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囹圄 心系西北——张学良幽禁后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张友坤
西安事变并未因张学良按照宋氏兄妹的要求，奉献送蒋回京这一“圣诞厚礼”而得到最终的和平解决。蒋介石扣张不放，军政兼施，威逼西北(指西安事变后由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组成的抗日联军。下称“西北”)；西北针锋相对，加紧备战，内战危险如剑在弦，一触即发，和平解决事变的任务，仍摆在各方面前。
一、蒋介介石扣张不放，张学良委曲求全，共产党从中调解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授意军事法庭将张学良判处十年有期徒刑。特赦后，将其交军事委员会无限期严加管束，并利用张在东北军中的权威及其在西北的重要地位，要张说服杨虎城等接受其瓦解西北的方案。
1937年1月7日，蒋介石致函张学良：“……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0(引者按：○应为中)意：(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免使分散以备为国效命。(二)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可嘱其与墨三(引者按：顾祝同，字墨三)切商办法，余应照已发电令办理。请由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如是，不但部队与地方得以保全，亦即所以救国自救也。尤需使虎城知全国公论，此次中央只令虎城撤职留任，而对部队又妥为处置，实己备极宽大。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亦已表示于国人，故彼等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方为自救救国之道。知兄近日关怀时局，必极望早得妥善之解决，以利国家。务望即以此意剀切函告虎城及各将领，使之安心遵从命令。……①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是张学良昼思夜想的迫切心愿。也是他发动两安事变的初衷。为此，他当日立即分别复函蒋介石、致函杨虎城和东北军各将领。
(1)复函蒋介石：“雨农同志(引者按：即戴笠，字雨农)交来手示，已遵派人持良亲笔函去西安矣。良有不得已而欲言者，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陕甘问题，良十分忧心，非只虑于陕甘，所虑者大局形势以及内乱延长，对外问题耳。冒死上陈，俯乞鉴宥。如蒙下问，愿述其详。盼钧座以伟大之精诚，更彻底而伟大之。敬祝吉人天相，钧体早复健康，深望为国珍摄。”② 恳求蒋介石不要操之过急，逼得太甚；要宽宏大量地处理西北问题。并陈述他对国家抗日前途的忧虑。
(2)致函虎城：“委座返奉化为其老兄之丧，南京之处置，有多不合其意(者)。兹由奉化七日早之函，委座亦十分难办、但此事仍有转圜办法，切盼勿发生战事，在此星期容弟在此间设法。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请兄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仍能本我等救国之苦心，全始全终为祷。!”③
(3)致函东北军各将领：“中央之处置已见公令，委座为兄丧去奉化，七日由奉化来书，己见另函，委座对中央之处置，似亦不满意，但为中央威信计，谅亦有为难处，弟已在此设法运用，使勿生战事，保东北仅有实力，而留为抗日之最前锋。我们的血是为洒在日敌身上者，不是为内战而流的，切盼诸兄在此短期间设法勿发生内战，弟亦要求委座勿操之过急，兄等务安静一时，使弟有机运用，一本我等救国救亡之苦心，有始有终，而对得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对得起国人也。兹嘱瀚涛(吴瀚涛)、化一(王化一)来述，兄等有何意见，请告之。”④
8日下午，戴笠把张学良所写三信内容报告蒋介石，蒋同意将张亲笔信送往西安。同日，张学良对王化一、吴瀚涛说：“中央扣留我，西安发出‘歌电’(引者按：指1月5日杨虎城等谴责中央军挑动新内战的通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必使抗日力量因内战而受到损失，和我初衷完全相反，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⑤说罢失声痛哭。王、吴也落了泪，他取出两份写好的遗嘱：一份给家属，一份给张作相、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全体将领，表示如果造成糜乱地方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
9日下午，王化一、吴瀚涛抵西安向杨虎城及东、西北军将领转达张的活：“大意是强调东北军内部的团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红军的团结，要联系国内同情西安方面的人士。‘只要能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否则回去了也没有用。’”⑥
以上数函，都充分说明张学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既劝蒋介石不要操之过急，应“去薪止沸”，以免影响大局，又劝西北以大局为重，勿兴乱国之机，只要不再发生内战，他愿牺牲一切。
同日，中共为配合杨虎城继续与南京谈判，张闻天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甲)应痛陈和平万不可战争，要蒋限制一部分主战人物的不顾大局客观上帮助日本大损中国。及张回才能妥善解决西北问题，请蒋注意此点。(乙)撤兵组府请蒋一力主持不为外方所阻挠。(丙)周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去见蒋。(丁)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基础上用全力赞助蒋。……”⑦
