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从“九一八” 到“西安事变”的心路历程
徐畅
人的一生做一件大事就足够了，但是张学良却做了三件：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和发动“西安事变”。随着时迁景移，人们对东北易帜已经不再有何异议，持完全肯定态度；但是，张学良的另外两件大事——“九一八”不抵抗和发动“西安事变”，不仅海内外评说不一，而且事件本身也是扑朔迷离，颇有几分神秘感。本文借助新近发表的张学良的谈话及其自传体遗著，着重从张学良自身方面，探讨他在“九一八”事变时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和心态，以及张学良对东北沦陷应负的责任，并分析张学良走向“西安事变”的心路历程。不当之处，请予指正。
1931年9月18日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是否下令张学良不要抵抗,虽经学者们的精心考证,基本上给出了否定的答案．① 但由于既有史料的限制，论述尚嫌不够充分，尤其是对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和心态缺乏足够的分析。新近发表的张学良的谈话及其自传体遗著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新的启示。
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让其不要抵抗，有很多种说法，最为广泛的传说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他出卖东北，现在他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他的电报，说着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个小钱包，从中拿出电报宣读，大意是“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云云。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发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东北军或者张学良或者南京政府，让其不要抵抗的证据。之所以形成蒋介石给张学良下不抵抗令的认识，或者因为回忆失真所致，或者因为政敌有意为之，或者误把蒋介石处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的方针，当作他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给张学良所下的命令。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对记者谈话时就说：“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下令收缴军械，不作报复行动”②1990年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张学良说：“我不能把责任推到中央去。我自己是不想把这件事扩大”。③ 在接受唐德刚教授采访时，张学良说：“我要郑重地说明的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说，替我洗刷，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为什么在日本掠我疆土、杀戮同胞时，却对自己的军队下不抵抗命令呢?其心态又是如何呢?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我对‘九一八’判断错误了……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政变，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④ 在同唐德刚教授的交谈中，张学良又多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张学良对唐德刚教授说：“日本人在东北向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假如我知道这事情化不了，那我就不同了，我的处置方法就不同了”。⑤ 在自传体遗著中，张学良说，“我认为日本是一个立宪的国家，军部虽有帷幄上奏的特权，但不经天皇批准、国会通过，是不能对外用兵的。有国际条约之约束，元老重臣之稳重，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从事煽动，如果我方不给以可乘的藉口，不跟他武装冲突，那是不会发生军事问题的”。⑥
二
上述张学良一系列谈话和回忆，有两点应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他没有判断清日本要发动战争侵略中国的阴谋，所以他才没有下令抵抗。第二，如果他看清了日本这种狼子野心，他可能会下令同日本人干的。
关于张学良是否看清了形势，大多数人同意张学良的观点。笔者认为张学良在某种程度上看清了日本的面目，但却又心存幻想。1931年7月6日王家祯告知张学良：日本“将展开急遽地侵略满蒙是无疑的”。10日。张学良说：“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占领则是很明显的，我方应力避冲突”。同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电云：“惟满蒙非用武力，难保安全，于今日本期望对外开展，我国亦应猛醒觉醒”。⑦ 张学良还和蒋介石交换过是否与日本开战的意见，12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云：“此非对日作战之时”。⑧ 9月初，荣臻看到满铁一带空气特别紧张，关东军频繁举行演习，向张学良请示对付办法，张答际：“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衅，退避为上”⑨ 9月15日，李济川向张学良汇报了驻日公使的消息：“日本各地都在搞示威游行，想以武装占领东北”⑩ 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张学良
的确预感到日军要在东北做出某种动作，但这是个什么性质的挑衅，张学良并不十分清楚。所以关于“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形势，张学良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看清。应该说他当时的心理是矛盾的，对形势判断处于一种似清楚又非清楚的模糊状态。
那么，即使张学良看清了形势，他一定就会采取抵抗行动吗?可能也不尽然。笔者之所以持这种认识，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因为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日本的看法没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如说蒋介石关于处理日本在东北一系列挑衅的态度，坚定了张学良对日问题的看法。我们从对日军一系列挑衅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出蒋介石和张学良二人在对日问题看法上的一致性。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张学良电令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避免冲突”。(11) 蒋介石7月11日在“剿共”前线江西抚州给南京政府和张学良发电称：“须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时机”。张学良复电也说东北军应“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12) 中村事件发生后，8月16日，蒋介石发来“铣电”，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3) 张学良将此电报转发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9月6日张学良又转电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14) 由此可见，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深合张学良的心意的。所以，不能简单地说蒋介石是不抵抗政策的“发明人”，而张学良仅仅是该政策的“执行人”。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上下级关系”“服从中央”，甚至用“忠君”思想，来解释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而关键是张学良本人在对日看法上与蒋介石观点一致。
