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及其文化内因解读
张颖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在绝对服从中央、过分寄希望于国际干涉、保存东北军实力等复杂心态作用下，执行了南京政府的“绝对不抵抗”命令，导致东三省三千里江山很快沦于敌手，张学良也一度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时隔五年，1936年12月12日，他和杨虎城联合发动了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扭转的枢纽。张、杨二人也因此获得了“民族功臣”的美誉。本文拟就张学良这五年期间的思想转变历程做一简要梳理，并尝试对导致其完成思想转变的文化内因进行分析，以便从传统文化角度对西安事变的爆发有一个更加理性的理解。不到之处，敬请指正。
一、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历程
张学良从“九一八”事变后痛苦徘徊、“盲目忠蒋”到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经历了一个情感的积累，认知的渐进过程，而非鲁莽唐突或一时冲动之举。具体而言，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的思想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一)由痛苦彷徨到盲目“忠蒋”
九一八事变之后，作为东北3000万人民父母官及几十万东北军统帅的张学良，心情之苦闷，处境之尴尬自不待言。政治上，他替蒋介石背上“不抵抗”的黑锅，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骂；军事上，号称50万的东北军，在事变之后陆续迁到关内的不足30万，在国内首屈一指的东北空军丧失殆尽，大量枪炮被日军掠夺，张苦心经营多年的有拥5万工人、能造重炮的沈阳兵工厂也轻易落入敌手。更令张学良痛心的是，东北的同乡故旧、爱国志士、社会贤达以及东北军部属对他的一片严厉谴责使其有苦难言，有口难辩。“忠君”与爱国交织、国仇与家恨丛集，煎熬着张学良的赤子爱国情怀。他无时不刻不为国难家仇而悲愤，他说：“我遭到来自东北军民的压力之大与自悔自责之深，心情很沉重，令我昼夜难安。”①他对东北军高级将领讲道：“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罪人，我有何面目再见东北父老?”②其矛盾与苦闷的心理可见一斑，大有统兵复返东北，驱除日寇，向天下人以明心迹之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不断地表示：“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我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 “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坟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丢失东北，余心永远不安。”③在这种心态左右下，当1933年1、2月间日军进攻热河、长城各口时，张学良1月18日即通电全国：“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幸而成，固可复我河山，雪莫大之耻辱；倘……不成，亦可振军誉，扬民族之精诚”④但是抗日各部指挥不灵，宋哲元、阎锡山不予配合；再加上蒋介石的敷衍抗日，一无援兵，二无弹药接挤；汤玉麟弃守热河，长城各口相继沦陷。全国舆论哗然，民愤不已，蒋介石为逃避舆论谴责，又将责任全部推卸给张学良一人承担，张学良壮志难酬、极端痛苦却还要再次代蒋受过，“下水保船”，出洋考察。痛苦徘徊的张学良虽身在欧洲，却心系神州安危，遍访各国政要，不断寻求救国良方。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德意两国的法西斯主义，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受其影响，张学良的思想日益向“忠蒋”发展。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极力鼓吹法西斯主义，将全部抗日希望寄予“国家领袖”蒋介石身上。他认为：“意、德两国所行之法西斯主义略加修改，俾适合中国国情，然后以之行诸中国，实为中国达到统一之最良方法。”“今日之中国亦需要一无限权力之独裁者，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⑤而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最适当之领袖，非蒋中正先生莫属。”⑥ 他对蒋的尊崇到近乎盲从，甚至说：“即使这个领袖的领导错误、思想错误、行动错误，我们也必须无条件地跟着走，而且确认他的领导、思想和行动都是对的。”⑦在封建正统“忠君”观念和法西斯思想左右下，张学良认为只有尽快“剿灭”红军，完成“安内”任务，才能尽早实现抗日。
(二)由忠蒋剿共到理性认识国共双方
由于未能正确认识红军的政治主张及抗日爱国热情，没有将红军视作抗日的有生力量，而看作是兴风作乱的不爱国家不爱民族的“赤匪”，张学良成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为了“拥蒋抗日”，张学良先后取消了“复东会”，成立“四维会”；出兵“剿共”，甚至处死了爱国志士潘文郁。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武汉后期，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渐改变了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看法，甚至有了联俄联共的倾向。这一时期，张学良不但研究了法西斯主义，还研究了共产主义。黎天才和潘文郁等人都曾为其讲解过政治经济学、唯物辨证法、红军和苏维埃常识，帮助其学习《资本论》等书。通过学习，张学良对共产党的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再加上与下层人民特别是根据地人民的深层接触，张学良逐渐对共产党的印象有了接近理性的了解，认识到共产党并非“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不爱民族”、“不爱国家”，“共产党和红军是由于土豪劣绅鱼肉良善厚朴人民所逼成的。”⑧虽然这时张学良的认识还夹杂着某些偏见或偏差，但他已在感情上同中共坚持的民主纲领有所接近。此后，在张学良调任西安前夕，1935年夏，蒋介石迫于日本人压力，事先未征求张学良同意，擅自将于学忠5l军调出华北，使张学良对蒋介石极为不满。加之华北形势危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以及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他逐渐认识并抛弃了以前赞成过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主张必须停止“剿共”战争，先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且主张恢复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在武汉，他对友人讲：“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匪’，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他认为，“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族与日寇拼命。⑨“红军是剿不得、剿不了的”，“剿共是一条死路”。“如照这样继续打下去，东北军必将遭全军覆灭的命运。”⑩ 他主张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原则，学习孙中山，对于共产党“也应当容忍”。(11) 以上言论表明，张学良在抗日还是“剿共”，问题上与蒋介石已有了尖锐的对立，已能理性认识国共双方，他已在开始摸索新的抗战道路了。
(三)由“剿共抗日”到“联共抗日”
