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事件——一个仍需要重新认识的事件
刘伟 郝银侠
所谓二二事件，是指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何镜华等为首的东北军少壮派枪杀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六十七军副官处少将副官长宋学礼，交通处处长蒋斌，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的事件。该事件是西安事变善后处理中的一个重要事件。长期以来，史学界大多注重于对事变前因后果的研究，特别是前因的研究。①而对事件本身的影响着墨较淡，即便在有些论著中提到，也是基本持否定态度。②历史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或多面性，其产生的影响也是复杂的。作为大历史环境中的二二事件，自然也不例外。换句话说，对二二事件的认识有进一步认识的必要。
一、二二事件及其对东北军的影响
二二事件是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何镜华等人与元老派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在救张问题上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东北军内部历来就有所谓少壮派与元老派的矛盾冲突。以张学良为首的少壮派铲除了杨宇霆、常荫槐等元老派，以后逐步形成了以王以哲为首的新的元老派，掌握着东北军的实权。尔后又在张学良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拥张的以孙铭九等人为代表的新少壮派，双方矛盾一直存在，只不过当时有张在，表现还不突出。西安事变后，围绕救张的问题，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王以哲(六十七军军长)、何柱国(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为首的元老派极力主和(即主张先撤兵后救张)，实际是保存实力，并寻找机会向南京政府靠拢。他们对张是否回来并不关心，只是模糊地表示：在撤兵以前是不能再提了。并露出要取代张的意图。这是少壮派所无法忍受的。少壮派主战(即主张先救张后撤兵)，认为张不回来，则坚决不能撤兵，并不惜与南京政府开战。双方争执不下，互不相让，到渭南会议和王宅会议时，这种冲突达到了顶点。
由于张学良临走时曾有手谕让于学忠和杨虎城负责东北军，于学忠成为东北军的最高指挥者。但由于于学忠是北伐战争时期由吴佩孚处投奔张作霖的，不是东北军的嫡系，与东北军渊源不深，根本指挥不动与王以哲关系密切的刘多荃(一○五师师长，王以哲的保定同学)，缪澂流(五十七军军长，缪当军长是王保荐的)，更指挥不动王以哲、何柱国二人。而且他于西安事变爆发后第三天便回到了兰州，不了解西安内情；他仅有的三个师军队，均远在甘肃。因此，于实际上管不了东北军的事，更调解不了东北军内部的矛盾。换句话说，他只是东北军名义上的指挥者。于是，在张被囚禁后，东北军形成了以王以哲、何柱国为中心的领导集团，成为东北军的实际领导者，这二人始终主和。而与张关系密切的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一直主战，双方都希望得到于的支持。
1937年1月29日东北军召开的渭南会议，实是在王以哲、何柱国领导下举行的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因会议地点在渭南，故称渭南会议。这次会议召集了东北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四十多人，本来是王以哲、何柱国二人想借此会议说服少壮派接受南京方面的和谈条件。可是，由于主战空气相当浓厚，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坚决反对，最后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③为表示郑重，到会全体军官都在决议上签了字。渭南会议可以说是代表了东北军全体的意志，本应坚决执行。即便不执行，也应妥善处理对待。但是王以哲、何柱国又派人用飞机把于学忠从兰州接到西安，1月31日又召集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方代表参加的王宅会议(因会议在王以哲的家中召开，故称王宅会议)，否定了渭南会议的决议，作出了主和的决定，并得到了杨虎城及中共的同意，使这个决议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王宅会议实质上是以王、何两将军的意见取代了东北军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会后仅向东北军军官传达了会议精神，未对政变渭南会议决议作任何解释。对此，东北军广大军官特别是少壮派表示强烈不满，认为阻止张回来的唯一障碍就是王、何二人。这就酿成了二二事件的悲剧，少壮派枪杀了王以哲。
二二事件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分裂。张学良是东北军的最高领导，也是团结东北军的核心人物。正如少壮派应德田所说：“有副司令在，东北军便能够团结；副司令不回来，这个团体失去中心，便不易团结，甚至可能走向分歧、涣散以至崩裂。”④蒋介石正是看到了张在东北军这张棋盘上的重要性，故挖去了张，企图以此瓦解东北军，进而达到瓦解“三位一体”的最终目的。张走后，王以哲是唯一能将东北军团结起来的将领。王以哲从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是张学良最得力的助手，也是张最信赖的部属。西安事变前夕，王的部队驻扎在陕西洛川，是张部队中离红军最近的部队，也是与红军接触最多的部队。经过几次与红军作战，王的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认为“与红军打仗，死了不值得。在关内打红军，不如出关打日本，死了也是英雄”。⑤在这种认识下，王与红军化敌为友。王的想法与张不谋而合。张与红军之间的洛川和延安两次会谈，都是由王负责与红军接洽的，由此可见张对王之信任。王的被害，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对东北军来说，也是一个悲剧。