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及其特点
翁有为 陈旸
张学良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贯穿其叱咤风云政治生涯的主旋律，无论是毅然决然的东北易帜，还是果敢地发动扭转中国时局的西安事变，都反映出他极为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和国家统一意识，而这些意识显然在其思想价值意识中占据了
主导的地位。他在关键时刻以民族利益为重，旗帜鲜明，为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立下了不朽功勋，是与他所具有的强烈而鲜明的民族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在以往对张学良的研究中，直接论及张学良民族主义思想的文章很少，①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尚不够深入。本文从民族主义
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呈现的突出特点等方面对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一探讨，以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张学良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
1928年，出于爱国和维护国家“统一”的良好愿望，张学良改旗易帜，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结束了东北地区独立与半独立状态；1931年，在九一八事变时，东北三省在短时间内迅速沦丧，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依然坚持反共内战的关键时刻，他毅然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一举扭转局势，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张学良行为何以有如此大的变化?我们从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找到答案。
(一) 从满怀爱国热情的青年时代到东北易帜，为张学良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时期
张学良的青年时代，军阀混战连年不断，日本又伺机吞并东北。这种局面激发了他息内争以抵御外侮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强我中华、统一和平的民族主义情绪。张学良说他“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幼年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暴行，及长，明国家之大义。”②张学良耳闻目染日军、日侨在东北的恃强凌弱、横行霸道及对其父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之事实，深感仰他人鼻息的日子很不好过，希望中国也有朝一日向西方国家那样强大起来，抵御外侮。1923年的“三二惨案”中，他声援正义的学生，反对军警的镇压，“青年学生们手无寸铁努力奋斗，是我最敬佩最同情的。没有这种奋斗的精神不能保持中华民国在世界上应占的地位”。③并亲自去交涉收回旅大，这些均显示了他勇于反帝、爱国的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后，他捐了2000元薪水抚恤死伤者，“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人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④ 对民族势力软弱的哀叹，刺激着张学良民族主义思想的萌发。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有感于战争的残酷，在通电中说：“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之忏悔。”⑤ 他曾当众表示：“决不愿为军阀。”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顶住内外的压力，义无反顾地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促成国家统一。此举是张学良民族主义思想付诸实施的第一次重大行动。他认为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全力对付日本。在对日问题上，他的民族气节和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精神，正是他民族独立意识的深刻体现；不搞东北独立王国，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则是他国家统一意识的体现。他认为：欲救中国之危亡，宜速谋南北之统一，只有改旗易帜，才能摆脱势孤力单的困境，才能利用统一的力量与日本相抗衡，保住东北免入日本之手，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无论如何，决不能因一党一派之利害而危及国家……为国家事，没有什么不可商量的”，“一切行动、抉择服从国家利益”。⑥
(二)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就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为张学良民族主义思想曲折与畸形发展期。这一阶段，他既要洗雪国耻，抗日复仇，又要遵奉“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围剿”要求抗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张学良背负国难家仇，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有强烈的反日情绪，这是他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他又是东北军的主帅，在对日的军事行动上又往往需要考虑东北军集团的实力、利益和发展的问题，这又不能不制约甚至影响了他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正是这样，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在到底是牺牲东北军奋起抗日，还是奉行不抵抗政策以保存东北军实力的抉择面前，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在短时间内迅速沦陷。在影响张学良作出抉择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出于地方主义的考虑，此时的张学良未能很好把民族主义思想与地方主义统一起来，甚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接着进攻热河，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大哗。在舆论的冲击和南京政府的安排下，张学良被迫下野，出游欧洲。1934年初，游历意、法、英、德等国的张学良归国后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1935年10月，国民党政府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蒋介石为总司令)，指挥“围剿”陕甘红军。张学良认为，红军已是穷途末路，不难歼灭；将其歼灭后，即把“安内”的任务完成，然后再推动蒋介石集中全国力量一同“攘外”。不料，红军面对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围剿军队，作战十分顽强。东北军“剿共”连续不断的失利，在东北军广大官兵中引起了极大震动。他们一致要求张学良停止内战，抗日复土，“我们将立即和那些想要打日本的人站在一起，打回老家去，无论中央政府采取什么措施……”。⑦张学良也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他面临着新的抉择。
