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 ——浅析张学良国家观的历史演变
张同新
西安事变已过去70年了，然而人们对这次发动事变的策划者、发动者、主持指挥者之一的张学良将军的历史评价，
仍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民族功臣；千古罪人。两种观点都有足够的理由作支撑，而关键在于评论者的思想境界格
局有多大，是否真正理解张学良将军作出如此痛苦选择的内心所思。(对杨虎城将军的思想分析另有所见。)本文试图从
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紧密合作，联手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深处原因，及由此而得到的历史启示，作几点初步探讨。
张学良身兼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多项要职，当时又兼负西北地区“剿共”的重任。他不可能不懂
得“党纪国法”，更不会不知道以武力胁迫领袖接受自己的主张给自身带来的恶果，却不顾一切，义无反顾地做了，用
他的话来说，是“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他之所以下宁可招来杀身之祸也要进行兵谏的决心，除了诸多论著所分析的
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对国家、集团、家族、个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得到了升华，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尤其是对
国家的概念，经过东北军在国家多灾多难之秋所受到的遭遇，认识到了国家不仅是当政的国民政府，还有广大的爱国同
胞、爱国团体、爱国党派、全国各兄弟民族。只有这些力量的大团结，不搞内争，一致对外，才是国家整体力量所在，
才是东北军、张学良个人的牢固靠山。发动西安事变，如果能够使领袖清醒，在民族存亡之际不做自毁长城之事，才是
捍卫国家的正道，才能有集团、政党、个人，乃至领袖的前途。即使由此而个人蒙怨，换来民族的新生也是值得的。他
在发动西安事变后，所表现的敢作敢为，不听劝阻，毅然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正是这种光明磊落心态的外在表现。这
就是张将军的“心结”，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动力。如果用最简单的文字来概括，就是统一与救国。这是他一生为之奋
斗的目标，只是在不同时期，他所处的不同环境，他的思想境界所能达到的程度各有不同。发动西安事变，是他解开这
一心结的惊人之举、惊世之举。而这种心态的产生，却是张学良经过长年的政海沉浮才逐步认识到的。
任何在历史上有大作为的人，都不是天生奇才。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国没有几个人对他作出公允的评价，而
西安事变一发生，“民族英雄”与“千古罪人”的天壤之别的评价都出现了。说他是民族英雄的人，其中不乏胡乱吹捧
者，说他一生下来就有雄才大略，爱国爱乡，将来一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等等；说他是千古罪人者，在国民党中央要员
里，就有不少人说他“土匪的儿子就会绑票”，是从娘胎带来的本事。说这种话的人，一下子把他们对张学良东北易帜
、北平扩大会议派反南京时率东北军入关，支持南京中央、1933年华北长城抗战开始之际，释兵权给中央，自己下野出
洋、归国后力主向德、意法西斯主义学习，倡导拥护“一个领袖”论，投身“剿共”内战等言行所给予的高度评价，一
下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两种极端显然都不可取。要打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还需要从分析张学良入世以来
