存在的浓厚的“左”倾关门主义思想。毛泽东深入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性，以及争取间接同盟军的问题。他强调，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①并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部分的大资产阶级，有转向抗日的可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确定之后，中国共产党为实施这一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复杂艰巨的工作和斗争。吸取以往国共两党合作和分裂时期的经验教训，在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上层、下层的统一战线工作。首先开展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明确争取东北军的方针，一不是分裂、瓦解东北军，而是要使之“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二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而是使之“变为红军的友军”。②张学良赞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了与红军的联合。经过深入到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工作，十七路军杨虎城也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达了千千万万民众的呼声，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拥护。国民党政府对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民主运动采取镇压和新闻舆论封锁的手段。在白区，中国共产党纠正过去盛行的那种“左”倾关门主义的作法，尽可能通过各界救国会等公开的组织形式和适当的工作方法，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广泛组织学生、农民、工人、军人为保卫天津、保卫华北而斗争。通过在军队中的秘密宣传和组织工作，对华北的二十九军、五十二军及宋哲元等军官转向抗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党通过各种公开的、半公开的组织形式，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同各阶层爱国人士，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推动了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发展。
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准备对日作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分别致函爱国民众领袖章乃器、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宋庆龄、蔡元培等，对他们的爱国思想和行动表示钦佩和敬意，希望通过他们的关系，进一步“唤醒国民党之中枢诸负责人”的觉悟，③领导群众的抗日爱国运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等还分别致函或派人联络地方实力派、爱国将领，争取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希望他们大力斡旋，“对内则化干戈为玉帛，对外则求一致之抗战”，④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势力伸入华北、华中，急欲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直接打击了英美等国在华的利益，同时也威胁到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的统治地位，形势迫使他们逐渐改变对日态度，着手准备抗战。1935年11月，蒋介石指使宋子文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久作出回应，“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中国共产党“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南京政府已逐渐分裂为主张联日反共和联共抗日两派，蒋介石虽然继续坚持“剿共”，但对日政策开始有所转变。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并考虑到张学良在与周恩来谈判时提出的意见，决定放弃“反蒋”口号，确定“逼蒋抗日”，的方针。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为此把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1936年1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冲转国民党政府：“当此国难严重当头，我方正式宣言，只要国民党方面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攻击。”中共明确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12月1日，红军高级将领毛泽东等十九人代表全体红军指战员致函蒋介石，再一次呼吁停止内战，“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勿做亡国罪魁，“遭千秋之辱骂”。 ⑤
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要停止内战，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全民族的抗战，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一面对日妥协退让，一面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民主运动，“围剿”红军，压制和打击国民党内爱国将领的抗日主张和抗日行动，是在扼杀和削弱抗日的力量，受到爱国民众领袖和爱国将领的强烈谴责和深刻批判。两相对照决定了人心的向背，表明只有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有光明的前途，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则是根本违背中国各族人民意愿的，行不通的。
第二种因素：是爱国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民主运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强烈批判。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近代中国，数量不多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显得特别宝贵。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⑥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抗日救亡民主运动中更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处于地下斗争状态的共产党人进行了深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和公众领袖人物，作为首先觉悟的群体，他们站在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前台，大声疾呼，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对“攘外必先安内”进行深刻的批判，为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作用。
