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舆论导向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
刘敏 陆卫明
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件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事变发生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舆论的急切关注。中共中央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为避免内战，争取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这一决策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原因众多，其中国内外的舆论导向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决策具有不应忽视的影响。
一、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过程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但在如何和平解决事变，特别是把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对蒋介石的处置联系起来的问题上，则经历了一个决策的完善过程。大致说来，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2月12日—16日)：主张“审蒋”、“罢蒋”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保安，震惊了中共领导们。中共中央迅即商讨应付事变的对策，并急电共产国际报告情况及告知其初步设想，即“在西安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争取全部蒋军抗日，组织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抗日联军，并防御日军的乘机进犯。”①同时，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主张揭发蒋介石的罪状，分化南京政府，争取南京内部和各地方实力派支持事变，召集抗日救亡大会，罢免蒋介石。
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上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的“性质是革命的”，“有积极的意义”，“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并提出了中共中央的基本设想：“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前线的中心。”②在对蒋的处理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是清算公审卖国贼蒋介石的时候了”。③张闻天在发言中则提出处理事变的根本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并明确表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④张闻天提出的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权对立的方针，对日后中共中央正确解决西安事变起了积极作用。
15日，中共中央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呼吁南京政府中“爱国英贤”，自别于蒋氏，自别于亲日派，“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⑤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首次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集中反映了事变初期中共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在西安事变初期，中共中央主张“审蒋”、和平解决事变，即把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对蒋介石的处置分开。中共在事变初之所以主张“审蒋”、“罢蒋”，一方面不排除十年来的阶级仇恨因素，另一方面则意图分化南京政府，以利于实现“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的局面。这一方针反映出中共中央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不够完善的因素。随着事态的发展和各方态度的明朗化，很快就证明按“以西安为中心”和“审蒋”的设想来处理是不现实的，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策略也很快做出了调整。
第二阶段(12月17日—18日)：主张“保蒋安全”
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飞抵西安，同张杨共商解决大计。通过交谈，周恩来不仅掌握了南京政府和地方实力派方面详细情况，也了解了张学良本人的态度。他意识到：如何处置蒋介石已成为能否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当晚，周恩来致电毛泽东：“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动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蒋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⑥虽然周在电文中提出“保蒋安全”，主要还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但毕竟不同于“罢蒋”、“审蒋”的主张。
1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首次公开提及“保蒋安全”，指出：“只要国民党立即实行抗日救国五大方针，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亦不成问题。”⑦呼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这表明，中共在处置蒋介石问题上态度有了明显改变，考虑将保蒋安全与和平解决事变结合起来，迈出了正确解决事变的决定性一步。正是有了“保蒋生命安全”这样明确的认识，才会有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最终形成。
第三个阶段(12月19日以后)：主张“有条件释蒋”
为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中共中央于19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分析了国内外各种情势，提出了为争取事变和平前途而努力的各项对策。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⑧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也十分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⑨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称：“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⑩主张在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前提下，讨论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并进一步阐明了“和平解决事变，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方针。至此，中共中央基本放弃了事变初“审蒋”、“罢蒋”的设想，将释放蒋介石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统一起来进行考虑，这是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中的一项重大转变，标志着中共和平解决事变政策已趋于完善。
21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他转告南京方面，只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保证实行“停止剿共内战和讨伐西安，共同抗日”，中共“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⑾到此，中共“逼蒋抗日、保蒋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最终形成。
二、国内外舆论导向对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影响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形成和完善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调整过程，尤其在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问题上，完成了由最初“罢蒋”，“审蒋”到“保蒋”、“释蒋”的策略转变。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项方针政策的确立，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都是当时的客观情势、历史条件和认识主体自身的认知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着重探讨国内外舆论导向对中共决策的影响。
(一)国内舆论