的心路做起。
张学良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一个特殊的年代。其家庭特殊，那是因为他是张作霖的长子。人们都说张大帅是土
匪起家。张学良晚年对此予以校正，说其父不是土匪，是做保险队的，从十几个人，十几条枪，做到几百号人，几百条
枪。清廷收编后，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局势中逐步成了东北王。土匪也好，保险队也罢，反正都是“乱世英雄闯四方”的
绿林中人，匪气十足。而土匪所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只是杀人劫货，还有豪情仗义、敢作敢当之气。乃父兼有这种风
格，对他潜移默化之深可想而知；乃父发迹后，张学良是民国初年名噪一时的“四大公子”之一。(其他三人是：张季直
之子张孝若，段琪瑞之子段宏业，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特殊的家庭养成特殊的性格，是他常作惊人之举的得天独厚的条
件；所所处的年代，国家内忧外患。张作霖的发家史，就是在各种政治势力、日俄侵略者横行东北、各路豪强争雄之中
游走的历史。他在乃父身边认识了戴着各种面具的人，既看到做主子的神气，也体察到在强势面前低三下四的苦涩。乃
父把光宗耀祖的大任放在他的肩上，他时刻都要为接棒准备条件。他情场得意，战场驰骋，政场周旋，都无法脱离这种
原始心态。而在张学良多姿多彩的传奇人生中，更是“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统一、救国的心结在不同时期，面
对不同的问题，在他心中的份量、他所认定的标准是不同的。而在发动西安事变时所达到的境界，则是他统一、救国思
想的顶峰。
独据东北豪强家庭的长公子，年轻时便为承担起家业的重任而在乃父的身边磨炼。他有条件过着放纵、奢华的生活
，有条件接受各种教育，有条件想常人不敢想的事情。开始，他的国家观念是模糊的，而日本顾问在乃父面前指手划脚
，日本大兵在其父势力范围横冲直闯，则大伤说一不二的大公子的自尊心。特别是有一年张学良到日本参观秋操。日军
严整的军容，所显示的战斗力，使张学良心灵震撼。小国日本，能如此强盛，而我中华泱泱大国的军队，却要在日本于
我东北的驻军面前忍气吞声，引起他很多的联想，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开始思考国家、东三省、张氏家族事业之间的关
系。当他担任奉军独当一面的将领，进入面对全国纷杂的政局时，如何摆正奉系集团与全国的关系，国家的命运与张氏
集团命运的关系，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占了主要的位置。1927年春，张学良率部进军至郑州、开封一线。时值武汉国民政
府进行第二次北伐，与张学良所率奉军一部，在临颖激战。北伐革命军是威震全国的第四军，誉称铁军；东北军则是张
学良亲自调教的骨干，号称钢军。钢铁交锋，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终还是革命的铁军打跨了军阀部队的钢军。惨烈
的激战必然造成惨重的伤亡，他大发感慨：“内战我恨透了，那打死多少人啊!”奉军北撤时留下一座藏有很多武器弹药
的军火库，他坚持不炸毁，完好无损的留给北伐军。他认为北伐军也是中国的军队，“战争的胜败，只能说是上帝的眷
顾”，不必与对手为敌，以示善意，为以后交往留一条活路。
1928年夏，奉系集团结束了为期四年的掌握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权，6月3日安国军政府彻底倒台，张作霖深夜撤回
沈阳，凌晨在皇姑屯遭日军埋下的炸弹炸成致命伤，不日身亡，东北军的掌门人落在少帅张学良身上。日军制造皇姑屯