1月10日，周恩来致函张学良：“自兄伴送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回来主持大计。……乃事未及周，蒋先生休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压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惶惑愤懑不可终日。……弟居此仍本蒋先生及兄在此时所谈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一贯方针，尽力调处。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时机危迫，兄虽处不自由之地，然一系西北安危，请即商量蒋先生乃依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保兄回西北主持大计，则和平可坚，内战可弭，一切人事组织都好商量。弟纵处客位，亦当尽力之所及，为赞助蒋先生完成抗日统一大计，而首先赞助兄及杨先生完成西北和平伟业也。……只有蒋先生依预定方针逐步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大业可立就也。非者，任令大兵西进，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复归于破碎。此事之至痛者，徒供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所称快。吾望蒋先生及兄有以制止挽救之也。……”⑧以此表示中共坚决要求蒋介石撤兵、释张，兑现诺言的严正立场，揭露蒋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恶劣态度。
同日，蒋介石给杨虎城写了一封长信。内称：“……关于汉兄行止，当O(引者按：同上)离陕之日，汉兄坚欲同行。○(同上)再三力阻，即恐到京以后，一般公意对彼必难谅解，此为兄所亲闻者。今几经曲折，办到特赦，而国府有管束之令，一涉法纪问题，即难以个人感情立时补救。汉兄深知此意，故彼亦不急于回陕，……目前事势，首蒙其害者……莫过于吾兄。切勿受无意识者之蛊惑，为不良环境所包围，而丧失兄之事业与前途。”⑨ 此信不仅堵死放张大门，而且企图挑拨杨与中共的关系。
蒋介石对于西北的正当要求，不仅没有稍加接受，反而大造舆论，逼其就范。“南京《中央日报》社评：《陕甘善后——杨、于及其部属最后自决之时》称‘政府若再纵容，政府无以自存，制裁挞伐，扫荡肃清，此政府最后责任所在，不容稍有瞻徇如(姑)息，此在杨、于诸人及其部属，今又为最后自决之时矣。”⑩
1月11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自汉卿先生陪送先生回都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先生实践诺言，以完成和平统一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使大家认识先生顾全大局之心，钦佩无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请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尤以处置西北善后之命令与先生意图完全相违，虎城先生虽力持慎重，但一般战士实已愤慨万分。来居此仍本共产党红军历来主张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一贯方针，尽力调处。来敢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但默察现状，中央军进入潼关者己达十二师，正向西安迈进，窥敬之部长意图似有非逼成内战不止之势。现先生虽假中，但战机危迫，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停，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前进，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11)
经过多次交涉、谈判，蒋介石把解决陕甘善后危局的修订案归纳为两案，要杨虎城择一而行。
“甲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往甘肃。
二、第十七路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路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
附记：陕西绥靖主任公署或移设三原亦可。
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得由十七路部队驻扎)。
乙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令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
二、以王树常(或由汉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三、调于学忠任绥靖主任，统率驻在豫鄂皖之东北军。
四、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七路总指辉，第十七路军全部调往甘肃。”(12)
从以上两案的内容看，甲案对西北稍为有利，尽管三位一体受到破坏，但是三方都还留在西北。
鉴于张学良欲求和平的赤诚，周恩来于1月12日，和杨虎城、王以哲等认真研究了蒋介石提出的甲、乙两案及蒋10日来信中拒绝释张回陕的态度，“决定派人到南京、奉化见张学良、宋子文、蒋介石。要求行营主任张学良为正，杨虎城、顾祝同为副；中央军全部退出甘肃，东北军驻咸阳、平凉、固原、兰州、天水，第17路驻韩城、华县、西安、泾阳地区；红军驻陕北、陕南、凉州西。”(13) 对甲、乙两案进行补充、修正。
1月13日，张学良就执行甲、乙两案问题致电杨虎城、于学忠等：“弟今早同瑞风(米春霖，字瑞风)来溪口，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来，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14)
同日，张学良又致电东北军各将领：
“委座之意，东北军彼始终爱护，决不歧视。但在西北环境多所不便，如不遵从委座意旨，决难挽此劫运。弟一时不能离京，也不便离京，盼兄等有决心，有办法。委座讲，要自救才能救国。到此时，有大诚、有大勇，才能支此危局，才能真正抗日，才有回东北之一天。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而流(引者按：应为尤)望兄等本我初衷，凡有利于国者，任何牺牲早已不计。盼诸兄计及国家利害，勿专为我个人谋也。临书不胜依依。”(15)
由于张学良多次在信函中表明“凡有利于国者，任何牺牲早已不计”的爱国赤子之心，周恩来“建议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派人去奉化见蒋；坚决拒绝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需中央军全部出甘肃，西安留东北军、第17路军一部；在军事上三单位靠拢。
是月16日，杨、于发表通电，接受南京政府革职留任处分，取消双十二以来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仍要求张学良回陕，并要在奉化的蒋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国大计。最终和平解决事变问题即将告一段落。中共比较满意。张学良也感欣慰。
