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善后”的结局之我见
郝银侠
西安事变最终的结局是东北军、十七路军被改编，西安基本被蒋系所控制。这种结局是否可以改变?史学界大多认为西安事变的结局是由于善后失误而导致的。其最大的失误在于张学良送蒋，导致自己被囚，决定了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命运。另一种观点认为，张送蒋固然失误，然仍有回西安的可能，只是由于西安方面特别是东北军内部少数掌权的高级将领放走了南京的十几位大员，才导致张长期被囚。上述两种观点均认为西安事变的结局是不理想的，如果张学良不送蒋或张回来，还有更理想的结局。笔者认为，西安善后中既要放蒋又要保全张杨及两军的利益是不现实的。换句话说，自从张杨抓蒋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他们及两军的命运。也就是说，西安事变后的结局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一)放蒋是大局所定，张学良送蒋是迫于国内国际的强大压力。
西安事变中，摆在张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杀蒋，这与他们发动事变的目的相左(事变前张杨曾多次告诫部下，抓一个活的蒋介石，还要放一个活的蒋介石，千万不能打死他，抓他只是为了逼他抗日)，而且会引起大规模内战，是不可取的。二是放蒋。只要放蒋，张杨就必须做出牺牲。历史上“挟天子以令诸候”的事例很多，最显著的莫过于曹操挟持汉献帝。但蒋介石与他们不同，蒋拥有中国境内最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资源，即使西安事变中不口头允诺而采用签字的方式(假如蒋同意的话)，他也可以将其撕毁。1946年蒋与中共签订了《停战协议》，不照样撕了吗!因而有人认为如果签字，张杨及两军的命运即可改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对此，张学良看得很清楚，曾对黎天才讲：“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要他在原则上承认了，就让他走，签不签字没有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的撕毁。”①在当时的中国，蒋是唯一可以团结领导中国抗战的人物。在国民党的内部，能与蒋抗衡的只有两个人，汪精卫和胡汉民。胡是国民党元老，长期追随孙中山，也是孙理论的捍卫人，自认对孙中山的理论最有解释权。胡、汪企图以立法院为工具同蒋争权，用立法权牵制行政权。但两人手中均无军权，“约法之争”中，蒋囚禁了胡。此后，胡只有利用西南军阀反蒋，国民党内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的局面。1935年汪被刺及1936年胡去世，两大政敌消失。特别是胡的去世使长期与国民政府对抗的两广顿失中心，两广事变中被迫屈服于蒋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之下。西安事变前，地方实力派大多认为蒋是能够领导和团结中国抗战的唯一人物，没有他中国将再次陷入分裂。
西安事变前，张杨曾与地方实力派进行了联络，并取得了某些口头支持。这也是他们发动事变的原因之一。12月10日张杨分析西安事变后的形势时，张曾对杨乐观地说：“广西李宗仁白祟禧的支持是可靠的，刘湘也会积极响应的。韩复榘、宋哲元曾经表示，愿以兵力支持，这是较为有利的。阎锡山是靠不住的，但不以兵力威胁河西与豫西是可靠的。”②因此，张杨曾设想扣蒋后全国会出现一股反蒋的潮流。事实如何呢?张杨在事变的当天即通知李宗仁白崇禧，希望他们“躬亲来陕，共谋国事”。李、白同时也得到了驻西安的广西代表刘仲容的密电，刘盼望“副座(白崇禧)能乘机来此，共商一切”。③李、白却采取了静观的态度。④13日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的名义询问李、白对事变的态度，李、白第二天即复电孔，指责张学良“痛心乡帮，一时激于情感发生辊外行为，使委座蒙难西安，全国震惊，弟尤痛惜”，并表示“不因一时事变，稍涉张皇。”⑤西南另一个军阀陈济棠(两广事变失败后被迫出国)也从欧洲发电，指责张杨为“民族罪人”，并呼吁全体同胞“一致拥护中央，同声诛讨，以张纲纪”。⑥事变爆发当天，张杨连发两电，希望刘湘响应。但刘并未表态。14日刘致电何应钦询问”政府应变处置“之方针，认为“委座被囚，当此外患严重之势，变故如斯，甚非国家之福”，表示自己对川事“绝对负责”。该电未公开指责张杨，也未明确表示拥护南京政府。⑦刘的态度使南京政府不安。为促使刘表态，孔祥熙让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刘航琛(时在南京)回川劝刘，表明中央态度，南京政府并在17日任命刘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即于第二天致电国民政府与各省军政当局，提出解决陕变的四项原则，“拥护中枢，抵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领袖”⑧，声称“今后惟有尽地方绥靖之责，川纡中枢西顾之忧”⑨，表示拥护中央。