事件，用心险恶，意在造成东北乱局，妄图完全夺取东北的控制权。这就使东北军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祖国东北的领土
主权受到严重的威胁。而当时全国也是一盘乱局。国共分裂，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尚在星星之火状态，国民党的各路
诸候，虽然出现讨伐奉张集团的暂时团结，而奉张政权倒台，各派系的纷争又激烈起来。南京中央远未控制全国，桂、
阎、冯各系，“正统国民党”的各派，都为争夺国民党党、政、军的中央领导权准备力量，与执政南京的蒋、胡派系明
争暗斗。临危受命的少帅面临艰难的选择。如果仅仅为了保住张氏集团的利益，他完全可以顺从日本人的意诣，当一个
日本羽翼下的东北王。乃父受制于日本的尴尬境地，又被日本人狠毒手段杀害的家仇，令立大志、做大事的张少帅绝对
不能选择这条道路。东北人民反对日本干涉内政，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呼声日益高涨，使他认识到民心可用。鼓舞
他有信心与日本干涉者进行周旋。而要保全东北的主权，又能将承袭的父业光大发扬，选择什么路，是处在风雨飘摇中
的东北地区的命运之关键。而手握东北生杀大权的张少帅的决策，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的张学良成为各方争相争取地对象：日本对张威逼利诱，要求他宣布东北独立，使其成为日本傀儡，由日本支
配中国东北；桂、阎、冯各系争相派人与东北军联络，希望建立联盟关系，为倒蒋做准备；南京政府更是不遗余力，多
次派人游说张学良，要他归顺南京，并给他丰厚的实际利益。东北军的沈阳总部真可谓车水马龙，说客、秘使络绎不绝
。面对复杂的关系，张少帅头脑冷静。他分清了日本与国民党各派系与他交往的性质不同：日本要利用东北的危局夺取
国家主权，就是保住了张家的基业，也仍然如乃父一样，受制于日本。甚至还不如乃父，成货真价实的日本傀儡。父亲
的遭遇，使他认识到这种丧失国格、人格之路绝对不能走，国恨家仇铭刻在心。但又无力与日本单独对抗，公开与国民
党各派系结盟，又怕日本急于采取极端手段乘机霸占东北，所以只能是巧妙周旋。周旋之一，对其父重伤而亡秘不发丧
。发丧之后以礼相待日本特使，以“保境安民”婉拒“东北独立”的要求。又以东北民众强烈反对独立，民心不可违，
变相告诫日方，不可相逼太甚，从而顶住日方要他宣布独立的的压力；对国民党各派系，认为这是国内之事，是中国人
各政治势力之间的事。他对国民党各派系都无敌意，愿意广交朋友。因为他的父亲自认为是“孙中山的老友”，都以孙
中山继承人自诩的国民党各派系当然也都是张学良的好友，所以他对各路秘使一律热情相待。但他也一直权衡利弊，跟
哪一方合作，才能以全国之力对抗日本，既保住张家的基业，又不会遭到东北同胞的唾骂，还能找到对抗日本强权的靠
山?于是，他选择了归顺南京政府，走换旗易帜这条路。这是张学良第一次比较全面处理东北军的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的
关系，是他的国家观的首次实践。他克服了种种困难，采取了灵活的应对措施，挫败了日本分裂中国领土主权的阴谋，
于1928年12月29日，选择日本内外交困，无暇顾及东北之时，果断宣布东北换旗易贴，以与南京中央“分治合作”的方
式，成为南京政府的地方政权，而又不失其在东北的相对独立自主的地位。而他与东北军的骨干，都加入了国民党，有
的当了中央的头头，张学良更是国民政府的要员，张蒋关系亲密起来，张家与宋家的关系从此也非同寻常。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决策中，有三点值得研究：第一，他坚定地将东北的命运与全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不再仰
日本人的鼻息。他认识到没有全国做靠山，无力与日本抗衡，也保不住东北军集团的利益。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这
一意义上看，东北易帜意义重大，张学良是爱国之举，功不可没。第二，归顺南京政府，从国家进步来看，并非明智。