1月19日，张还致函杨虎城：“志一、志刚、瑞风三兄交来手书悉。兄及孝侯、蔚如已遵令就职，为陕局放一曙光，闻之甚为欣快。惟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是不便提出，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风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力倡导，毅然施行。弟在此甚好，请勿以个人为念也。翘首云天，不胜期盼好音。”(16)他把杨、于、孙的就职看成为陕局放一曙光，为西北以他的出处问题为症结，尚未实施蒋的方案而深感不安。
同日，蒋介石给杨虎城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长信，再次断然拒绝西安方面关于释张的要求，全盘否定了杨虎城提出的解决陕事的补充方案。次日，蒋致电孔祥熙，暂缓发表杨等就职电。
二、祸起萧墙，中共调解无效，西北瓦解
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在救张回陕问题上早已存在的严重分歧，由于蒋的军事进逼、扣张不放而进一步加剧。中央社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民众异常激愤，特别是东北军方面的激愤更为强烈，声称，张学良不回，不惜与南京决一死战。
为制止内战，中共竭力调解。
1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望速与南京方面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17)
1月27日，东北军青年军官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50余人向周恩来请愿，激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主张等张学良回来再撤兵，并要红军支持。周恩来说服无效。
张得知东北军中下级军官把他能否回陕作为执行甲、乙两案中任何一案的先决条件时，当日致电米春霖、谢柯速转东北军各将领：
“潼关米瑞风、谢韵卿二兄速转鼎芳、柱国、宪章、开源、芳波诸兄及各军师长同鉴：知前方仍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此事如前次瑞风、志一两兄回陕时，兄等接受甲案并即实行，则良之出处此刻已不成问题。今因迁延，引起误会，委座实属为难万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18)
同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报告：“(甲)无论从那一方面说，主要的从政治方面说，均[不]应对南京让步。(乙)全力说服左派实行撤兵。(丙)十五军团亦准备撤退。(丁)和平解决后，三方面团结一致，亦不怕可能发生新的战争。(19)”
同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学良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的解决此问题。”(20)
1月28日，张闻天致电毛泽东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甲」此间左派主战，张慕陶等托派分子亦主战，东北军高级将领军长一级均主和，杨虎城愿和，但对和平前途缺乏信心。［乙］我们的方针应该毫无迟疑的坚决为和平奋斗：(子)为贯彻这一方针，必须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相信我们政策之正确，对极少数不能听［说］服的过激分子，应与之斗争。(丑)向左派公开表示，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态度，反对一切挑拨的行为。(寅)提高杨虎臣(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对和平的积极性，并给以和平有利的前途。(卯)万一少数过激分子开始挑拨行为，我们及一切愿意和平的大多数，我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以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丙]此间正为这一方针奋斗中，你有什么意见。”(21)
同日，周恩来致电潘汉年转蒋介石“(甲)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杨虎城己决心服从蒋先生，惟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汉卿不能回陕见面一次，决不肯先撤兵，恩来及何柱国、王以哲等向之说服亦无效。(乙)除我们继续努力向他们说服外，务请蒋先生抚念此流亡之师，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即给张恢复公权，发表名义，许张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一次，以安东北军之心。(丙)请蒋先生许张汉卿写亲笔信给杨、于、孙、何、王及东北军将领，坚其撤兵之决心。……”(22)
1月29日，东北军召集团以上军官40余人在渭南举行军事会议，由董应斌主持。因应德田等人坚持反对和平解决，会议决定，在张学良未回来之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
是日，张学良再次致函东北军各将领：“倾闻大家皆能接受中央命令，甚为欣快。但又闻各师团长中多有以良之问题尚未能一致者。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诸兄对良之爱护，听闻之下，十分感愧。但良有求于诸兄者，请恳切转告各师旅长暨各团营长与各级官兵：良与诸位共患难十余载，愚昧之处不知有几，但未尝敢计及个人利益，而将国家利益置为缓图，想为诸同志所见及。夫良之国难亦兄等之国难，良之家仇虽不敢云为兄等之家仇，但兄等亦不能不分担若干。在今日情势之下，切盼兄等劝谕部下，本良救国勿祸国之初衷，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现陕事委座已交由顾主任全权处理，瑞风、韵卿两兄亦已代表兄等前往接洽。务必遵照委座之意旨及前方所商之办法，迅速实施，勿再迁延为幸。良在此一切甚好，请勿过念。兹因顾虑前方情形，特修此书飞送转达。”(22) 他以此劝说东北军全体官兵要以大局为重，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