为了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12月，在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的领导下建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3月，在日本侵占热河之后，发起组织了国民御侮自救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从1934年5月起爱国知识分子开展了真正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进一步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把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作为打击目标。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拟定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为宋庆龄、何香凝、章乃器等接受，有2000人署名公开发表，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了彻底的批判。以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为契机，开始形成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救国会运动，于1936年5月正式成立了全国救国会联合会。上海文化界知识分子，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等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了进一步的揭露和批判。同时，经过公开的讨论，认识到不能把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影响下的小资产阶级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也不能无视国民党、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认识到若不依靠包括国民党、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在内的全国规模的全民族的抗战，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预见到国民党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可能。1936年全国救国会联合会《抗日救国的初步政治纲领》，在批判“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同时，提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实行全民族抗战。在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期间，救国会派知识分子在继续批判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的同时，指出国民党政府“拥有百万以上的军队，支配着九万万元的预算，对内对外操着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权，为了这个，我们国民绝不能置而不问”⑦。会后不久，救国会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标出发，对国民党的各项政策，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了应该批判的方面，也评价了应该评价的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耿耿忠心，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安内攘外”政策，感动和鼓舞了抗日救国的亿万人民。
第三种因素：是国民党爱国将领的抗日主张和抗日行动有力地抵制和批判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的影响和各阶层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爱国将领抗日斗争情绪日渐高涨。派驻江西的十九路军，在共产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呼声的感召下，曾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他们被调到淞沪一带后，下定为中国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增人格的决心。1932年1月28日，在日军进攻上海闸北时，他们违背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立即予以还击，成为著名的淞沪抗战的一支劲旅。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和张治中所部第五军配合作战，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英勇杀敌，数次挫败日军进攻，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死伤累累。1933年3月驻守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和长城内外的义勇军，对进犯的日军英勇抵抗。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副师长冯治安和二十九军前方指挥所何基沣，在3月11日英勇抗击来犯之敌，稳定了长城各口的战局。赵登禹、佟泽光分率两旅各一部，包抄喜峰口之日军，给敌人以重大杀伤。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和帮助下，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开展察哈尔抗战，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1933年11月，被调往福建“剿共”的十九路军，接受中共合作抗日的主张，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在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和李济深等人的领导下，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3年底，被派到江西攻打红军的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在宁都举行起义，加入红军。1936年6月，李宗仁、白崇禧等举起抗日的旗帜，发动两广事变。1936年11月，傅作义率部反击日伪军在绥远的联合进攻。这些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际抗日的军事行动，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援，受到蒋介石的压制，或中途停顿下来，或遭到失败，或在日蒋夹击下部队被打散。直到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向顽固坚持“剿共”的蒋介石“苦谏”、“哭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拒绝和责骂的情况下，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对蒋实行“兵谏”。在严重的事实面前，蒋介石不能不考虑，“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还能不能继续实行，如果继续实行这套政策，还能不能保住统治地位。
第四种因素：是英美等国与已将侵略势力伸进华北，企图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的日本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要求蒋介石改变对日本妥协让步的政策。
