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研究的新史料与新进展
左双文
今年是西安事变爆发70周年。由于事变涉及了中国现代史上几乎所有重要人物，牵动了国内各方政治力量，事变主要当事人漫长、曲折、戏剧性的人生历程、由于事变对中国现代历史的震撼性影响，以及在国际上也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70年来，人们一直保持着对事件的关注。各种资料、回忆录、研究著作不断问世，充实和丰富着人们对这一事件的了解和认识，这一过程至今尚未完结。本文就关于事变新近公布的几份重要史料及若干基本史料作一掠影式的介绍。
1．《蒋中正先生西安事变日记》。由台湾原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总干事、现为政治大学教授的刘维开先生整理，来源为蒋之孙媳方智怡特许提供之事变期间日记影印件，国民党文传会党史馆主办的《近代中国》杂志2003年3月第153期刊载。日记自12月11日即事变前一天起至26日即返回南京后止，共16天，是蒋事变期间日记手迹的首次面世(作为整理稿之原件附后)。刘维开并根据蒋中正档案之《事略稿本》、《困勉记》、《蒋总统爱记》等对之作了许多补正，使因年深日久霉烂之日记得以较为完备可读。稍知西安事变史的人都知道，蒋在事变后公布的《西安半月记》对在西安见周恩来的情况只字未提，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只隐讳地提到张学良介绍某有力人物来见，这份日记的公布则使此一史实从蒋的档案中得到确证，自有其重要的价值。在笔者看来，这份文件的另一要点为蒋几次提到认同和盼望南京方面派军队围攻西安，“蒋先生西安事变日记多事后补记”，①蒋在此处的真实心态是赞成用兵还是为了安抚手下?因为南京的大员相当多数赞成讨伐，如戴季陶、吴稚晖、孙科、居正、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朱培德、朱家骅、叶楚伧、丁惟汾、于右任、张道藩、马超俊、陈公博，其中有许多是他的亲信近臣。如果蒋因赞同宋美龄认其为别有用心而不再信任，那政坛之震动可想而知。这似乎也是蒋所面临的困扰之一。他在1月27日的日记中就谈到“为京中对家人不满事，甚忧闷”。②陈公博在《苦笑录》中就谈到，“那时蒋先生之被囚西安，已不像是国家大事，而是宋孔两家的家庭私事，中央已无法过问了。”③陈立夫后来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当然，这只是笔者一个初步的感想，研究者如何看待和使用这份资料，当自有把握。
2.《孔祥熙所藏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名学者杨天石先生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缩微胶卷中择要选出，收入杨先生所著《近代中国事实钩沉——海外访史录》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共89封电报，并由杨先生对电报及事件的解读和评判相贯穿。孔祥熙是蒋被扣后南京方面推出的行政院代院长，堪称事变非常时期南京中央与各方沟通联络的核心人物，其往来电报涉及面之广，可说无人可及，故这份史料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④该书另有一篇《陈立夫与西安事变》，许多内容为《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一书所无，例如关于戴季陶是讨伐派中“特别坚决”的人物，不赞成宋美龄怀疑主战者的动机等等，也具有相当之史料价值。
3.《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国民党文传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先生整理，来源为宋氏后人2004年3月新捐赠给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之宋子文档案尚未开放部分，邵先生请学者复印并译成中文，于2004年6月刊布于《近代中国》157期，日记从12月20日至25日前后共6天，原文为英文打字稿，译成中文约7000多字，邵先生认为“应也是事后追记而成”。这份文件对周恩来与蒋的见面有更为详尽的纪录，与蒋之日记明显贬低对方、轻描淡写不同，相对要客观许多；文中谈到张杨周与他就改组政府问题的谈判及一些具体的人事安排，与中共之档案记录多有吻合；谈到熊式辉怀疑蒋是在胁迫之下同意西安方面暂停交火，谈到是叶楚伧在报纸上反复声称宋子文去西安只是以私人身份，谈到韩复榘、宋哲元通电主张先召开政府要员、各方代表、社会名流会议有所决定之后，蒋再离开西安，被认为是节外生枝，等等，有相当内容都是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所未曾公开的。
4.《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三)剿共与西安事变》。台北国史馆2002出版，为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中关于西安事变的内容。该书有关事变和平解决的部分并无新的史料刊布，倒是在事变善后问题上公布的若干致刘峙、顾祝同电报的蒋介石手稿或可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另有两份1937年2月8日、16日致顾祝同谈国共合作条件的电报，反映了蒋介石对合作所持的立场，颇为重要，但也已收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 (一)中，研究者不难找到。
5.《西安事变史料》六册，3000多页。包括：第一册，重要函电(上)，第二册，重要函电(下)，第三至六册，大事纪要(一一四)。台北国史馆朱文原编，国史馆1993—1997年出版，此书为编者根据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阎锡山档案”等史料为主，辅以事变当时报章杂志的报道资料，结合其它相关已刊、未刊史料、论著汇编而成，其中也有录自大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的档案，以及从大陆出版物中选出的资料，如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冯玉祥日记》，吴福章编的《西安事变亲历记》，张魁堂、陈民等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的论文等。许多重要当事人的回忆也被作为附录收入书中，如第三册收入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第五册收入《张学良忏悔录》、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第六册收入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等，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西安事变研究资料汇编。
6.《王子壮日记》第三、第四册相关部分。此书为手稿影印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出版。王子壮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铨叙部政务次长(相当于副部长)。事变时，王“等每晚往党部值夜，等候各方之消息，兼负与各方通报消息之责”，并曾担任几次中央常会的记录，对南京高层的动态有直接了解。此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提交大会的《西安半月记》也是由他代蒋向大会宣读。⑤他对此事逐日所记的日记，特别是关于戴季陶、居正、何应钦、宋子文、孙科等人态度的记录，是在并不知道事态后来发展及最终结局的情况下所撰，应当较少刻意隐晦或有意逢迎的成分，有的与大家所熟悉的说法并不完全一样。其日记对于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发表后在南京高层引起的疑虑和不满也有若干翔实的记录，可与陈立夫的回忆访谈相印证，而为其他史料所无。而且这份史料至今未见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利用，颇值得引起注意。
