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危机应对模式
殷丽萍 唐明勇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一石激起千层浪，西安事变的结局不仅关系到国内各政治派别力量的消长、各国在中国的势力争夺，更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的走向，真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确定了危机应对的价值取向、启动了危机应对的有效机制和实施了正确的权力前移措施，成功地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它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危机应对的成功范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危机应对的政治智慧，为后来的危机应对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确定了危机应对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指在价值认识和价值评价中主体的价值观念变化发展所表现出的总体趋向，对主体的评价原则和行为选择起着重要作用，表现为一定的信念、主张、态度和目标。作为中国先进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并为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中央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体现了这个价值取向。
得知事变消息后，中共中央立即针对该事件的起因、可能趋向及影响做出评估，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首先，充分肯定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之心。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成为中国社会中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①抗日救亡是时代的主题，是中国社会各阶层评判的价值标准和政治态度的根本出发点。他们要求停止国共内战，集中国力，共御外侮。他们也是要求国民党政府革新政治，开放民主，以调动各种抗日力量。但是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与中国民众抗日救亡的潮流背道而驰，其对抗日民主运动的镇压和迫害，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爱国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义愤。西安事变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当时和后来都一再阐明自己发动该事变的初衷是逼蒋抗日。在16日的《告将士书》中写道：“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地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的八项主张。”②在当天的民众大会上，张学良说：“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场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③杨虎城也说道：“我们的主张是要抗日。……这次的事，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生的。”④为此，中共中央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明确指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⑤充分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正义性和张学良等将领的拳拳爱国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价值评价原则。第二，正确分析了西安事变结局的两种不同的趋向。列宁说：“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⑥西安事变的主要环节是如何处置蒋介石。蒋介石被抓，就政党利益而言，国民党内部的进一步分化瓦解，不仅有利于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也可以为千千万万死去的革命烈士和群众报仇。然而就中华民族的利益而言，它是危机事件，处理不当，将极有可能成为新内战的开始，导致日本帝国主义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不利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是最大的危机所在。此时，国内众多地方实力派、社会名流、主流媒体一反过去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和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批判态度，而指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错误行为。被西方人称为是“中国最有影响的独立无党派报纸”的《大公报》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连发数篇社论指责张学良。其主要观点认为当时的中国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可以取代蒋介石凝聚抗日力量的地位和作用，非常担心事变扩大引发内战，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一直与蒋介石矛盾重重的地方实力派公开表示不支持西安事变，而是拥护蒋介石南京政府。阎锡山最具代表性。同处“剿共”前线的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在“守土”、“抗战”的立场上具有一致性。但是当得知西安事变后，阎锡山立即致电责备张学良等的行为，反问“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乎?”认为“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⑦并致电南京政府表示“西安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⑧当时的西安还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南京的“讨逆军”的五个师纷纷西进，步步进逼，两军对垒，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蒋介石的安危直接关系到西安事变的趋向。即武力解决有可能造成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亲日派欢迎的局面。和平解决则有可能为结束国共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条件，从而形成全国抗日新局面。
面对政党利益与民族利益抉择，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了处理西安事变的价值取向，即以民族利益为重，并提出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联合南京政府中的抗日力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给张、杨以军事和政治上的实际援助，以制止内战。⑨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确定的价值取向无疑指明了西安事变处理的正确方向，在世人面前树立了一个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政党形象。杨虎城曾说：“共产党置党派的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⑩
二、启动了危机应对的有效机制
机制在工程学上中指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制造的工具和采取的手段的总称。如果将其引入危机应对层面，可以把机制看作是促进危机中有机结合着的各个组成部分和环节解决的制度、形式和方法。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内启动党内民主集中制，对外启动广泛的统一战线，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制，统一全党认识。党内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其本质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决策的重要机制。西安事变在党内、红军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为统一全党、全军和革命群众的认识，中共中央对内启动了党内民主制。当时出现了两种情况。其一，在12月13日讨论西安事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与会同志均肯定了事变的正义性。但在如何处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地位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意见。以毛泽东代表的审蒋和除蒋派是多数，而以张闻天、周恩来为代表的反对派是少数。按照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其二，13日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保安三四百人举行集会，坚决要求公审蒋介石。斯诺在《延安周记》中描述了群众大会群情激奋的情景：“从1927年‘四一二’以来，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高如山积，现在是清算这笔血债的时候了，必须把蒋介石带到保安由全国人民来公审。”⑾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西安事变消息时，提出“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16日该报刊出题为“蒋介石罪大恶极”文章。当时党内、群众和根据地主流媒体到处充斥着对蒋介石的无比仇恨。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大部分革命群众和战士的愿望。这两种情况都是对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严峻考验。以毛泽东为首的多数派并没有一意孤行，机械地行使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执行群众路线，而是不断地听取各方主张，分析国内外各政治势力的动态，交换不同意见，修正自己的认识，最后改变了最初对蒋介石的处置主张，决定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19日再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问题。通过激烈的民主争论，形成共识。作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结晶便是产生了两大文件。一个是当天发表的党内文件《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它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成为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的指针。另一个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这是中共中央对外公开表示和平解决事变主张的一个正式文件。这两个文件终于最终确定了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应该说，确定西安事和平解决的方针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集中制具有决策机制和纠错机制功能。
