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
石八民
七十年前，杨虎城将军同张学良将军携手发动西安事变，关于这次事变的重要意义，史家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但是，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特别是做为事件主体的人，其对待事件的态度、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受其思想支配的。杨虎城将军之所以能够同张学良将军联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逼蒋抗日，也毫不例外地是其思想支配下的必然产物。
本文拟对杨虎城将军追求进步的思想、同共产党合作的思想以及反帝救国的思想做一论述，试图找出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如有不妥，恭望指正。
一、坚定的、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
杨虎城因发动西安事变成为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张、杨两将军采取“兵谏”的方式，逼蒋抗日，看似一次偶然的决定，然而就杨虎城将军个人来说，能够携同张学良将军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则是其一贯坚定的、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指导下的必然产物。杨虎城出生于农民家庭，家中只有薄地十来亩，破房三四间。在他15岁时(1908年)，全家生活依靠的父亲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这使杨虎城“对反动统治阶级怀着刻骨的仇恨，孕育了坚决革命的思想”。① 对待悲惨的命运，他抱定反抗的思想，争平等。争生存。
他组织：“孝义会”“中秋会”，枪杀地痞、恶霸李桢，都是这一思想支配的产物。我们把杨虎城的这些行为亦你为革命，是同命运抗争的自发革命、这一点从“中秋会”的宗旨中便可得到证明。“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不侮辱妇女，同生共死”四条宗旨，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它只有行动的纲领，行为的规范，并没有行动的目标。是为了改善恶劣的生存条件，在哥们义气的前提下，自觉形成的简单，朴素的革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和要求。但它仍能说明，一个生存在极端贫困和不平等的社会压力下的青年农民，不愿屈服于压力，而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自己命运的精神。
杨虎城的这些行为，影响了他的一生，为其探求自己和社会的未来创造了条件，是他走上真正意义是的革命道路的预演。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革命行动，才使杨虎城有了“西北山高水有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②的革命情怀。
杨虎城革命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地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经历新体验的过程。是在蓬勃发展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杨虎城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有了自己更高意义上的追求目标。
1915年至1922年，是杨虎城思想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在不断的战争中，杨虎城“开始有意识地结交一些知识分子”，借用这些人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开阔眼界，“不断地加深对中国政治形势的认识，并逐渐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说，此时的杨虎城，已经由一个自觉革命者，逐渐转变为一个有政治要求的民主革命者，开始了对中国政治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开始思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
1915年，杨虎城率部参加陕西义军的讨袁战争，胜利后杨部被编为陕西混成团之一营，杨部正式进入部队行列。1917年为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他又率部参加了于右仁领导的靖国军，抗击北洋军阀。“杨部在关中地区，东挡西杀，作战最多，也最为活跃”。③1920年直皖战争后，统治了整个华北及长江流域部分地区的直系，对靖国军采取分化、收编政策。“靖国军大部从权受编”，唯杨虎城以“保全革命人格”而婉拒收编，充分体现了他革命的坚定性。
然而，由于众寡悬殊，孤军作战，杨部虽迭获胜利，终因伤亡过重，接受于右仁“为了保存一点西北的革命种子”的建议，转赴陕北，以图东山再起。
如果说，杨虎城是陕西靖国军中反对北洋军阀最坚定者的话，那么他的坚持为何而失败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何也难以实现呢?寓居榆林的杨虎城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就在这时，杨虎城结识了陕北的一些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不但为其疑问找到了答案，而且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杨虎城在榆林期间，结识了当地的社会名流，其中民主人士杜斌丞和共产党人魏野畴对其思想影响最深。杨虎城与杜斌丞，经常在一起谈论思想，品评国事，杜斌丞的进步思想，使杨有耳目一新之感，杨曾对人说：“斌丞先生虽是陕北米脂县人，但结识以来深感他是陕北的人杰之一，是有进步革命思想、有政治见解并能团结人的英雄人物”。④
可以说，杜斌函坚定了杨虎城民主革命的思想，或者说使杨虎城为其坚持的民主革命思想找到了理论依据。然而经杜斌丞的介绍，杨与共产党人魏野畴的结识，则是他民主思想的又一次升华。