国家统一于南京，不是统一于进步，对国家的发展没有积极意义，当时的南京政府并不是国家统一于进步的象征。但由
于张学良的身份、地位、思想境界、客观条件等诸多因素所限，他只能认识到代表国家的只是南京政府，而实权人物就
是蒋介石。第三，由东北易帜而奠定的蒋张关系是牢固的，从此张学良没有反蒋之心，更没有夺取南京中央大权的雄心
。这一点与桂、阎、冯系，改组派、西山派、再造派等有明显的区别。认识这三点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理很重要
。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观念，到1930年的“9.18”率兵入关，支持南京政府的过程，则得到了加
强。奉张政权倒台后，国民党派系之争，终于演变成长年混战，1929年先后有两次蒋桂之战、蒋冯之战、蒋张(发奎)之
战、蒋唐之战、蒋阎冯的三角角力，改组派建成“护党救国大同盟”，西山派也自立党中央，南京中央没有被国民党的
多数派系所承认，它代表国家的合法性受到多数派系的挑战，都不承认由蒋胡(汉民)包办的国民党三全大会所产生的党
中央合法性。虽然桂、阎、冯以及改组派、西山派等的反蒋斗争相继失败，而实力尤存。他们从被南京政府各个击破中
吸取教训，于1930年春夏，组成党、政、军全面合作的反蒋联盟，开府北平，建立“中华民国军总司令部”、“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国民政府”，宣布代表全国，南京中央非法。号召国民党重开全国代表大会，产生合法
中央，实施“以党治国”。从孙中山的建党学说与国民党的党纲来看，南京、北平都可以找到根据论证自身的合法性，
所以南京方面称北平是“反叛”，它兵伐扩大会议派是“讨逆”。反蒋联盟则称南京中央“非法”，他们所进行的是“
海关内的北中国，几乎连成一片，是反蒋联盟的天下。长江以南，准确地说，江浙、上海，是南京中央的根据地，江浙
集团是其靠山、两个中央一时间势均力敌。为压倒对方，都千方百计的要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拉到自己一边。谁先把张学
良拉过来，力量的天秤向谁的一边倾斜，谁都会成为这场战斗的胜利者，所以双方均使出全身解数展开拉拢张学良的争
夺战，这对张学良的国家观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开始，张学良对关内政局冷眼静观，双方秘使来的都是客，盛情款待，
严守中立，细心观察局势发展，内心盘算何去何从。决定他支持何方的条件，从事后看有三条：第一条，何方最终能成
为掌握国民党政权全局的中央，不能冒然表态，防止卷入混争。第二条，何方的实力牢固，有后续发展的原动力，给北
军集团带来的实际利益大，而且能够兑现。第三，选择恰当时机，采取左右逢源的方式，公开表态之后时局不会逆转。
张学良静观几个月后才表态，就是等这三个条件成熟。
第一个条件，经过四个月的观察，他看到北平扩大会议派，成员复杂，各有用心，除共同倒蒋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外
，几乎在所的重大政治问题上都有严重分歧。就是倒蒋成功，必然还会内战再起。而南京中央蒋胡合作尚比较稳定，蒋
胡矛盾还没有突显。他认定南京中央不可能瓦解，而北平中央，无论胜负，都将瓦解，故只有南京中央才能代表国家。
第二个条件，北平、南京给张开出的条件都很高，但北平的条件均口惠而实不致。而南京开出的条件非常实惠，且因手
握中央大权，每一个条件都能兑现。如，南京方面承诺，东北军出兵关内，平定北平扩大会议派，山西、河北、平津地
区的统治权交给张学良。青岛市长由东北军派人担任。南京中央再由东北军选派大员担任要职。在东北军决定兵进山海
关时，南京给东北军1500万元开拔费，入关后晋军由东北军收编。这些实惠是张学良梦寐以求的。奉系的鼎盛时期，其
势力范围也不过如此，就是在张作霖成立安国军政府，把持北京中央大权时，其权力所及也没有超过这一范围。如果顺
从南京中央，张学良可以了却光宗耀祖的心愿。在张学良看来，按南京的要求行事，于国、于集团、于个人都有大利，
