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事变“善后处理”之探讨
李云峰
1936年1月25日下午，在蒋介石以“口头承诺”方式答应了六项条件并下令停战撤兵后，张学良亲自送蒋抵洛阳，次日返南京。从此，西安事变转入了维护和平解决初步成果的阶段，亦即南京政府所说的“善后处理”①阶段。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一阶段尚缺乏深入的研究，着墨较少又颇多误识。本文拟从张学良急于放蒋送蒋的“隐情”谈起，侧重论述西安事变主要当事人在善后阶段的表现与心态，以及“二?二”事件和“三位一体”的瓦解等重要问题，敬陈管见，聊备一说，以祈与学界朋友互策互励，共同探讨。
要研究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和主要当事人的表现，其基本前提就是必须弄清张学良为什么要力排众议，急于放蒋、送蒋?杨虎城又何以对此持强硬态度?否则，“善后”阶段的诸多问题都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以致人们对“二?二”事件和“三位一体”的瓦解完全陷入一种非理性的谴责和负面评价之中，而宣传上又大多绕过这一阶段。
对于张学良急于放蒋、送蒋回宁的原因，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了个别看法不妥外，都有根有据。并没有错误，但却偏偏忽视了西安事变的初衷和目的——劝蒋、逼蒋联共抗日以及国共两党关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国共关系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尚属秘密(张、杨的八项主张通电压根儿就没有明提，只言“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又被“三位一体”与南京的斗争和谈判所“遮蔽”，因而成了一种“隐情”，如果不从具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角度去深入思考，就很难发现。
笔者苦读苦思后认为，这种“隐情”就深藏于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的秘密晤谈，尤其是周蒋秘密晤谈之中。而张学良不仅参加了“三位一体”与南京的谈判，也了解周与两宋的晤谈，特别是耳闻目睹了周蒋的直接晤谈。可以说，除了杨虎城，他们五个人都是国共两党之间谈判的主要当事者或知情者。然而由于张学良不愿伤害他人而始终守口如瓶，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而只字未提，也由于周恩来因工作过于忙碌，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或者将几次协商的结果相融合，或者文字过于简约，有的报告迄今尚未见到，因而其中的“隐情”似不易窥其全貌。兹根据不久前披露的宋子文日记，并酌参宋美龄的回忆录和已公布的周恩来的报告等资料，将12月22日—25日国共两党代表之间的秘密晤谈情况，按时间先后大体勾勒如下：
据宋子文日记记载：12月22门晚，宋子文“拜见委员长(按指蒋介石)，且探其对周恩来求见之看法，然其却言，我(按即宋子文自称)应与蒋夫人(按指宋美龄)同去见周。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同意：(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要告诉周，他一刻亦没有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他保证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对此，如有必要，他可让蒋夫人签具一份保证。但是，在此之前，他须先召开国民党大会，以还政于民。重组国民党后，倘若共产党服从他如同他们之服从总理(按指孙中山)，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按即张学良)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②
23日上午，“委员长让我(按即宋子文自称)与汉卿一道去见周恩来，但主要是听他(按指周)讲，随后让我跟蒋夫人商量。周称，在陕甘地区，国军(按即国民党中央军)屯兵50万围剿中共，仅遣往绥远的两个师未参战，而中共此时已在其致国民党的宣言中同意放弃(赤色)宣传，原则上同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作战。若委员长同意抗日，中共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中共将为共同的事业而战，然红军人数不应限定在3000至5000人之间。陈立夫已经代表委员长同意，红军可拥有3万人。中共欲保留其军事系统，此亦应不困难，因不管怎样，在委员长自己的系统外，已有如此多其他军事系统。中共同意于国民大会召开时参加大会。以一个民主之中央政府来取代中华苏维埃政府。同时，他们亦将承诺放弃(赤色)宣传与停止向目前苏维埃政府控制以外的地区渗透。他们知道委员长有抗日之心，然其目前的做法不利开展有效之抗日。他们欲支持者非委员长个人，而系出于民族大义。他还多次提到委员长周围之亲日派。他说，上述这些条件合情合理，与数月前向国民党方面所提条件完全一样，他们并未因西安事变而增加一丝筹码。他愿意会见委员长，欲使其明白，委员长所建议的办法很难向人民解释。他称，就在中共与张、杨诸人一起竭尽全力，以图结束西安事件时，他知道，南京有些要员正摆酒设宴，拉帮结派，准备夺权，企盼委员长永不返回。我要周给我提供一份其解决办法之备忘录，该备忘录他次日上午给了我［附件B］。③ 另据周恩来当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周还向宋提出“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的要求，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④。于是，周随后又在张学良的引导下前去见宋美龄。
据宋子文日记记载：12月23日深夜，“周拜访了蒋夫人，同时他亦与委员长简单寒暄了几句。⑤ 可知周这一次主要是拜访宋美龄，也同时见到了在场的蒋介石；而蒋则很少说话，或“一语不发”、“不发一言，听周演说”⑥。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故意隐去了来访者的名字，只言张学良“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这里所说的“有力分子”，正是周恩来。会见中，周向宋美龄“纵谈一切”，详述中国革命问题，中共政策的转变，国防经济的重要性，以及中共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且主张和平解决，恢复蒋的自由。周说：国事如今日，舍蒋先生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我们并非不相信蒋先生救国之诚意，只是不满意其政策，措施使御侮救亡之进展过于迟缓。这次事变实出意外，张，杨等崇敬蒋先生，十年来未改初衷，并希望蒋先生能改变不利于抗日的政策，无奈蒋先生始终不愿听取他们申述的意见。临走时周应宋美龄的请求，答允劝告杨虎城早日恢复蒋的自由，并相约次日再见。次日宋美龄又见周，主要是对周所提意见进行回复，宋表示：我们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委员长即使对共产党亦抱有宽大之怀。国难如此，今日民族运动者如为真正爱国者，应即放弃其不能实行之政策，各尽其在中央领导之下诚意协作之任务。⑦ 这一次周恩来与宋美龄晤谈并见蒋，为下一次晤蒋进行实质性的对谈做了必要的铺垫。
据宋子文日记记载：12月25日上午，“周恩来再次要求见委员长。我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周见了委员长，解释说，一年来，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作出如下保证：(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主张：委员长答，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已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学良)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⑧” 据说此次双方“谈得很好”。“谈得很高兴”，蒋云“终身不内战”⑨。此外，张学良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虽然对周蒋秘密晤谈缄口不言，但却对记者说了一句自鸣得意而又耐人寻味的话：“不单是我在场，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⑩
毋庸置疑，经由上述国共两党之间的一系列高层秘密晤谈，特别是周蒋的直接晤谈，张学良对国共两党的基本立场、和解态度和相互承诺已了然于心，他自然会感到他所肩负的劝蒋，逼蒋联共抗日的使命已经完成，西安事变的初衷已经达到，这种中国式的妥协已经足够，如果再纠缠签字之类的保证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破坏和解气氛，甚至引起更大的内战，有悖初衷。可以说，这种“隐情”才是张学良急于放蒋、送蒋的最根本原因。
在“三位一体”与南京谈判期间，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和设计委员会曾开会讨论蒋所承诺的条件和放蒋、送蒋问题，终于引发了轩然大波。大多数人都不同意无保证放蒋，更反对送蒋，有人甚至扬言要对张学良“举行二次革命”。对此，张学良和宋子文不断找各将领竭力解劝。张还召集其中态度最激烈者训话，“谓尽管他们必须承认方法错误，然其动机善良。难道他们不想由委员长领导去打日本吗?若否，则他们就应付出风险，仅以口头承诺，放委员长走。而且，他们发动兵变之时，他已明言，他们在冒掉脑袋的危险，任何人任愿退出，难道他们尚有其他办法?”(11) 张自认已经说服了这批人，其实未必。不仅如此，当晚杨虎城也因同样的问题与张“发生激烈争吵”。几至决裂。“(杨虎城指责称)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他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他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按指张)打死(12) 。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他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大为不满地离去。”宋子文在周蒋会晤后非常焦急，乃督促周恩来，“必须比委员长即速离开，再行耽搁只能令局势进一步复杂，战端一开，难以平息，作为委员长之老部下，他(按指周)应知委员长为信守诺言之人。……再行停留将影响委员长之威信，委员长已明确表示，若今天不能动身，他(按指蒋)就不欲再走。”周“答应尽其所能”。“正是他(按指周恩来)最终说服了杨”(13)，化解了这场危机。
基于对张学良急于放蒋、送蒋根本原因的认识。笔者进而产生了个既符合历史逻辑又缺乏实证资料的“猜想”：既然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已通过周蒋会晤接上了关系，并达成联合抗日的共识(尽管今后还有一个继续谈判的过程)，那么作为国共两党之间“中介人”和西安事变最高领导者的张学良，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和西安方面“谋主”的周恩来，就势必要考虑，东北军、十七路军这两支国民党军队与中共红军的政治结盟关系是否还要继续保持下去，或者说“三位一体”是否需要分离的问题。