可见，从九一八事变到就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是张学良民族主义思想呈现出曲折、畸形的发展态势。九一八事变使国家利益和东北军团体利益的矛盾尖锐地摆在了张学良面前。张学良思想中的地方主义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保全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旅欧归来后的张学良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表现为强调大公无我的牺牲精神，希望人们树
立国家利益的观念，其民族主义思想呈现出新特点。具体地说，张学良认为，只有蒋介石才是复兴中国、抵抗外侮的“英雄”。因而无条件地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从而使其思想和行动进入了误区，期望由国民党统一中国，实现“光复”故土的愿望。由此，张学良没有认识到与共产党作战便是对抗日力量的自我摧残和削弱，既不能安内更不能攘外。结果是挨着红军的打，受着南京政府的气，遭到部下的埋怨，同时由于困难家仇无所作为，也时刻受到民族意识之良知的谴责。
(三) 从任西北“剿匪”副总到西安事变，为张学良民族主义思想健康发展、升华时期，主要特点是由反共拥蒋抗日发展到联共逼蒋抗日，在中共的帮助和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以民族大义为重，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扭转了险恶的国内时局，促成了全民族抗战。
张学良从尊蒋、维护统一的认识出发，认为中共“是中国的心腹之患，共匪不除，中国也许就因此惨遭亡国之祸。” ⑧ 他认为共产党的反蒋影响到统一，影响到国家抵御外侮，因而坚定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误国方针。
但“剿共”战争的实践无情地向他昭示，不但共产党打不了，反而毁了自己的部队。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损失了将近3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6名团长非死即俘，⑨，在这东北军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再这样下去，别说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的目标无法实现，就是东北军的生存都是个问题。这不能不给张学良的思想以一次极大的震撼。加之东北军将士怀着复仇的壮志，要求张学良“打回老家去”，张学良开始意识到蒋介石让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作战的险恶用心，同时也认识到整个中国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目前，中国人最切要的工作便是抗日救亡。中国不把日本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去，一切工作，无由而起，永无复兴之望。⑩即“攘外安内”，不抗日则不能统一。实质上是先联合后抗日。“安内攘外”统一抗日与“攘外安内”抗日统一，不仅仅是顺序上的颠倒，更是质的不同，体现了他对过去行为的理性思考，是他对蒋介石错误政策的否定。
促使这一阶段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张学良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是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础。随着对蒋介石及其政策的认识发生变化，张学良同蒋介石之间的政治分歧越来越大，矛盾日趋尖锐化。蒋介石对于东北军的一箭双雕、削弱异己的图谋，在沉重的教训面前，张学良如梦方醒，终于认清了蒋介石及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质。他决心以实际行动与蒋介行政治主张决裂，并不惜一切代价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改弦更张，以求联共抗日主张的实现。其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是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巨大推动力。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掀起高潮。上海当时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张学良亲眼目睹了爱国运动的滚滚洪流，被高涨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亲自营救了46名被警察逮捕入狱的青年学生。张学良把自己当成爱国学生的保护人，并完全与他们打成一片。在他们的影响下，张学良抗战的决心更大。这是他政治主张发生转变的一个原因。其三，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对东北军卓有成效的争取，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在肤施(延安)，张学良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进行了历史性会谈，深刻感受到中共抗日救国的诚意和肝胆相照、光明磊落的政治态度，打消了思想顾虑。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第四，法西斯国家意大利在国际舞台上的丑恶表演，使他对法西斯的信仰不再痴迷。1935年l0月，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作为对日本承认它对埃塞俄比亚的控制的回报，意大利承认了伪满洲国。意大利和伪满洲国之间的关系，激怒了张学良，张学良把与其关系十分密切的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和墨索里痛骂了一顿，发誓要消除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在一次对其军官训练团学院的训话中大声疾呼：“这肯定是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末日!” (11) 1936年11月，意大利正式加入德、日法西斯同盟，这件事进一步引起张学良的反感。张学良政治主张的这些变化，影响着他对蒋介石的态度，成为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又一原因。