1月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到云阳镇军司令部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东北军要红军协同作战问题。会后，周和博古、彭德怀、任弼时、张闻天等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张浩、剀丰等：“(甲)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在接受甲案后，南京如继续进攻，则我方实现自卫战。(乙)但本党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也未能使杨虎臣(城)及稳健派同意，他们不论红军参加与否均主抗战。(丙)我们现在只有两个方案：或者友军打我们不参加，因此同友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或者我们同他们一起打。但无论打与不打，我们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丁)我们在力求和平中仍不愿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使友军变为敌军。因此，我们今天只有同他们一起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和平主张。在更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戊)红军仍同南京进行和平谈判，要求南京放张学良回西安，则我们可保证甲案的实现，使西安问题和平解决。(己)打有两个可能前途，即迅速结束内战与延长内战的前途，我们应力争第一前途的实现。(庚)你们意见如何，望立复。”(23)当日收到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回电：“(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24) 是日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赶回西安，把这一决定告诉杨虎城和东北军。他们听后都感到高兴。接着，叶剑英同东北军和17路军参谋们一起具体地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1月31日，于学忠从兰州飞抵西安。晚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在王以哲家中开最高会议，决定执行和谈的方针，立即派李志刚到潼关，准备签订善后问题协议。
2月1日，周恩来和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分别代表红军、第17路军、东北军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应德田等人参加，并商行动计划。会上，于、王、何仍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同意，应德田等人没有表示异议，周再次阐述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强调要维护内部团结，多做思想工作，防止分裂活动。
同日，杨虎城复电蒋介石：此间善后问题，与顾主任在潼关商洽妥贴，定本日即开始撤兵，三五后一切当可恢复原状也。
2月2日晨，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枪杀东北军主和派将领王以哲等。声言决不撤兵，誓与西安共存亡，此谓“二二”事件。周恩来闻讯后，严厉批评此事，并和刘鼎到王以哲家中吊唁。王的家属及东北军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中共的误解。随后周又到新城大楼与杨虎城商议，杨派李志刚到潼关继续与中央谈判。
爱国将领王以哲被杀，激起东北广大军官兵的愤慨，西安城内谣言四起，到处弥漫着恐怖气氛。为避免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叶剑英立即派刘澜波到渭南，向驻防前线的东北军将领传达“事件”的经过，宣传中共中央反对“二二事件”的态度，继续维护“三位一体”，坚持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时，周、叶(冒着袒护凶手的嫌疑)派刘鼎将孙铭九等几个肇事者暂时送别陕西泾县云阳镇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终于避免了东北军内讧的蔓延，保存了这支东北3000万父老所寄托的一点武装，对此，张学良特别感谢周恩来。
2月4日，杨，于等抗日联军的高级将领发表通电，宣布西安事变善后已和平解决。
2月8日，中央军宋希濂师按照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的指示和平进驻西安。东北军东调，17路军改编。至此西安事变才算真正和平解决。
2月17日，张学良致函虎城称：“柱国兄来，悉兄苦心支撑危局，闻之十分同感。现幸风波(引者按：指二二事件)已过，迩盼兄为国努力，不可抱奋(愤)事之想。凡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弟读书思过，诸事甚好，请勿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25)
同日，张又致函于学忠：“柱国兄来谈，悉兄苦心孤诣，支此危局。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人等为此事受累，犹以鼎芳诸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目下状况，要兄同诸同人大力维护此东北3000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供(贡)献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东北军一切，弟已嘱托与兄，中央已命与兄，大家必须对兄如对弟一样。弟同委座皆深知兄胜此任，望各同志一心一德，保此东北军光荣，以期供(贡)献于国家及东北父老之前，此良所期祝者也。有良一口气在，为国家之利益，为东北之利益，如有可尽力之处，决不自弃!弟在此地，读书思过，诸甚安谧，乞释远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26)
同日。张学良请何柱国转交周恩来一函：“柱国兄来说，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维此西北危局，犹对东北军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为钦佩。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27)并托前去看他的何柱国转告东北军保持与共产党的联系。他说：“我为国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位袍泽今后维持这一友谊。”
