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东北知识分子心中的张学良
王福时
今年是西安事变70周年。发动这一事件的张学良将军，在被蒋介石幽禁半个多世纪后已于2001年仙逝，杨虎城将军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在集中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但西安事变的伟大功绩早已彪炳史册，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位千古功臣也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一
20世纪初我出生于辽宁抚顺，父亲王卓然曾任张学良的亲密文职幕僚，担任张的家庭教师，东北大学代校长。九一八事变后，我随父亲迁居北平，在清华大学读书，是一名流亡关内的东北爱国青年，家乡父老的国耻家恨我感同身受，年青时就关心国家的兴亡和未来前途。
1936年，双十二爆发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翌日我父亲王卓然在北平他主持的“东方快报”就发表与其他国民党报刊完全不同的新闻报导，首先指明西安事变是“兵谏”，旨在迫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后五天内他又急忙赶写《张学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的小册子，道出他心目中张少帅的高尚品格、气度、作为和形象。同时我也在秘密进行一项十分重要和有意义的工作，将斯诺访问陕北回来给我刚写完一部分的《红星照耀中国》书稿，加上当时刚收集到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韩蔚尔采访红区的资料．以及廉臣(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与郭达、李放一起翻译和编辑，交由我父亲的东方快报印刷厂印刷，于1937年4月以上海丁丑社名义秘密出版发行。为了隐蔽。当时书名改称《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也未标明作者。书中一篇“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毛泽东氏与某外国记者谈话”，是毛主席派专人送给斯诺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外国记者是谁，但觉得很重要，也非常及时，便收入其中。因为通过这篇谈话，毛主席阐述了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对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作了肯定的评价，对导致当时“三位一体”解体的苗剑秋刺杀王以哲的“二、二事件”给予批评，称他们患了“左倾幼稚病”。这本“印象记”加上1938年胡愈之主持翻译出版的《西行漫记》。客观报道陕北和四川红区的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动员全国人民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1991年，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在给张学良的祝寿信中特别指出，没有张学良的帮助，他们夫妇当年不可能去陕北访问，也不可能出版斯诺的经典著作《红星照耀中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陷入囹圄半个多世纪，这种背信弃义的恶行受到国人的一致遣责，从此我的心中也埋下深深牵挂张学良安危的情结。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每有适当的时机，总要站出来为张学良辩护，伸张正义，呼吁国民党当局还张学良以自由。尽管我个人人微言轻，但始终没有灰心，这也表达出一个东北普通知识分子对张学良的尊敬和企盼。
我的这种思想情怀，当然受到家父王卓然的一定影响，但在西安事变之前我并未有机会与张学良接触过，所以更为主要的是，像普通东北父老一样，对这位在中国危急存亡关键时刻舍命救国的将军，我是发自内心地敬仰，敬佩他深明大义的民族气慨，无私无畏的做人骨气。
1941年在香港，我参加394位留港东北同胞发表纪念“九一八”事变成10周年宣言，文中讲述中国人民饱受日本侵略的苦难，表达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其中有一段讲到张学良，“当张学良将军确信这种可悲的不抵抗政策完全无用之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之中……他以兵谏的方式实现了把我们的国家政策从不抵抗转变为抵抗的这种历史性变化”“我们请求并恳求政府给予我们游击队以某些切实的援助而不是仅仅口头上表示支持，并释放被非法剥夺了自由的张学良将军……”。这份英文本宣言我一直保存着。