这一时期，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其主要特点是他完成了从信奉法西斯“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这种转变，绝不是他一时的思想冲动，而是他决心抗日，致力于祖国统一，苦苦探索所找到的一条正确的道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不惜牺牲东北军团体和其个人生命的崇高境界，其民族主义思想得以升华。
二、张学良民族主义思想的特点
张学良生活在日本侵略者带来严重生存危机的特殊年代，他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去影响其他的社会成员，用时代所呼唤的民族精神改变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张学良的民族观流露出其披肝沥胆的忠诚价值取向，超越了传统的家天下和华夷观，体现了拥有中西文化底蕴的远见卓识，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家乡观念与国家观念的一致性
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有着浓厚的东北家乡观念，在他对官兵的多次讲话中，都离不开东北。“我们东北的军人，一天不见东北收回，心中便一天不安，死了也不能闭眼睛的。我们活着应当为收复东北而努力，死了应当将尸骨埋到东北去。”(12) 当然，这是他在强调东北军除了担负着一般中国军人共同担负的责任以外，还有本身特殊的责任前提之下的感慨。“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你们是中国的军人，更不要忘记是中国东北军中的军人，东北军人比较其他军人还有着更多一层的任务，要准备收复自己的故乡。”(13) 他时常要求东北军人应当无时无地不在记着，你们是生于东北，长于东北，东北父老对于你们有最殷切的期待，而且你们的田园庐墓，都已丢在异族铁蹄之下。只要我们有口气存在的时候，即应看东北问题为我们所应毕生努力非求解决不可的最高问题。(14) 学良最终的心态仍是下最大决心为民族求生存。他认为在国家已经到了危急关头时，国人都应有最大觉悟，用最大努力，以挽救危亡。同时，他还强调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而舍身尽职，具无条件牺牲的决心。一定要有忠于国家牺牲一己的态度。(15)“惟东北乃全国人之东北，断非一人之力，可胜保卫之责。故希望全国同胞，放大眼光，摒除内争，共注意于国防大计。”(16)“东三省在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实为中国整个之一部分……故东北之在今日，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实视为祖国重要之部分。”(17)这都透视出他的全局观和整体观。
在张学良的心中，东北军的任务是收复失地与复兴民族的结合和统一。“准备，准备凭我们的热血，我们的生命来雪耻复仇!能有失地收复的那一天，我们所有的痛苦可以解除，中华民族可以博得复兴，东北军才能抬头见人，失地一日不收复，东北军得低一日头，应当深深的感到惭愧，惭愧的是无颜一见国人，更对不起正在饱受异族蹂躏的故乡父老!” (18) 他认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要为中国国家做事，我们应当代表中国民族国家的利益，现在我们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之最大的压迫，我们的东北四省完全被日本占领，东北3000万同胞，深深陷于亡国苦痛中，更使很多的东北人民，爱国志士，流离转徙，无家可归，这是何等悲愤的事!所以我们应当努力收复失地，努力光复中国固有的领土，这是我们一时一刻不应忘记的。(19)
(二)博采其他民族之长的开放性
近代中国以来的民族主义。以国际竞争、国际冲突为缘起，又以国际交流、国际间相互影响为背景，因而往往使民族主义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保守的、封闭的、夜郎自大式的民族主义，他们完全排斥西方文明，主张完全固守中国传统的国粹，恢复中国昔日的辉煌，这种保守的、封闭的民族主义，其忠心可敬，但在近代中国的现实残酷的斗争中，却只能是一相情愿；另一种是基于民族自立、自强、自信、自豪基础上的博釆其他民族之长(物质的，尤其是思想风格方面的)为我所用的开放的民族意识。
在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其博采其他民族之长的开放性非常明显。由此使他视野更为开阔。其民族主义开放性的表现主要有：1．学习西方社会的真精神，改善国民性。(20) “外国人都以国家为前提，中国人多不肯牺牲，只自顾金钱地位。”(21) 且“想当领袖的人太多，互争雄长，你猜我忌……团结难成，弄到今日，国不成国……，”。(22) 他主张“留心他们(日本)平民生活状态，研究他们一般社会的真精神，(23) 他对德国很有好感：“我们中国现在所最需要的是德国的国民性。这种最有毅力，最富于斗争性的国民性，我们马上要养成，我们马上要借着大规模地抗战宣传和普遍地推行抗战教育来养成。”(24) 为解除国家民族的危机，张学良号召：“我们应当埋头苦干，像米兰
人那样的苦干。我更感想到我们中国今后只有取法米兰人这种苦干的精神，才能打破了当前万分艰困濒于危亡的处境
，想解除我们自身的一切痛苦，必须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下最大决心，自我刻苦做起，不怕吃苦，不怕受罪，不惜
任何牺牲的努力奋斗，最后博得国家的复兴。”(25) 张学良在参观了法国夜间航空队后，感慨道：“我们可以知道
他们是在应当工作的时候便工作，在应当休息的时候便休息。这种对于服务的忠实，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26) 他
希望中国人也能养成这种良好习惯，对人必须亲爱，对事必须认真。2．治学精神和战备意识。他说：我看出他们(外
国人)真把生命献给学术，不像中国有些先生是纯为金钱教书，有些学生是纯为文凭读书，还有时得了金钱不教书，得
了文凭未尝读书。其对于国家的贡献，不外摇旗呐喊，欲以标语口号去打倒帝国主义。(27) 西方人厌恶战争厌恶到万
分，恐怕到万分，可是预备战争，也急到万分。但返观国人心理，好像幸灾乐祸，一旦世界大战起来，中国便有办法
，其实现在若不准备，一旦世界战祸爆发，岂止毫无办法，恐怕就是整个灭亡的时候。(28) 为此他呼吁国人应当大澈
大悟，泯灭一切恩怨，速息阋墙之争，来防备未来之大祸。(29)
(三)浓重的国家民族主义色彩
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思想中首要的是民族国家的生存和维护正当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抵御外来的侵略势力，是张学良民族主义思想的主流，从这个角度上将，张学良是典型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想。张学良认为，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利民族的尊严不受侵犯，是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应尽的义务和神圣的使命。