既然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日本的看法并无本质区别，对“九一八”事变处理又合作无间。所以，蒋介石和张学良对东北沦陷均应负责任。“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胡政之在《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说，换作任何人担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他十分之九也是要采取不抵抗政策，因为这是历史上的一贯做法，有必然性。张学良十分赞同这个见解，并说“自己的罪过不在‘九一八’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抗”(15) 应该说这个结论是较为公允的。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张学良的抗日思想和抗日行动也是如此。“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学良反日的，但不愿或者说不敢与之彻底决裂，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之后，虽然随着沈阳沦陷，热河易手，张学良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非议，“不抵抗将军”的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思想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但并未下抗日的决心。至其下台，游历欧洲后，张学良思想发生重大转折，极力鼓吹独裁统治、无条件地服从蒋介石，再不轻易奢言抗日，并且自告奋勇地承担起自认为最为艰巨的“剿共”“重任”。这种变化在张学良这一时期的言论中可以得到明确的印证。张学良之所以如此，就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统一中国．并且尽早地抵抗日本的侵略。
张学良认为当下的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领袖，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形势太危险，只有强权人物才能领导中国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不致翻船。墨索里尼对张学良说，中国的领袖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正因为领袖太多，“猜忌争斗，阻人成功，而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16) 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混战，导致国家内乱，中国遂成为“一个不统一，无组织的国家，永久在内乱之中”。(17)而内乱又招致了外侮，要消除外侮，只有先消除内乱，要消除内乱，又必须有一至高无上的领袖。所以“吾人欲领导民众出于当前无希望之纷乱之境，非以充分之权利赋与一人而奉之为领袖不可”。(18)张学良还为这种理论找到了事实根据：意大利和德国于“大战残破之后，能转否为泰，重要原因就在于民众皆能热烈拥护其领袖，俾得放手做事。全国人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澈大悟，容许一个领袖，有实验机会，发展效能”。(19)
在亲眼目睹意、德法西斯专制效能后，张学良认为中国的情形，与希特勒秉政以前的德国情形相同，“当时德国需要一无限权力之独裁者，以解除人民于战后纷扰痛苦之境”，并且说在赋予最高统治者无上的权威后，德国果真走上了富强之路。所以，法西斯主义，略加修改，就能适合中国国情，“实为中国达到统一之最良方法”。(20)中国目前政体应为独裁而非民主，但是，这种独裁与满清专制统治是不一样的，有重大的区别。“专制者压迫人民而遂其私欲之谓，余心目中之独裁：实为极仁慈，负教养人民之责，一如为教员者之照顾儿童，俟其成熟，有自治之能力时，此独裁者乃将政府之责，还诸人民，并非如专制者之不惜以武力保留其权势也”。不但独裁体制有别于专制统治，而且独裁领袖也有别于专制皇帝，“此独裁者，须有威信，肯负责任，而且为人民所服从尊敬者”。(21) 普通人、老百姓如果不愿做亡国奴，只有无条件地服从领袖。“即使这个领袖的领导错误，思想错误，行动错误，我们也必须无条件的跟着走，而且确认他的领导、思想和行动都是对的。因为在一个国势阽危的国家里，要想拥护一个领袖，则必须具有此种坚确不移的信心”。这就是普通人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墨索里尼说过：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张学良认为如此热烈地拥护领袖，“决不是拜菩萨，不是崇拜偶像，更不是做谁的走狗，而是拥护我们的领袖领导我们去复兴的民族”(22)
那么，这个国人必须绝对服从的领袖应该是谁呢?“无疑的，委员长是我们的唯一领袖”，(23) 为什么呢?因为在张学良看来，蒋介石基本具备了国家对领袖的要求。首先，蒋介石具有高深的哲学思想，其“力的哲学”、“行的哲学”非常符合自己在德、意所看到的法西斯理论。其次，蒋介石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品德。最后，蒋介石具有强烈的奋斗精神。张学良说“每当想到他那样忙碌的时候，真使作朋友的或作部下的替他担心，而且更感到无限的惭愧，一个身居高位的人竟能这样不辞劳瘁的艰苦奋斗，而在他的领导下的多数部下却不能和他同样的去吃苦去努力，这如何使人不惭愧不难过呢”?(24) 即使是蒋介石孜孜于微枝末节、无论巨细的毛病，张学良也极尽称道，感慨不已。张学良还说蒋介石不但治事勤奋，而且任事热烈，是个勇于牺牲的人，“十年以来领导武装同志出生入死，所遇艰险实数不胜数”。(25) 当然，任何人都有缺陷，即使领袖蒋介石也不能例外。但“吾人不能不忘其缺陷，而在全国统一及民族复兴意义上接受其领导”。并且，如果有人说蒋介石“行政不良，则吾人应助之使良，如吾人不能如此，是吾人自身之过也”。(26)
通过上文所述，我们可以说1934至1935年，张学良的思想具有严重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他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希望有一个铁血领袖，领导中国外除强敌，内保平安，使古老的中华民族重新焕发昔日的辉煌。应该说，1933年出国之前，虽然张学良同样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拥护中国的统一，但他并未如此强烈地希望中国出现这么一个强权人物，也没有如此无条件地服从蒋介石。张学良之所以有如此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统一中国，并且尽早地抵抗日本的侵略。然而，张学良忍辱含垢、卧薪尝胆地支持蒋介石换来的结果，却与他所希望出现的局面，距离越来越远：国事不仅未见好转，而且日渐蜩螗；日本侵略步伐越来越快，而蒋介石抗日的日子却越来越遥遥无期。于是，张学良也越来越感觉到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无条件地服从蒋介石的思想在1935年下半年开始发生变化，到1936年上半年已经十分明显了。