三、综上所述可知
(1)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蒋介石抓住张学良这张“王牌”步步威逼“西北”。激成“二二事件”，造成东北军分裂，杨虎城难以控制局面，红军处于不利地位，三位一体瓦解，蒋介石暂时占了点便宜。但从民族性来看，蒋介石既不同于汪精卫，也有别于亲日派，毕竟还兑现了六项诺言中最重要的一项——停止内战，不再“剿共”。正如张学良90年代口述历史时所说：蒋先生“后来也真是做了，他没有说假话：‘我不剿共了’，‘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28)
(2)中共扮演了双重角色，从西北和南京方面的关系看，中共是西北中的一页及谋主(即在西北与南京谈判中，从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给杨虎城出谋划策)，在谈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就西安事变本身来说，乃是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统帅与部属在“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问题上矛盾激化而不和，中共则处于客位，在谈判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解作用，使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3)(3)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以大局、大我、大忠、大义为重。不惜抛弃个人的一切。惟有他是没有任何个人、集团与党派利益在里面。他身陷囹圄，心系“西北”，在蒋介石的迫使下，按照蒋的要求，不仅自己一再忍让，委曲求全，而且反复说服“西北”千万不能“以良之个人问题”作为和、战的“先决条件，”否则，看似“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而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这一爱国赤子之忱，突出集中于他写给蒋介石、东北军、西北军和周恩来的信中。对最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挥了国、共两党及其它任何党派与个人都难以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对此，毛泽东曾给予很高评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29)在充分肯定张送蒋回京及其身陷囹圄后所作所为的重大意义的同时，也肯定了蒋介石处置西安事变善后办法的正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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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
③ 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81页。
④ 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82页。
⑤ 张魁堂：《挽救危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页。
⑥ 张魁堂：《挽救危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页。
⑦ 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22页。
⑧ 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页。
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111页。
⑩ 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3页。
(11)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329页。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13)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6页。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16)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6页。
(17)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3页。
(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151页。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页。
(20)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4页。
(21)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
(21)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57页。
(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23)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页。
(24)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64页。
(25)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85-486页。
(26)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86页。
(27)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湾东大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29页。
(28)台北《联合报》，2001-10-28。
(29)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