我以为，张与周很可能就放蒋送蒋和“三位一体”分离的问题商谈过，也可能达成过某种默契，不然，有些问题就解释不通。譬如，在有无保证放蒋的问题上，如果周不同意无保证放蒋，又何以能说服坚决反对无保证放蒋的杨虎城?事实上，周恩来在与两宋晤谈并首次见蒋后，于12月23日亥时(21—23时)致中央书记处电中，已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即“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如下令停战撤退，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见23日12时电)，是否可放蒋回京，我以为是可以的。”(14)又如在送蒋的问题上，“25日中午，周恩来回张公馆，立即写个便条约见张学良，限下午2时到”。(15)而当张学良送蒋时，周恩来、博古却若无其事地在张公馆A楼与前共产党人、为张掌机要的黎天才谈些八项主张通电的起草及中共党内的错误问题。(16)这究竟是周张商量后的有意回避，还是张精心安排黎拖住周?再看1990年日本NHK记者与张的对话：“去南京的事，你和谁商量过吗?”“我自己决定的。但杨虎城他们想拉住我。”“你没和周恩来商量过吗?”“没商量。但他知道。为了制止我，他跟到飞机场来了。周恩来是打算把我劝回去，他恐怕我在南京会出什么事。”(17) 这里的“没商量”与“他知道”岂非自相矛盾?有无可能周事先同意张送又临时改了想法?这是张有意设的谜团抑或是译文有误?都让人真假莫辨。在我看来，周恩来当时同意无保证放蒋是可以肯定的，而是否同意张送则难下断语。纵然周真的同意张送，也丝毫无损于他的声誉，反而更证明他的伟大。因为党内只有他最了解西安的实情和南京的意向，他无疑是党内既坚持政策的原则性又注重策略的灵活性的典范。即便他不同意张去，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深知张的为人和个性。当然，从他的内心讲，他对张的离去是非常惋惜和痛心的。
关于“三位一体”的问题，以张、周二人“一见如故”的感情及其政治智慧、政党知识，必然会认为，除了朋友关系，这种政治结盟关系恐怕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再保持下去了(当然也需要一个过程)，其分离是或迟或早的事，否则只能引起蒋和南京的忌恨，有碍国共合作的进程，也会给西安方面带来更多的损失。退而言之，即使周恩来没有这种想法，也不能排除张学良有这种考虑。且不论张临行前已与亲信黎天才编定了相互联系的亲译秘密电码，并令其随员随后赴京(18)，仅从不久后张对陕甘善后所提的解决方案也可得到一定的印证。但是，在放蒋之前西安与南京严重对立和敌视的氛围里，他实在不便也不忍心给杨虎城及广大官兵和群众公开讲，如果讲了，大家一时极难转过这个大弯，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更大的震动，混乱和灾难。因此，也就只能在善后阶段去逐步等待或把握时机。在某种意义上，张学良以“牺牲我个人或牺牲东北军闭体都在所不计”的精神(19)，亲送蒋介石回南京，所做的或许正是这种分离的引线，这个问题后文还将论及，此处不赘。
总之，张学良不顾“三位一体”大多数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于12月25日下午放蒋、送蒋，绝不是什么“轻率”，
“鲁莽”的行动，反而彰显了他的光明磊落，深思熟虑。换言之，这种选择恐怕是当时代价最小、收效最好的一种选择
，也是张学良说他比别人想得高，想得深的又一个关键所在。其实，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只要蒋介石还在，还握有
大权，只要张，杨及其部队还承认蒋是他们的领袖，作为推动全民族一致抗日的代价，他们的悲剧性命运就已经注定。
东北军炮六旅黄永安部，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冯钦哉部的叛离，洛阳机场的未能控制和潼关要隘的丧失，即为一例。此乃
日本法西斯妄图灭华的环境使然，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时势使然。而愿不愿意为国家民族付出代价，代价或功业之大小，
则又事在人为，在于人的思想觉悟、政治智慧和奋斗努力之程度。张学良之所以为张学良，其因概在于此。
作为西安事变的另一领导者，杨虎城和张学良一样都具有强烈的救国救民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但两个人同中也有异。杨饱经沧桑，苦大仇深，政治经验丰富，对前途较少幻想，因而斗争性强，警惕性高，在对蒋介石为人的认识上比张略胜一筹。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地位居下和实力较弱，因而缺乏张那种当机立断、敢作敢为的作风，也较少与对手达成妥协的谋略。特别是在西安谈判期间，他因不谙英语，听不懂其他人的交谈，不便参与意见，也不大了解国共两党之间秘密晤谈的内幕，心情比较苦闷，就难免在放蒋、送蒋问题上态度强硬。张学良随蒋一走，“三驾马车”失去了最得力的一位，给他和西安方面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与风险，加之他的强硬态度已为蒋介石所知，他自然颇感不满和不安。他的苦衷是不难理解的。然而，杨尽管与张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几至决裂，但他仍能从大局出发，听从了周恩来的劝解，尊重了张的选择，同张一起恭送蒋介石到机场，并接受了张的委托和代理其职的授权。
二
蒋介石既已安全地返回洛阳、南京，又挟西安“三位一体”的最高领导者张学良在手，他和南京方面的地位便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而杨虎城和西安方面则由主动转为被动。因此，蒋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解除后顾之忧，并通过“裁处”张学良与自请“引咎辞职”，以恢复自己的尊严和权威。
蒋一到洛阳，即示意张学良电杨释放被扣的南京军政大员。杨接电后马上与东北军将领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会商，一致认为既然把蒋放走了，再扣这些人已没有意义，要做就做到仁至义尽，不如把被扣的人都放了。接着，杨虎城即分别拜访了所有被扣的军政大员，表示歉意，并于12月26日晚“特在新城设宴，留陕人员均被邀，宾主尽欢”；27日晨，“适为欧亚班机期，事前由军部交通处将全机包租”，载南京各大员离陕；“各要人随员及委员长侍从室人员留陕省凡五百余人亦由西安为备专车一列，于是夜12时东开”；至30日，包括邵力子夫妇在内，南京各要员均已离陕，“西安军政各界要人悉为东北与陕籍人士矣”(20)。
继而蒋甫抵南京，除电告西安方面他已“安抵首都”、“一切安好”外。又令宋子文转告张学良写一“请罪书”，并抢先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26日晚以电讯方式发表自己的《对张杨训词》，次日又在各报大登特登。这篇长达两千余字的“训词”，着重强调他的“人格”、“正气”和“信义”，却对他在西安的“六项承诺”不置一词，只含含糊糊地表示：“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最后要求张、杨“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21) 据宋子文日记记载，蒋在离陕前确曾“召张、杨训话，告诉彼等，尽管他们的做法系叛变行为，但他原谅他们。他所允诺之一切均会履行。”(22) 这就证明已公开发表的冗长“训词”当
系陈布雷按照蒋的旨意，歪曲增删而成，与实际内容颇多出入。
张学良在向蒋递交“请罪书”后，27日夜即给杨虎城写信说：“京中空气甚不良，但一切进行尚称顺利，子文兄及蒋夫人十分努力。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还(圜)京中无味之风，但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张甚至考虑到蒋“在京之困难，恐有过于陕地者”，嘱杨切实保守秘密，“勿公开宣布，恐防害实际政策之实行，少数人密知可也”(23)。而蒋介石拿到张的“请罪书”，复令宋子文进一步向张提出放回70架(另一说为50架)飞机的要求。张学良依旧好心地表示同意。30日，阎宝航应宋子文请求，持张的信函到西安新城。西安方面即放走了这批飞机以及驾驶员和500名地勤人员。当然，笔者在这里绝无责备张将军之意，只能说是环境使然，时势使然。至此，蒋介石消除了一切后顾之忧，杨虎城和西安方面也失去了制约蒋的重要条件。
对于杨虎城和西安方面的态度，也应该从当时的环境和时势观之。西安方面固然有人(如某些少壮派)不同意放走人质和飞机，他们所说等张学良回来再放的意见也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放人放机是张副司令的嘱咐和命令，也是“三位一体”共同协商的结果，绝不能将责任推给某一个人，包括主事者杨虎城在内。更何况，蒋介石的真实用心和张学良的安危祸福难以弄清，时局的走向尚扑朔迷离，放与不放的利弊得失及后果，谁也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料和判断。诚然、蒋介石重新兵压西安时的五路指挥官，除顾祝同一人外，其他如蒋鼎文、陈诚、卫立煌、朱绍良都是被放回去的大员，对西安方面大为不利；但问题是，在蒋未露出明显的扣张意图前，杨虎城和西安方面有什么理由不放?若从全国抗日的大局考虑，我以为没有拿得出手的理由。正因为如此，杨虎城对时局的发展既寄予希望，又充满疑虑。这种十分苦闷的心情，在27日、30日他给桂系李宗仁等的电报中已处处可见。他说：“现中央入陕部队已陆续撤至潼关以东，汉公
现在南京寓宋子文私邸，不日或可返陕。时局虽略显曙光而吾人责任反愈趋重大”；“此间所提之抗日救亡主张，京方或能渐次实现，瞻望前途，不无希望”。然而，毛泽东、杨虎城毕竟比张学良的警惕性要高。针对蒋在《对张杨训词》中的某些谎言，为说明西安事变真相，督促蒋兑现其已经答应的条件，他们分别于28日，29日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和《致陕西各县县长函》，以各自的归纳公开了蒋在西安时的六项承诺。
为了扩大国际影响。杨虎城还通过王炳南的安排，接受刚到西安的英国记者、新西兰友人贝特兰以及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的联合采访，十分明确而又极富感染力地回答了有关西安事变、民主运动、“统一阵线”、联合抗日等问题。记者最后问及西安放蒋的情况，杨说：“长期以来，蒋委员长不懂得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见和要求，因为他总跟‘亲日派’分子交往。我们利用在西安这个机会，与他系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说服他改变了政策，接受了我们的基本原则观点，然后我们便无条件地释放了他。”当记者满意地起身告辞时，杨又情绪热烈的补充道：“但是，请记住，这次西安事变并非偶然，也不仅仅中两个将军的行动，它是西北全体将士的一致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的这次行动，并不夹杂任何个人仇恨。我们只想要进行抗日战争，并结束内战。我们没说过一句反对蒋介石将军的话，我们尤其希望能够与他并肩抗击敌人，我们的要求十分简单，这就是对内和平，对外誓死抵抗民族侵略!”(24)
从12月31日开始，摆脱了后顾之忧的蒋介石便以“国法军纪”为由，导演了一系列“审张”、“赦张”、“管束张”的闹剧，以报复张学良。按傅斯年的说法，“据闻(确切消息)审张之日，张作一政治研(演)说，大骂南京政府及‘蒋先生左右’，自何(按指何应钦)至政学系，银行家，等等，谓蒋好而南京太坏，彼如在一日，必拥护蒋，亦必打倒南京政府云云。此演说把审判长greatly impressed(大大地感动了)。”“事为 generalissimo(委员长，下同)所闻。甚气，谓：‘不放这小子回去。’所谓‘管束’有三端，即居处、见客、通信皆不得自由也。”(25) 另据冯玉祥日记记载，国民政府委员会开会讨论张学良特赦事时，“宋(子文)、王(正廷)均主训诫，张(继)、居(正)、戴(季陶)，叶(楚伧)均主严加管束”(26)。关于“裁处”张学良的这一系列闹剧，上海《大公报》当时即颇持异议。该报的一篇社评指出：“张学良特赦案昨经国府委员会会议通过，明令发表，将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议判决所处张氏十年徒刑，准予特赦，惟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所足异者，褫夺公权，乃系从刑，主刑既予赦免，从刑乃置不叙，殊不可解。查张氏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事变次日，即受国府‘褫夺本兼各职’之处分，故就公人资格言，张氏自十二月十三日起，已为无职之人，此次特赦徒刑，并未开复原职，在未奉明文取消褫职令以前，原不能遽回原任。有‘交军委会管束’字样，更难自由活动。夫以张氏变乱所为，毁法蔑纪，几令国家遭受不可挽回之损失，幸而悔悟甚早，送还统帅，随行待罪，时论对之始转缓和。军法裁判，已从末减，重邀特赦，更属异数。”(27) 充分反映了南京当权者私心自用，视法律如同儿戏，荒唐可笑!