宋哲元在接到张学良“亲来西安，或派全权代表前来，共商国是”的电文后，不仅未派代表，反于14日致电孔祥熙、何应钦，指责张被“共匪利用”，希望中央“迅速勘定变乱，营救委座”⑩。阎锡山则提出“四个乎”指责张杨“以救国之热心，成威国之行为，与国不利，增加国人之忧虑”。⑾次日又将张杨复电原文转给孔祥熙，以表示他支持南京的态度。后又希望张杨将蒋从西安转到太原，由他监护处理，遭张杨拒绝。其他地方实力派人物如盛世才、刘文辉、杨森、龙云、马步芳、马鸿逵、何键等人明确表示了反对张杨，拥护中央的态度。甚至连曾遭蒋迫害的冯玉祥也谴责张，希望张释蒋，表示愿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并告诫张，勿受他人“挑拨离间”。⑿综上所述，地方实力派大都要求营救蒋，拥护中央，却没有一个人明确表示支持张杨。这与张杨的设想大径相庭!张曾气愤地对黎天才讲：“我不反蒋时，大家都反蒋，我反蒋了，大家都不说话了，甚至叫我的倒好。”⒀这表明，在民族矛盾上升之时，地方军阀们为主的军事精英已认同了蒋的领袖地位。正如秦德纯所说“这几年，蒋的有些做法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他毕竟还能统帅得起来。如果他要有个意外，那时候，必然是各霸一方，国家就要四分五裂了。”⒁秦的看法基本代表了地方精英的共识，即害怕蒋有意外而导致中国分裂，于抗战不利，因而他们对西安事变持保留态度。
国际上英美苏亦反对张杨的行动。张学良最关心苏联对事变的态度，多次询问中共，希望得到其支持。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社论，赞扬蒋介石维护国家统一的功绩，斥张杨的行动为“叛变、强盗”。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亲自起草并签署了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指出“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损害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只能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建议西安方面“不要提出同苏联结盟的口号”。⒂苏联的态度又如一盆凉水泼在了张的头上。
由于日本的侵略亦威胁到了英美的利益，英美害怕失去蒋介石，南京被亲日派掌握，因而英国驻华大使休格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积极与南京政府联系，在经济上援助南京政府，以维护事变期间的金融稳定。斥责张杨，并建议“以保证张杨的安全”作为“释放蒋的条件”。⒃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也致电张，警告张“倘参加共党，即为吾敌。须知中华民国苟无蒋，则难于自存”。⒄齐曾是张的密友、墨索里尼的女婿、法西斯分子的核心成员，反共是可以理解的，但也看出中国离不开蒋。德国国防部长柏龙百、经济部长沙赫特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希望南京政府“采取一切办法，营救委座”，⒅反对张杨。
地方精英实力派们和国际精英均从不同角度出发，希望蒋介石早日获释领导中国抗战。这两股强大的压力是促使张学良早日释蒋并送蒋的原因。而苏联及中共对事变的反应则是张决定送蒋的主因。张曾寄厚望于中共，特别是中共身后的苏联和共产国际，事变前曾多次与中共联系，谋求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希望在苏联支持下，建立一个以西北三方合作(张、杨、中共)为基础的抗日基地。事变后，张邀中共代表，一方面在于谋事变和平解决之方法，亦有籍延安代表以博取第三国际与苏联之支援之意。⒆当周恩来一到西安，张立即询问莫斯科对事变的态度，“当周表示苏不会援助西安时，张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乎觉得被别人所出卖。”⒇苏联的态度使他明白他已失去苏联，意识到斯大林对中国抗日棋盘中每一棵棋子的取舍，而中共对苏联和共产国际历来都是言听计从的，更明白没有苏联，西北局面是无法支撑的。特别是在他考虑何时放蒋和如何送蒋的关键时刻，中共明确表承不同意公开宣布“三位一体”。而只愿意以第三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周与蒋的谈话更让他感到中共仅代表自己的利益，“三位一体”已经瓦解。(21)在地方实力派不支持、苏联斥责、中央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以及西安内部在放蒋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使他感到局面无法收拾，只有自己“送蒋去附京，可顶住五十万大军，西安方面可保证平安无事”。因而张之送蒋并非一时冲动!
