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党五全大会到西安事变前国共的秘密接触
汤兆云 张赛群
华北事变之后，虽然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蒋介石政府仍坚持“铲除残余之赤匪”的政策方针，并调集兵力继续进攻红军。而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也仍坚持“抗日反蒋”，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斗争口号。但由于民族矛盾的急剧上升，国共双方都意识到单靠自身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民族矛盾一定程度上暂时弥合了双方的政治分歧。在此情况下，国共两党开始了一系列的秘密接触。这些秘密接触缘何产生?其过程、内容及结果如何?有何意义?本文试图从这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
华北事变之后，蒋介石没有对五次“围剿”后势力大挫的中国共产党穷追猛打，相反却出乎意料的提出了政治解决的途径，主动寻求同共产党对话、谈判的渠道，这其中自有其合理的原因。
首先，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入中国的腹地，严重危及到蒋介石政权的巩固。而日本官方公开坚持的日“满’华三国提携互助、共同防共的所谓“广田三原则”，实则暴露了其欲独占全中国的政治野心。对此，蒋介石政府有所认识。他本人后来谈到，所谓中日亲善，即是日本要在政治上合并中国；经济合作，即是日本在经济上独占中国；共同防共，即是日本要以中国东北为据点，蚕食中国领土，与欧洲轴心诸国策应，来夹攻苏俄。①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亦有抗战的准备。
其次，依靠英美、国联抗日受挫后，蒋介石转而谋求与苏联缓和关系，意欲取得苏联对他抗日的支持。而在中苏关系缓解的过程中，出于对华外交的需要，苏联政府对国共关系极为关注。苏联表示，从中国人民利益出发，摆在蒋介石面前的“头等任务是调整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因为。如果蒋介石的主要力量用于“剿共”，“蒋介石的军队同红军间不能实现统一战线，对反击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将是不可能的”。因此，苏联要求蒋介石必须以友好态度对待共产党，与之合作，组成联合抗日战线。②为此，苏方也曾三番五次地要求蒋介石与中共直接接触和谈判。蒋介石既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又深谙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三者之间的关系，于是就不得不考虑对中共作出和解姿态。因为与中共接近，一方面可取得苏联的好感，这对“联苏援蒋”无疑有利；同时，正如1936年1月，蒋介石向苏联大使所说，他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但是不能让红军存在。请苏联政府利用自己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威望，说服红军承认中国实际上的政府。③实欲利用苏联影响，迫使中共“就范”，以政治“收编”手段解决中共问题。
再次，苏联和共产国际政策和态度的转变为蒋介石的联苏政策提供了可能。德、意、法西斯上台后，苏联安全威胁已不再是来自英、法、美等国，而是来自德、意、日法西斯的东西夹攻。为此，苏联迅速调整其对外政策，由过去与英、法、美对立转向与之友好结盟。从1933年到1935年，苏联先后与美、法等一系列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签订互助条约。同时苏联还考虑到如何改善欧洲国家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提出同社会民主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行动的建议。在亚洲，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利用中国拖住日本，苏联也加快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步伐，中苏双方开始了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谈判。
在苏联对外政策转变的推动下，从1934年5月下旬开始，共产国际就开始改变整个地反对社会党和打击中间阶层的政策，提出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政策。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终于确立了世界反法西斯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政策。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七大又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具体情况，规定了反帝统一战线。大会强调反帝统一战线不仅应包括工人和农民，还应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批评了过去把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为攻击对象的错误观点。
正是在这些转变的推动下，中共开始了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转变，而国民党也因此看到联苏政策的大有可为。事实上，邓文仪重返莫斯科就是在蒋介石看到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摘要及其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意识到共产国际政策已经发生转变之后做出的决定。④
最后，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全国上下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到处碰壁，遭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反对；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深入人心，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即使是国民党内核心人物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也向蒋介石建议：“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⑤政治上的劣势迫使蒋介石试着重新调整姿态。
基于以上原因，蒋介石开始了新的尝试。
二