笔者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蒋对张学良的报复(包括后来对杨虎城的报复)，主要应视之为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和上下级之间的恩怨情仇，也主要涉及蒋在为人方面的信义道德层面(如心胸狭隘，气量太小，眦睚必报等)。尽管关于国共两党的成败得失，但却与当时的大局和时势走向并无本质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蒋介石这种“以怨报德”的不明智做法，张学良后来才在接受采访时批评蒋“有大略而无雄才”。从此，西安事变主角之一的张学良，被幽禁达半个世纪之久，令人扼腕；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杨虎城，也就只能借助于周恩来等的支持，独自面对捉摸不定的政局了。
随着《对张杨训词》和张的“请罪书”的公开发表，以及对张的“裁处”，蒋介石又故弄玄虚地重演了一套自请“引咎辞职”的故伎。结果，孔祥熙、何应钦、居正、林森都急忙呈请撤销或终止其代理职责，蒋介石很快恢复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为胡汉民，已去世)、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为汪精卫，1936年3月赴欧，正在回国途中)等本兼各职，并获准“给假一月，藉资摄养”的特别优待。事实上，他的声望和权威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备受推崇和颂扬，甚至连或明或暗地支持过张、杨的地方实力派如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宋哲元、韩复榘，以及计划取蒋而代之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28)都多次向蒋致电祝贺，慰问。而对西安力主讨伐和轰炸的何应钦，此时更在《告同志同胞短言》中表示：“我们对于这次西安的事件，要一切遵照领袖的意旨，听凭领袖的处置，不可以我们个人的闻听所及，随便批评，随便指摘。”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29) 不过，在新一轮的拥蒋潮流之中，舆论界也提出了许多新的建议、要求和主张。如天津《大公报》社评指出，国民对于蒋介石获释的“热烈表示”，“无形中更将蒋先生责任加重”，因而提醒蒋介石和执政的国民党“整个的需要自己检讨”；上海《新闻报》认为，“此次事变，将如何善后，亦举国注意之一端”，“惟望所有纠纷，均得迅速顺利解决”，并要求必须革新以“虚与位置”为特征的“官僚政治”；上海《大公报》社评指出，中国人之所以“当共产党”，其“最大原因是对政府中一部分的贪官污吏，发生抑郁不平之气”，认为“当权者与其责备青年，不如多责备自己”，并要求“以民族自身利益为中心”，自立自主，自信自强，自力更生，以“御侮救国”(30)。至于对西安事变攻击最烈的傅斯年也针对国民党在训
政时期“仍未全脱军政色彩”的弊病，要求改善政治结构，主张建设“有治人又要有治法”的“政治的常轨”，使中国的政治走向“正轨化近代化”(31)。
有鉴于西安事变的沉重打击和连日来“拥戴”与“要求”的双重压力，南京国民政府于12月29日发布命令：“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并将讨逆军总司令部及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部一并撤销。(32)”而被中共视之为中间派的蒋介石，原本就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的爱国思想，也进行过一定的抗战准备，回宁后他尽管罔顾为人方面的道德信义，但却在涉及国策问题的抉择上又不能不接受自他掌权以来最为刻骨铭心的教训，既不敢也不愿再冒天下之大不韪，只好如履薄冰似地谨慎对待“善后处理”，并逐步兑现他在西安时的主要承诺。他的“以政治为主”和平解决陕甘问题的方略便呼之欲出。当然，以蒋之见，由于南京方面还存在亲日势力和反共顽固派，也由于他确知西安方面不会轻易“就范”，他自认为采取“军事为辅”的手段也就必不可免。从以后的事实来看，南京与西安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战云密
布，但双方总的方针都是政治和军事两手并用，而以政治方式解决为主。这就是说，双方虽然在前线有些小的冲突，但都不想真打，大打，基本立足点都是和而不是战，军事行动只是为达到各自政治目的所采取的威慑手段。正是在双方的相互对阵、相互制约中，彼此都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毛泽东所说的抗日救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
1937年新的一年的来临，无论对西安还是对南京都意味着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关系重大。为庆祝元旦，西安宣布放假三天，“人们希望在迅速增长”，“沉浸在一种‘小阳春’的喜悦之中”(33)。特别是元月1日杨虎城发表了以全国“精诚团结”、“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为主旨的《告民众书》和《告官兵书》，并于上午在西关机场主持举行了盛大热烈的阅兵式及市民大会。杨在《阅兵训辞》中指出：“我们今天庆祝元旦，与往年的庆祝是有着不相同的情形的”，其最大的意义约有四点：第一，“是自双十二事件以后，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新年、新时代，我们应该有新的快乐，更应该有新的努力”；第二，“自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崛发后，我们的领袖蒋委员长完全了解全国民众救亡的要求；尤其了解西北将领的爱国主张。所以我们相信中央今后的国策，一定能本着救亡图存的宗旨，领导全国民众奋斗的”；第三，“已往的检阅，完全是由驻防地的最高长官来检阅的；而今天则是全体民众以及各界救亡团体来检阅的，即是检阅我们西北武装同志的抗日准备与决心”；第四，“今天的中国被日本侵略得快要达到灭亡的惨境了，所以我们为求得和平、求得复生，除了一致抗日而外，是没有第二条生路的”。他最后表示：“希望大家一致在我们革命领袖蒋委员长、张副司令的领导之下共同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34) 与以往学术界的说法不同，笔者从中并没有感受到向南京示威的味道，相反，看到的只是拥蒋抗日的热望和决心。
同一天下午，蒋介石召见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参谋本部厅长林蔚等会商，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同时对西安“三位一体”的存在耿耿于怀，谬解并歪曲西北形势，攻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仍隐然与共匪勾结，杨且在西安‘阅兵’，扬言决联合‘红军’贯彻主张，西北局势，仍极危殆”(35) ，为其兵压西安制造借口。
次日，蒋即离开南京，回奉化溪口休假养伤，但仍操控着陕甘善后的主导大权。事实上，真正挑起军事对抗的不是西安而是南京。如西安方面的有关电文指出的：“昨日何应钦令刘峙将复员各军原地停止，举行演习。本日何令李默庵称，张、杨已与红军联合，形势紧急，该军应以演习为名，秘密向雒南前进。”(36)“更自世日(按即31日)起，中央方面在华渭间增兵至四、五师之众，且有续进模样，企图以武力压迫。”(37) 接着，南京又重新调整并部署了约近39个师的兵力，任刘峙为前敌总指挥，从东西南北分五路威逼西安，并派顾祝同驻节潼关，以西安行营主任的名义遵蒋命解决陕甘善后。于是，释蒋以来相对和缓的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在扣张不放、复又兵压西安的强势之下，蒋介石正式着手进行陕甘“善后处理”。其要旨是“为保存国家实力准备对外起见，陕甘军事之善后主用政治方式解决之”，而实质则在于分化西安“三位一体”，否定“西北军政统由张、杨负其全责”的承诺，以达由南京控制西北的目的。为此，1月5日国府行政院举行院会，决议裁撤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处理西北善后事宜。并由军政部发表了“陕甘军事善后方案”，其具体办法有：(一)人事方面：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综理西北军事及国防准备；以王树常为驻甘绥靖主任，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均受行营指导；冯钦哉为二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二)驻地区分：由潼关沿铁道至宝鸡，再沿渭河至天水秦安之线(大体包括陕东、关中、陕南商县雒南、陇东等30多县)归中央军驻防，以巩固国防根据地；冯钦哉部驻大荔等7县；十七路军驻正宁、宜君等15县；东北军恢复12月1日前原位置；黑城镇、海原、同心城一带之中央军暂在原地整理。(三)军需统一：陕甘各军饷糈由中央统一发给。(38)该办法并未提及红军的驻地问题。此外，国民政府还公布了一系列人事任免命令，其中包括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1月6日，蒋介石特从奉化溪口致电何应钦，指出以上方案须改正及补充的两点：一是“东北军全部应先调集甘境，归王树常节制指挥，并负责整理”；二是“十七路军除准在西安酌留一部外，余如所拟办理”。(39) 何随即电告刘峙和顾祝同。
l月7日，蒋两次致电刘峙、顾祝同，重申“对陕策略，应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并主张盗用张学良的名义印制传单，派飞机散发，以之“劝导其部属服从中央，接受命令”； 同时向刘、顾授以上中两策：“如能用政治方法，使我军能有一部和平进驻西安城，然后相机再用根本解决，是为上策。其次，使东北军能离陕入陇，赤匪旁观中立，俾杨逆孤立心寒，然后攻之，亦不失为中策。”(40)从上述蒋致何应钦电及后来的事实看，蒋首先采取的就是这个“中策”。
同日，蒋又致函张学良，告以他为“陕甘军事善后办法”所提两点意见，并申明“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请张“手翰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同时想试探一下张的看法：“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41)。张学良从戴笠手中接读蒋函后，当天即给杨虎城及各将领写了三封信，经戴笠同意派王化一、吴瀚涛持函去西安。张学良既不满于蒋介石公开发表他的“请罪书”，并对他“严加管束”(42)，又考虑到蒋的“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的处理方针，更执着于西安事变“救国之初旨”，因而试图抓住这个机会，从根本上解决善后问题，以免“引起内乱苦我