有学者认为张学良可以放蒋但不送，善后局面也可改变。这种看法也是一厢情愿!张送不送蒋无关善后大局，第一，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具有一定爱国主义思想的蒋介石已经准备抗日，并作了大量的工作。从抗日大局出发，全国军队必须接受以蒋为首的南京政府的领导，而不允许独立(事变前张、杨曾有联合红军在西北独立的思想)。也就是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接受改编。第二，即使不送蒋，在蒋的分化瓦解下，张亦无法调解西安“三位一体”及东北军内部的矛盾。随着“三位一体”的瓦解，张亦必须接受蒋的善后方案。如果张在西安，也许会延缓东北军被改编的时间。除非张不离开东北军，不到南京，否则蒋总有囚禁张的机会。何况对张来讲，不送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张送蒋了，还被长期囚禁。以蒋的性格，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杨虎城没有送蒋，也未离开十七路军。不也被囚并被杀害了吗?
(二)张学良回来是否可能?
有学者认为，只要扣着南京的十几位大员。张学良就能回来。此说是根据张的秘书应德田的回忆，应说张在临走前曾对东北军将领讲：“我走后，大家要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没有问题。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的十几位大员呢，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22)放走南京的十几位大员是按照张的电报办理的。张此电文是否受到蒋的威胁不是本文研究的问题，不过，以张的性格此种可能性不大。接到张要求放人的电报后，杨虎城与中共代表及东北军的负责人协商，害怕给在南京的张造成困难，是同意放人的，也就是说放人是“三位一体”同意的。不放人有无可能?当时不同意的只是东北军中下级人士，特别是以孙铭久、苗剑秋、应德田、卢广绩等为首的少壮派。他们是左右不了局面的。当少壮派不同意放人时，王以哲曾讲，“任何人胆敢不遵守副司令的命令，格杀勿论!”(23)少壮派被迫同意。杨作为西北地区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张走时曾有手谕让杨负责东北军)，由于兵力有限，无法控制当时的西北局势。东北军又是以张为首的军队。而东北军名义上的最高指挥者于学忠，不是东北军的嫡系，是北伐战争时期由吴佩孚处投奔张作霖的，根本指挥不动与王关系密切的刘多荃等，更指挥不动王以哲、何柱国二人。而且事变爆发后第三天他便回到了兰州，不了解西安内情，他仅有的三个师军队，均远在甘肃。因此，于实际上管不了东北军的事，更调解不了东北军内部的矛盾。张走后，掌握东北军实权的王以哲、何柱国主张放人，中共亦同意，杨虽心理不同意，但两军的实力对比决定他无可奈何。长期坚持下去必将导致东北军内部及两军的冲突，对西安善后不利，更对十七路军不利。正是为了维护两军的团结，杨被迫同意放人。
另一种观点认为：放人后只要“三位一体”团结，张学良还有可能回来，善后局面还可改变。此观点忽略了一个问题，“三位一体”的团结是否稳固?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当时被称为“三位一体”。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是不恰当的，三方虽以张为核心，仅是因为张实力最强，实际上却是谁也无法左右谁。十七路军虽然在军事上归张节制，实际上张并控制不了杨虎城。如起先杨不同意放蒋，张曾建议蒋化妆逃走及后来未告知杨和红军便匆忙送蒋即可证明(当时就有人说张瞒着杨送走蒋似乎对不起朋友，因为这等于出卖了朋友(24))。而中共与张杨亦是谁也指挥不动谁。事变后，张派飞机将周恩来接到西安，周称西安事变是“军事投机”，引起张杨不满。(25)12月24日晚张领周去见蒋，周代表的是红军方面而不是“三位一体”。谈话中蒋对周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由宋、宋、张全权代表我与你解决一切；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谈判。”(26)谈判的双方由“三位一体”对南京方面演变为南京方面对中共方面。杨起初不同意放南京的十几位大员，中共亦未给予支持。