四
1934至1935年张学良的讲话、文章里充满了服从领袖、歌颂领袖的词句，但是，1936年以后这种言论基本上不见了，代之而为抗日言论。此时，张学良开始猛烈攻击“抗日准备论”和“先统一后抗日”论。他认为目前中华民族对日问题不解决，任何问题都谈不到。“除了抗日之外，实在没有其他路可走”。同时，要统一，惟有抗日。“抗日与统一，
统一与抗日，这两件事情是具有不可分离的连环的关系的。”(27) 这一时期张学良对服从领袖的含义的解释，也有些微变化。他说从前他讲过，“中国所谓拥护领袖，是为了个人地位和金钱，有几个真正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拥护领袖的”?他又说“我们拥护领袖是把意见贡献领袖，把力量交给领袖，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谏诤，甚至如古之为人臣者之尸谏，亦所不辞，本着良心理智致力于领袖交付我们的使命”。(28) 张学良这里虽然说的还是服从领袖，可是重点却在谏诤上了。从前是即使领袖的领导、思想、行动是错误的，被领导者也要无条件地服从，“拥护统一，服从领袖，人纵有所不谅，我亦矢志不渝”：但现在是“深仇未复，隐痛日甚，愧对逝者，愧对国人，所日夜隐忍希冀者，惟在举国一致之抗日耳”。当然，领袖还是要服从，因为只有“集中国力，拥护领袖，对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29)可是，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所以现在是“攘外安内”，还是“安内攘外”，已经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再者，从张学良东北军集团自身利益考虑，“剿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对红军的作战中，东北军不但屡遭失败，损兵折将，而且“每次诣见委座时则蒙慨允接济补充，迨回防后除电令申斥外，毫无补充之事实，故将校士兵均感苦战无功，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30)几十万东北军官兵和家属对前途感到十分渺茫，甚至到了张学良难以控制局面的地步。所以，抗日是唯一的出路。
应该说，张学良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思想，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但真正促使张学良下最后决心的，还是蒋介石对付学生请愿抗日的态度。如果说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战，张学良苦苦相劝，请求抗日，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让张学良大为失望的话；那么蒋介石让张学良镇压请愿抗日的学生，则彻底激怒了张学良，从而也下了“兵谏”的最后决心。虽然“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但是此时，张学良同蒋介石政治方针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31)于是，西安事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是被逼出来的”!信矣然!
总之，综观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到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的思想虽然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是，其核心却未发生丝毫改变，那就是张学良的一颗拳拳爱国赤子之心愈来愈烈：中国应该尽早地息内争，御外侮!这就是张学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的心路历程!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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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冯筱才：《“不抵抗政策”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毕万闻：《张学良研究之我见》， 《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② 姜念东等：《历史教训——“九一八”事变纪实》，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98—199页。
③ 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78页。
④ 《张学良文集》(二)，第1155页。
⑤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册，第431、432、433页。
⑥ 张学良原著、张之宇校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台北：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版，第124页。
⑦ 土田哲夫：《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89第3期。
⑧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84页。
⑨ 东北旧侣：《“九一八’时张学良在做什么》，《掌故月刊》1937年第1期。
⑩ 毕万闻：《张学良研究之我见》。
(11)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83-84页。
(12)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563页。
(13)姜念东等：《历史教训——“九一八”事变纪实》，第196页。
(14)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史》，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第67页。
(15)张学良原著、张之宇校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第124页。
(16)《张学良文集》(二)，第670页。
(17)《张学良文集》(二)，第719页。
(18)《张学良文集》(二)，第742页。
(19)《张学良文集》(二)，第670页。
(20)《张学良文集》(二)，第742页。
(21)《张学良文集》(二)，第835-836页。
(22)《张学良文集》(二)，第759-760页。
(23)《张学良文集》(二)，第760页。
(24)《张学良文集》(二)，第803页。
(25)《张学良文集》(二)，第892页。
(26)《张学良文集》(二)，第743页。
(27)《张学良文集》(二)，第791页。
(28)《张学良文集》(二)，第975页。
(29)《张学良文集》(二)，第791页。
(30)《张学良文集》(二)，第1022页。
(31)《张学良文集》(二)，第1065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