杨虎城与魏野畴交往的时期，正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的时期，亦是共产主义思潮做为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在不断发展的时期。交谈中，魏向杨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以及中国的基本矛盾和政治形势，不仅使杨认识到自己及孙中山革命屡败的原因，更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信心。并使他逐渐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开始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思想迈进。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正式宣布国共合作，亦在此时，孙中山亲自接受杨虎城为国民党党员。对于大会的决定，杨虎城立即响应，从这时起，杨虎城的政治，军事思想。一直都受共产党思想的影响，无论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高潮，还是低潮，其思想深处，一直把中国共产党做为朋友对待，是国民党将领中，孙中山三民主义最坚定，最持久的践行者。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杨虎城是一个坚定的、不断追求进步思想的人，而且是一个坚定，持久践行进步思想的人。他的这种坚定性，为其以后践行抗日救国的主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同共产党合作的思想
杨虎城之所以能够发动西安事变，除去其坚定信仰三民主义和爱因主义等思想因素外，他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以及他对共产党主张和目标的了解，对其思想的振动和影响，所起的作用也许更大。杨虎城自同共产党相识之后，他的身边和部队中一直都有共产党人的身影。虽然由于环境的不同。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尽相同。但杨虎城始终把共产党当做朋友看待，随着双方交往、合作时间的延续和范围的扩大，杨虎城对共产党主张、政治目标及理论基础了解的深入，其寻求同共产党全面合作的思想亦迅速形成。
早在1926年。杨虎城接受魏野畴建议，为配合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行动，率部进入西安，协同李虎臣等共守孤城，反对北洋军阀刘镇华镇嵩军对西安的围攻。
在坚守西安八个月的战斗中，魏野畴与守军共同制定军事防御计划，并和李子洲等共产党人，积极发动群众，筹措民需民食。在守城战斗最为激烈的5月，魏应杨之请。冒险出城，指示地方党团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配合城内国民军抗击刘镇华，给守军以有力的支持。
如果说杨虎城同共产党人在陕北的相识相交，使共产主义理论在杨虎城头脑中有一些印迹。促使其从思想上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者的话，那么，反围城战斗中双方的密切配合，则是杨虎城新三民主义思想的实践。尽管当时杨虎城对共产党尚无全面的认识，但共产党人对他无私的帮助，英勇牺牲的精神，更加坚定了他的联共思想。而且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同共产党有了更加紧密的合作，甚至有跟共产党走的思想。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随后，冯玉祥命令所部进行清党。时归冯部的杨虎城，对这一命令十分不满，拒绝执行。他不仅保护了自己部队中的共产党人，而且收容了许多其它部队被清理后来到杨部的共产党人、正如尼姻韦尔斯所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到处都搞反革命清党，只有一个地方未搞，就是杨虎城将军统治的那个地区”．⑤ 而且，随着国民党的日益走向反动，杨虎城“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我们部队的前途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⑥ 当国民党新军阀联合残杀中国共产党员时，在冯玉祥国民联军中的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等许多共产党人先后来到杨部，杨均表欢迎。为休养生息，杨虎城与魏、南等人商议，退军相对空虚的皖北太和县境。
杨虎城为了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任命共产党人担任要职，并举办军事干部学校，以南汉宸为校长，魏野畴为政治部指导员，培养进步军官，加强军队的革命力量。
杨虎城在与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中，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和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精神极为钦佩，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27年冬，杨虎城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做贺龙第二，并提出将所部改编为由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但在当时党内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左”倾思想指导下，河南省委未能同意杨的要求。而且与此同时，河南省委批准了设在杨部的皖北特委，利用杨虎城部举行武装暴动。在此问题上，杨与特委发生分歧。首先杨不愿以非党人士的身份参加暴动。其次认为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但特委认为暴动犹如“箭在弦上，势在必行”。此时杨虎城的心情和处境，恰如南汉宸所说：“党觉得他是军长，是军阀，不能要他……，杨的思想很苦恼，改编军队不要，入党又不成，又不愿到蒋、冯那边去”。⑦在此情况下，杨虎城为了维护同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和摆脱尴尬，表示可以丢开部队。而不愿看到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归于破裂。并在离开部队前，对军参谋长孙尉如说：“这些朋友是我们请来的，纵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讲道义，要留有他日见面的余地”。⑧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杨虎城同共产党的合作是真诚的，思想是坚定的，不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表现出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在自己的主张与党的决定发生分歧的情况下，尽管自己的主张更符合当时的客观环境，更加切合实际，仍为维护同共产党的合作，离开自己的部队。也正因为这样的思想基础，才有了他以后同共产党的再度合作，才认同了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倡议，甚至可以说，才有了为争取全面抗战的西安事变的爆发。
