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中共应对突发事件能力论析
郑德荣 王占仁
1936年12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和西北人民抗日热潮的激励下爆发的西安事变是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不堪蒋介石威逼强制推行“剿共”内战政策，经劝谏、哭谏全然无效，毅然以兵谏方式逼蒋转变政策的义举，这是一次震惊中外的突发事件。事变的和平解决理应以蒋介石的承诺与获释为标志。然而事出意外，节外生枝，蒋返南京后竟背信弃义地扣押了送其返回南京的张学良将军。并再度发兵西安，由此引发西安与南京的关系骤然紧张、东北军内部发生主战与主和两派的格斗与残杀，乃至酿成“二二事件”。这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的又一突发事件。经中共及其代表卓有成效的工作、协调与斡旋，转危为安，西安事变终于以西安接受南京提出的乙案为标志得以和平解决。这两个突发事件处理当否，关系分裂内战或团结抗战的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事关重大，形势复杂，情况紧急。中国共产党站在战略高度，坚持以民族利益和团结抗日大局为重，机智果敢，沉着应对，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积累宝贵经验，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基本能力。
一、成功应对张、杨发动兵谏，
扣留蒋介石的突发事件
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方式督促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而发动西安事变，并非长时间的预谋，乃突发事件。中共为促成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张、杨在扣蒋后面临着出乎预料的严峻形势，单靠张、杨本身的力量，实现逼蒋联共抗日的“兵谏”目的，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异常艰难的。首先，张、杨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的义举既没有得到国内各派力量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也没有得到苏联等国际力量的支持。张、杨在扣蒋后即于当天发表了著名的八项主张，并通电全国。他们以为扣蒋之举“除少数反动派外，必成大快人心的事(实际上是大快了人心)”，①不料此电竟被交通处长蒋斌压下未发并先向南京告发西安事变情形。南京政府即刻将国内邮电全部控制，严密封锁消息，“致使中外对于双十二事件，一时不得真相，”②且被南京所扭曲。因而张、杨的救国主张得不到各方面的真实反映。南京政府得到事变消息后，当日夜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议：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加推何应钦等为军委会常委，并把指挥调动军队大权交何应钦掌握。同时决议：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孔祥熙代行政院长后，即刻分别致电各省市当局，要求“一本中央之意旨为一致之进行”，并付阎锡山以“营救全权”，对张、杨所部施分化瓦解之策，孤立张、杨，对他们施加压力。“故张、杨当时所收到的电报，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大骂张，杨劫持统帅、为大逆不道”。③当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对张学良“命令措辞异常严峻”，“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商量余地，”致使当时力主用和平法解决西安事变的宋美龄有此时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的感觉。④南京政府对张、杨所采取的这些激烈措施，加剧了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对立气氛，而阎锡山的背弃前盟，盛世才的反复，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个别将领的投靠南京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张、杨的情绪，对事变的妥善解决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张、杨原来曾抱有很大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然而竟遭到“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助日本使中国分裂”的指责，⑤而且声明“苏联政府无论直接与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联系”。“与中国共产党亦无任何联系。”⑥苏联竭力表白自己，是张学良“最恼火的一件事，也是他沉不住气的主要因素”。⑦
其次，蒋介石被扣留后与张、杨之间的对立情绪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致使张、杨与蒋一时无法对话。12月12日至14日，张曾多次去见蒋，蒋总是或闭口不言，或大声斥责，不容分辩。直到14日端纳到西安，张把蒋从新城大楼移到高桂滋公馆后，才向蒋提出八项主张，但仍遭蒋严厉拒绝。而南京政府这时也未考虑与西安有和谈可言，并即刻决定讨伐西安，极力反对和阻挠宋美龄等赴西安救蒋。由于何应钦等的阻挠，直至20日，宋子文才得以私人资格赴西安。
再次，蒋介石被扣后，张、杨及其部下之间在对蒋的认识和处置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张学良以为他的坦率诚恳的态度和抗日救国的热忱，任何人都会受到感动，从而同情和支持他的主张，以为他是对事绝非对人，只要蒋答应抗战就放他回南京，并且仍拥护他当领袖，蒋不至对他有什么仇恨；而杨虎城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蒋一贯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因而对蒋警惕性比较高，认为处理不当，必将遭到打击报复，不能轻易放蒋，要有相当保证。张、杨如此，他们部下的思想就更不一致了。不少人虽然拥护张、杨扣蒋的正义举动，但对张、杨特别是对张的真正意图并不理解，对如何处置蒋介石更是众说纷纭。许多人尤其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直接参与抓蒋的“少壮派”军官，心存疑虑，担心不杀蒋会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便主张杀掉蒋介石。也有个别将领从个人利害出发，在事变中甚至拒绝受命，公开投靠南京，致使张、杨防范南京进攻的军事部署遇到挫折。洛阳、潼关两地防线不攻自破，南京讨伐军得以长驱直入，其先锋部队竟进到华阴县(后被击退)，这就更加剧了西安的紧张形势。
这样，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外有南京讨伐大军压境，内有两军之间及东北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蒋介石又拒不同张、杨对话的情况下，单靠张、杨本身的力量，实现逼蒋联共抗日的“兵谏”目的，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十分困难的。
第二，在西安事变能否得到和平解决的重大关键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所作的巨大努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发生高度重视。事变当天，在接到关于事变的消息的电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指示上海、天津和西安等地党组织，推动人民团体向全国揭发蒋介石对外妥协退让，对内镇压人民，坚持内战并压迫部下“剿共”，不准红军和全国军队抗日的罪行，要求立即召集抗日代表大会，并争取宋子文、孙科、孔祥熙等同情与谅解西安义举：决定派周恩来前往西安与张、杨一起，共同主持大计；同时为配合张、杨防止中央军进攻西安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