何乐而不为?况且，北平的代表往往在张学良面前摆老资格，只说空话，不见实际利益。南京方面则不然，一是所派代表
都是与张学良情投意合之徒，能说到一起，玩到一块，一起开心，每次又有重礼相送，尽力讨浪漫少帅的喜欢，如吴铁
城之类的人物。二是穷追不舍，死缠硬泡，从葫芦岛追到北戴河，陪着张学良痛痛快快地玩，张学良焉能不开心?三是软
硬兼施，顺我者可以慷慨施惠，逆我者则在你的内部找代理人，瓦解你的集团。在南京拉拢张学良的过程中，见张迟迟
不明确表态，已在着手瓦解东北军，张心知肚明，既作防范，也准备吃敬酒而不吃罚酒。第三个条件，北平扩大会议派
锐气已衰，内部矛盾已经突出，战场局势开始逆转。南京方面由被动转为主动，且不断有外国借款注入，外国军事援助
介入，对北平方面形成很强的实力优势。这三个条件都出现时，张学良明确对南京表态，只要在八月十五日前南京方面
攻占济南，他立即调遣东北军入关，帮助南京平定北方的反蒋联盟。当南京如期攻占济南时，张学良立即从北戴河返回
沈阳，对东北军进行总动员，于9月18日发表通电，称“上平策，倡和平，助统一”，即日出兵关内。随后，东北军主力
分批入关，南京向张学良开出的条件全部兑现，张学良也从此长驻北平，东北军的指挥中心从沈阳转移到北平。
无论史学界对张学良1930年的“9.18”举动评价有多大区别，以下几点不应否定：第一，坚定了东北易帜时张学良对
国家观所持的各项认识。第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依赖日益加深，蒋张感情达到高峰，张学良坚信蒋介石掌实权的南京政
府，不仅是东北军集团利益的保护者，而且还会为东北军提供发展实力的广阔空间。第三，东北军主力南移，指挥中重心
转到北平，使东北军在东北的实力大减，给日本伺机在东北制造事端创造了便利条件。可以这样说，没有1930年张学良的
9，18，也就不会有1931年日本在东北发动的“9．18”事变。固然日本狼子野心，在东北一定会伺机发动事变，但却没有
条件选择在1931年的“9.18”。如果张学良不为南京的丰厚条件所惑，有正确的国家观，在东北坚持“保境安民”，东北
军主力不入关，他也不常住北平，那么这一段历史将改写。正确认识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是打开张学良力主发动西安事变
心结的关键一环。
1931年的“9.18”事变发生，张学良与蒋介石对事变的主张，虽然都持“不抵抗主义”，却有不同的用心。张学良主
张“不抵抗”，是受他的国家观所支配。其初衷是：东北事变要想解决，有效抵抗日本侵略，必须依靠全国之力，也就是
必须听从南京中央的安排；他相信依靠国联，通过外交途径可以解决问题。蒋介石则另有盘算：鼓吹“公理会战胜强权”，
实行不抵抗主义，一是为了继续执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二是通过外交解决，则张学良必须依赖中央，从而他
可以完全控制东北军，“分治合作”的关系从此结束，东北领土暂时丧失，对他无关大局。而实实在在地“统一”了东北
军的实力则是根本。如果抵抗，中央必然要出兵、出钱，分散他“安内”的力量。对张学良垂手让出东北，遭到国人痛骂，
张只能忍气吞声，等待南京中央出手挽回败局。当时国人哪里完全了解蒋介石的用心。东北军完全退入关内，虽然指挥权
仍然掌握在张学良手里，但实际上东北军从此完全受南京中央控制。
张学良没有从“9.18”事变中提升他的国家观的思想境界，仍然认为南京中央就代表国家整体，而没有看到全民族
抗敌救亡的伟大力量。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已成燎原之势，红色政权及时发表了团结抗日宣言。张学良却视
而不见，支持蒋介石“剿共”，与广州中央对阵，推行“安内”路线。然而，他也感受到国人对他谴责有道理，特别是
大量东北难民涌入关内，景象凄惨。而张家的祖坟也沦陷在日本铁蹄之下，令他心痛。他在希塑与痛苦中煎熬，对如何
救国，他又开始了新的思索。
1933年长城、华北抗战前，张学良服从军事委员会的安排，交出东北军的指挥权给中央，只身下野，忍痛戒毒，继