迫于抗日的压力和对外对内政策的需要，从1935年秋冬开始，蒋介石“一面着手对苏联交涉，一面亦着手解决中共问题”。⑥国共双方主要通过以下四条途径进行初步接触。
第一条途径：自1935年秋始，驻苏武官邓文仪到达莫斯科，通过王明和中共接触。1936年春，作为蒋介石私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的邓文仪抵达莫斯科后，对于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俄国高级将领，或者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代表，均有相当之联系及会谈。在与王明的会谈中，邓文仪提出了谈判的三项条件：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其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由国民党统一指挥；国共两党恢复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邓文仪还声明，国民党将实行革新并开始实行中共“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国防政府10条纲领。⑦对此，王明建议由潘汉年回国内谈判。潘汉年回国后又与张冲、曾养甫等人进行了初步接触。
第二条途径：自1935年底至1936年3月，宋子文通过宋庆龄派董健吾向中共中央转达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1936年2月，以牧师身份活动的中共党员董健吾秘密到达陕北，向博古转交了南京方面的密函及其谈判的意向。⑧毛泽东复电表示“愿同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⑨并让董健吾带回了共产党关于谈判的五项原则：即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容许全国红军集结河北；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⑩
第三条途径：自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曾养甫通过吕振羽、周小舟与中共北方局接触。1935年11月，受曾养甫之托，谌小岑通过翦伯赞、吕振羽联系上了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周小舟向吕振羽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有关国共谈判的两项条件：即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⑾此后，周小舟又分别于1936年3月与6、7月间两次奉命来南京，向吕振羽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有关谈判的指示和以中共中央正式代表身份与曾养甫会谈，同时还带来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给宋子文、曾养甫等国民党要人的信，表达了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愿望与原则立场。经过激烈的争论，双方达成如下三条原则性协议：即全国统一，共同抗日，以国民党为主导力量。⑿
第四条途径：自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期间，经曾养甫同意，谌小岑派张子华去陕北与中共接触。1935年11月，张子华到达瓦窑堡，先后向博古、毛泽东、张闻天传达了国民党内各派对抗日的态度与陈立夫等寻找与中共联系的动向。次年5月，张子华获悉陈立夫关于国共谈判的四条意见：即国方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作战时待遇与中央军同、共方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民意机关提出、共方可选择一个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思想。⒀然后再次去陕北汇报了国民党欲与周恩来进行具体商谈的信息，并向中共中央转达了国民党关于国共谈判的条件。
1936年9月至11月期间，潘汉年以中共中央正式代表资格在上海、南京通过陈立夫与国民党接触。这也是当时国共两党中央所派代表的首次直接接触。当潘汉年以中共中央正式代表的身份与陈立夫等接触后，其他几条途径即停止了活动。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潘汉年于11月份两次与陈立夫会谈，但蒋介石此时已缺乏诚意，谈判中，陈立夫矢口否认10月份曾养甫提出的共产党可公开活动，苏维埃继续存在，苏区派代表参加国会的国共合作条件。相反却传达出蒋介石的“最新建议”，这一“建议”包括对立政权必须取消，只保留红军三千人的苛刻条件。⒁显然，国民党是要关闭刚刚开启的谈判大门。此后，虽经中共再三努力，国共接触最终还是搁浅。
三
经过近一年的国共秘密接触和谈判，最终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国共合作也迟迟未能建立起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民党始终的反共立场。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外对内方针，对共产党采取坚决剿灭的方针。如前所述，蒋介石此时之所以摆出和谈的姿态，除因强敌压境形势下，其欲联苏抗日及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1934年10月第五次“围剿”得手后，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军事上的两面作战的危机已经解除，遂试图通过谈判用“政治收编”的办法来解决受挫后的中共势力。因此，从“武力剿共”到“和平统一”，只是策略手段的变更，目的还是为了“根绝赤祸”。早在1934年底，蒋介石就说过：“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决，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⒂谈判期间，国民党方面屡次提出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改编中国工农红军等提案，其政治灭共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同时，蒋介石做出和解姿态，也有争取时间之考虑。故而当1936年11月，两广事变平息，各种矛盾暂时趋向缓和，英美等国对日态度开始强硬，蒋介石认为国共合作已无必要，于是便密令陈果夫，或提高谈判条件，或尽快结束谈判。⒃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及其灭共的主旨当然不能为坚持党派间平等合作、共同组织国防政府的中国共产党所接受。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与中共频繁接触的同时，蒋介石也一直未放弃武力剿共的政策。和谈期间，蒋介石依旧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向陕北进剿，蒋介石本人也亲赴西安督剿。