他认为，为消除外人之凌辱难堪这一共同目的，须舍弃生命不惜头颅，为民族舍生忘死，“我们为争民族的生存，只有拿我们的血肉，我们的性命来维持和平，来保中国，再无别法了。”(30)在张学良之思想中，透出一种民族大义的献身精神，“决心不顾一切，尽其全力谋挽危局，现已积极部署，仍谋奋斗。无论如何牺牲，但求无负国家，决不稍存顾惜。”(31)
基于这种民族主义的认识，对党派之争，张学良是以民族大局和国家利益为重，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实在的，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民族地位提高，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并存。”(32) 他这一认识的思想基础是，不要只见到小的、近的、党派的、私人的利益，要顾到大的、远的、国家的利益。国家是我们的，国家的盛衰兴亡，和我们人民有切肤的关系，我们为着国家的利益，要时时像打仗一样，勇猛的冲锋，毫无顾忌的前进。(33) 正因为“张学良早有决心，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绝不干!反之，又绝不惜牺牲!假如说，把我的头割下来，国家便能盛强，民族便能复兴，那我张学良绝无所惜”，(34) 在劝蒋无效后，遂果敢发动事变。“不意介公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辞再再，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35) 正是因为他关乎国家民族的兴亡，而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36)
基于这种民族主义的认识，在对蒋的态度上，张学良由信蒋转变到极度不满蒋。张学良认为，合乎民意的政府，当然要誓死拥护的，若政府措施违反民意，一定会把国家领到灭亡的道路上去。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力国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我们谋国，只应论事，不能论人，一般不识大体的人，或者说我们的举动有犯上之嫌，若就事论，试问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命重，还是蒋委员长一时之身体自由重?(37)
在张学良民族主义思想的这一特点中，有两点需要提出：一是对传统民族意识的突破。把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传统的民族意识比较，不难看出他对传统民族意识的超越，即不是以单纯的华夷观为思想基础，而是以民族自由平等学说为思想基础的。在处理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上，张学良主张和平共处，平等往来，而对侵略，坚决抵抗，决不妥协。五卅惨案时，张学良由此惨案认识到“牢记国耻，发奋图强，人人从修养人格入手，工商学界各以发展其业为职志，则二十年后，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谁敢再以侮辱临我，譬如现在我国已如日本之地位，英国讵得以此次之行为施诸于我哉?”(38) 表现出他追求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地位的要求。“外国在中国的侨民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但是我们不但在外国境内不能享受这一类的自由，而且，即在我们自己国家中的外国人租借地内，我们的行动自由都要横受限制。由于租借地的存在，外国人从这里得到些特殊的便宜，更有若干中国人时常利用外国租借地作他们作奸犯科的掩护。为什么我们的地位和外国人的相差若是之悬殊?难道我们的人格、学识、经验，都不能和外国人相比吗?不是的，唯一的原因是我们的国家太弱了”。(39) 二是张学良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中的伦理成分。(40) 他要求社会个体时刻履行这种伦理关系所界定的责任与义务。他主张每个中国人都要治好自己；四万万国人皆能如此，则整个国家焉有不强之理?我们不要看别人如何坏，不要说别人如何不爱国，不要只在别人身上着眼；只要个个人能改善自己，则全国自能随同改善；人人如此作，那便是人人都能爱国；当真大家都能这样彻底作下去，一定会给中国杀开一条血路。这是凝聚民族精神，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他一再对士兵强调，(41)“记住，永久的记住：我们要作人，作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人，我们更要作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无名英雄，要对得起地下的祖宗，对得起父母的教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后世子孙，更要对得起我们的国家!(42)
三、结语
民族主义思想是个体向共同体表示忠诚、热爱的意识和情感，具有团结大多数个体发展本民族利益、抵御外族侵略、捍卫民族国家主权的功能。它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和对本民族发展兴衰的荣辱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带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它是一个民族得以续存和发展的主要精神力量。当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时，民族意识可能会因外界的刺激而极度膨胀达到动员整个民族反抗侵略的最高值，达到民族意识的觉醒，它表现为强烈的救亡意识、忧患意识和一系列反抗侵略的活动。“战争催化和锻造了民族国家”(43) 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在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
张学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其民族主义思想中对祖国和民族的忠诚和挚爱。考察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思想，不难感受到他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为之毅然献身的凛然正气。他所坚持的救国家救民族舍我其谁的价值取向与原则，应是我们理解张学良民族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张学良曾自我评价说“本性率直，言必由衷，不善敷衍，学良言行愿受国人督责。”(44) 晚年，他又称自己是“爱国狂人”。诚哉斯言。张学良是一位真诚的民族主义者，是一位言行一致的民族主义者，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民族主义者，是一位基于传统而又开放的民族主义者。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他的丰富的颇有个性魅力的民族主义思想，无疑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作者简介：翁有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陈 旸，河南大学马列德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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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检索，相关文章有王海晨的《张学良的民族观》(《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杨小红的《张学良的民族观》(《兰台世界》，2001年第1期)。
② 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③ 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上，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④ 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上，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⑤ 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⑥ 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上，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⑦ 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举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
⑧ 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⑨ 王海晨，胡玉海著：《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上，广东人民山版社2001年版，第529项。
⑩ 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页。
(11)《斯诺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杜1984年版，第376页。
(12)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13)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14)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
(15)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236页。
(16)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上，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185页。
(17)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上，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83页。
(18)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97页。
(19)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20)这种真精神就是彻底觉悟、埋头苦干的精神。张学良认为，为了提高国际地位，使中国成为强国，必须作出实在事情，只要你个人肯去苦干，自能感动他人。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5页。
(21)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22)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23)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上，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
(24)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
(25)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26)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2页。
(27)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28)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29)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第4页。
(30)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上，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621页。
(31)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上，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640页。
(32)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170页。
(33)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233页。
(34)周毅等编：《张举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386页。
(35)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43页。
(36)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51页。
(37)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53-454页。
(38)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39)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午版，第33页。
(40)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41)周毅婶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42)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43)徐迅著：《民族主义》(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44)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