而出国考察，他的国家观又有了曲折的变化。首先，他接受蒋介石的安排，同意释兵权，张学良考虑是多方面的：一者
，“9.18”以来，国人对张“不抵抗”的责骂不绝于耳。逃入关内的东北难民，要求张学良率领子弟兵打回老家去的呼
声，越来越高涨。汤玉磷不战而弃承德逃命，引起国人公愤，严惩弃城而逃的汤贼，是中国人的一致要求。张学良血气
方刚，他不想让人们误解他“不抵抗”的良苦用心，更想以反攻复土的实际行动表达他爱国爱乡为民守土的决心，中央
既已承诺抵抗日军进犯长城，是他表达此种心境的好机会，他要打出山海关，打回老家去。二来，这样一来，必然要涉
及到抵抗日本侵略全局的军事行动，必须听从中央的统一指挥，集全国之力才能成功，所以他由衷地信任中央，相信委
员长，准确地说，是服从委员长。两者，东北军集团是他的命根子，不能拆散。只要保留东北军的编制，个人去留均无
所谓。蒋介石已摸准了张学良的脉搏，他要按照“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部署长城、华北抗战。其要点是：第一，抗
战范围只限长城沿线，不能打出关外。抵抗日军南侵的目的，是对国内民众表示他并非“不抵抗”；在国际上配合国联
与日本交涉，为迫使日本从长城沿线退兵显示力量。第二，抗战军事部署，统帅必须按照他“有限抵抗”的意图进行指
挥，绝不能将战线推向长城以北。所以，张学良不能指挥全军，必须迫使他交出兵权，由理解蒋作战意图的中央特派大
员何应钦指挥。第三，给张学良以信心和希望。调集中央军一部、晋军、原西北军与东北军共同抵抗日军。承诺张学良
下野后东北军原建制不变，适当时机恢复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全权指挥。这使张学良误认为他暂时交出兵权更难实现他的
愿望。第四，准备文武两套人马，武的以何应钦为首，执行有限抵抗。文的，由黄孚出面，与日方进行外交斡旋，为签
订和约作准备。可惜日本侵略者不听蒋某人的指挥，日本大兵逼近北平城，南京方面只得批准与日军签订误国害民的塘
沽协定。
张学良再一次服从蒋介石，误认为他忍痛交出兵权是爱国、救国之举，是顾全大局的坦荡行为。这段曲折经历，对
张学良后来提升他的国家观思想境界，有了新的启示。
为寻求强国之策，张学良考察了实行法西斯主义而强盛起来的意大利、德意志两国。“一个国家，一个领袖”，“
对领袖绝对服从”的专制强权思想与国家体制，对他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对照中国现状，以为衰弱落后的根源是想当领
袖的人太多，争权夺利、争当领袖的内斗不断，削弱了国家整体的力量。国家要强盛，就应效法德意两国，让中国最有
实力的人物当领袖，拥护他、服从他，在中国也实行“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国家制度。而适任领袖人物之人就是
他所依赖的蒋介石。回国后他大力提倡法西斯主义，拥护蒋介石为国家的唯一领袖。他仿效德、意先组建团体以为鼓吹
之机构，所以他在原东北军的范围内组建了“四维学会”，与蒋介石推行的法西斯主义完全一致，深得蒋介石的抬爱，
任命他为豫、皖、鄂“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1934年3月1日，张学良在武昌宣誓就职。蒋介石又相
继将东北军务部调遣到张学良的麾下，张又重掌东北军的指挥大权。张当然对蒋感激涕零，于武汉建造蒋介石铜像，在
行营总部设立由端纳主持的“华中经济讨论会”，探讨国家不安定的经济根源，受到蒋介石的赞赏与信赖，1935年2月10
日蒋介石通令撤销鄂豫皖“剿共总部”，“委员长行营”由南昌迁到武昌，由张任行营主任。张学良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重掌兵权，误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国，他却付出沉重的代价。他的东北军没有走上救国之路，而是栓在蒋介石“剿共
”内战的战车上，被蒋介石驱使在“剿共”战场上苦苦挣扎了一年多，使他不得不思考，救国之路到底在哪里!