杨虎城离开部队后，1927年4月，皖北暴动在地方反动势力和国民党的联合进攻下很快失败，这标志着杨虎城与共产党合作的一个高潮的结束。随着形势的发展，杨虎城同共产党的合作，经过恢复、挫折，再恢复，最终形成全面合作的局面。
1930年，杨虎城离冯附蒋，随蒋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是年夏，南汉宸再次来到杨部、杨虎城充分肯定南汉宸就当前国内政治形势和十七路军前途的分析，也坚定了他同共产党合作的思想。他曾说：“中国的新军阀没有一个能斗过蒋介石，能同蒋介石斗争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我们要同蒋斗，只有同共产党合作”⑨ 杨虎城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指导下，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同共产党进行了合作。
1930年10月，杨部进入西安，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在陕西省政府和他的部队中。大量使用共产党人，扶植培养进步人士。
他以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帮助其处理政务，对其部队中的共产党加以作用。对共产党的活动暗中给以帮助、支持。保护共产党人。1931年秘密释放被杨部逮捕的陕北红军重要负责人刘志丹；通过杜斌丞给到西安的谢子长提供枪支弹药。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杨虎城同共产党合作的决心和积极态度。
1933年，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根据地，同杨虎城汉中守军形成对峙。杨即派在十七路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到川北联系，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和共同反蒋的口头协定。直至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发功陕南战役，停战协定遭到破坏。合作局面陷于破裂。
当时，杨虎城与共产党合作以及对共产党人在西安保护的情况，我们从特务头子宋志先的谈话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他曾说：“江西是共产党集中的所在，但那里红是红、白是白，红白分明，工作比较好办。西安这个鬼地方是红白不分，小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的是共产党的事”。
当然，杨虎城此时同共产党的合作，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仍然是局部和有限的，但杨虎城对共产党人的信任和对共产党主张的赞同，以及在此思想指导下的与共产党的合作，构成了他以后同共产党全面合作的思想基础。当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后，杨虎城给予积极的回应。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大家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当1933年离开陕西，时在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南汉宸派人于1935年11月将《宣言》送杨虎城时，他极为认同共产党对形势的分析和救国的主张，表示愿和共产党进行接触和谈判。同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也及时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决定在西北地区首先与张学良、杨虎城建立全面合作的关系。
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派汪锋携带其致杨虎城的亲笔信专程送往西安。杨虎城对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的重视，和他谈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非常高兴，完全同意毛泽东亲笔信中的主张。同时，对汪锋带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重申：“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方针政策，亦表示赞成。正如他以后所说：“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使我感觉有了希望。乃至中共中央毛泽东派汪锋带着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和我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觉得共产党的政策对头了，也和我们有了合作的条件”。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杨虎城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正确主张的认同，是从思想上认可的，他的联合抗日的思想是建立在“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认识基础上的，正如王炳南1983年在杨将军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所说：“他相信共产党，把自己和部队的命运完全和我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笔者认为，当思想上有了认同感后，就有了向一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思想基础和条件。如果说，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当时的政策主张的话，那么，认同这一主张的杨虎城同张学良共同发动主张联合抗日的西安事变，是对这一认同的具体实施。因而我们说，杨虎城同共产党的合作，对共产党主张的认同和信任，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之一。
