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作用
张庆军
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有许多异议，例如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扮演的角色，即使当事人之一的张学良在不同的时期也
有不同的说法，上世纪50年代，张学良曾明确说明：“西安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而晚年则
改口道，杨虎城才是这一事变的主要策动者，他只不过是名义上的主角而已。
张学良前后迥异的说法耐人寻味，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究竟是主角抑或配角，其实从杨虎城一贯的思想和行为轨迹
中即可明辨。
一
从杨虎城的为人处世和性格特征来看，倔强和果敢是其显著特点，不畏强权，敢于以弱抗强，北伐时期坚守西安就
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之一。翻开他的历史，这一特征也明显他的行为之中。杨虎城出身贫寒，早年以刀客身份闯荡江湖
，然而却是追求真理，可谓锲而不舍，比如说早在皖系集团统治期间，杨虎城以区区营长之职，即敢对抗陕西督军陈树
藩，掩护同盟会员，后来他参加靖国军，竟以不足千人之数与陈树藩所部万余人血拚，伤亡累累。为此，于右任等后来
在栎阳举行的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上，也称其为“百战功高。”
杨虎城尽管一生从未与孙中山谋面，但其追随精神却一往无前，究其原因，则是服膺其精神与主义，这也是杨虎城
的一个特点，一旦认准目标，则百折难回。同样，他在接触了共产主义后也表现得令人称道，自1925年他在耀县设立三
民军官学校，吸收共产党员，在部队内实行国共合作以来，一直与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使这支部队始终保存着共产党
的组织。仅此一点，就大大有别于国内其他军阀武装，即使在蒋介石背叛革命，采取暴力下“清党”以后，他也是顶住
了压力，拒绝接受上峰命令，保护和容纳共产党员，并任命一批共产党人为部队干部，如蒋听松为第十军秘书长，魏野
畴为十军政治处长，寇子严为一师参谋长，南汉宸为军事政治军校校长等等。因此，在他的部队中，共产党活动十分活
跃，党的组织成员发展到二百多人，还组织了士兵委员会、宣传队、民运工作队等等，后来还在以杨部工作的共产党员
为骨干，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皖北特委，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下，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与杨虎城的帮助和支
持是密不可分的。由此可见，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合作是真诚的，不可与冯玉祥、唐生智等新军阀相提并论，趋利而避害
，是可以共患难的。
杨虎城本人也在孜孜以求地向共产党靠拢，甚至提出加入中共组织，做“第二个贺龙”。事实上也有人愿意发展他
为组织成员，只是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其他客观原因而耽搁了下来。由此可见，杨虎城已经通过了中共的考察和
考验，符合了入党条件，正如魏野畴写给党中央的信中所说：“杨虎城是一位革命将军，他是有坚强的革命决心，他表
示愿意与我党合作到底，他是绝对被掌握在我党手中。”①
杨虎城主持陕政以后，进一步加大了与共产党人合作的力度，他甚至将组织陕西省政府的工作交给了知名共产党人
南汉宸，这就不单纯是信任与勇气的问题，而是将来执政方针大策的决定。他曾经说过：中国的新军阀没有一个能斗过
蒋介石，能同蒋介石斗的只有共产党，我们要同蒋斗，只有同共产党合作。显然，他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联系到
了一起。
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合作是深层次的，他的部队大部分都建立起了党的秘密组织，特别是由阎揆要任团长的特务二团
于1936年组建了中共特二团委员会，统一领导各个营、连、排的党支部和党小组，全团党员达到二百余人，被称为“共
产党的干部仓库”。除此之外，还有大批的共产党员在杨部担任了重要职务，除前文提到的南汉宸外，还有任警三旅长
的张汉民，任一二四旅长的武士敏，任骑兵团长的王泰吉等等。中共干部在杨部担任重要职务比例之高，可说在国民党
军队中绝无仅有，对于地方实力派和军阀而言，军队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是轻易不让别人染指的，杨虎城之所以如此对
共产党人信任，已足以说明，他对共产党是推心置腹的。
当然，杨虎城与中共也产生过矛盾，还曾有过兵戎相见，但具体的原因要具体分析。
皖北暴动期间，杨虎城曾在暴动前夕脱离部队，远走他方。究其原因，这次暴动带有浓厚的“左”倾色彩，杨虎城
也认为暴动时机尚未成熟。另外，由于杨虎城入党的要求遭到拒绝，使他不愿意以党外人士参加起义，因此，他的拒绝
也是情有可原。在皖北起义已经通过上级批准，势在必行的情况下，杨虎城也没有横加干涉，宁愿丢开他的立身之本的
部队使与共产党的合作不致破裂，可见他对与共产党合作的重视程度已经超越了个人的利益。
另外，杨虎城离开部队还有为皖北暴动的顺利举行着想，即引开由南京派来督军的韩振声，以免影响起义的准备工
作。
杨虎城与共产党的最大误会产生于1933年9月红四方面军进入陕西境内后，王树声部与杨部发生接触，遂展开战斗，
接着还有镇巴之役、降头山之役、汽渡坝之役、天官堂山之役、毛垩塘之役、降头山二次战役等，冲突可谓不断。
其实这并非杨虎城所愿，还在该年5月，杨虎城已经派武志平去川北与红四军进行友好联络，红军也派徐以新来汉中