国及民”，“使仇邻鼓掌称快”。为此，张一方面要求蒋氏“勿操之过急”，另一方面则告知杨虎城，“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请兄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仍能本我等救国之苦心，全始全终为祷!”(43)尤其不应忽视的是，张在给蒋的复函中说：“良有不得已而欲言者，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陕甘问题，良十分忧心，非只虑于陕甘，所虑者大局形势以及内乱延长，对外问题耳。”他还在函中附了一份《张学良意见书》，提出了两个方案。(44) 这两个方案以国民党惯用而又带调侃意味的“剿匪”与“匪不剿”为小标题，但具体内容丝毫未涉及“剿匪”或“剿共”，主要说的是东北军调河南或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以及他和杨虎城的进退出处(如由他负责或帮助东北军的调出及整理，并愿去读书；调杨到甘肃或出洋考察养病半年，不开缺，对日发动即召回国等)。有学者据此认为，张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已不再坚持反对南京政府进行剿共战争了，是根本错误的。这从张函中所“忧虑”的问题即能得到确证。至于函中“去其火”的“火”，恐怕只能解释为西安的“三位一体”，因为张深知他和杨虎城与中共秘密结盟的行为是蒋特别忌恨的。当然，他本人尚不清楚自己提的方案会与蒋的“上策”不谋而合，正中蒋的下怀。应该说，两者的想法不尽相同，但却为解决西安与南京的严重对立以及推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找到了门径。如前所述，在张学良看来，既然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已在西安接上了关系，并达成联合抗日的共识，蒋已同意周恩来直接到南京讨论，那么他们作为蒋的部下，就没有必要继续保持与中共的政治结盟关系了。 在此期间，杨虎城虽针未作如是想，也很难打开这个心结，但还是派人赴潼洛与樊崧甫、顾祝同等接洽，晤谈。1月8日，顾电蒋密报：“杨虎城昨派参议谢珂、参谋处副处长赵锡庆携函于今晚到洛，据其陈述其意如下： (一)张杨两部对于钧座有计划之抗日，均表赞同，对中央无抵抗意念。(二)表白该两部均未新加共产分子。(三)探询中央将来对共党办法。(四)虎城要求准在西安城内驻兵。(五)东北军愿离陕，另指定驻防地点，以陕与‘共匪’隔别。(六)要求不封锁交通与交信，恢复火车及邮航线”。顾又称，谢、赵均系东北军人，据其另述东北军目前因“无人统率，故人心恐慌；对杨氏及‘赤匪’，均难信赖合作，但请中央军勿逼迫过急，以免恶化复噬。汉卿离陕时曾留手令，东北军听杨于指挥，于现在兰，故势难离杨单独行动；且恐王树常前往，亦难听其指挥等语。”(45)可见西安“三位一体”的团结已出现了危机。1月10日，顾遵蒋令派洛阳警备司令。前敌指挥官祝绍周入西安，与杨虎城、何柱国等洽商“两方各守原防，候蒋(介石)、张(学良)直接谈判。”(46)
在前述两种方案及补充的基础上，又考虑到顾电所报西安的情况，蒋介石遂亲自加以综合修订，并以张学良“解决陕事二案”的名义由米春霖于15日带回西安。这就是所谓的甲、乙两案：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路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绥靖主任之职。附记：陕西绥靖主任公署或移设三原亦可。3．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得由十七路部队驻扎)。 (二)乙案：1.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令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2.以王树常(或由汉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3.调于学忠任绥靖主任，统率驻在豫鄂皖之东北军。 4．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七路总指挥，第十七路军全部调驻甘肃(47)。这个方案对西安方面都有所让步，但由南京控制西北的意图并未改变。相对而言，甲案对西安方面比较有利，因为“三位一体”在陕甘尚能暂时保持。
米春霖携甲、乙两案返西安之前，蒋介石托米转交杨虎城一函，内称“为国为友为公为私”，张学良“皆无回陕之理”，让杨“勿再以此为言”，并要求杨只能在甲、乙两案中“任择其一”，“再无其他公私两全之道”。(48)张学良也有两函致杨及诸将领，请他们对两案“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即刻表示受命”，“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49)。
针对南京政府扣张不放和兵压西安的倒行逆使，西安各界表示了无比的愤慨，并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其中包括1月5日举行的保卫和平大会和杨虎城领衔向全国发出的著名“歌电”。从“歌电”可以看出，尽管扣张不放和兵压西安的主导者是蒋介石，但西安方面采取了“拥蒋迎张”(50)策略，故对蒋多有“恭维”之词，而“把主战责任放在何应钦一人身上，以留转圜余地”(51)。实际上，在西安事变“善后处理”阶段，西安方面要求“释张撤兵”的斗争，依然是以往逼蒋联共抗日的继续。
随着西北地区军心民气的日益高涨，在杨虎城的主持下，西安“三位一体”一方面拟定了一个回应式的防御作占计划，加强东线(主要拒敌方向)以及西线、北线的军事部署和备战；中共中央亦急令红军主力南下三原，向渭河以北推进，红十五军团经咸阳开赴商洛地区，从左右两翼配合东线作战。同时联军还决定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组成秘密的三人团(张未回以何柱国或王以哲代理)，由杨虎城统一指挥。(52) 另一方面则不断派人赴南京进行政治磋商与谈判，并向南京明确表示，“彼方决不肯为戎首”(53)。从1月3日杨虎城派李志刚、阎宝航飞南京晤孔祥熙，至1月15日米春霖带回南京的甲、乙两案，在不足半个月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杨虎城为促使南京释张撤兵致蒋介石以及各党政大员、地方实力派、知名人士、群众团体的函电不下60余通，足见其周旋各方用心之良苦、捍卫和平立场之坚定和对张学良感情之深厚。
1月10日，蒋介石托李志刚带其长函给杨虎城，“不辞缕缕”地向杨“详陈”关于张学良行止，派兵西进及解决陕事条件等问题的“肺腑之见”。蒋称：“关于汉兄行止，当中离陕之日，汉兄坚欲同行。中再三力阻，即恐到京以后，一般公意对彼必难谅解，此为兄所亲闻者。今几经曲折，办到特赦，而国府有管束之令，一涉法纪问题，即难以个人感情立时补救。汉兄深知此意，帮彼亦不急欲回陕，稍假时日，必为之设法，使仍有效力革命之机会，以无负其爱国之苦心，兄乃各将领尽可放心，亦不可操之过急，反使中及汉兄为难也。至兄等以中央军队向西进迫为虑，则中更可质言，不独中必当贯彻始终和平之主张，中央处置陕甘，亦必以政治建设为主，绝不至引起战事。目前所以在陇海路上酌置军队者，则以一般国人对陕甘情形俱非常之惶惑，因人事明令兄等既未接受，而所有组织，如临时军事委员会等，至今仍未变更，省府亦未照中央法令恢复原有关系。所有宣传，其误谬幼稚，与事变当时一般无二，不但形式上有不奉政令割据独立之嫌，且亦可见分子异常复杂。故一般国民对陕甘事态今后之动向，咸抱绝大之忧疑。中央为安慰人心，维持全局，自不能不加以防范。然所望于兄等者，只在接受中央之命令，而军事善后等具体细目，非无商量余地。”蒋又指出：“现在最急要者，在兄等务应廓清外间之疑虑，表示绝不割据独立，亦不破坏统一”并要求：“(一)惟有迅即表示接受中央命令，使一般了然于兄等拥护国家，完成革命之诚意；(二)将于十二月十二日以后之组织公布撤销，所有宣传均予改正，勿使再如当时之情形，以一新内外之观感，则国人疑虑得以冰释，而在陕军民亦可心安。”蒋还从他与杨曾亲自参与“促成陕西一切之建设而达充实国防之目的”方面解释杨对国家对桑梓“均负有特殊之地位与责任”，希望杨“信任中正之所言，首有明确之表示”，“立下决心，向和平统一之方向做去，迅复事变以前之常态，确立此后努力之始基”“则兄光明磊落之胸怀与报国救国之诚意，立即为国人所谅解，而兄之政治地位亦即自此站稳，不独同志所钦慰，西北人民亦将歌诵感激而不置。”(54)
1月14日，杨虎城复电蒋介石认为，“职意接受中央命令撤销临时组织及改正宣传一节，不过一纸文书即可实现，事同轻而易举。惟此际为全局关键而不可加以忽视者，似有四事，拟恳钧裁，俾资先决”。其中除了释张，撤兵和请蒋“即日入京，主持大计”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蒋考虑“东北军民、西北人士之意向及红军之安置”问题。杨说：“自张副司令部队移驻陕甘以来，东北人士来者甚众，陕甘军民亲聆其亡省破家之惨，敌忾之气，实已深入人心，而红军又于陕甘两省几于无地不到，其抗日之热烈宣传，亦复无微不至。因之，秦陇之抗日狂潮，遂至一发而不可遏止。前送钧座返京，即将红军驻地指定范围，缩小地区，并尽力宣布德威，俾共同静待后命。不图复员之处置未竣，东撤之师又还，且将副司令羁留在京，致东北军民、西北人士群相责问，以职为自欺欺人，而红军亦执前言相诘，职结舌咎心，处境之难，实难笔喻，职虽愚钝，而爱国绝不后人，际此危局，决不愿再有内战发生，惟实逼处此，殊乏善策，转圜之机，务请就全局考量，勿仅以职个人为念。似于东北军民、西北人士之意向，及红军之安置均应先有妥善办法，俾得各安其心，各慰其望，则枝节问题，自易解决。”(55) 当然，函中所谓“红军亦执前言相诘”只不过是向蒋讨价还价的一种托词。但从中不难看出，杨虎城同样关心中共红军的“妥善安置”问题。
1月16日，杨虎城派鲍文樾、米春霖、李志刚持其亲笔函和西安方面商定的“解决陕事问题方案”，赴南京、奉化呈蒋。该方案也分为两种，内容大体包括：(一)维护中央威信问题(杨、于、孙接受中央命令；撤销12月12日以后临时组织)，张学良出处问题(任陕甘绥靖主仟或行营主任、副主任)。军事善后问题(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在陕甘的驻地划分；潼关、华阴一带酌留中央军驻扎，中央军护路队最大限3—4团；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用人行政及训练由各本部全权负责)。(二)给杨虎城以援绥名义，率领十七路及东北军或骑兵一部援绥；东北军开甘肃，十七路仍驻陕西，中央军驻潼关、汉中；为建设西北计，陕西省主席仍由中央派人，行营主任拟请何雪竹带萧之楚部驻西安。(56) 同日，杨虎城和于学忠发表为抗日救国愿领受“革职留任”处分、并取消去年12月12日以后之一切临时组织的通电，孙蔚如亦通电就陕西省政府主席职。