其次，中共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坚持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贯立场和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在听了张、杨关于事变情况和各方面对事变的反映以及蒋介石被扣后态度变化的介绍后，周恩来即明确提出在蒋接受抗日主张后就可以释放他，并与张、杨进一步商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条件。12月18日，周恩来两次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到西安后的工作情况及各方面对事变的反映。中共中央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和周恩来报告的新情况，主要是考虑到国民党将领及地方实力派对蒋的关注，及如何处置蒋个人对事变能否和平解决至关重要，即刻决定放弃“审蒋”要求，以便利用事变全力推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改变其错误政策。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只要国民党能实现张、杨及全国人民的抗日民主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蒋氏的安全自由也不成问题。在此基础上，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⑧向全国正式阐明了自己对于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向南京和西安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项建议。同日，中共中央还对党内发出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⑨指示正确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充分肯定了西安事变对于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正确地估计了西安事变的发展前途，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前途，避免内战爆发的危险的四项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提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指明了处理西安事变的正确方向，规定了实现和平解决前途的一整套具体措施，极大地鼓舞了张、杨为实现“兵谏”既定目的的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促进了西安事变向着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二、成功应对蒋扣押张引发的“二二事件”
经过三方谈判使蒋介石获释，如无节外生枝，西安事变已算和平解决。但是，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致使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又成问题。张学良送蒋被扣后，西安大为震动，引起了不亚于因蒋被扣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使已经取得的成果丧失，而且可能导致新的内战。因此，能否稳定西安局势，促使西安与南京之间的最后和解，就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部分。所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应该包括处理善后这一阶段。
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引发了新的危机。蒋介石回南京后导演了“审张”、“赦张”、“管束张”的丑剧。蒋扣张的意图，一是可以借此维护自己的权威，惩罚张、杨所谓犯上作乱，施个人报复并警告其他反蒋势力；二是为了拆散西北三位一体的大联合。他认为三位一体的存在对他的统治是不利的，扣张后三位一体就会分化；三是可以胁天子以令诸侯，达到削弱瓦解东北军、十七路军，消灭异己的目的。于是他不顾宋子文等的反对，扣押了张学良。同时指使已经准备撤退的讨伐军继续进逼西安。
当时西安内部，特别是东北军内部，由于张学良被扣，在如何对待南京方面的军事威胁。如何营救张学良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这种意见分歧与原来对蒋介石处置上的分歧相结合，形成了“主战”、“主和”两派。部分中下级军官，主要是原来主张杀蒋的“少壮派”，由于对蒋介石背信弃义的极端愤慨，坚决要求和南京火拼。以营救张学良回西安；王以哲等将领则认为，事变的发动和解决都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力量好好团结，张学良是可以回来的，营救张不一定非打仗不可。也有少数将领从个人利害出发借机向南京“输诚”，极力洗刷自己。杨虎城对张匆忙放蒋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无法劝阻，又被动地仓促地接受了张学良临时交给的代理指挥东北军的任务，他既不能否认自己是两军最高统帅，实际上又对东北军无能为力。所有这些就使西安内部和与战之间的分歧更加错综复杂，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新的内战，使已经取得的和平成果付之东流。
第二，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初步和平成果，避免新的内战，进而实现团结抗战，中共及其代表进行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1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确定了自己目前的任务和方针。这一指示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具有远见的措施，有力地指导了事变善后沿着和平民主的方向发展。
12月28日，针对蒋介石所谓《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对蒋介石在“训词”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攻击诬蔑张、杨的荒谬论调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和有力的批驳。毛泽东把蒋介石在西安被迫接受的六项条件一一开列，公布于众，让全国人民监督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所允诺的条件。毛泽东还严肃指出，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为有力。“现在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⑩毛泽东的声明，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真相的严重歪曲，对于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推动蒋介石政策的转变起了重大作用。
1937年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指出：“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行，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⑾通电深刻揭露了亲日派一面扣押张学良，一面向西安进攻，企图爆发空前之内战的阴谋，有力地维护了国内和平局面。
与此同时，1月初，奉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在南京与陈立夫等接洽谈判，要求国民党方面迅速落实蒋、宋在西安与周恩来商定的各项措施，明确表示反对南京部分亲日派继续策划内战的阴谋及扣留张学良的错误行为。⑿1月8日，周恩来在西安同来陕之国民党代表张冲进行接触，进一步阐明共产党谋求和平及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11日，周恩来写信给蒋介石，指责其背信弃义，敦促实现诺言，要蒋完成和平、统一、撤兵，释放张学良。⒀