三、反帝救国思想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大地军阀割据，混乱，政治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而各帝国主义国家，则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为完成资本积累，纷纷进入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掠夺中国财富，欺压中国人民。特别是自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西，由于其资源贫乏，向中国扩张更是其必然选择。
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各种反帝思想风起云涌。此时杨虎城的思想正处于自觉革命向民主革命转变时期，虽然也高喊打倒帝国主义，但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倒帝国主义?要打倒帝国主义什么?如何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杨虎城于1928年初，借暂离部队之机东渡日本。他行前曾说：“喊了多年打倒帝国主义，今日要到帝国主义国家去，借此机会，一定要好好弄清帝国主义的内容，方不负此行”。⑩
杨虎城到日本后，通过与留日学生的交谈，特别是同陕籍留日士官学生章严的会见，对杨了解日本的政治、军事情况，给予很大的帮助。他经常向章严提出若干政治或军事问题，请他说明解释，并就某一问题，请章找材料给他做系统的讲解。不仅如此，他还订了日文报纸，首先“由秘书米暂沉就报纸中汉字大意，给以概括的解释”。“同乡来访时，再请他们将原文摘要读给他听，并就要闻给他加以说明”。(11) 借此了解日本。他常说：“我既来到日本，必须随时了解日本的情况。阅读日文报纸，只是借以了解日本的一个方面”。(12) 他每天到其驻地附近的日本代代木练兵场周围散步，观察日本军队的训练情况，了解中、日军队训练的优缺点。他还通过参观游览，观察日本劳动人民生活，以求增加对日本社会的认识。而对杨虎城触动最大的，是日本田中内阁为转移国内矛盾，采取所谓“对华积极政策”，就是在中国实行军事进攻的政策。
杨虎城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使他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了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时时想侵吞中国，把她攫为已有”(13)的侵略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始终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势不可免，而其发动侵略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时常告诫人们要“特别注意日本，因为它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这些认以。坚定了杨虎城反帝，抗日，救国的思想和决心。
他在日本时就常说：“我是一个革命军人，日本军国主义者这样欺侮我们，把兵开到山东，阻止北伐，杀我人民，我能对此无功于衷吗?”他在给于右仁的信中也写道：“日本人欺侮我们太甚了。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我要以毕生的精力，把兵练好，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将日本在华的势力扫除尽净……”(14) 可以看出，杨虎城在那时不仅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已抱定抗日救国的雄心壮志。思想决定行动，杨虎城抗日救国的思想，也决定了杨虎城以后的政治、军事活动。
1930年主持陕政后，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杨虎城在抗日救国的思想指导下，做了许多工作。
他倡导支持抗日宣传活动，提倡学术自由，重视对学生进行抗日爱国教育，支持教师向学生讲授抗日救国的道理，支持学生及抗日救亡团体的日活动。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他公开与蒋介石“侈谈抗日者杀无赦”的政策对抗，支持并同中共地下组织合作痛打反动头子戴季陶等抗日活动。
杨虎城对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误国政策极为不满。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杨虎城主动到石家庄见蒋，请缨抗战，被蒋介石以中央自有安排而拒绝。至此，杨对蒋领导抗日失去信心，得出“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15)的结论。随后，杨虎城在自主抗日思想指导下，积极参与抗日反蒋活动。
1932年5月，他秘密处决了自甘来陕进行军事侦察活动的日本间谍小泉浩太等。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树起察绥抗日同盟军的旗帜，杨虎城在物力、人力及舆论上予以援助。1933年11月，他派人同倡导反蒋抗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福建人民政府)联络，日的是建立反蒋抗日的合作关系。不仅如此，杨虎城还在部队中开展了以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为重要内容的政治教育。1934年他在西安绥靖公署操场举行“九一八”国难纪念日阅兵，打出“摒绝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标语，这些都表明了他团结御侮的坚定立场。
总之，杨虎城在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必然性有了深刻认识的情况下，抱定坚决抗日的反帝救国思想，随时随地积极而策略地做着抗日救国的工作。积极联络和支持抗日救国活动，随时准备率部抗战，一旦条件成熟，其“联合抗日”的思想必定要付诸实施。所以我们说，反帝救国思想，亦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四、思想与条件的结合，促成西安事变的爆发