比较南京与西安的方案，两者的差别自然很大：按前者，西北地区将由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控制，且不包括红军的“安置”；按后者，西北地区仍由西安“三位一体”掌握，这与中共1月5日所提“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57)的目标基本一致。
1月19日，蒋介石又给杨虎城写了一封长函，态度和语气已有所变化。该函指斥杨虎城等提出的解决陕事办法是“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造成西北为特殊区域”，“质言之，即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所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而一方面则以要求汉卿回陕主持为解决一切之关键。”在信中，蒋从“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非统一不足以御侮’等方面，申述“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的理由，表示：“如中央军队不进驻陕省，国内外经济界即不能确信其投资之安全。信用一有动摇，一切建设将无法继续。更就国防军事而言，亦何能坐令此根据重地与后方交通无确实之保障。此均为事理所必然，不待隐讳，亦无可否认。中央如放弃西北，即无异于放弃国防，亦即无异于自弃其职责，故无论任何困难牺牲，势不能不确实掌握此重要之国防根据。”至
于张学良回陕问题，蒋说张“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告诫杨等“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甚至以不再过问西北问题和张今后之行止相威胁，并说这是他的“最后忠告”(58)。
1月21日，杨虎城复函蒋介石，告以“前示甲案，应当接受。惟西北情形已趋复杂，执行甲案事，各方实际上之困难仍属不少。”即再派李志刚持函并携带西安方面的六项意见呈蒋。六项意见是：(一)在实行中待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布置就绪后，再请中央军进入铁路线防地，并在实行前请中央军回入华县以东地区，以便此间前线各军移动。(二)潼宝铁路线，请中央军勿驻兵过多，以安人心。(三)东北军仍请留一部驻陕境之西兰公路上(咸阳至兰州)，并留一部在西安维护其家属。(四)十七路军请以一师人驻西安。(五)副司令既暂难回陕，请给一名义以维系东北军心。(六)红军遵照委座指示办法，在三中全会未决定国策以前，请授权杨主任予以接济。(59)
可是，此时的蒋介石已显得很不耐烦，声称不再直接与西安谈了，但尚留有伸缩余地。1月22日蒋电杨表示，“对于陕事已交墨三 (按即顾祝同)兄在前方全权办理”，“望就近接洽可也。”(60) 随之又致电潼关顾祝同、洛阳刘峙并知照何应钦，授以六项“意旨”：“(一)中央军于本月二十八日以前暂驻原防地。(二)东北军、十七路军须于本月二十八日以前撤至泾阳、咸阳以西地区；徐海东、陈先瑞在陕南各部应同时一律撤至陕北。二月五日以前，中央军进至咸阳至宝鸡一线，接防完毕。(三)中央军定本月二十九日进驻西安与咸阳之线。(四)东北军可酌留一师约三团兵力暂住西兰公路咸阳至兰州一段。(五)十七路军可酌留一团至两团兵力驻西安附近，但其驻地由行营指定，并于中央军到达西安时，十七路驻西安部队暂时集结于王曲，以免误会。(六)张副司令之出处与名义，须待西北问题完全解决时另定之。除上列六点外，余可酌处。”(61) 1月24日上午9时，蒋致电顾祝同，对上述“商洽时之办法六项”又有所变通让步，即“除
十七路军驻西安附近兵额可改为酌留一旅已见昨电外，兹再补充如下：(一)原第四项东北军可酌留一师，约三团兵力，可改为约三团至四团。(二)原第五项后段中央军到达西安时，十七路驻西安部队暂时集结于王曲句下，可再加或分驻于王曲与新城二地。(三)另加第七项如下：对第三者(按指中共红军)部队，准由杨主任秉承顾主任之意，设法接济。”(62) 十分显然，鉴于杨虎诚已表示接受甲案，蒋介石上述对顾祝同的指示，都是针对实施甲案时应坚持的原则或可让步的限度，尚未涉及乙案。
尽管蒋介石已声称不再直接与西安谈了，但杨虎城深知南京事无巨细皆取决于蒋，故仍致电戴笠转呈蒋。电云：“抑犹有陈者，凡有决定原则，往往较易，而确定执行细目为难。矧职以质钝才短之人，处此万难千艰之局，纵竭志尽忠，亦非请示钧座不能决定也。顾主任虽经钧座界以全权，然对此间情形，既恐未能十分熟悉，且虑有时不能自作主张。”因此，请求能于必要时“迳陈、迳示”，并提议由阎锡山“代为陈请”(63)。而蒋则指示徐永昌、贺耀祖，邵力子联名电杨加以批绝，并让李志刚“剀切的转告杨虎城和张部各将领，若是二十四日再没有接受中央命令的表示，即认为有意反抗中央命令，即认为和平绝望”(64)。 这样，南京、奉化的谈判乃一变而为潼关谈判。
平心而论，在南京、奉化谈判期间，张学良尽管已经失去了自由，但他仍然一本西安事变“救国之初旨”，心忧国事，建言规劝，丝毫不为个人谋计，对于消解南京与西安之间的隔阂和对立、促进善后问题的解决继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而杨虎城则面对南京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分化的巨大挑战，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为维护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利益，为督促蒋介石践行诺言而克尽所能。虽然争取张学良回来和由“三位一体”继续控制西北的愿望很难实现，但却迫使蒋介石作出了一次次让步，特别是将中共和红军问题正式纳入到“善后处理”之中，这就为国共两党合作
抗日的原则意向打开了实质性协商的渠道。
四
蒋介石坚持扣张不放和兵压西安以推行其“陕甘善后方案”的做法，不仅激起了西安军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弹，而且使“三位一体”内部的分歧和矛盾日益扩大。这种分歧和矛盾，集中体现在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老一代将领与少壮派军官之间关于先撤兵还是先救张的问题上，从而形成了难以化解的战和之争。
杨虎城虽然接受了张学良代理其职的委托，但东北军毕竟不是他自己的部队，加之十七路军本身也存在战和分歧，不易驾驭，就更难把两支军队的认识和步调都统一起来、当时，战和两派都极力争取杨站在自己一边：主战派不时包围他，请求他率领两军与南京拼命；主和派不时向他进言，请求他与南京和谈，不能打仗。杨左右为难，很难有所决定。而身居客位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始终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但在1937年1月20日前后，其具体的策略和做法也几经变化。如1月20日前，中共曾提出“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并建议“速发拥蒋迎张通电”，“坚决备战拒顾(祝同)迎张”，“不为南京和平空气所松懈”，到18日还主张“杨、于、孙就职应与要求张回、要求陕甘防区不变二事同时进行”(65)；但由于1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来电批评(66)，1月20日后则表示“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继而又不得已临时决定，在力求和平中与张、杨两军“进则同进，退则同退”(67)。包括打仗在内。不消说，面对当时风诡云谲的形势和“三位一体”内部众说纷纭的环境，作为西安战和抉择关键人物的杨虎城，诸多矛盾丛集一身，思想上交织着情与理的激烈斗争，内心里翻腾着或担忧、或疑虑、或迷茫、或郁闷、或痛苦、或烦恼、或愤怒的复杂意念，也就难免时而“决心备战”，但“对作战胜利无把握”；时而“愿和，但对和平前途缺乏信心”；时而“力持慎重”，时而又“不论红军参加与否均主抗战”(68)；甚至偶尔发一些牢骚，说一些带有情绪性的话。譬如，杨曾对南汉宸说：“我们两人是十几年的朋友关系，这种朋友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纯朋友关系。一部分是政治关系。在政治关系方面，十几年
来我是对得起你的。……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一来到时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并亲自述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出来了，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我们现在的政治关系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我仍愿与你保持纯朋友的关系。”(69)杨还对主战的孔从周、李振西直言：“看你们傻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党的坚决主张。他们过去没有机会敲中央的门，现在利用东北军、十七路军敲开了中央的大门，人家怎能再同我们一道反对中央呢？光我们这点力量，怎能同中央较量?”(70)揆诸当时和后来的事实，除了和平解决应是张、杨和中共的共同主张这一点外，杨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而且尤为难得的是，杨的思想终于在逆境中转过这个大弯，认识到东北军、十七路军与中共的政治结盟关系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了，但朋友关系仍需要维护。这是符合国共合作抗日的大方向的。所以，杨那些带情绪性的话，只不过是在情与理的心灵天平短暂失衡时对朋友、对部下的发泄而已，并不能证明杨放弃了一贯的和平主张。因此，关于杨“动摇”之类的贬抑性观点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欠妥当的。其实，杨的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无论是战是和，都不可能把张学良救回来，他和十七路军都将付出代价。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两权取其重，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表示愿做中共和平政策的“牺牲品”(71)。杨虎城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自我牺牲精神确属可敬可佩!