日本侵占东三省以后，没有北上进攻苏联，而是南下侵入华北，要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触犯了英美等在中国的利益。1935年12月，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关心在中国华北的利益，“正密切地关注该地区内发生的事情”。⑧英国外相发表谈话，表示“华北自治运动”，“使英国政府深为焦虑”。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加深，使国民党政府中英美派与亲日派斗争逐渐尖锐起来。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排挤英美在华势力、视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声明。英国于4月22日，美国于4月29日分别向日本外务省发出照会，抬出“九国公约”为武器，反对日本以“东方太上政府”自居妄图独霸中国。从1931年以来日本在华投资急剧增长，从11.3亿元增加到20亿元，而英美投资增长很少；日货大量走私来华，使英美对中国输入商品大大减少。因为中国关税收入是偿还外债的担保，冀东走私使中国关税锐减直接影响到偿还外债。1936年4月美国驻华公使向国务院报告称，日本纵容走私造成的混乱是降低南京政府对华北财政支配力的有计划的阴谋。英国驻日大使向日本外相指出，冀东走私的继续将搞垮中国的正规贸易，并进而威
胁到偿还外债的安全。日本侵略者的所作所为直接损害英美在华的利益。英美政府谴责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英美报刊骂日本是“国际上的强盗”，是“黩武的国家”。英美支持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宣布白银国有，法币与英镑相联系，有利于改善金融状况，也使英美得到好处。西安事变发生时，英美等国鉴于日本侵华已经危及到它们在中国的利益，而且南京政府有被亲日派把持的危险，所以积极支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英国甚至表示，只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能够保持，就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英美两国与日本矛盾的日益加深和它们对日本扩大侵华的反对态度，不能不迫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逐渐改变对日妥协政策。
第五种因素：是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穷凶极恶，给中国造成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直接威胁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迫使国民党的政策在缓慢地发生变化。
其一，在军事上，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以后，1932年1月进攻上海，1933年3月4日占领热河，随后侵入长城各口，还扶植伪军进攻察哈尔，1935年制造了华北事变。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没有停止日本侵略者的进攻，而是愈益穷凶极恶、步步进逼。1935年1月，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大连召开军事幕僚会议，就以武力推进“华北分离政策”达成协议。2月召开第二次大连会议，根据土肥原贤二的调查报告，制定《关东军对华政策》，将华北视为“满洲国”的外围，在经济上成为日本军事资源的补给基地。1935年8月，日本陆军省次长桥本虎之助发出《对华北政策》，要消灭一切反满抗日的策动，使华北五省政权“不为南京政权之政令左右，以期成为自治色彩浓厚的亲日满地带”，表明军部正式制定肢解华北的政策。
其二，日本将国民党中央军、国民党党部驱逐出冀察两省和平津地区，选择傀儡，策动“华北自治”，是实施“华北分离”又一重要步骤。从1935年7月多田骏接替梅津美治郎就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华北自治运动”进入实施阶段。多田骏分别向握有兵权、控制平、津、晋、鲁、豫的宋哲元、闫锡山、韩复榘、商震试探，要他们同“满洲国”紧紧握手，建立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权，如果同蒋介石发生磨擦，日本可以给予支持。此计不成，日本公开鼓动“华北自治”，将反满抗日分子驱出华北，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管辖，五省军事合作，防止“赤化”。1935年11月11日，作为多田骏助手的土肥原贤二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在华北五省三市成立“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由宋为委员长，土肥原为总顾问；最高委员会主持军事；截留中央政府在华北的关税、盐税、统税；开发华北矿业、棉业，与日满结为一体；华北脱离法币制度，定五省通用货币，与日金发生联系；扑灭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代之以“东洋主义”；在外交上亲日反共。推行“华北自治”最终目的在于使华北五省在政治、外交、财政上脱离南京政府。要宋哲元限期宣布“自治”，国民党政府感到事态严重，派何应钦北上，达成妥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此后又提出所谓“轻度自治”，扶植殷汝耕组织“冀东防共委员会”，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其三，日本侵略者先后扶植李守信、德穆楚克栋鲁普(又称德王)组织伪蒙军，建立傀儡政权。1933年7月关东军参谋部就拟定使内蒙古西部“转向亲日亲满”建立“自治政权”的方案。1933年承德特务机关长又提出三年内在长城以北的西部内蒙古建立“蒙古国”的意见。1935年7月关东军参谋部制定《对内蒙古施策要领》，为了准备对苏作战，巩固“满洲国”的“国防”和统治，先将内蒙古变为“亲日满区域”，扶植德王、李守信，驱逐汉人势力，打倒傅作义。在关东军的支持下，1935年12月李守信的伪蒙军侵占了察哈尔东部8县，在张北建立伪蒙军司令部。1936年2月在德王府成立伪蒙军总司令部，德王、李守信分任总、副司令。1936年5月成立“蒙古军政府”，日本给予武器、军费，并派驻顾问，日伪联合在察哈尔、绥远地区发动进攻。
其四，日本在华北加紧经济侵略和扩张，掠夺国防资源，鼓励冀东走私。1935年12月中国驻屯军制定《开发华北产业纲要》，规定：开发国防资源及其他需要迅速开发的重要产业；控制华北钢铁、煤炭、铁道、港湾、电业；适当控制水泥、碱、造纸等项生产以避免与日本国内的企业竞争；敦促日本国内财阀、巨头“奋进”，成立有2亿日元资本的“华北开发有限公司”。在大连成立“兴中公司”，其任务是在满铁株式会社指挥下，“负责日满华经济提携工作”。《塘沽协定》订立后，冀东划为“非武装区”，中国海关缉私船不能在沿海缉私，走私贸易猖獗。“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走私转为公开。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海关收入损失2550．6万元，1936年4月一个月即损失800万元。走私使南京政府财政陷于困难，也危及英美等国在华的利益。
其五，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想乘机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独占中国的野心。日本政界极为仇视张学良的联共抗日主张并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极力鼓励南京政府讨伐张学良、杨虎城。12月14日日本外相会见南京政府驻日大使时说，“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不能坐视”，还表示如南京政府在抗日联共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日本首相也表示“断然抨击”。⑩关东军授意伪蒙军李守信发出通电愿与南京政府合作共谋讨伐张、杨。关东军还发表声明，要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另一方面，日本还指使汉奸、托派分子潜入两安，造谣破坏，煽动杀掉蒋介石。日本还作了武力干涉的准备。海军省命令第三舰队，加强警戒，随时准备应变，并向上海、汉口增派了海军陆战队。(11)