第三，“二二事件”后中共采取得力措施极力维护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促进事件得以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在呼吁南京当局立停军事行动、制止内战重新爆发的同时，还通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西安极力斡旋，力主和平，竭力维护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团结，尽量把事变引向和平解决，反对把事变引向纠纷和混乱。当时杨虎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周恩来十分同情杨虎城的处境，热情支持、协助他进行工作，为他出谋划策。杨虎城也非常尊重周恩来的意见，与之推诚相见。1月初，为制止亲日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及两军将领共同研究联合作战方案：红军一部挥师南下，威胁南京军队东路侧翼，使其东路受阻，西路孤立无援；同时发动群众举行大规模示威反对内战，并经三方协商，由杨虎城领衔向全国发出通电，抗议中央军西进。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制造“二二事件”，刺杀了东北军主和的王以哲将军后形势更为紧张。当时东北军陷于自相残杀的危险边缘；杨虎城则表示，只有营救张学良回来才能团结东北军，自己无法支撑这个局面；而混入西安的托派更乘机散布谣言，妄图把杀王的责任推到中共代表团身上，而主战派由于对中共坚持和平解决的立场不理解，甚至提出要对中共代表团实行“兵谏”。在这情况极为复杂，时局动荡不定的险恶环境中，周恩来等坚定沉着，临危不惧，大义凛然，耐心细致地对各方面做说服解释工作。周恩来得知“二二事件”发生后，严厉批评此事。并和刘鼎等立即到王家吊唁，王的家属和东北军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中共误解。2月3日，驻防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得知王以哲被杀，自动撤出渭南，立即开回临潼向西安警戒，誓为王以哲报仇。周恩来得知后，当即派刘澜波到渭南说明情况，劝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团结。为避免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还派刘鼎将孙铭九等人暂时送到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使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目标，从而避免了东北军内部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⒁同时想尽办法努力团结东北军，树立领导中心，反对分裂。到新城和杨虎城商议，向杨虎城和各方面人士申明，中共一定对得起朋友，一定对得起张、杨两先生，一定要尽力维护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团结。因而终于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使事变得以继续朝着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正是由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逼蒋联共抗日，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对南京、西安及其他方面进行了许多艰巨细致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积极成果得以巩固，从而推动了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终于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发动，使西安事变真正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和关键。
三、中共在两个突发事件中形成的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两个突发事件的发生，使各派对立力量之间的冲突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情况常常是风云突起，瞬息万变，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一切付之东流。中共成功地应对了两个突发事件，其突出作用不仅表现在促成西安与南京之间达成协议、蒋介石获释上，而且表现在缓和张送蒋回南京被扣后再度引发的南京与西安之间严重紧张关系，稳定西安局势，团结各方，推动蒋介石履行诺言，转变政策，以实现西安事变的基本要求和既定目的所起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共应对两个突发事件的立场，采取的策略和紧急措施，显示出中共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审时度势，准确把握事件的性质、独立自主地判断形势的能力。准确把握事件的性质是正确处理突发事件的前提；善于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判定突发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从而科学地预测其发展走向是正确处理突发事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及时果断地制定正确的方针和应对措施，遏制突发事件不利因素的扩散或蔓延。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党中央就站在抗日救亡大局的高度，充分肯定了“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⒂科学分析了可能导致的两个前途，从而确立站在西安方面的基本立场，果断采取政治的和军事的两手准备，全力争取和平解决，以实现兵谏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西安事变性质的确定和形势的分析，都是中共独立自主做出的决策，这个决策是在西安事变第二天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无端地指责张、杨勾结汪精卫受日本操纵搞政治阴谋，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尚未清楚的情况下做出的。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已经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整套方针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来电表示了大体相同的意见。⒃这就充分表明了中共独立自主应对突发事件，正确分析形势，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
第二，总揽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协调各方面力量实现总目标的能力。突发事件的发生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有很强的敏感性和连带性。这就需要领导者总揽全局，从长远考虑，坚持总的政策不动摇，不为一时一事的干扰而转移大方向，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始终从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把握事态的发展，制定全方位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及时有效地进行协调，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抓住危及民族存亡这一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坚持总的政策是逼蒋抗日，一再强调当时的大局是一致抗日。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⒄为了实现总的政策目标，中国共产党权衡利弊，服务大局，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及时转变了对蒋的态度，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第三，机动灵活，原则的一致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把危机转化为发展机遇的能力。突发事件所引发的危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发展的机遇。中国共产党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中不仅善于把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而且善于把危机看成转机，进而把危机转化为发展的机遇。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坚持原则、迎难而上，当机立断、机动灵活。在处理事变的过程中，总的原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其它一切措施和办法都为这个目的服务。从实际出发，考虑现实条件的客观可能性，争取事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面对扣蒋形成的僵局，中共从始至终主张和平解决；面对蒋介石只答应口头诺言，拒不签字，中共代表因势利导，灵活处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之后，中共不以放张学良为先决条件，积极促进事件的和平解决。所有这些灵活的策略都有利地促进了时局的转变，把突发事件所引发的危机转化为发展的契机。正如毛泽东所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⒅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增强应变能力中发展壮大，也是中国共产党成长的一大特色。