总的来说，杨虎城尽管在战和两难的抉择中有过情绪的波动，但却能识大体，顾大局，始终把握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方向，为实现举国一致抗日救国的宏愿而努力。
外有强兵压境，内有战和纷争，政局瞬息万变。在此危急形势下，杨虎城经与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讨论，决定派米春霖、谢珂为代表于1月24日赴潼关与顾祝同谈判执行甲案的具体事项，并推何柱国为实际负责人，通过长途电话或电报商讨问题。随后杨又加派十七路军代表李志刚、王宗山到潼关协助。对于谈判协商中的问题，由杨虎城、于学忠(当时尚在兰州，1月31日上午被接回西安)，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等集体研究解决，必要时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参加意见。潼关方面则由顾祝同和他的参谋长以及卫立煌、刘峙等讨论解决，重要者须报告何应钦并请示蒋介石。
兹将潼关谈判的主要事项、双方态度及结果综合归纳如下：
(一)关于张学良之名义，复权及到部队讲话问题。
1月24日夜，双方第一次谈判一开始，米、谢首先提出要求，即当东北军移动时，发表给张学良一名义。顾答：俟西北问题解决，他到西安后呈请中央发表，惟在未解决前由中央自动发表亦未可知、何以钦接到顾的电话报告后说：东北军最重视此点。
25日上午，蒋介石通过电话指示顾：张汉卿名义必待其部队移防完毕后方能呈请，此时如果请求发表不惟无益，适增国民之反响，徒戾汉卿而已。
26日上午，米、顾先后与何柱国电话商谈，东北军方面仍要求先发表张之名义而后移动；下午，何柱国、杨虎城联名打电话给顾，请顾转呈中央早日发表张一名义，并说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甚不放心，恐政治解决后张一无保障。顾则按蒋的上述指示回复。据顾祝同在给何应钦、蒋介石的电话报告中分析：“商谈情形不能迅速开展，杨之态度并不如何坚持，第三者(按即中共红军)亦未出而捣乱，问题全在东北军。”(72) 当晚，双方又多次在电话中接谈，何柱国说为表示诚意，先撤退渭北一部分军队，但请中央先恢复张之公权；顾答须完全撤退后可照办，彼此保证。何说部属不安，尤其中下级难以一一晓喻；顾答应再努力劝谕，不能再坚持成见，如待至今晚仍无解决，则不必再谈。为便于劝谕，顾还提出两条办法：1.将铁道正面之东北军撤至西安城附近，中央军进至临潼，由中央办理复权；2，将渭北部队撤至三原以西，中央军进至三原，届时请中央办理复权。但蒋介石接到电告后立即表示：“二条办法均不行。因恢复公权须国府委员会决定，如西北问题未解决前，事实上不能为之呈请。”蒋甚至说：“如东北军作梗，至明日(即二十七日)正午再不撤退，则可能告其自明日午后起即为和平破裂，先对东北军前线阵地及其前方司令部开始轰炸，对于西安新城各目标暂缓轰炸，以示区别。”(73)这一晚，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吴家象与杨虎城、孙蔚如还在杨宅开会，另有鲍文樾、政训处人员及一部分军官则在一陈姓科长家开会；两处会后又合并开会，商定结果仍要求张学良到部队讲话，而后部队可一律开始移动；三中全会前将张之名义等问题办到，并使张出席全会，说明政治主张。
27日凌晨5时，何柱国将上述条件以电话告顾。顾回答说，不必谈了，最好请再开会考虑之。双方约定10时再通电话，何柱国10时来电话，仍坚持前述意见。顾即决绝回答，不必再谈。米春霖又与何柱国通电话，涕泣劝告西安方面接受南京命令。适值蒋介石、张学良致米、谢并转告东北军各将领的两封电报均到。蒋电称：“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中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但此时万勿提出事实上不可能之问题，以延误大局也。”(74) 后来的事实表明，蒋关于张的出处问题的“保证”纯属骗局。张电则说：“知前方仍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此事如前次瑞风(米春霖)、志一(鲍文樾)两兄回陕时，兄等接受甲案并即实行，则良之出处此刻已不成问题。今因迁延，引起误会，委座实属为难万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75) 接读蒋、张二电后，米春霖又向西安方面恳切再劝，经数小时商量，结果决定接受南京命令，但仍望南京对张特别宽大，仍允即为办理复权并给名义等事。米还与何柱国商定三项折衷办法：1．渭河南岸连同在西安的部队，五日内撤至渭河北岸三原一带；2.希望部队移动时，中央发给伙饷；3.部队撤至渭河北岸后，希望中央办理张之复权授职等手续，并使其出席全会。顾对第(1)点谓恐中央不答应；对(2)允酌发；对(3)渭撤至渭北后对复权事总可酌办。蒋介石得知后，即于下午2时30分电何应钦转告潼关：“可由顾酌允办理(俟撤至渭北后当为向中央呈请)，但须使东北军知悉，如再迁延反复，待至军事开始后。则对张汉卿一切均不过问，亦难再为之保障矣。”(76)
显而易见，杨虎城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为张学良的出处问题真是想尽了办法，费尽了口舌，并非和战之争中有人指责的“不管张副司令的死活”。而蒋介行也绞尽了脑汁，耍尽了花招，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拒绝放张学良回陕，以达其分化东北军并进而分化西安“三位一体”的目的。
(二)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之撤退、酌留、善后经费及中央军进驻接防等问题。
从1月24日至31日，经双方代表在潼关反复协商，并经蒋介打认可，最后决定：1.东北军在西兰公路上可先驻四团，待其移防完毕以后再增两团，但咸阳城内不可驻。东北军统帅请以于学忠为甘肃绥靖主任。所遗甘省主席职由张学良另保一人；绥署组织为扩大经费略予充裕，以便容纳东北“失意分子”。2．十七路军在西安附近，于其各部未移防完毕以前不能超过两团兵力。待各部移防完毕后，如有必要亦可酌增一、二团，惟其驻地仍需由行营指定令行。3．各部撤至西安、咸阳以西时间，最迟不得超过1月30日；移防完毕不得超过2月l0日。但东北军入甘路程较长，准予酌量展申，然亦不得过2月15日，惟中央军接防陇海全线至宝鸡，必须于2月5日以前完毕；中央军到西安，应定为2月1日到达。4．西安方面要求让红军在陕南、陕北各驻若干，顾则“告以陕南不能驻”。5．西安事变善后经费，原拟在西安银行存款内核销，因西安方面说存款已用尽，故决定由中央另给。计东北军发给100万元，十七路军借给20万元至30万元，红军发给50万元(按当时顾已知晓此前西安已给100万(77)，共国币180万元。为此，蒋特致电财政部长孔祥熙，请其如数筹发，交由何应钦转汇顾祝同转给。6.自1月28日起，第三、四两天渭河北岸部队先撤退，第五、六两天渭河南岸部队撤退(商县、兰田包括在内)，七天撤完；双方各派10人，组织前线监视团(各推一人为团长)，混合分为渭南、渭北两组，监视
渭南渭北部队撤退。7．东北军、十七路军拟于撤退时发表宣言。
1月30日，何柱国与顾祝同通电话说：周恩来要求派红军代表来潼关，其意当不外要求该军长久之办法。31日，顾将其所拟对红军的两种办法电告蒋介石：(一)番号不变，由中央指定驻军区域，每月酌予接济。中央军对其警戒，抗日时一致抗日；(二)完全收编，但收编时应令其履行事件至如何程度始可承认，即请示以标准，以便应付。蒋随即复电表示：“暂可以(一) 项办法处置。至其驻兵区域，可暂照西安方面前所提对彼等指定之范围为准。每月接济20万至30万，但仍由虎城间接领发。至其详细办法，必须俟各军移防完妥后再商。对其代表，可告以周恩来努力和平之成绩。示以传令嘉许之意。”(78)迹象表明，蒋介石对中共和红军的政策已开始有了较为切实的转变。
总之，在西安事变“善后处理”阶段，无论是南京、奉化谈判还是潼关谈判，其内容均涉及张学良的出处和军事问题的解决，至于政治问题，蒋介石允许并坚持要留待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解决。
2月1日晚，杨虎城以略带欣慰的语气致电蒋介石：“关于此间善后问题，业遵钧座谕旨，经连日与顾主任在潼商洽，结果已完全妥贴。定本日即开始撤军，明日撤渭北前线，后日撤渭南前线一带驻军。本日再派李志刚赴潼谒晤顾主任，三五日后，一切当可恢复原状也。”(79)
然而就在潼关谈判达成协议、着手撤军的关键时刻，西安内部却发生少壮派因坚决反对撤兵而枪杀主和将领王以哲等人的“二?二”事件，立即引起了东北军的分裂和内讧(如第一○六师，骑兵第十师通电“服从中央”，张学良最初的联共使者高福源被刘多荃无辜诱杀等)，也引发了十七路军一批力量(如第十七师四十九旅及警备三旅的两个团)宣布与杨脱离关系。端赖杨虎城及时采取措施，致使事态很快平息。“二?二”事件前夕，杨虎城已察觉少壮派“除奸”的征兆，马上派人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马占山、孙蔚如、周恩来等到新城暂避(杨还曾亲自去王宅劝说)，除王以哲因拒绝前往而遇难外，其他人都得到了保护。王以哲被杀后，杨又与于学忠，周恩来等共同商量，一面强令少壮派集中的卫队团和抗日先锋队后撤，一面派人将几个主要肇事者送到三原云阳镇红军驻地，使老派将领失去复仇目标，从而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与此同时，杨和于学忠还虚应故事地签发了通缉令，并接连向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致电通报情况。因此，南京方面认为：“二?二”事件后，“经杨、于等设法镇压，第二天便解决了。孙铭九等几人已经逃匿，事变也没有扩大。”(80)
笔者以为，“二?二”事件的主要后果是集中暴露了西安方面的思想混乱和认识分歧，凸显了中共和平解决的主张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既加速了西安“三位一体”的瓦解，又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共两党谈判合作的步伐。
在西安战和之争日益激烈的氛围中，中共依然坚持和平解决的主张，并在向蒋介石提出要求的同时，也“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的统一方针”，加之共产党人采取的秘密工作方式，因而引起了不少人的猜测和误解。正如时在西安的英国记者、新西兰友人贝特兰所指出的：“在西安最后那几天形势错综复杂、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这种政策(按指中共“坚持和平路线”)的后果，便是把共产党和红军一下子推到了西北各派别的右翼。虽然从现在看来，红军的政策显然十分光明磊落，可是在当时，它却被严重地误解了。”(81)“二?二”事件之前的情况如此，“二?二”事件发生后，虽然反对和平解决的论调已完全销声匿迹，但这种误解却进一步加深了、扩大了，不仅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及相互之间彼此猜疑，而且“一般人风声鹤唳都在怀疑共产党”，甚至有人说“共产党已被(南京)收买”(82)。这类怀疑和误解自然与事实真相相去甚远，但却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中共和平解决的主张和国共两党之叫的关系问题。与安事变的爆发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转化为西安(张、杨两军)与南京之间的矛盾相似，“二?二”事件则“歪打正着”，出人意料地又把较量的双方由西安(或者说“三位一体”，但中共仅处于赞助者与调停者的客位)对南京演化为共产党对国民党。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也是历史魅力之所在。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出于对朋友的关心，曾苦心孤诣，舌疲唇焦地做解释和劝说工作，以求维系“三位一体”的团结，但势难挽回。