在张不在的情况下，王的命运和东北军的前途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可悲的是，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何镜华等人并未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王之死实际上已经标志着东北军的分裂，东北军的分裂意味着善后中以东北军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已经决定性地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本，只有听从蒋介石的安排。所以二二事件后，尽管作为西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杨虎城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保护何柱国，使其免于被杀。但东北军内部的自相残杀并未结束，继孙铭九枪杀王后，元老派又枪杀了杀王以哲的于文俊和对联共抗日起过重大作用的高福源。为挽回局面，杨签发了让前方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队不撤退、坚持要张副司令回来的命令。但由于王的被杀，东北军失去了团结的最后希望，逆势无法挽回，驻防前线的与王关系密切的刘多荃、缪澂流因王已死，已率领部队自动撤退，向西安进攻，从而给中央军让出了进入西安的通道，中央军已向渭南开进。这时摆在东北军面前的已不是主和、主战的问题，而是按照南京方面的意见选择一种比较有利方案的问题了。可悲的是，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了。东北军因张回陕无望，王以哲已死，人心涣散，志灰意冷，已无意留在西北，从而主动放弃西北，放弃甲案，接受了乙案。
二、二二事件对西北军的影响
张学良、杨虎城都是国民党新军阀营垒中的地方实力派。两人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从未打过交道。1935年9月张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杨在军事上受张节制，双方才发生关系。随着东北军陆续开入陕甘，再加上蒋介石从中挑拨，张杨之间势必出现矛盾。但是在抗日的这面旗帜下，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要发动西安事变，张既离不开杨，杨也离不开张。而正是张杨关系的密切才使西安事变的爆发具有了可能性。因为张学良的部队虽多，但杨虎城的部队却驻扎在西安城。西安事变是张杨二将军共同发动的，这一事件本身已将他们两人及两军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西安事变前，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以抗日为基础形成了一个联盟，当时被称为“三位一体”。由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及他的军事实力比较强大，⑥“三位一体”的核心为张学良。而杨虎城的西北军当时只有六万人。事变后，驻防在大荔的冯钦哉(时任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又叛变了杨，故杨实际在西安事变后可指挥的部队最多四万人。而东北军当时大约有十四万人左右。实力对比决定了杨在张走后难有作为，而只能与实力较强的东北军保持一致。实际上，自从决定发动西安事变的那一刻起，他就是这样做的。扣蒋、和平谈判如此，在放蒋问题上也是如此(张和杨在放蒋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张主张无条件放，杨主张有条例放。在张的坚持下，杨被迫同意)。在张学良走后，营救张的战和问题上亦如此。在东北军内部围绕着救张问题矛盾尖锐的时候，西北军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西北军有杨在，矛盾尚可控制。但是作为西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的杨，考虑问题不得不从两军的角度出发。在善后中，杨的主观意志是“主战”，并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威胁南京，想以此换回张和达到阻止中央军西进的目的。但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何柱国主和，而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一直主战，双方都希望杨站在自己一方。但实际上杨并不能直接插手东北军的内部事务。处于两者的夹击之中，他所处被动地位决定了他很难单独提出坚决的主张，只能与实力强大的东北军保持一致，以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由于掌握东北军实权的元老派一直主和，杨虽有自己的看法，又不得不以东北军的意见为主，违心作出主和的表示。王宅会议上，于、王、何主和，杨很失望，他说：“我倾向于先救副司令后撤兵的方案，现在，孝候(于学忠)、鼎芳(王以哲)、柱国代表东北军都认为撤兵有益，那么，我们与以往一样，愿与东北军保持一致。”⑦而杨内心一直是主战的。因为张与东北军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杨及十七路军的命运；张不回来，东北军内部很难团结，实力最强的东北军发生问题，“三位一体”也就难于存在下去，杨及十七路军的生存将受到威胁。
早在二二事件爆发前夕，杨虎城已经预感到东北军内部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以他派白志超(杨的卫队长)2月1日将于学忠、何柱国等人接到新城他的住所，加以保护。并两次派人接王以哲，均被王拒绝。晚上，杨亲自去接王，王仍不愿去，给少壮派留下了下手的机会。2月2日，少壮派枪杀王以后，又到新城要杀何柱国，杨严厉斥责了前来枪杀何的孙铭九、何镜华等人。并命令白志超对何严加保护。由于杨亲自阻挡，孙铭九、何镜华未敢动手。二二事件后，为表示杨对自己的救命之恩，何亲自送杨一个银盾，上面书写“再生之德”四个字。为防止因事件而引起西安城内混乱，杨命令孔从周布置防务，严加警戒，维持西安市内秩序，并将戒严司令孙蔚如接到新城，以防万一。另一方面，杨与周恩来商量，为了避免事态扩大，维护东北军内部团结，把和平谈判继续下去，他们采取了果断措施，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送到三原红军驻地，使元老派失去攻击目标。同时又用军事压力迫使东北军卫队团离开西安。