1942年我到印度加尔各答，1945年曾在“印度日报”(中文版)发表一组文章“论民族正气——从印度看中国”。赞扬张学良代表中华民族浩然正气。堪与印度的圣雄甘地相比，抨击蒋介石无视中国人民的人身自由。其中第三篇着重说张学良“——西安事变，他哭求枪口一致对外，一旦主张获得了当局的采纳，便不计个人利害，不管生命的危险，只身送领袖回到愤怒着的南京，然而这样的人怎样，十个年头，一个抗战，到今天，国家欣逢开天辟地来第一个大胜利，他还没有获得特赦，也没有确实的下落，即便收拾东北的局面不用他，也该放他出来呵尸。在印度期间，我曾两次向尼赫鲁发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备忘录，两次同他见面，也将张学良为国牺牲的情况写在有关东北问题的说帖里。
1946年我从印度到美国，参加冯玉祥将军发起组织的争取民主同盟，1946年经杨刚介绍会见美亚杂志主编和美国远东政策委员会的领导人，有机会向他们说明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长期被蒋介石非法软禁的情况，希望呼吁恢复他的自由。期间，我还赴普林斯顿拜访张学良弟弟张学曾和张的女婿陶鹏飞，探讨可否利用他在联合国任职之便，根据人权
宣言，通过国际组织寻找恢复张学良自由的途径，后因未得积极响应而暂时作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美国一度曾有张学良遭遇不幸的传言。情急之下，我在与谢侨远，马季良(唐纳)等人合办的中西日报上用笔名李汉生发表一篇短论“从张学良看蒋介石”，文章说：“十三年的岁月，张学良为了抗日，不放他，胜利了，不放他，东北光复了，不放他，判的十年徒刑期满了，不放他；为什么呢?张学良为了抗日，忘了一切，蒋介石为了私怨，也忘了一切；抗日牺牲了张学良的生命，成全了蒋介石的令名，但也救了中国。历史的最后裁判，张学良是伟大的，因为他为公，蒋介石是渺小的，因为他为私”。虽然文章有些地方言词过激，但确实表达了我内心的义愤。
1985年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斯诺研讨会，经与爱泼斯坦同志商量，发言稿特别加强了最后一段：“1986年是斯诺西北之行后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报道和‘西安事变’50周年，这两个事件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我希望中国两大党派的第三次合作将最终实现，为此我们将共同努力，作为对这件事的最好怀念。我认为，这也是对埃德加·斯诺在天之灵和作为‘西安事变’的‘祸首’而在台湾度过五十年囚禁生活的‘昔’日少帅’张学良的希望”。讲到这里我控制不住感情而声泪俱下，席内以热烈掌声表示支持。为此1986年受老朋友之托，我还从澳大利亚飞赴纽约，与一位台湾朋友联络，探讨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和途径。
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夕，我想借这个题目做点文章，邀请在台湾已能公开露面的张学良来北京参加这个盛会。因 为当年他是东北军中唯一的全能运动员，会驾驶飞机、开汽车、打排球、打高尔夫球、游泳，更重要的是当年他在东北兴办教育和提倡体育运动。我的想法也得到爱泼斯坦的支持和帮助，决定以读者来信方式，在英文中国日报上发表，不知张学良看到没有，但台湾著名田径运动员纪政女士到北京来了，并到我家来看我，表示支持我的建议。后来我还在“团结报”上发表一篇文字“由纪政想到台湾另一位体育名将”，表达我对张学良的思念之情。
张学良在台湾恢复自由以后，我很快给他写信，告诉他家父已经去世，张学良很快回信，欣然为王卓然文集题写书名，这个题字后来又刻在王卓然墓碑上。这时，张学良给大陆的老部下卢广绩等人的回信，由我传递。1992年他的家属告诉我，张学良将飞赴夏威夷定居。我立即从旧金山赶到纽约机场，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张学良和夫人等，欣喜万分，名记者陆铿为我与张学良合影照了多张照片，张学良还在我的笔记本上签名留念写下“赠王卓然公子”几个字，赵一获夫人也签了名，此后我还多次给他写信。
二
西安事变是当时诸多矛盾和冲突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有其偶然性。1928年日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学良父亲张作霖，并不断向我寻畔。1931年日军悍然入侵华北，1932年占领整个东北，1935年日本侵华的积极鼓吹者广田弘毅提出“广田三原则”。明目张胆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并在热河炮制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此危难时刻，蒋介石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步步退让，但并未换来侵略者的妥协，反而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