就国内形势和舆论来看，各种情形错综复杂，但其基本主张与中共最初的“罢蒋”、“审蒋”的主张并不吻合，甚至大相径庭。深入分析国内情势及各方舆论在对待西安事变问题上的态度与主张，从中不难发现国内舆论导向对中共决策转变的影响作用。
1．南京政府之“救蒋”主张
西安事变的爆发，实际上形成了西安张、杨向南京政府挑战的局面。因此，如何处置发动事变的张、杨，以谋求事变的解决，始终是首当其冲的南京政府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但对于如何处置事变，南京政府内部出现了“讨伐派”与“和平解决派”的分歧。
戴季陶、何应钦等“主打”，力主对张、杨诉诸武力。事变当晚国民党当局举行临时会议，决议：“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⑿与此同时，何应钦已开始着手调集军队，准备“讨伐”西安之张、杨。作为亲日派的何应钦极力主张“明令讨伐”张、杨，炸平西安。其用意是：师出有名，若能救出蒋介石，他为首倡讨伐之功；如蒋介石死于兵谏，那就由他支撑蒋的嫡系势力，取而代之。
以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为首的英美派却极力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的方式来营救蒋介石。针对“讨伐派”所谓“维护政府威信”和“整饬纲纪”的说辞，“和平解决派”反驳说，“如即张挞伐”，必将引起“内战蔓延”，再加上外患逼迫，如此一来，“国将不国，遑论纲纪”?⒀宋氏兄妹始终认为张、杨的所作所为纯属政治问题，也只能用政治方式设法解决。所谓军事讨伐，只能激化张、杨与南京方面的矛盾，促成蒋的速死。事变第二天，宋美龄派端纳携宋致蒋、张手函飞抵西安，传递两地信息及她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同时积极开展营救蒋介石的一系列行动，并取得了成功。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提到，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⒁这番话，就事变和平解决的整个过程来说，言过其实；但就国民党当权派中亲英美派在事变和平解决中所起的作用来说，则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概括。
“讨伐派”与“和平解决派”尽管对西安事变的处置方式不同，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一致性。“讨伐派”并非不想营救蒋介石，而“和平解决派”虽反对立即武力“讨伐”，但并不反对进行“讨伐”的军事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共再坚持“罢蒋”、“审蒋”，必然会对和平解决事变带来不利的变数。因此，中共中央致电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避免亡国惨祸”。⒂中共从反对内战的角度，适时地选择调整方案，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现实地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并进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地方实力派之态度
地方实力派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其态度有时甚至可以左右整个时局的发展。西安事变发生后，地方实力派担心引发更大内战，大多数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12月17日，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西安事件政治解决；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⒃四川的刘湘18日发表致国民政府及各省军政当局通电，表示：“所望各省军政同人，以政治方法翊赞中枢，稳定全局，促成和平解决之办法，以保全御悔救国之势力，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⒄23日，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也联名发表通电，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三大原则：“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强调“万不容在国难严重之际，再有自伐杀之行动”。⒅冯玉祥将军以其特殊地位和声望，力劝张、杨释放蒋介石，并为营救蒋氏四处奔走。
地方实力派由于各种原因，作了各种表态，但主要的态度是：要求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反对内战，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这就使中共在初期制定的联络各地方实力派支持西安的计划无法成为现实。中共中央充分考虑到各地方实力派的态度，积极调整“罢蒋”、“审蒋”的方针，这是顺应当时客观情况的。
3．主流媒体之呼声
主流媒体的舆论对任何政党重大决策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它往往是民意的反应。
当时，在全国舆论界执牛耳的《大公报》呼吁各界不要诉诸武力，否则“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国家大局将陷于坐守宰割之境也”。⒆《救国时报》也提出“无论如何，要在团结救亡的基础上来使西安事件达到和平解决”。⒇很明显，舆论担心的是由事变引起内战而影响抗日前途。15日，由上海《申报》牵头，全国200余家新闻机构联名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要求张、杨即日恢复蒋介石自由，安全护送其出境。
一些知名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李济琛、蒋梦麟、马相伯等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回京，避免发生内战，一致抗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于15日发表紧急宣言，宣言说：“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兄弟阋墙的内争和内乱，要求全国民众和各地方实力派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我们尤其希望政府当局对于陕事，能谋迅速和平的解决，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21)
以上事实表明：国内主流舆论并不赞成“罢蒋”、“审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其一致的呼声。在此情势下，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22)(P247)中共中央成功地驾驭了这一微妙复杂的局面，适时调整最初的策略，使形势朝着有利于抗战、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由此掌握了历史转变时期的主动权。
(二)国外舆论
西安事变不仅震惊了国内各方面，也使世界各国为之一震。世界各主要国家从维护各自利益出发，纷纷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安事变的进程。
1. 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反应
西安事变爆发后，苏联媒体迅速做出反应，并明确表达了官方的态度和意图。14日、15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先后发表社论，申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观点和立场。《真理报》把张、杨扣蒋说成是“叛变”，“俨然高举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23)，并说：“南京政府最迫切的任务是统一中国，团结一切分裂的部分，领导全中国人民以反抗外来侵略。”(24)《消息报》也指责张学良“假借抗日口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两报集中反映了苏联当局处理事变的态度：即惟恐事变处理不当引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给日本扩大对华侵略以可乘之机，并危及远东和平，因此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社论发表后，苏联官方将两报社论的全文发给中国，此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中国共产党借以了解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凯丰在12月27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回顾了中共对蒋策略的变化过程，并强调说：“《真理报》所说的，对我们慎重考虑问题是有帮助的，使我们着重地顾到整个的利益，同时也不放弃局部的利益。”(25)
在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和解决事变的立场上，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大体一致。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直保持联系，“中共中央有电报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也有电报给中共中央”，(26)就事变的性质和解决的方针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商榷。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重发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式电文，并将其转述给周恩来：“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27)共产国际这一“迟到”的方针指示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基本相同的，进一步坚定了中共中央的决策信心。21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已经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方针。”(28)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不容置疑的态度，在较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迅速实施。