7．《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相关部分。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于当晚12时召开中央常委及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会议，丁惟汾主持，陈果夫、冯玉祥、叶楚伧、戴季陶、居正、于右任、张继、孙科、方治、陈立夫、张群、吴鼎昌、朱家骅、张嘉、陈壁君、张道藩、张厉生、李烈钧、何应钦、朱培德、程潜、邓家彦、陈绍宽、曾养甫、梁寒操、陈布雷、王陆一、陈公博、马超俊等参加。⑥马超俊作为这些决策的参与者之一，在其回忆录中专门有一小节写“西安事变”，其中几个重要关节的说法，与王子壮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⑦
8.《革命文献》第九十四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九十五辑《西安事变史料》(下册)，1000多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出版，收有藏于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机要档案中的各种电报、会议记录，蒋介石事变前夕的日记、各方对事变反应的电报、当时报刊的评论、重要当事人的回忆、记述等等。除前述蒋、宋、孔的回忆外，还有蒋百里、万耀煌、顾祝同、李金洲、刘健群、萧赞育、何廉等，其中值得研究者注意的如万耀煌的《西安事变身历记》。万当时在西安一同被囚，此文对被囚情况逐日作了记录。另有选自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的“西安事变忆往”一节，顾祝同在事变后被任命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蒋回南京后又被任为西安行营主任，进驻西安，在事变后一阶段亦算是举足轻重，其回忆自有可参考之处。
9．《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此书为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5年出版，关于西安事变的部分有100多页，包括一些重要的函电、会议记录、演讲报告、回忆录等，相当部分选自“总统府机要档案”。
10. 何应钦著：《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作为“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于1984年在台北印刷。何应钦是事变中南京中央掌握军权的人物，被任为“讨逆军总司令”，当时及后来有许多何欲在事变后取蒋而代之的传言，是事变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何在此书中虽有洗刷自己之意，但出以轻描淡写之态度，书写得四平八稳，且多是引用别人的忆述，自己并未披露何种独家秘辛，对研究事变后南京方面反应的真相，提供的新东西不多。其中所引陈果夫日记中的几段话，算是比较有价值的内容。
11. 陈公博著：《苦笑录》。这是陈公博在事变两年半之后的1939年6月，在香港写的回忆录，忆述他自1925—1936年的经历，最后一章刚好是《西安事变》。此时他已脱离重庆政府，自称要写一本到他死后才能公布的“存真”的”一笔一笔的纪实”。因此写得比后来一直留在国民党营垒的人似要超脱和直率些，对事变后南京政府诸公的反应及汪派对蒋的心态都有算得上传神的描绘。
1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西安事变有78份档案，70多页。其中最有价值之部分为有关西安事变善后、蒋介石迫使杨虎城等让步、拒绝释放张学良、中央军以武力威胁进入陕甘的内容，披露秘辛颇多。这部分内容多选自陈布雷档案，可说是由二史馆独家掌握的资源，作为人物档案，不会向一般读者开放，但研究者却可从此书中方便地受惠。
13.《冯玉祥日记》第四、第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冯玉祥作为事变后在南京中央与闻事变处理决策的人物，在日记中对事变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涉及到南京高层许多人物的态度及他本人的心态，是他五大本日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
14．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本册相当部分是关于西安事变前后的文电和回忆录，及张学良晚年对访谈者的几次谈话记录，是研究西安事变必不可少的资料。
15.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大陆地区出版的关于西安事变最重要的档案史料集，比较完整系统地收入了自1935年8月——1937年4月中共与西安事变相关的各种重要文件，特别是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来往的秘密电报。事变后中共处理事变方针的电报，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事宜的电报等，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另有一些研究西安事变的论文，因采用的史料有独到之处，也颇值得参考。《近代中国》发表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学术座谈会专辑》⑧收入了刘维开、杨奎松、陈存恭、陈永发等学者的发言文稿，刘维开的文章主要探讨了张学良送蒋返宁之后为什么被长期监禁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其中以蒋氏日记等资料对蒋、张之复杂关系，蒋之恨张心态进行分析，颇有新意。此外，研究者还可注意朱文原的《西安事变时期孔祥熙整合各方势力的经过》，⑨邵铭煌的《暂别南京：西安事变后蒋中正先生之进退出处》⑩等文章。
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和公布，必将推动着西安事变研究取得新的丰硕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①邵铭煌：《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近代中国》2004年6月第157期。
②刘维开整理：《蒋中正先生西安事迹日记》，《近代中国》2003年3月第153期。
③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④台北文海出版社所出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82辑(1972年初版)收有《孔庸之(祥熙)先生讲演集》，内有一篇《西安事变回忆录》，为孔祥熙50年代到美国后根据所存西安事变文电，佐以本人的回忆，连辍而成，亦为西安事变研究之第一手重要史料，如与杨天石先生文章结合研究，当更全面。
⑤参见邵铭煌：《暂别南京：西安事变后蒋中正先生之进退出处》，载台北《近代中国》2005年3月第期第178页。
⑥见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3日。
⑦《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版。
⑧载台北《近代中国》2001年12月第146期。
⑨载台北《近代中国》2002年4月第152期。
⑩载台北《近代中国》2005年3月第160期。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