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个特殊背景下发生的重要事件。西安事变后，国内各政治势力都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事变促使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亲日头子何应钦力主讨伐张杨，企图置蒋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亲英美派的宋子文、宋美龄坚持营救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地方实力派、中间阶层和中间力量大多反对西安事变，他们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制止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促使蒋介石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西北军和东北军的许多爱国将领痛恨蒋介石借“剿共”排除异己，更担心蒋介石的报复，要求杀蒋。面对各政治势力的主张，中共中央实施了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其一，进一步清除王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西安事变前，中共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但是其反蒋抗日的策略却有可能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亲英美派等势力排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这对抗日救亡这个总目标是非常不利的。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重新确定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以推动南京政府走上抗日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二，同时开展不同层次的统战工作。在上层统一战线方面，中共中央主要是争取以蒋介石为代表亲英美派等势力。在潘汉年、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与蒋介石集团就停战、撤兵、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剿共、释放政治犯、组织过渡政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达成了有利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六项协议。最后蒋介石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⑿以人格担保履行六项协议。在下层统一战线方面，中共中央主要是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逼蒋抗日。针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杀掉蒋介石的愿望特别迫切的情况，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东北军、西北军军政干部会议上，宣传中共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的主张，宣传防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大意义。努力促使东北军、十七路军以及西安各界一些反对和平解决事变的人士转变态度，使和平解决事变成为西安舆论界的主导思想。全面启动统一战线机制的最大意义在于争取了当时中国国内最大的政治集团、国内合法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最有实力的国民党军队参与抗战，使之成为未来中国的重要抗日力量，实为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
三、实施了正确的权力前移策略
权力前移是通过特定情境下的放权，使在外指挥之将拥有依据实情临机处事的最大权限。其特点是灵活高效。中国古代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说，有钦差大臣的形式。中国共产党也经常成立前敌委员会等机构。这些都是权力前移的具体表现。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实施权力前移策略，派出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商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事实证明在西安事变中实施权力前移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政治危机的新尝试。它能快速反应，提高效率，及时化解矛盾，解除危机，从而有效地实现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价值取向。
危机事件的紧迫性对可供做出正确决策的时间是极其有限的，日常的决策机构不能满足特定要求，需要成立具有最大权限的核心机构，迅速灵活有序地处理危机事件。西安事变发生的初期，在中共党内关于如何处理蒋介石存在很大分歧意见的情况下，实施权力前移措施，于12月17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西安全权处理这个突发事件，体现了中共中央的信任。该代表团不负众望，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一，快速收集和传递信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广泛收集国内外各方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对策对中共中央做出正确决策非常重要。作为事件的起源地，西安是当时国内外各种信息的聚集地。中共代表团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张学良、杨虎城的主张和南京方面的分歧意见，再将这些信息传达给在保安的中共中央，为中共中央决策提供快速准确的信息支持。其二，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精神。代表团奔赴西安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应对决策，代表团采取灵活的策略，一方面随机应变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沟通，明确表明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同时，又及时通过电报向毛泽东等汇报情况，交换思想，谋求更好的解决方法。其三，做深入细致的一线工作。当时的西安是危机的焦点，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代表团直面西安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和各界群众的不同反应，快速应对，主动出击，最大限度地将危机及时化解于萌芽阶段。
权力前移措施能否正确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本身的综合素质。作为中共中央处理西安事变的全权代表，周恩来是最合适的人选。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他一直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和张学良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坚定的民族立场、非凡的胆识、过人的勇气、卓越的谋略和务实的态度倍受张学良由衷的尊重和信任。很多年后张学良仍然认为：“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⒀回忆接到中共中央答应周恩来赴西安的电报后的情景，“我当时很兴奋地说：‘用我的座机随时去接!周恩来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⒁事实证明，周恩来在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确实起了关键作用，堪称原则性和灵活性完美结合的典范。替代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判的宋子文感叹道：“周先生是个天才，罕见的天才!”⒂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叶剑英也有丰富的统一战线经验和军事斗争经验。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他先后担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洛川工委书记、中共中央常驻西安代表等重要职务。其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促进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关系形成，而且与张学良结下了真挚的友谊。中共代表团的综合索质在西安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其一，给张学良、杨虎城有力的支持。自12日事变发生至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之前是张、杨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国内外舆论普遍要求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蒋介石的态度是不合作，加上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就如何处置蒋介石存在严重的分歧意见。这一切使张、杨感到“彷徨束手，问策无人”。⒃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西安后，从商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到代表西北军队与蒋介石一方进行谈判都给予了他们极大的支持。有学者认为“周恩来身为西安方面客人，实际上是西安方面的政治领导者”，⒄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其二，代表团成员分工协助，互相配合。周恩来负责上层统一战线工作，首先使东北军、西北军的高层领导人接受中共中央的决策；继而同蒋介石的代表宋美龄、宋子文谈判达成了停止“剿共”政策等六项协议；叶剑英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身份协助张举良、杨虎城做好对付亲日派军事进攻的军事部署。代表团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中共中央实施正确的权力前移策略体现。
危机意味着危险和机会并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化解无数危机事件不断进步和壮大的历史。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危机应对的成功范例，在于它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价值取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培养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局意识、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知难而上的作风、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应对能力。这些不仅完善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危机应对模式，为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为后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最终成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执政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作者简介：殷丽萍，广东教育学院政法系
唐明勇，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宣传部
① 王维礼：《试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共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
②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第682页。
③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第683页。
④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第638页。
⑤《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1936年12月19日。
http：／／www，hoplite. cn/i'emplates/xasbwsg0036. htrnL。
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9页。
⑦《贺国光转阎锡山向张学良表明态度的电文致顾祝同密电》，1936年12月15日。http：//www. hoplile.cn/Ternplates/xasbwsg0064. htrnl。
⑧《阎锡山表示愿承委救蒋介石致冯玉祥密电》，1936年12月21日。
⑨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第682页。
⑩金冲及：《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2页。
⑾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页。
⑿《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3页。
⒀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第600页。
⒁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第680页。
⒂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第692页。
⒃转引郭溪上：《从客人到⑷主谋》，《漳州职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⒄转引郭溪上：《从客人到主谋》，《漳州职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