与杨部将领商谈，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双方互不侵犯；
第二：配合打胡宗南；
第三：设立交通线，并由杨部提供红军一定物资。②
就当时情况而言，这一协定对立足未稳的红军开创新的局面将是极为有利的。
然而，由于“左”倾路线影响，张国焘首先撕毁了协定，发动陕南战役，杨虎城纵然想避战都不行。比如说在战斗
中，共产党员、警卫团长张汉民为了避免正面冲突，派人与红军联系，双方订立了协定，没想到却被红军设计陷入埋伏
，在九间房全军覆没，在张汉民说明了自己共产党员身份后，依然遭到杀害。这对杨虎城的伤害是极大的，对今后的合
作产生了犹豫和观望。对此，毛泽东曾给以批评与指责：“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
，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
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重于先生者。”③
毛泽东在批评的同时却十分理解杨虎城的苦衷，他指示说：我们不能实行那种狭獈的关门主义政策，国内政策要作
适当的调整，要体谅杨虎城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石让他们打的，不打，他们就完了。汪峰、周恩来等也就红军
与杨虎城的误会作过解释，对此，杨虎城表现得特别通情达理，表示完全谅解：“朋友间的事说清楚就行了，重要的是
加强现在的合作。”他说得如此轻描淡写，正反映了他对共产党的信任。
从上述矛盾和误会中可以看出，其咎主要在于中共“左”倾思想的危害，杨虎城对中共是交心的，恰如王炳南在回
忆中所说的那样：“杨虎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我党的观点和建议。他相信共产党，把自己和部队的命运完全和我党的事
业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蒋介石来到西安督战，在劝蒋无效的情况下，被迫采取激烈手段则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这件
事情上，他不会只是作为一个配角被动地接受张学良影响的。
二
杨虎城对共产党赤诚相待，却从来对蒋介石没有好感，并一直以蒋为假想敌。中原大战之前，他背冯附蒋，与一般
的军阀朝秦暮楚不同，只是无奈之举。当时，他欲入共产党门而不得侧身冯玉祥的部队也心有不甘，以冯玉祥的政治报
负和治军方式，是不足以服膺杨虎城的，只不过是更大一级的军阀而已。这种想法就如后来唐生智联络他反蒋而遭到拒
绝相仿佛，“我跟蒋是杂牌，跟你合作也是杂牌，你们双方都是军阀，没有什么优劣之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根据
自己的利益择木而栖。事实上，冯玉祥对杨部也确实苛刻，当时正值蒋冯破裂，双方一触即战，以冯玉祥对杨部的一贯
做法，很有可能将杨部作为牺牲品。因此，欲求自保的杨虎城为自身利益计，背冯投蒋也属权宜之策。
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杨虎城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并被委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但他没有因此受宠若惊，或
者对蒋介石抱有政治幻想，而是认定蒋介石与十七路军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将是其今后的主要敌人，他分析过当时的形
势，能与蒋介石抗衡的，放眼天下，除共产党外无有敌手，包括他自己，因此“必须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做法。”由此可
见，他是将蒋介石作为自己的最大敌人，其关系的破裂只是迟早的事。
所以，他并不刻意与南京政府维持良好的关系，为了能够摆脱蒋介石的控制，他努力经营西北，并计划取得新疆，
与苏联打通关系，同时与陕北苏区配合起来，另创新局面。可以说，他的这些设想和行为都是蒋介石从根本上不能容忍
的，也反应了他有心与蒋介石对抗到底的打算。
在陕西主政期间，杨虎城与蒋介石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其激烈程度，超过了一般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的
矛盾。比如说驱逐李范一，打戴季陶，冲砸国民党省党部，枪杀邱元武等等，凡是这些触怒南京政府的行为，杨虎城表
现得都是那样大胆，毫无畏惧。当时许多地方实力派也与中央政府有矛盾，但大多数的表现还都是虚与委蛇，敷衍塞责
，遮遮掩掩，与杨虎城的行为方式大相迥异。
以上种种，或许还局限在一般地方实力派和中央政府的矛盾范围内，但杨虎城继续和共产党密切来往则是犯大忌的
，比如说释放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政治犯，实行新的干部政策，委以共产党人重任，宣传抗战等等。他的这一系列的做
法，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并非不知情，陈立夫就曾亲自去西安交涉通缉南汉宸的问题，但均遭到杨虎城的软硬搪塞。
可见，杨虎城的反蒋之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因为有这种长期的思想铺垫，一旦对蒋介石采取激烈手段时
，杨虎城在心理上可能不会有类似于情感上的内疚，或者以下犯上这类的思想包袱的。而这些，恰恰可能是张学良的思
想障碍，所以杨虎城可能表现得更主动，更坚定，更果断。
三
杨虎城与张学良的关系很耐人寻味，他们的矛盾本来是天生存在的。张学良的数十万东北军开进西北，这对于视地盘
为生命的地方实力派而言，几乎是难以忍受的，所以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之间最初的敌视、排挤、冷漠是合乎规律的。这