张学良重掌兵后受蒋介石驱使，到“剿共”第一线与自己的同胞撕杀，使张学良对他已有的国家观念，救国设想产
生怀疑。一是，一切依赖蒋介石掌握的南京中央，对东北军是福还是祸?东北易帜、1930年“9.18”出兵关内助蒋，是
东北军的福气；1931年的“9.18”、1933年长城华北抗战听了蒋介石的话，东北军则福祸想依；出国归来倡导法西斯主
义，拥蒋为唯一领袖，福祸并致。祸者之一，东北军的名声更坏，尤其是逃难到关内，追随东北军，盼望有朝一日打
回老家去的东北众乡亲，对张的责骂更重。祸者之二，张听蒋的话，得到的好处是暂时的，转眼又被蒋拿走。东北军被
蒋介石牵着鼻子走，越来越衰落，如果继续走下去，张学良连抗日的老本都要丢光。东北军从华中转战到西北，没有为
打日本出力，却在内战中耗损实力，这是东北军的根本之祸；二是，张学良与共产党的队伍交锋后，开阔了他的眼界，
使他逐步认识到他的“统一、救国”观念不仅狭隘，而且还有错误。他对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既赞
成又钦佩。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真抗日、真救国，中国各方的抗日力量联合起来，没有理由不打败日本侵略者。他亲
身体会到共产党人胸怀坦荡，真心为国为民，可以交朋友，化敌为友，共赴国难；而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不
见“攘外”，只见媚日。日寇侵略气焰日益嚣张，而蒋的“安内”自毁长城，且越“安内”而内越不能安，是误国害民
之路，不是救国之路；三是，他看到时局的重大变化：变化之一，国难日深，救国的力量增强，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的要求，发自全国同胞的内心。民心所向，不能违背；二是，红军不是“匪”，是可以与之合作的抗日力量，其抗日
主张深得民心，是“剿”不灭的，“剿共”内战的恶果是大伤民族元气，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已经走进
死胡同，蒋本人也进退维谷；变化之四，国民党的爱国民主力量，连续发起反对“攘外必先安内”，团结抗日的反蒋运
动。国民党的五全大会的决议，蒋迫于形势发展，已有准备抗日的承诺。国民党中央对共产党的政策开始松动，虽然“
灭共”目标没有变，方式却“剿、抚”，并施。张见到自己的党中央已通过多条渠道与共产党秘密谈判，我张学良为什
么不能与共产党秘密谈判? 1936年10月，蒋介石刚与桂系达成协议，中央承诺领导全国抗日，给西南方面军队拨军饷，
桂系服从南京调遣，圆满解决了两广的“六．一事变”，蒋介石为什么在蒋桂协议墨迹未干之时，中央军主力调至潼关
一带，对张、杨的东北军、西北军形成大兵压境之势，蒋介石挟强势赶来西安，严令张、杨限期完成“剿共”作战目标
，顽固坚持内战政策。这使张、杨怀疑，蒋是要借刀杀人，灭的目的不是“共”而是他的异己势力，因此不能再听令于
蒋。同时，张、杨看到蒋已正式签约领导抗日，他只要在此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停止“剿共”内战，共同抗日，蒋没
有理由拒绝他们停止内战，联红(军)抗日的要求。是这些变化了的全国局势，使张、杨决心劝蒋改弦易辙。
人们都清楚，张、杨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发动兵谏的。正如他在晚年回忆时所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
背上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完全错误
的。十月间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辞抗日的必要，
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安内而后攘外；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是可以用政治
方法解决的。这些请求都遭到委员长的严词拒绝，并受到他声色俱历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
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要赶我们去福建，再一口口把我们吃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们东北子弟是有血性的!话
已经说尽了，我们已被逼上了绝路!”① 他深知发动事变的风险有多大，当时他对几位亲信部下说：“天不打雷我打雷
，非达最后目的不罢休。此举成功，是大家之福，是中国之福；如不成功，由我担着，我张学良提着头进南京!”事变
当天上午九时，张学良看望蒋介石，表明心迹说：“我们根据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
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坚决抗日，以争
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足矣”②
这几段话，是张学良发动事变后50多年，对唐德刚教授吐透的内心世界。是他表达他发动事变初衷的具有代表性的
言语。从这几段活和事变给中国历史带来的实际影响，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他自从诚心诚意追随蒋介石以来
，在面对各项重大历史事件时，心中纵有“千千结”，而到发动西安事变时他的心结已经集中到一点：即统一、救国。
中国的抗日力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才能救国。内战不能再打，内争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也必须停止。能达到这一目标
，就是舍弃他的人头，也在所不惜。第二，蒋介石所推进的在国民党内排除异己，在国共关系上坚持反共内战的“攘外
必先安内”的国策是错误的，发动事变是让顽固坚持错误的蒋介石猛醒，不仅为救国，也是为救蒋。只要蒋改正错误，
仍然是他的领袖。他发动事变，不是反对中央，反对南京政府，只是为了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日、救国。第三
，他的国家观真正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思想境界。国家不仅仅属于南京政府，更属于全国人民。共产党的抗日主