以上着重论述了杨虎城坚定的、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长期不懈的寻求同共产党合作的思想和坚定不移的抗日救国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产生、形成、调整、转变、确定的过程，这些思想成为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最初和最基本的思想，但并不是全部。而且其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特征，决定其思想随着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深入，对共产党目标的认同，以及共产党对日政策，对杨政策、对蒋政策的调整，张，杨关系的变化，张学良与蒋介石、共产党关系的变化，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每一个进步的炎黄子孙要求联合抗日的呼声而调整、变化。这些都牵动着杨虎城追求进步的脚步，充实、完善着杨虎城反帝、抗日、救国的思想。再假以特定的客观条件，西安事变要想不发生都不可能，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西安事变前，也确实形成了杨虎城实施其政治主张的客观条件。
首先是中共政策的转变。1935年，中共的《八一宣言》倡导联合抗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更明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表明党在此时的策略是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反蒋抗日。会后，中共中央即选择了正在进攻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为统战对象，并派人同杨商谈合作抗日事宜。而且这一政策与杨的反蒋抗日思想吻合，故而双打一拍即合。随着形势的发展，1936年5月5日，红军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五五通电”。以及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表明我党的政策由联合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这为张、杨发动联合抗日的西安事变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同处剿共前线的张学良的政策转变。1935年9月奉调入陕，围剿经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张学良，仍执行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后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东北进步人士和东北军内部“打回老家去”的抗日要求促动下，以及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和张学良对“剿共”和“抗日”问题的考虑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张学良的思想逐渐由拥蒋。剿共，抗日转变为逼蒋、联共、抗日，这使杨虎城同张学良在思想上有了聚合点，为他们的共同行动扫清了思想的障碍，为发动西安事变创造了条件。
再次，日寇的加紧入侵与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5年一1936年，随着日寇进犯华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蒋介石却将重兵调往西北，并于1936年12月再次亲临西安，威逼张、杨剿共，在张、杨劝蒋联共抗日失败后，他们被迫扣留蒋介石，逼其联共抗日。
除此之外，全国人民一致的抗日要求，张、杨关系由于主张的相近、逐渐融洽等因素，都构成了杨虎城联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杨虎城是在思想基础和客观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会同张学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所以我们说，杨虎城坚定的追求进步的思想，长期的同共产党合作的思想，以及反帝抗日救国的思想，是其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思想与客观条件的结合，使杨虎城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作者单位：西安事变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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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杨虎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版，第1页。
②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③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④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⑤ 原荫盛 《扬虎城将军对国共合作的重大贡献》，陕西蒲城杨虎城研究会编印《杨虎城研究论文集》第1辑第27页。
⑥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
⑦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
⑧ 李炳武、雷云峰：《爱国名将杨虎城》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⑨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⑩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11)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杨虎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版，第27页。
(12)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杨虎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版，第29页。
(13)李炳武、雷云峰：《爱国名将杨虎城》，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14)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杨虎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版，第30页。
(15)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