2．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应
从根本上说，西安事变是针对日本而发的。日本的态度与反应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之一。13日清晨，日本外务省举行对策会议，决定：“关于张学良之叛变”，本政府“目前应止于静观事态之演变，而避免积极行动。”(29)15日，社大党发表声明：“谓西安事变为中国之不幸，如由此惹起军阀对立之争，绝非如浅见者所称之可喜现象。倘中国由此而更采容共政策，则日本受害匪浅。”(30)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趁机扩大中国内战，它对事变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在最初的一个阶段，它表面上好像抱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静观”态度，暗地里却积极支持何应钦打内战。及至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一传出，它就露出凶恶的面目，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说：“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31)
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过程中，始终非常重视日本的动向。15日，中共在致国民政府电中指出：“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32)21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33)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中共对日本态度的认识逐渐清晰，如果再坚持“罢蒋”、“审蒋”，分化南京政府，由此引发大规模内战，岂不正中日本下怀?所以，中共唯一的选择，就是争取与南京和解，避免内战。日本反对事变和平解决的态度，反而促使局势向着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3. 美、英两国的反应
西安事变发生后，美、英舆论界时刻关注着事态的进展，为避免事态扩大，给日本侵吞中国以可乘之机，两国驻华使节秉承各国政府的旨意迅速介入此事，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使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14日，美国《华盛顿星报》发表社论，声明美国各方正“注视日本之秘密活动”。15日，美驻华大使詹森会见国民党外交部长张群，表示对西安事变极大关切，同时主张“中国局面和平”。《芝加哥论坛报》也发表社论：“中国在任何代价下，均需要和平。”(34)英国《泰晤士报》的态度更明确：“内战将使南京削弱、分裂，而和平则可以强硬对日。”(35)
在美英看来，一旦蒋介石被杀或倒台，南京政府很可能被亲日派把持，势必严重削弱他们的在华利益。美英在深入分析了事变的缘起之后，认为核心是联共抗日问题。这就是他们急于同中共取得联系，共谋和平解决事变的外因。在1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英美的舆论，虽对捉蒋表示不赞助，然而也不主张讨伐张、杨。”(36)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一定程度上也顾及到了美英舆论的态度。因此，在关乎中国命运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便承担起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重任。
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之所以能够确立并得到贯彻，是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内外的舆论导向是影响中国共产党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一直密切关注着国内外的舆论动向。经过统筹全局、权衡利弊的缜密分析，中共中央站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为避免内战，不计前嫌，抛弃了党派恩怨，放弃了“罢蒋”、“审蒋”的最初设想，做出了有条件“释蒋”的抉择，以确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顺利实现。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作者单位：刘 敏，西安文通大学人文学院政治学系
陆卫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政治学系
① 张友昆、钱进：《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5页。
②《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页。
③《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页。
④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⑤《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年版，第623页。
⑥ 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
⑦ 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
⑧《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419页。
⑨《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6页。
⑩《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页。
⑾《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21页。
⑿《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3日。
⒀ 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4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页。
⒁袁伟、王丽平：《宋美龄自述》，团结出版杜2004年版，第47页。
⒂《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6页。
⒃《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5日。
⒄《桂林日报》1936年12月21日。
⒅《世界日报》1936年12月24日。
⒆《大公报》1936年12月15日。
⒇《救国时报》1936年12月20日。
(21)《救亡情况》，西安事变另外1936年12月18日。
(2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
(23)《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页。
(24)《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页。
(25) 张士义：《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26) 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概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27)《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页。
(28) 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室：《西安事变电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29)《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7页。
(30)秦孝仪：《西安事变资料》(上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3年版，第536-537页。
(31)秦孝仪：《西安事变资料》(上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3年版，第537页。
(32)《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8页。
(3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1页。
(34)房成祥：《西安事变史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35)西安事变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
(36)宫力等：《毛泽东在重大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