后来杨为争取张回陕坚持主战，东北军少壮派也主战，中共不同意，最终导致二二事件的发生，东北军分裂。善后中，双方更多的是关心各自的利益。如在中共与蒋谈判中，蒋建议中共劝说杨和东北军接受南京善后方案。否则，周恩来与蒋所谈一切将无从实现。中共即表示“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接受甲案。1月22日蒋在接到中共同意接受他的建议的电报后，通过宋子文向中共表示，如中共确能劝杨和东北军服从中央统一计划，则西安事变解决后，国民党保证停止进攻红军，联合抗日，给养补充由中央负责。(27)为此，杨曾对中共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曾对南汉宸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并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出来了，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28)杨还对主战的孔从周、李振西说：“看你们傻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党的坚决主张。他们过去没有机会敲中央的门，现在利用东北军、十七路军敲开了中央的大门，人家怎能再同我们一道反对中央呢？”(29)杨的看法虽有些片面，但也道出了某些事实。善后中，东北军对杨的误解亦加深。1937年1月上旬，杨特地从西安到渭南前线看望东北军将士，希望他们不撤兵，以此威逼蒋放张回陕，却被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唐君尧等认为“杨对东北军可能有点企图”。(30)后来东北军内部少壮派和元老派在战和问题上矛盾尖锐，少壮派放风要杀害王以哲、何柱国。何建议王暂避杨家中(王、何部队分别在洛川与咸阳，西安城内除杨部外，就是孙铭久的一个警卫营)，杨亦派人两次接王，王却认为杨不怀好意，并对何说“住到杨家里去更危险，是送礼上门”。(31)三者的关系表明“三位一体”仅是一个以抗日为基础形成的松散的联盟。显然，这种联盟的破裂是必然的。
在日本入侵面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紧迫问题使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出现了暂时一致的共同利益。但是，各自达到这一目的的主张和对时局的分析存在着差异。作为张学良，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抗日，收复东北，重回老家。杨虎城一方，一方面是为了抗日，另一方面也有害怕蒋介石借红军之手削弱或铲除自己实力的想法。中共目的是抗日，但亦有借此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因素。由于各自所处情况不同，追求目标的不一致，“三位一体”难以成为有力的实体。在放蒋问题上，三方的差异性首次表现出来。中共与杨要求蒋做公开表示或承诺，而张仅要求口头答应。僵持不下，导致张匆忙送蒋。而善后是在抗日局面即将实现的情况下出现的，即三方追求的共同目标已达到。在抗日目标是否实现上，无论那一方，对张回陕已逐渐开始淡漠。东北军也好，十七路军也好，坚决主张张学良回陕的仅是少数人。为了张回陕而延误抗日或把此看得比抗日大局还重，是不值得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张就有可能回来。那么，作为“三位一体”中实力最强的东北军是否能团结一致呢?张走时曾寄希望于东北军内部的团结，想以此换回自己回陕。张看到了东北军十几万大军对蒋的威胁。但又对自己的军队估计不足。东北军是以张为首的军队，带有特别浓厚的封建家族武装色彩。没有张，已经孕育了分裂的种子。张走后，在南京政府的分化瓦解下，东北军高级将领沈克、檀自新先后叛变，掌权的元老派王以哲、何柱国也秘密向南京表示效忠(据说祝绍周在与王的谈判中，曾表示南京有意让王、何分别任江苏和安徽省主席)，上层(以王、何为首的元老派)与中下军官(以孙铭久、应德田为首的少壮派)在是否放南京的十几位大员问题上已有矛盾，双方在战和问题上矛盾尖锐，二二事件就是此背景下发生的。二二事件与其说是东北军内部在战和问题上矛盾尖锐的产物，不如说是“三位一体”在此问题上矛盾尖锐的产物。该事件既是东北军分裂的标志，也是“三位一体”破裂的标志。
(三)即使张学良回来，善后结局能否改变?