调任西安后，从1935年10月1日至11月21日的50余天内，经过陕北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交战，东北军损失近3个师，师长何立中身负重伤，不久死去，师长牛元峰自杀，团长高福源被俘，损兵折将的惨痛事实给东北军和张学良以极大震动。“剿共”惨败的现实，与张学良及东北军的抗战期望相去甚远，促使他在“剿共”内战和抗日民族战争两种前途中做出抉择。在东北军危难之际，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损失非但不予补充，反而下令取消被歼灭的110师番号。严酷的现实使张学良对蒋介石既要消灭红军又要削弱东北军的排除异己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于是，他开始寻求脱离“剿共”前线，走联共抗日的新路。正在张学良迷惑彷徨之际，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李杜、高崇民等人积极劝说张学良联苏联共，力陈共产党全民抗战主张，并介绍共产党员刘鼎与张学良认识，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则在中共的感召和影响下，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搭起了理解交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在他们的推动下，张学良开始派王以哲设法与红军在前线取得联系，并先后与李克农、周恩来在洛川和延安多次交谈。会谈中，张学良与周恩来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友谊。双方就联合抗日的一些重大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形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西北抗日大联合的局面。张学良采纳了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最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四)由“联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
张学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共同抗日的主张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思想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两人政见宛若仇雠。蒋介石面对日本的不断挑衅，华北危机的不断加深，不思全力抗日，而是加紧对红军的围剿，要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加快军事进攻。张学良为了说服蒋介石联共抗日，1936年7月，他先后“诤谏上书”、“哭谏”，甚至“尸谏”，均遭蒋介石无理拒绝。而且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纪念周大会上训话时，不指名地骂张学良、杨虎城说：“共产党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的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要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同时紧急调动其嫡系部队蒋鼎文、樊崧甫、万耀煌等所属20个师以上的部队，集结于陇海路一带，调70多架战斗机停于西安和兰州机场。加上原在陕甘部队，共计60多个师，260多个团，集结于西北，在西安城内有宪兵2团和各种别动队，“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12)12月4日，蒋介石又飞抵西安，向张杨二人最后通牒，要么进攻陕北，要么调出陕西，前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陕。面对学生的爱国义举，蒋介石又下达了“格杀勿论”令。严峻的现实，致使张、蒋“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已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13)张学良被逼无奈，经再三考虑，只能发动“兵谏”，逼蒋抗日，从而走上“逼蒋联共抗日”的抗日道路。
二、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文化内因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张学良的一系列思想转变。除了共产党的争取与帮助等外部原因之外，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解读与审视，是与其长期养成的思维模式与政治价值取向密不可分的。这主要包括：
(一)舍生取义、家国天下的价值取向
“仁义”是儒家道德论的最高原则，也是人们所追求和塑造的最理想，最完美最高尚的人格。在民族危难关头，儒家的这种“义以为上”，“义然后取”的价值观念往往会转化为“忧国优民”、“舍身为民”、“舍身为国”和“家国一体”的忧患意识、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忱。张学良出身于封建军阀家庭，6岁起开始即在名师鸿儒启蒙下，遍读四书五经，接受传统儒学文化与道德教育。优越的条件和特殊的家庭背景使其一涉足社会就很快进入政治活动的中心舞台。大起大落、家国同仇的个人经历又使其在安身立命的追求上更为彻底和超然，自始至终浸润着强烈的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和“家国一体”的爱国意识。“立志为国家做事”，“立誓救中国”成为其矢志不渝的毕生追求。“东北易帜”，粉碎了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阴谋，维护了民族尊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束了北洋军阀16年的统治，开创了中国和平，统一的新局面。“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之所以经历一系列思想转变，最终完成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爱国壮举，同样是以民族大义为重，舍生取义的价值观使然。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通电全国表明心迹，说明其发动西安事变“只希望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毫无私心，无一点背景，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14)。当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后，张学良又不顾个人安危，坚决送蒋返宁。虽然西安事变结束了张学良短暂而又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剩下的只是50余年孤苦寂清的幽禁生活。但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台湾《华视新闻杂志》记者采访时仍然说：“我为我的国家，到今天也是这样，……国家要用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毫不顾惜我的生命。(15)”这种为国家而舍弃个人利益的做法，正是对传统政治伦理和哲学智慧的继承和运用。这才是张学良一生政治作为的最大内因。
(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辩证方法
“和同”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对范畴。通俗地说，“和”即是承认矛盾，承认差异，坚持原则，它是与“分”相对而言的，它是对分的一种制约或补充，以预防“分”走向极端而导致破裂。“和”的基本前提是找到双方或多方都能认可的“中”。所谓“同”，则否认矛盾，不承认差异，不讲原则，它是指事物的单一性，从而否认了事物的区别和多样性。“和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增益，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影响和指导着人们的处事方式。