如此看来，“二?二”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篇“糊涂账”，并无什么“严重政治背景”(83)，也不易分清是非曲直。若从王以哲、高福源等人的无辜牺牲和“三位一体”的瓦解而论，它无疑是一场亲痛仇快的悲剧；但若以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大局观之，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种历史的扭结和阵痛，大概只能归之于环境使然，时势使然。
理性地讲，所谓“三位一体”，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冶集团，而只是西安事变前张、杨两军和中共红军三方结成的一种临时性松散的政治联盟(当时也称之为“西北三角”或“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个联盟以劝蒋、逼蒋联共抗日为基础，确保了西安兵谏这一正义之举的成功，其进步意义和历史功绩不容抹煞，三者之间的友谊也弥足珍贵。但是、当蒋介石答应了联共抗日的条件并在善后谈判中有了较为切实的转变时，它就没有继续保持下去的必要了，也没有继续保持下去的可能了。其一，前已述及，张学良、杨虎城都是蒋介石的部下，他们的军队都属于执政的国民党体制，与这个体制外的中共红军本来就有质的不同，而且事实上谁也领导不了谁，谁也指挥不了谁，对不少问题的认识和步调也不完全一致。譬如，早在1936年12月14日中共即向张、杨提出“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按后改称西北抗日军事政治委员会)”，但12月15日又电张指出“对外请暂勿发表，惟对内似宜宣布”；直到12月23日，“张、杨及其部下均望早日宣布以坚定内部(有成为闽变之续者)，影响国内(李、白、刘湘均以此观望)”，但中共仍主张“对内对外均暂时不发表，何时发表有利，依情况定之”(84)；结果到最终也没有宣布或发表。再如，前面提到的毛泽东、杨虎城分别于12月28日、29日公布了蒋在西安的六项承诺，但两者的归纳在侧重点及具体内容上存在很大差异：前者比后者多了“改组国民党”、“驱逐亲日派”、“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却比后者少了“明令中央入陕部队自二十五日撤出潼关”、“容纳抗日主张”、“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副司令与虎城负其全责”；前者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后者则表述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说明双方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各行其是，并没有进行过协商。因此，当性质迥异的国共两大政党直接谈判的帷幕已经拉开(蒋周西安会晤已如上文所述，潘汉年也一直在沪宁从事这一工作，蒋已派国民党中委张冲来西安接周南下)，或者说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即将初步形成时(以2月10日中共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及2月15日-22日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如若再保持两支国民党军队与中共红军的政治结盟关系，就只能绐彼此造成更多的误解和隔阂，并给国共两党的谈判带来不必要的纠纷和麻烦，阻碍国共合作的进程和全民族抗战的发动，有悖于西安事变的初衷。前述张学良有意支开周恩来而又拉着杨虎城送蒋回宁，在给蒋的‘意见书”中提议可将东北军调至豫鄂，以及顾祝同入西安后杨晤顾而不再与中共代表商量，当不乏这方面的深思熟虑。这既是他们的明智之举，也是他们的过人之处。其二，蒋介石扣张不放并以军事威胁为后盾运用“政治为主”的方略对付西安，其目的即在于首先分化东北军，继而分化“三位一体”。最终由南京控制西北地区。周恩来、博古1月12日致中央书记处电所说“顾之行营主任及中央军一部驻西北，乃蒋所必争”(85)。 以及蒋1月19日致杨长函所称“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86)，当为蒋决定开战与否的底线。这从前述蒋17日致刘峙、顾祝同“阳戌二机溪电”授予的上、中两策也能看得出来。不过，由于西安方面群情激愤，坚持“三位一体”不分离，思想转不过弯，为使西安容易接受起见，蒋开始采用的是中策，即“使东北军能离陕入陇”，这就是被西安认可的“甲案”的雏型，然而，蒋一直着意的则是“根本解决”的上策。如1月11日蒋致刘峙、顾祝同密电称：“东北军不难分化，汉卿表示愿调全部来豫鄂而不愿回陇。此非战斗话(按即不是斗气话)，稍假时日，当可办到。只要东北军能离陕，则我军计划已完成。故开战日期之迟(近)远，似以东北军开动之时期为标准。对东北军调豫鄂道路，拟让西荆公路为宜。望熟筹之。”(87)为此，蒋在致刘峙、顾祝同电中再三叮咛：“不必即时开火” (1月7日)、“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令以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至总攻击令，必须候中核定为要”(1月10日)、“对陕运用，不忘政治为主” (1月11口)，并接连五次将和平破裂的时限向后推延(1月16日、1月24日、1月27日正午、1月31日、2月5日前)。其三，蒋介石在致杨长函中指斥杨“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及“中央无论如何决不放弃西北”的种种理由，杨和西安方面既无法反驳，事实上也没有反驳。因为张、杨和中共都清楚国民政府多年来所实施的“西北开发”战略，也都曾多次表示，只要蒋答应了联共抗日的条件并见诸实行，他们都拥护蒋为“领袖”，并赞助蒋“统一中国”。而一旦南京控制了西北。“三位一体”也就不可能存在。正是“二?二”事件不期然而然地加速了这个过程。当“二?二”事件平息几天后，东北军于学忠、何柱国等四名军长在高陵开会，决定放弃“甲案”，改采“乙案”。东北军陆续撤出陕甘并东开豫皖；十七路军绝大部分也退出西安。“三位一体”终于成了历史名词。
2月4日，杨虎城、于学忠领衔发丧《和平宣言》，简述了西安事变及善后的经过，指出蒋介石已“表示容纳所献各项意见”，并“必于三中全会提请公议，决不抹煞”。宣言还继续提出恢复张学良公权，给以职务并返陕训话的要求。(88)
同日，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报告李克农在潼关与顾祝同的谈判情况，其中说，顾答应“红军只留陈先瑞驻陕南(按：此点随之被蒋否定)，余驻陕北。西路军驻地须请示南京，但当时答应致电二马(按：即马鸿逵、马步芳)停止进攻；善后费五十万，以后每月经费三十万(当时约顾到西安后与周商)。其他各地红军，望我们就地集中，由中央供给。”“顾答应我方留一或数人在西安联络。”(89) 2月5日，为扩大影响，周恩来按约定在杨公馆与大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作竟日长谈，主要讲西安事变和中共今后的打算。周说：“共产党此时之政治目标，在争取党的自由，希望不致于再被任意逮捕，政治上希望走上民主的道路，则共产党放弃反对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取消苏维埃，同时取消红军名称，并承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90) 2月6日，周恩来迁出杨公馆、张公馆，搬入七贤庄1号，设立半公开的红军办事处(即西安“八办”的前身)，对外称“十七路军通讯训练班”，准备与即将入城的顾祝同及张冲谈判。
2月7日，蒋介石致电顾祝同，除否定前约东北军在西安驻一部外，主要指示顾入城后注意三事：(一)“与杨详商处理西北整个办法，详询其意见，且略示以推重之意。”(二)对周恩来及共党代表态度，凡实际问题，如经费、地区等，皆令其仍由杨间接负责处置，不可与之有确切具体之表示。但可多与之说感情话，最好派代表与之接洽”，见面时“亦须用秘密方式，切勿公开”。(三)“初入城与第三方面(按：即中共红军)各人会面时，不可向之用离间之言。而对虎城认其为三位一体之中心，自当稍加另眼看待，如使之能自动与我方就商其彻底办法，则更妥也。”蒋还特别叮咛：“此电底应即付丙(炳)，切勿带往西安。”(91) 2月8 日，国民党中央军宋希濂部第三十六师和平进入西安，逐步接管城防，“没有表现有挑战行为”(92)。也就在这一天，蒋一面致电朱培德，请其饬部对王以哲“从优汉恤，以慰忠魂”。一面再电顾祝同，就其与周恩来谈判指示基本原则。蒋称：“对恩来除多说旧感情话以外中，可以派亲信者间接问其就抚后之最低限度之方式，与切实统一之办法如何。我方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小作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商量。”(93)其实，周恩来也曾说过：“我们不在乎名称而在乎内容。(94)”两相比较。关注的重点一虚一实，政治智慧之高下，当可立判。2月9日，顾祝同入西安，正式履行其西安行营主任之职。有资料显示，“交通方面自八日起，徐州至两安间各次客货车均已恢复，欧亚航空西兰段及沪滇线亦于九日复航。西安情况，自顾祝同抵达后，渐入常轨。
物价低降，市面顿形活跃，月余来天时高亢，十日夜瑞雪纷飞，人民莫不喜形于色。”(95) 而杨虎城回三原省亲一周后，也应顾祝同之请，重返西安就十七路军整编的问题与顾协商。
峰回路转，否极泰来。西安事变的“善后”风波终于化险为夷，国共两党“重续良缘”与合作抗日的闸门已经开启。张、杨两将军及其部队在完成了自己的伟大使命后，也不得不悲剧性地割断了与中共红军的政治结盟关系，回归国民党营垒，而只保留了朋友关系。历史又从一个新的高度迈上了它的必由之路。
还是周恩来、毛泽东站得高、看得透、评论准确：“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96)；而“如果没有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97)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信然!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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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543页。