张深得民心，不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不得民心，不能救国。共产主义他不赞成，可是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竭诚拥护，共
产党人的高尚品德令他钦佩。第四，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他把个人进退、生死置之度外，与前次处理与东北军命运相
关的重大决策有本质的不同。党有党纪，国民政府的自己的法制。领兵大员以武力胁迫领袖接受自己的政见，就是政见
正确，于国民党的党纪国法，必定要受到惩罚。这些张学良心里都清清楚楚。可是，事变目的达到，为国民党中央表达
他的用心光明磊落，明知到南京生死未卜，仍然不听朋友劝说，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心甘情愿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36岁风华正茂、大有作为之时，以终生失去自由，换取蒋介石停止内战，中华民族走上实现团结抗战之路，他坦然以对
。如此宽阔的胸怀，如此高风亮节，却要说他是“千古罪人”，于是何忍，于心何安!
如果上述论说能够自圆其说，则本文认为，张学良国家观的新境界，是他与杨虎城将军携手发动西安事变的内因，
是他行动的根据。而其它都是外因，是他发动事变的条件，包括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影响，所作的入情入理的工作。如果
没有张学良国家观的新境界，外界条件再充分，他也不会选择发动事变这条路。蒋介石也一样，他之所以最终口头上接
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也是因为自国民党五全大会以来，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已经开始为抗日做准备，
只是还坚持反共内战，这是他准备抗日不见实效的症结所在。西安事变为他既顾面子，又能改正错误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顺势而行，乐得其成。如果蒋介石的思想没有这种变化，不用说兵谏，就是砍头他也不会答应这些条件。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境界，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第一，任何对历史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都不是天生奇才，他的思想境界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变化，他个人在
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个人的价值取向。如果离开这些评价历史人物，不免要有失偏颇。像张学良这样出身、经历、所
受教育特殊与复杂的人物，更不能不以一时一事的是非评价他的功过。也不能以党派、集团、狭隘的政治立场去评价。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利国利民的惊人之举，成为民族功臣，但不能说他以往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进步的，正确的。
或者因为此举不符合民族利益之外的其它政治标准而否定他的一切。如，常常看到不少文章说张学良的东北易帜，是代
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进步行动。说此举进步不错，但不是因为他归顺南京而进步，而是此举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有利，是他把东北军集团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联系在一起而有其进步性，尽管他还没有认识到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是
什么。至于说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实在是生搬硬套。如此评论并不少见，极不可取。第二，张学良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敬佩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但并不等于他一定想成为共产主义者，信仰共产主义。在中国伟大爱国者
的行列里，信仰什么思想主义的都有，在中国发展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篇章。无论张学良有无要求秘密加入共产党之事，
都改变不了他是中华民族“千古功臣”的历史评价。第三，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张学良总结经验教训，抛开东北
军集团之利，宁可舍身也要救国，终于找到统一、救国之路。虽然个人大半生都过着屈辱的生活，但他看到中华民族的
新生而不悔；现在中华民族正处在全面振兴的新时代，而两岸统一尚未完成。张学良当初所思所想，是否对当今的中华
儿女为实现统一而发展中国，找到一条大家都认可，却行之有效的途径而受到启示呢?答案是肯定的。
另，文中涉及张学良在重大事件中所采取的对策，参见拙著《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
相关章节，均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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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卷，第671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
② 见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下卷，第658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