最后一点：不能不说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实践中遭到彻底破产。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报上已登出蒋介石对日军不欲抵抗的消息。1931年7月15日蒋介石从江西致电南京政府和张学良，要求“官民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12) 8月16日蒋介石电示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13) 这种“不抵抗”政策，使日军轻而易举地夺去了东三省的国土，掠夺了中国17亿元以上的财产，夺去了262架飞机、3091门迫击炮及各种火炮、26辆战车、5864挺机枪、18206支步枪和手枪等武器弹药(14)。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不抵抗”政策的基础上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蒋介石所要的“安内”，一是“围剿”红军，消灭“共匪”；二是要打击和消灭冯玉祥、闫锡山、李宗仁及其他诸多的“杂牌军”；三是打击其他不合他心意的人。总之，所谓“安内”就是要“铲除一切反对他以及可能反对他的势力”。(15) 蒋介石的“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助长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933年侵占热河，又突破长城侵入华北。蒋介石极力压制和摧残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军民的抗日行动，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外面的皮肤小病”，而共产党则是“心腹之患”。他在《对剿共军事将领的训词》中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丢失东三省和热河“没有多大关系”，“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16) 蒋介石在指挥大军追剿长征中的红军时，于1934年12月在《外交评论》杂志上发表以《敌乎?友乎?》为题的文章，认为中日两国有“共存共亡”的极其密切的关系。日本外相借此鼓吹“中日亲善”。从1935年到1936年，日本侵略者推行“华北自治”，强行分离华北，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也使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受到实际的威胁。全国人民群众抗日救亡民主运动高涨，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蒋介石逐渐感到以外交方式解决中日问题的希望破灭了。1935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表明对日妥协是有限度的。(17)当时，蒋介石对日本实行两面政策，一面妥协退让，成立包括亲日分子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一面准备抗战，从1936年开始建设国防体制，整顿军队编成60个调整师，在战略地区构筑防御阵地，并着手实行重工业三年发展计划。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也实行两面政策，一面秘密接触和谈判；一面继续“剿共”。直到1936年12月，蒋介石到西安，亲自强令并督促张学良所部东北军、杨虎城所部十七路军“剿共”，攻打陕北红军；张学良、杨虎城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言谏苦劝被拒绝后，不得不实行“兵谏”。说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再也实行不下去了。
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造成中华民族的深重危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和团结各阶层人民的抗日力量，代表了中国的光明前途和希望；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助长日寇的侵略气焰，扼杀和削弱抗日力量，受到中国共产党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强烈谴责和彻底批判，受到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的抵制和反对，这一切注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彻底破产。面对中华民族的深重危机和国民党最高当权派丧失统治地位的危险，以西安事变为标志，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蒋介石终于被逼走上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道路。这说明亿万人民的意志和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而逆历史潮流而动，像汪精卫那样，背叛祖国和人民，投降外国侵略者，就要受亿万人民唾骂，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也说明，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人有能力、有智慧、有耐心面对任何严峻的形势和解决自己的复杂历史任务。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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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4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第370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l页。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6页。
⑤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8-89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9页。
⑦ 《救亡情报》，第九期。
⑧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2册。
⑨ 参见缪楚黄著《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
⑩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1页。
(11)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05—506页。
(12)《盛京时报》 (1931年7月15日)。
(13)转引自敖著《蒋介石为何迟迟不抗日？》，全能出版社，1988年，第3页。
(14)陈觉编《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一卷。
(15)李敖《蒋介石为何迟迟不抗日?》，全能出版社，1988年，第5页。
(16)李敖《蒋介石为何迟迟不抗日?》，全能出版社，1988年，第8页。
(17)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第417册。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