② 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张俊义译，《百年潮》2004年第7期。
③ 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页。
⑤ 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⑥ 《傅斯年致蒋梦麟、胡适、周炳琳》(1937年1月4日)、《傅斯年致蒋梦麟、胡适》(1937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5、348页。
⑦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1937年1月)。秦孝仪主编《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即《革命文献》第94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45-46页。
⑧ 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前引书，第345-346、348页。
⑩ 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11)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12)近代有记者在网络上刊文，将张的这句话解释成“杨虎城不放人就打死他”显系一种误识。
(13)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14)中央档案馆前引书，第264页。
(15)张魁党：《挽危救亡的史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16)无文：《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第30、140页。
(17)管宁，张友坤译书，第137页。
(18)无文前引书，第31-32、141页。
(19)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5页。
(20)李天织：《西安一月》，原载《国闻周报》第14卷第6期。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内部铅印本，第185页。
(21)秦孝仪前引书，第1-4页。
(22)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23)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7页。
(24)[新西兰］詹姆斯?贝特兰著，牛玉林译：《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182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前引书，第348页。
(26)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5册，台北国史馆1996年版，第459页。
(27)秦孝仪主编：《西安事变史料》下册(即《革命文献》第95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122-123页
(28)关于汪精卫计划取蒋而代之的事变，可参见时任驻德大使程天放的《西安事变——使德回忆之十》的“汪精卫的领袖欲”部分。秦孝仪前引书，第413页。
(29)秦孝仪前引书，第8页。
(30)秦孝仪前引书，第31-50页。
(31)秦孝仪前引书，第51-54页。
(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33)[新西兰］詹姆斯?贝特兰前引书第198、203页。
(34)刘永端、丁雍年主编：《杨虎城将军言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22页。
(35)秦孝仪前引书，第125页。
(36)《毛泽东关于亲日派有进攻西安可能及我们工作布置给周恩来、博古电》(1937年1月1日)，中央档案馆前引书，第294页。
(37)《杨虎城为南京方面增兵压迫决计自卫复严庄密电》(1937年1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91页。
(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94-95页。
(39)秦孝仪前引书，第129页。
(4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192-193页。
(41)秦孝仪前引书，第130-131页。
(42)张曾在军法会审时的答复中称：“我写给委员长的信(按即“请罪书”)，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82页。《傅斯年致蒋梦麟、胡适，周炳琳函》亦云：张“最近因军法审判，生气得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前引书，第344页。
(43)《张学良致杨虎城及各将领函》、《张学良致杨虎城函》、《张学良致东北军各将领函》(1937年1月7日)毕万闻主编《张学良赵一获合集》第5部，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19-521页。
(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96-97页。
(45)刘东社前引书，第349-350页。另一说派谢、赵赴潼洛者为东北军将领何柱国等，见朱文原前引书，第132页。
(46)中央档案馆前引书，第332页。
(4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97页。
(4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120页。
(49)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1页。
(50)中央档案馆前引书，第304页。
(51)中央档案馆前引书，第332页。
(52)中央档案馆前引书，第307-308页。
(53)朱文原前引书，第236页。
(54)朱文原前引书，第180-182页。
(55)刘东社前引书，第394页。
(5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98-100页。
(57)《张闻天、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电》(1937年1月5日21时)。中央档案馆前引书，第312页。
(5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137页。
(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137页。
(6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141页。
(6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141-142页。
(6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142页。
(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143页。
(64)何应钦：《关于处理陕甘经过之报告》。秦孝仪前引书，第148页。
(65)中央档案馆前引书，第312、315、338页。
(66)原电内容见刘东社前引书，第432页。
(67)中央档案馆前引书，第345、363-364页。
(68)中央档案馆前引书，第304、355、327、363页。
(69)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页。
(70)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页。
(71)中央档案馆前引书，第361页。
(7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149页。
(7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149-150页。
(74)刘东社前引书，第459页。
(75)刘东社前引书，第459页。
(7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152页。
(7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148页。另据1937年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潘汉年电说：“西安供给了一个月经费，因此红军停止了打土豪”。刘东社前引书，第422页。
(7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1566页。
(79)刘东社前引书，第471页。
(80)秦孝仪前引书，第149页。
(81)［新西兰］詹姆斯?贝特兰前引书，第276页。
(82)范长江：《塞上行》，新华社出版社1980年，第184、169页。别据冯玉样1937年2月8日日记，邓宝珊到南京曾对冯说：“此次红军，多主和平甚力，故张，杨两部对之极不满意。”朱文原前引书第474页。
(83)范长江前引书，第167页。
(84)中央档案馆前引书，第191、205、266、261页。
(85)中央档案馆前引书，第330页。
(8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133页。
(87)刘东社前引书，第374页。
(88)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2月5日。
(89)中央档案馆前引书，第369页。
(90)范长江前引书，第138页。
(9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前引书，第209-210页。
(92)中央档案馆前引书，第379页。
(93)刘东社前引书，第492页。
(94)［美］T?A?彼森：《访问周恩来》(这里《1937年的延安：同中共领导人的几次谈话》一书的第8章)，《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1期。
(95)《申报》第2卷第7期，1937年2月21日
(9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第248页。
(97)中央档案馆前引书，第385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