一时期，杨虎城对张学良也是冷淡的，对其所作所为冷眼旁观。
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冷淡与担心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即张学良开拨西北是为剿共而来，是为虎作伥，这对视红军为盟
友，视蒋介石为最终敌人的杨虎城而言，自然是潜在的对手。
张学良及整个东北军转变思想态度的关键是与红军作战的失败，其损失惨重为出道出来所罕见，再加上蒋介石乘机
削弱，遂使张学良意识到剿共前途的无望，东北军进入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对将的怨懑也油然而生。
按照传统的地方实力派做法，杨虎城对张学良本应落井下石，乘机排挤，其实这正符合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利益，
当时在西安的许多特务组织都纷纷借机挑拨。然而杨虎城此时伸出友谊之手，与张学良的关系出现了松动。1935年12月
，正当张学良，杨虎城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之际，传来东北军遭受重创的消息，在许多其他国民党大员幸灾
乐祸之余，杨虎城却表示了真挚的关心和同情。让张学良大有感触，这也是他们关系走向缓和和合作的一个转折之处。
其时，中共尚未正式展开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杨虎城的未雨绸缪，正表现了他的前瞻性和良苦用心。其目的性也十分
明确，他的目光并没有局限在区区陕西这块地盘上，而是为了联共抗日，联共抗蒋的大局准备。
随着形势的发展，张杨走向了合作，走向了联共逼蒋抗日的道路，并最终发动了西安事变。如果考察这次事变的过
程，两人的表现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比如说，有许多论者认为西安事变是一种偶然，是一次突发事件，张学良晚年在
回忆此事时也一再强调是蒋介石把他气火了，④ 才出此非常手段的，请注意，提出此观点的，多是针对张学良的表现而
言。事实上，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对蒋介石的态度一直是恭敬的，虽然在政治主张上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但在
感情心理上，他觉得是对蒋介石负疚的。
张学良少年得意，没经过太多的磨难，为人也仗义，缺少社会阅历，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对他拉拢备至，可谓上马
金，下马银。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所以，直到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对蒋介石都是充满好感的，几乎是言听计从
。虽然说后来在剿共、抗日诸问题上双方产生严重分歧。但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尊敬与感情尚在。在这一点上，他和杨虎
城不同。所以，在说服蒋介石联共抗日的问题上，他不把所有和平解决的路走到尽头，是轻易不会想到动用非常手段的
。
所以，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精神状态让人关注，他的表现一直很激动，时而慷慨，时而烦恼，时而痛哭流涕
，这也反应了他思想上激烈斗争的状况。观之杨虎城却是相当沉稳，他也劝说蒋介石，但态度委婉、平静。在12月10日
张学良最后一次劝说蒋介石无效后，张还对蒋抱以希望，让杨虎城再去劝说。其时，杨虎城是不打算去的，只是在张的
一再要求下勉强从行，事实上，在这次劝说中，杨虎城已经是灰心了。道不同，不相与谋，他认为对蒋已经没有继续劝
说的必要了。
回来后，张杨交流的意见，从逻辑上分析，可以说，对蒋最后绝望的信息应该是杨虎城传递的。因此也可以说，张
学良定下兵谏的决心在很大程度上有杨虎城的引导作用。
当然，许多论者也可以找出诸多材料论证张杨发动事变是早有准备，是有预谋的，是有软硬两手准备的，分析起来
也符合逻辑。然而由劝说转为兵谏，是要有个过程的，如果优柔寡断，瞻前顾后，也是极有可能中途停止的。相比杨虎
城而言，张学良可能考虑得更多一些，至少他要过感情这一关。可以说，杨虎城在张学良由和平手段转向非常手段的过
程中起到了催化鼓舞作用。
那么，为什么张学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声明杨虎城乃是受他的牵累?这也与张学良的性格有关，即一人做事一人当
，因为还在软禁期间，他不愿给世人留下一个诿过的印象。到了晚年，随着环境的宽松，该是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了。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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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6页。
② 徐以新《忆川陕根据地时期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转引自丁雍年：《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关系》
《人文杂志》1990年第一期。
③ 转引之丁雍年《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④ 台湾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焦点版。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