此时，蒋介石为了剿共又施行调虎离山计，不让张学良在东北抗日，调他去西北剿共。结果屡战屡败，损兵折将，如果再打下去，前途难卜。此时，广大东北军将士思乡心切，希望张将军带领他们“打回老家去”。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也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吁，不断爆发的华北学生运动，更显示中国人民高昂的抗日情绪。目睹这一切，张学良彷徨、苦闷，想倾听大家的意见。
1934年刘尊祺到武汉采访张学良，劝他不要参加内战，一致对外。美国记者海伦·斯诺1936年在西安采访张学良，了解到张学良准备采取新的方针，有可能联共抗日。张学良还用飞机把王卓然从西安接到洛川进行恳谈。王卓然回忆说，“张学良表示极度苦闷，他说继续剿共的结果将会遭到覆灭，使老蒋达到消灭异己的目的。洛川是个荒僻的小城，两人白天谈，晚上谈，这样谈了三天，谈来谈去，不外是怎样寻找出路，扭转老蒋的亡国政策，怎样对共产党采取政治的解决，以便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我所能贡献的意见，就是赞成他的主张，但也力劝他万分小心，万分谨慎：因为老蒋是个阴险家伙，惯用手段。”
双十二之前。张学良为扭转蒋的剿共政策，曾推心置腹披肝沥胆地向蒋进谏，10月在洛阳和阎锡山一起趁蒋“避寿”时进言，其后又多次晤蒋于洛阳、临潼，一而再再而三坦诚向蒋介石直言苦谏，有时激烈争辩，有时声泪俱下，甚至大吵对闹，要求蒋介石改弦易辙，但蒋始终不为所动。直到12月9日，时为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西安各校学生涌向临潼外围的灞桥请愿，要求抗日，张学良为防止无谓流血，派人进行劝说安抚，并连夜面蒋哭诉苦谏，遭到蒋的怒斥，文谏之路完全断绝。矛盾发展到激烈的程度必然要爆发。正如后来张学良在口授历史时亲口说出：“西安事变是被逼出来的”，也可以说当时学生灞桥请愿事件对张学良的刺激很大，是爆发西安事变的导火索，或者是偶然性的一个因素。
西安事变前采访过张学良的美国记者海伦·斯诺于1991年给张学良的祝寿信和给我一封回忆往事的信，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她说：“西安事变前后这一段是本世纪中国历史最主要的关节之一，从1936年的政策改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阶段。张学良是30年代新中国活的象征。那个时代所有的对立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他以真诚而高尚的方式扮演了这个恰当的角色。正如董鼎山所说，一二·九运动和那个时期，西安事变是当时舞台上的一出大戏，也是中国20世纪历史上的转折点”。通过西安事变兵谏迫使蒋介石答应“我不剿共了，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促成了中国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加快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切。
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和影响、张学良的功过，我在过去发表的几篇文字也曾有所论及。现在我已年逾古稀，每当谈到西安事变和张学良，心情仍然非常激动，最使我感动和敬佩的，是张学良的爱国情怀和高尚的人格精神。我认为，前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送给张学良祝寿贺幛的题字：“大仁、大勇、大寿”，是对张学良一生最好的概括。
第一，张学良接受了“博爱”思想的薰陶。在沈阳时他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美国人普兰德和盛京医院威林大夫关系很好，过从甚密，一九三三年直奉战争，张学良曾邀请二位赴山海关和秦皇岛参予议和，事后张学良赠给他们二人银杯各一个，上书“博爱”二字。上世纪80年代我去英国爱丁堡专访威林的儿子，拍下“博爱”银杯的照片，并将这个故事写信告诉了张学良。
“博爱”与爱国是相通的，张学良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他很爱自己的家乡，爱学生，爱他的军队。家父在“张学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的小册子中，赞扬张学良“他爱国家的情绪类似狂”，“他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他的一生伴侣赵一获心目中的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国家和同胞的人，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甘心愿牺牲自己去做”。“爱国狂”，张学良也用这三个字为自己定位。