东北军因为王以哲的被害，其分裂之势已经不可避免。故杨虎城的上述措施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的规模而已，并不能对两军的命运有所改变。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二二事件后，杨深感仅凭十七路军无力支撑西北局面，开始考虑自己及十七路军的出路问题。为保存实力，在中央军进入西安之前，已令十七路军撤到三原，最终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东北军的道路，按受了中央改编。实际上，二二事件使杨最终失去了与南京谈判的实力和地位，决定了杨及十七路军的悲惨命运。也就是说，二二事件是东北军被瓦解的标志性事件，同时也是西北军被迫接受中央改编的决定性事件。
三、二二事件对抗战大局的影响
二二事件加速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瓦解的步伐。这对两军来说，是个悲剧。但对抗战大局来讲，却未必是坏事。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由于蒋扣押了张，使一度缓和的西北形势再度紧张，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分别陈兵于渭南、潼关一带，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由于“三位一体”当时还有二十多万大军，故西安方面一度态度比较强硬，准备中央军再压迫的话，他们将不惜一战，甚至连红军也做好了打仗的准备。
西安事变善后中，杨虎城曾经提出了一个解决陕事问题的方案，核心是将西北交给张杨，造成西北半独立的局面。虽然杨之方案在主观上也是为了抗日，客观上却是于抗战不利的。何况让蒋放弃西北亦是不可能的。蒋认为“西北尤其是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中央如放弃西北，即无异于放弃国防，亦即无异于自弃其职责，故无论任何困难牺牲，势不能不确实掌握此重要之国防根据”⑧。早在1932年蒋就设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迁都长安，后又加大对陕西的投资。据蒋自己说，从1934年起，南京政府在西北的投资达1万万元以上。⑨1935年国民党在制定1936-1937年国防计划中，将陕、贵、川作为抗战的核心基地。因而蒋斥责杨之方案为“割裂军政，破坏统一”，认为“国难当前，必须保持军事与政治之统一”，否则是不可能达到抗敌救亡之目的。他拒绝了杨的方案，让其在甲乙两方案中选择其一。甲案是：“(1)西安方面的二华防线，立即撤除；(2)中央军一部开驻西安，由潼关至咸阳一线中央军长驻十二个团；(3)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三原、蒲城一带地区；(4)东北军移驻邻县以西一直到兰州地区；(5)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⑩乙案是：“东北军(包括甘肃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蒋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⑾但杨却迟迟不作决定。
导致杨难以决定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东北军内部在“战和”上的分歧，而杨本人在这一问题上也是摇摆不定的；⑿二是杨害怕蒋介石报复，所以想保留西北地盘，尽力维持“三位一体”合作的局面，只要有二十万大军在西北，蒋要报复就要谨慎行事。三是两个方案对西北军均是不利的。无论接受那一个，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只要任何一方撤离西安，各奔前程，也就是对“三位一体”的分离。如果“三位一体”不复存在，何谈团结?又凭什么力量去坚持要求释放张学良?因此，主战在争取张回陕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是争取张回来的最后保证。在三方召开决定“战和”的关键会议——王宅会议上，在王、何二人坚决主和的情况下，杨同意接受甲案。西安方面接受甲案，也就是同意中央军西进、西安方面撤退的中央命令。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营救张学良的最后努力。这对内心倾向于主战的杨来讲，是难于接受的。所以杨不仅向十七路军下达了准备打仗的命令，而且将在部队中宜传主和、批评主战的政治处处长申伯纯撤职。并对他的老朋友、共产党员南汉宸(主和)施加压力，要南去三原东里堡，不要过问西安事。杨上述做法是建立在“三位一体”特别是东北军力量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只要“三位一体”能够团结，西安方面就有实力继续和南京方面对抗，否则，一切将化为乌有。
而二二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了“三位一体”中实力最强的东北军瓦解，天平快速地倾向于南京方面。只拥有四万兵力的杨虎城，在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只有步东北军的后尘，接受中央改编。这对抗战大局来讲，无疑是有益的。当然，不能否定，杨的做法也是为了抗日。但是，在当时日本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全国民众特别是军队必须团结起来，必须接受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统一领导，而不允许任何分裂的存在。从这个角度出发，杨的行动是不利于抗战大局的。如果没有二二事件，西北军也会接受中央改编，但这一历程恐怕会更长一些。