张学良是一位历史底蕴深厚并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爱国军人，具有强烈的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危机感和使命感。纵览他的一生，其做事方式一直受到传统“和同”观念的主宰。
在军阀混战时期，军阀集团内部家族意识和私有观念非常严重和普遍。应该说，张学良奉系集团与蒋介石集团在
许多方面都存在矛盾，但站在“国家统一”这个“中”的立场上，张学良抛弃了自己的私利，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与蒋介石实现了合作，完成了国家统一、共御外侮理念的第一步实践。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是在国家统一理念更
高层次上的修正与升华，是“和而不同”思想的成功运用。纵观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及其东北军、杨虎城及其十七路
军、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这四支力量之间都有矛盾，这就是“不同”。但在“坚持民族大义，抗击日本，拯救民族
危亡”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张学良坚信，“共同抗日”是各派政治力量合作的政治底线和最终目的。所以，在历史
的重大关头，他和杨虎城紧紧地抓住了这一“和”的纽带，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爆发，并非张学
良一时之冲动，而是他分析同内外形势之后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他对“和而不同”传统辩证思维的灵活运用。张学良晚年被解禁后，曾公开表达自己对“台独”分子的批评与揭露。他认为，实现两岸统一是国共两党的责任，“解铃还须系铃人，国共两党完成两岸和平统一，应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的事”。(16) 他“希望看到双方以和平方式竞争，看谁干得好，将来还不是统一吗?(17)” 实际上，这是张学良对“和而不同”辩证思维方法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而张学良的主张与中共坚持的“一国两制”竟不谋而合。
(三)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
“天下为公”是数千年来中国人的良好愿望和政治追求，长期以来被无数学者和政治家加以阐述和发挥。勿庸置疑，“天下为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清流，是儒家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它不仅仅被当政者当作治国安邦的政治伦理和政治哲学、个人修行的出发点和归宿，普通民众也将其转换为评判统治者政务得失的主要依据。
张学良活跃在军界政坛之时的二三十年代，正是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黑暗时期。军阀是一种封建势力。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军阀集团实际上就是以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为纽带连接起来的家族实体。军阀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私”字。为了扩大地盘和权势，他们不惜分裂祖国，与帝国主义签订出卖国权的条约；为了强化军队的私有化，他们更不顾及其所辖区域人民的死活，横征暴敛，诛求异己。张学良作为统领一方军权和政权的实力派人物，不是将东北看作自己的祖传家产，而是吸取了“天下为公”的民族传统智慧，将其视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北“易帜”，服从中央政府，放弃东北私利，尊从“天下为公”的理念，可谓在“三千年国史上也是鲜有先例”(18)。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又指出，”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决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19) 这就是说，发动西安事变不是为了蒋介石，而是为了“公”，为了抗日，为了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通过西安事变，张学良再实践了其“天下为公”的传统历史智慧和政治伦理。同样，西安事变的发生也是张学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在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指出：“我们谋国，只应论事，不应论人，……若就事论，试问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命重。还是委员长一时之身体自由重?”(20)这一句话，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张学良的“民贵君轻”思想。
总之，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思想的升华。如果我们对张学良的思想变化轨迹以及转变内因有了一个理性清晰的认识之后，就可以理解西安事变的发生并非张学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其人性使然，同样也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
作者单位：西安武警工程学院训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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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5页。
② 何柱国：《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第66页。
③ 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6页。
④ 《国闻周报》，第10卷，第8期。
⑤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724页。
⑥ 天津《大公报》，1934年6月16日。
⑦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759页。
⑧ 天津《大公报》，1934年1月12日。
⑨ 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1937年北平版，第16页。
⑩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
(11)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1937年北平版，第18页。
(12) “毛泽东、朱德等致蒋介石书”，1936年12月1日。
(13)《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14)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7页。
(15)周毅等：《张学良文集》(上、下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06页。
(16)台湾《中华杂志》，1991年5月。
(17)北京《参考消息》，1991年5月26日。
(18)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19)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