在军阀割据的年代，他从张作霖手中接过政权以后，采纳民意，为了抵御外侮，一个晚上东北易帜，维护中国统一。在他主政东北期间，为与日本抗衡，兴修铁路，开辟葫芦岛港口，移民兴边，振兴农业；同时兴办教育，建立当时唯一的综合大学东北大学；他大力提倡体育运动，举办运动会，资助运动员刘长春参加奥运会。
上世纪三十年代，关内外不断发生学生运动，要求抗日，张学良总是尽可能设法保护，避免牺牲，早在九一八时，学生到北平向他请愿抗议，他亲自接见，耐心对话。学生南下请愿拦车卧轨，他派亲信王化一叫学生尽管卧，他已向有关方面打招呼。1936年春，东北大学40名学生被捕，他在西安闻悉，派宋黎为特使衔命要北平东北宪兵司令部的邵文凯立即放人。而“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时，西安学生向临潼进发的大游行，他闻知后亲自到路上拦阻，声泪俱下，信誓旦旦，终于把学生劝回，避免了一场流血。
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被迫调往西北剿共，广大战士的国难乡愁和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情绪，张学良深受感染，进而认识到如果继续“剿共”，便可能成为“孤家寡人”的光杆司令，而共产党的口号是抗日救国，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发动西安事变的根本目的确实是一致抗日挽救中华民族，同时也保卫东北军的声誉和有生力量。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在奉化，他写了一封遗书交给前去探望他的部下王卓然、何柱国、田雨时，托他们带给于学忠等东北军将领。信中说：“目下状况，要兄同诸同仁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贡献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望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东北军一切，弟已瞩托与兄……，望各同志一心一德，保此东北军光荣，以期贡献于国家及东北父老之前。此良所期祝者也，……”这封信中所说的话完全发自肺腑，悲怆情切，充分表达了他在患难之中仍怀念东北军，不忘广大东北军将士的情怀。
第二，张学良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几个重要历史关头作出正确的选择。“九一八”前，他采纳王卓然、刘仲明向奉天省议会请愿的要求，下决心在一晚上改变旗帜，保持了中国统一。西安事变看来似乎有点偶然性，但这是张学良倾听国民呼声，特别是东北军广大官兵要求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的呼声，经过长期酝酿的结果。1936年秋，时为东北军团长的万毅中校在洛阳火车上遇见海伦·斯诺的一席谈话，代表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心声。他说：“现在让中国人杀中国人简直荒唐，我们必须一致对外……东北军大部分官兵是东北人，他们的家仍在遭难，他们的祖坟和财
产仍在敌人手中。我们已离开东北多年，现在部队强烈要求返回家乡，打回老家去!”， “我们应该和红军合作， 因为他们提出了同样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1934年，张学良访问欧洲回来，十分崇拜希特勒法西斯的一套，拥蒋为领袖，组织四维学会。后从张学良两次接受记者的谈话，可以看出他思想变化的心路历程。1934年他在武昌行营接见塔斯社驻中国记者刘尊祺，刘对他说：“学生们成天苦闷，犯愁的是没有人出头，带领他们打回老家去。现在他们唯一指望的是您，和您手下的几十万东北军战士!……如果你不打内战，而是打出“打回老家去”的旗号，那么，东北军就不会越打越少，而是相反，越打越多。张学良听了十分动容，但还是说：“也得看大局”。到1936年10月张学良在西安接见美国记者海伦·斯诺时，他的讲话就发生了变化。张学良直接坦言：“只有抵抗外侮，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如果共产党能与我们真诚合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共同抗击外来的入侵者，内战就可以得到和平解决”。这种观点后来反映在西安事变宣言的八大主张中。
这里顺便提一下，张学良在东北染上很重的大烟瘾。1933年经部下王卓然和端纳商量施苦肉计．跪地哭求他戒烟。张学良认识到事关他的前途，终于下决心割除了毒根，也说明他能知错即改。