从红军方面来讲，红军在陕北的军队不到三万人，且缺衣缺子弹，生存都很困难。西安事变前，毛泽东、周恩来就多次给张学良、杨虎城写信借钱和枪支弹药。“三位一体”的形成对红军无疑是有利的。蒋介石回南京前夕曾答应周恩来，“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由宋、宋、张全权代表我与你解决一切；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谈判。”⒀但是在善后中，由于东北军、西北军和南京的对抗状况，作为“三位一体”一员的红军，不好单独接受南京的条件。南京和西安的谈判由于张学良的问题而陷于僵局。南京方面在采用军事力量压迫西安很难见效的情况下，只有求助于中共。在中共与蒋的谈判中，蒋建议中共劝说杨和东北军接受南京善后方案。否则，周恩来与蒋所谈一切将无从实现。中共即表示“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接受甲案。1月22日蒋在接到中共同意接受他的建议的电报后，通过宋子文向中共表示，如中共确能劝杨和东北军服从中央统一计划，则西安事变解决后，国民党保证停止进攻红军，联合抗日，给养补充由中央负责。⒁在这里，杨和东北军是否接受南京的善后方案，成为国共双方谈判的条件。中共的进展如何呢?由于杨虎城和东北军内部大部分将领坚决要求张学良回陕，中共难有作为，反而招致杨的不满。杨曾对共产党员南汉宸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并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出来了，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⒂又对主战的孔从周、李振西说：“看你们傻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党的坚决主张。他们过去没有机会敲中央的门，现在利用东北军、十七路军敲开了中央的大门，人家怎能再同我们一道反对中央呢?”⒃甚至一度在主战气氛的影响下，中共曾在l月28日明确对杨与东北军少壮派表示：只要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红军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红军一定全力支持你们!⒄显然在此情况下，中共难以完成南京的任务。症结仍在杨虎城和东北军，最关键在东北军的态度。由于东北军，西北军二十万大军的存在，特别是在两军没有出现明显分化的情形下，南京不好采取过激的行动(全国人民反战，事变又是以抗日旗帜发动的)，谈判难有进展。而此时二二事件的发生，无疑给南京方面分裂东北军、西北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使蒋介石通过扣押张学良没有达到的分裂东北军的目的迅速实现。东北军和西北军之接受中央改编。也加快了国共双方谈判的步伐，国共联起手来抗战。对中华民族无疑是有利的。
综上所述，二二事件加快了东北军、西北军分裂的步伐，特别是极大地削弱了东北军的力量，他们最终被迫接受中央的改编，东北军、西北军成为历史的代名词；失去了与蒋介石谈判的实力和条件。但是从抗战大局出发，二二事件在客观上有利于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和平解决。由于“三位一体”中实力最强的东北军出现了危机，实力较弱的杨虎城最终下决心接受南京的方案。红军也被迫接受中央的改编。这是中国抗日的大环境所决定的，任何党派和军阀均不可逆的历史潮流。盘踞四川多年的刘湘不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吗?也就是说，没有二二事件，善后的结局也是如此，只不过该事件缩短了这一进程。当然，这是二二事件客观上带来的积极作用，对此我们不能高估。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①丁学智：《二二事件的起因究竟是什么》，载《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六期；罗玉明：《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内部矛盾——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载《人文》杂志1991年第六期。
②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8页；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7页。
③ 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87页。
④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3页。
⑤ 何柱国：《忆张学良将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85页。
⑥“三位一体”大约有20万人，东北军有十四多万人，占了2/3。
⑦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5页。
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59-860页。
⑨李振西回忆(未刊稿)转引自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59页。
⑩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7页。
⑾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页。
⑿ 郝银侠：《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善后中的战和问题》，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65-67页。
⒀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页。
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2页。
⒂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页。
⒃李振西回忆(未刊稿)转引自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页。
⒄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9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