实际上，一旦蒋介石被释放，西安善后的主动权即掌握在蒋的手中。换句话说，西安方面只要放了蒋，就会陷入被动局面。西安事变是以抗日旗帜发动的，只要蒋以抗战为名解决西安事变(关于蒋是否真正抗日，不是本文探讨的问题)，有关善后问题就只能按照蒋的方案解决，而不在于张是否在西安。即使张在西安，也要维护蒋的地位。以蒋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国际上认可的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又拥有国内最雄厚的经济和军事资源，更重要的是，事变中张杨只扣了蒋，未对其军事经济力量进行打击。因而从当时中国的实情出发，抗战理应在蒋的指挥下进行。“三位一体”有20多万军队，而南京政府有上百万，双方的实力对比使西安方面只能采取迂回的办法。善后中，杨提出了一个解决陕事问题的方案，核心是将西北交给张杨，造成西北半独立的局面。虽然杨之方案在主观上也是为了抗日，客观上却是于抗战不利的。何况让蒋放弃西北亦是不可能的。蒋认为“西北尤其是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中央如放弃西北，即无异于放弃国防，亦即无异于自弃其职责，故无论任何困难牺牲，势不能不确实掌握此重要之国防根据”。(32)早在1932年蒋就设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迁都长安，后又加大对陕西的投资。据蒋自己说，从1934年起，南京政府在西北的投资达1万万元以上。(33)1935年国民党在制定1936—1937年国防计划中，将陕、贵、川作为抗战的核心基地。因而蒋斥责杨之方案为“割裂军政，破坏统一”，认为“国难当前，必须保持军事与政治之统一”，否则是不可能达到抗敌救亡之目的。他拒绝了杨的方案，让其在甲乙两方案中选择其一。在中央军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杨被迫接受。在善后中可供杨和东北军的选择余地是相当小的。也就是说，不论张杨怎样做，他们及两军必须做出牺牲。西安善后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接受中央的改编。红军不也是如此吗?这是抗日的大局决定的。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
①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0页。
② 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③ 刘仲容致李宗仁白崇禧文电(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④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21页。
⑤李宗仁白崇禧花雕旭初复孔祥熙寒电(1936年12月14日)《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香港银河出版杜2000年版，第143页。
⑥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页。
⑦周开庆：《刘湘先生年谱》，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5年版，第143-144。
⑧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⑨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页。
⑩宋哲元致孔祥熙何应钦寒电(1936年12月14日)《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27页。
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江苏古藉出版杜1994年版，第819页。
⒀黎天才：《黎天才自传》，1949年8月(未刊稿)转引自无文：《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附录)，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⒁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06-307页。
⒂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复电(1936年12月14日)《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
⒃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致国务卿362、365号电、英国驻华大使休格森致艾登251号电(1936年12月19日)《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228页。
⒄意大利外交部长齐双诺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21日)《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252页。
⒅德国国防部长柏龙白致宋美龄电(1936年12月中旬)、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致孔祥熙电(1936年12月21)《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251页。
⒆姚立夫：《西安事变珍史》，台北跃升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页。
⒇季托夫：《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外国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6期。
(21)无文：《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0页。
(22)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4页。
(23)孙铭久：《我活捉了蒋介石》，香港文化书店1950年版，第16页。
(24)姚立夫：《西安事变珍史》，台北跃升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25)无文：《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26)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页。
(27)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2页。
(28)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页。
(29)李振西回忆(未刊稿)转引自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页。
(30)姚立夫：《西安事变珍史》，台北跃升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31)何柱国：忆张学良将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页。
(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59-860页。
(3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59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