20世纪初，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张学良能够把握方向，处理好各种矛盾，这有懒于他求贤若渴、广延人才，身边团结一批军职和文职人员，向他进言和出谋划策。如何柱国、于学忠、郭维城、高崇民、阎宝航、于毅大、王卓然、宋黎等，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共产党员。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是培养干部和人才的地方，他聘请许多名士如章士钊、梁漱溟、梁思成、刘仙洲等为教授，现在东大出身很有名的科学家如张捷迁等分布在海内外，更有不少东大学生后来成为中共的中高级干部。张学良到西北以后，约请原来中共党员黎天才为心腹谋士，安排北平学生运动领袖张兆麟、陈翰伯到西安主持西京日报的笔政，这份报纸影响了大批东北军将士。1936年前后，张学良还曾前去上海求教于杜重远，并邀高崇民去西安，通过黎天才走访罗章龙，建立王曲军官训练班，成立抗日同志会，会李克农于洛川，晤周恩来于延安，与各界人士诚恳地交换意见和讨论。毫无疑问，这些对张学良思想变化和做出决策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三、为了民族和国家和利益，张学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就是他有一种不怕死的精神．在许多次严峻的考验面前都表现出来。他不怕日本鬼子的暗杀，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中国人的尊严；他为了抗日，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明知有很大风险，国民党不会放过他，还是下决心发动西安事变；同时，为了证明他行动目的的坦荡，又冒险亲自陪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虽然免去一死，但被蒋介石扣压半个多世纪，几乎耗尽一辈子大好时光。本来他是可以避免这一灾难性后果的，西安事变后，在捉蒋放蒋的问题上，当时参与事变的部队高级将领有两种不同意见。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主战派，扬言如不放人就打到西安去，甚至共产党高层领导中也有两种不同意见，而最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放蒋，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内战。在要不要张亲自送蒋回南京的问题上，许多善良的人不相信蒋介石的诺言，不相信他的为人，劝张不要去，但最后张学良还是错看了蒋介石，拿自己的生命作担保，上了蒋介石的圈套，造成遗憾终生的结局。当然，张学良也不是一点没有看到这种危险，但他抱定“以死相谏”的决心，还是义无反顾地登上了送蒋的飞机，半路上也不听劝告折回西安，这一点在他的私人美国飞行员伦纳德1943年出版的“我为中国飞行”一书中，有一段文字作了具体而感人的描述。伦纳德在空中两次问张学良可不可以不去南京，他说“从洛阳机场停留起飞后，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给少帅扭转未来几年的仕途提供了契机，中国的护卫机被波音飞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 消失在翻滚的黄云里，少帅可以命令我飞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相反他决定坚持去南京，接受本不应该属于他的惩罚。在飞往南京的途中，我对少帅说：或许我们最好不去南京，少帅冷静地答道：没关系，如果有人杀我，就杀吧!我不在乎，我们飞抵一个军用机场，那里非常混乱，我不得不停在跑道中间。飞机上的人一下来，一大群士兵马上围住了少帅，从他脸上听天由命的表情来看，他已预知可能被暗杀。当他爬出机舱时，我警告他要小心，也许你不在乎被打死，但有人想要你和我们在一起，请不要冒险。他转身，头一回落泪了，用双手捏一下我的手，说：‘谢谢，非常感谢你，我现在说再见，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见不到你了’。他走了几步，又回头再一次默默握了我的手”。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已横下一条冒死苦谏的决心，他不怕死。
在长期囚禁的生活中，蒋介石一再威逼利诱，张学良仍坚持自己的立场，说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当事者是他个人，与共党无关，他毫不后悔。2000年他在美国给张捷迁题字明志：“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他在纽约为他举行的祝寿会上的答词也只有两句话：“国家如果用到我，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