第四，站在战略高度进行理性思考，以理智克制感情，沉着冷静地掌握主动权的能力。突发事件的特殊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西北三位一体的柱石——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考验。中共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理性至上，不为情感所左右，始终掌握主动权。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突出显示了中共领导人的理性思考。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杀蒋呼声很高。杀蒋可以解人们心头之恨，但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以政策代替义气。当时中共曾考虑对蒋个人的处置可以有几种办法。毛泽东讲有上、中、下三策，即放、不杀不放、杀。认为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⒆当宋子文到达西安，得知周恩来已经来西安，十分紧张，说：“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但是当周恩来明确表示：“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喜出望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十分欣赏。⒇正是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从争取和平解决的前途考虑，放蒋更为有利，中共及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第五，以两手对两手，熟练地运用政治的、军事的斗争方式，争取最好的前途，防备事态恶化的能力。突发事件的发展往往有两种前途，必须做好两手准备。蒋介石向来惯于把军事压力和政治分化并用。针对蒋介石的这一特点，中共在处理两个突发事件过程中，在斗争方式方法的运用上，注重多样性，注重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紧密结合。在政治上积极进攻，军事上积极防御，以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中指出：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在政治上指明蒋介石的错误，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极力呼吁各派势力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为配合张、杨应对中央军进攻西安果断地做出相应的军事部署，在军事上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以确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前途。为了阻止南京政府内亲日派借机发动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胡服(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我即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把全部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保卫晋绥，并要求南京即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对于亲日派降日卖国，进行内战，镇压民众的罪恶行为，应‘坚决反对之’”。(21)在处理事变的过程中，中共一直采取积极防御的军事斗争原则，通过各种斗争方式的综合运用，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作者单位：郑德荣，东北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王占仁，东北师范大学
①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杜1981年版。
④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26-51页。
⑤《苏联真理报》，1936年12月14日社论。
⑥《苏联驻华代办司皮礼瓦尼克的声明》，《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⑦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131页。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128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247页。
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⑿张云：《潘汉年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页。
⒀《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页。
⒁《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页。
⒂《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页。
⒃《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11页。来电称：“现回答你们的几封来电，建议采取以下立场：1.不管张学良意图如何，他的发动在客观上只能对团结中国人民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2．既然这一发动已经完成，就应当考虑既成事实。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冲突；①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立志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加入政府，用这样的办法改组政府；②保证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③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与红军合作抗击日本侵略；④与同情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谋求解放的国家实行联合。最后，建议你们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页。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⒆丁雍年：《关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1期。
⒇《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83、84页。
(21)丁雍年：《关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1期。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