第二，国际因素的影响。(一)英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认为自身无力抗日，只能依靠国联，依靠外交手段来解决，并称“外交手腕，尤胜于军事”。因此，蒋介石一开始就把战争的胜负系于欧美，尤其是英美身上。九一八事变冲击了英、法、美等国的在华利益。对此，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声明，日本占领满洲的行动违背了“门户开放”政策，违反了1921年《九国公约》和1925年《非战公约》，因此，对伪“满洲国”不予承认。但另一方面，出于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高潮还未完全退去，英美国家的主要精力在于恢复本国的国民经济，客观上无暇顾及日本在远东的侵略活动；主观上，他们还希望利用日本的势力对付苏联和中国革命。这种复杂的心理使他们在对日态度上犹豫不决。而以英国为首的国联除道义上对中国表示同情之外，同时也提出了东北实行所谓“高度自治”的意见和建议。以后一段时间，英美等国对之基本采取“孤立主义”或“中立”、“不干涉”政策。华北事变的爆发，虽然严重损及了英美各国的在华利益，但除经济和金融界的抗议及一些经济技术上的支持之外，英美政府仍旧抱着“祸水东引”的立场，外交上没有明显的表态。一心依赖国联，求助“公理”的蒋介石在没有得到欧美各国大力支持的明确表态之前，自然不敢轻言抗战。(二)苏联的影响。虽然早在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就提出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基于军事上的共同需要，中苏双方也于1932年经过谈判，恢复了邦交。但直到华北事变时，中苏仅维持着一般的外交往来，并未形成“中苏联合抗衡日本”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怕中苏合作激怒日本、求和无望及担心联苏与“剿共”使命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苏联基于重点防御西线的战略考虑，担心中苏合作会加强日本同希特勒合作，从而使自己处于日、德夹击之中。事实上，还在1931年10月29日，苏联政府就表示对满洲事变采取严正的不干涉政策。而自1931年12月份起，苏联曾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关于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对于中国政府，李维诺夫曾向蒋介石的特使蒋廷黻说：“一旦中日开战，他对中国不作任何军事援助的承诺，因为：第一，苏联必须西线绝对优先；第二，苏联援助中国的承诺会引起西欧的怀疑，使苏联遭到更大的困难。”⒄这中间除了避免刺激日本，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苏联欲与西方大国一起行动，尽量避免单独面对日本。而30年代中期，英、法、美等国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对远东的观望态度使苏联在改善中苏关系上更加小心谨慎。因而，1935年10月，蒋介石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建议双方签订一个军事协定或互助条约时，苏联即以中苏两国缔结条约的时机尚未成熟加以拒绝。次年，陈立夫向苏联大使建议订立两国军事同盟，而苏联方面仍恐陷于两面作战于己不利，只赞同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⒅在当时世界各国中，苏联是最坚决谴责日本侵略并愿意支持中国抗战的唯一大国，苏联的态度尚且如此，蒋介石更不敢轻举妄动。(三)日本。虽然自国民党五全大会以来，蒋介石对日态度日趋强硬，但此时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仍有很大的不彻底性。武力抗日，正如蒋介石1931年9月所说，“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⒆而此时，蒋介石认为，还未到“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之时。事实上，在国民党五大以后的半年时间内，蒋介石仍相信“这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和平绝望时期。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到最后关头。”当两广公开打出抗日的旗帜时，蒋介石则以“不轻言牺牲”指责他们：“我们是不是在此和平未到绝望之路，而自己偏要来走绝路呢?国家可以不致灭亡的时候，而偏要使他灭亡呢?”⒇因此，自1935年11月下旬至1936年12月初，中国外长张群还在同日本历任驻华大使进行调整中日关系的谈判，而蒋介石本人，也频频与日本大使接触。此时国民党还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共之间游移不定。
四
历时一年的国共秘密接触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仍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一)为合作抗日储存了军备力量。不管其意图如何，收获如何，蒋介石试图通过和平途径建立国共之间的联系，而共产党在蒋介石抛出和谈的绣球之后，也适时地就自己的对内方针作了一番调整，由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上层人物在内的下层统一战线转而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对手，这本身于抗战还是大有痹益的。因为从民族利益来讲，国共内战，不论谁胜谁负，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重大损失，都是一种内耗。蒋介石对此也有评价，他认为内战“实足分散革命力量；阻碍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21)因此，通过和平途径多少缓和了一下国共两党尖锐对立的矛盾。在这期间国、共两党虽然也时有磨擦冲突，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就为以后的合作抗日储存了军备力量。
(二)为合作抗日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首先，接触、谈判是国共双方长期对立之后一种新的政治姿态的调整。它表明国民党不愿在抗日问题上与中共处于对立状态，有向联共抗日方向转变的可能性；而中共更是以民族利益为重，倡议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这种新的趋势无疑对抗日有益。其次，这些谈判和接触虽然只是一种试探性质，但却为国共双方的联系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尽管经过多方接触，多次秘密谈判，国共双方没有取得任何实质上的进展，但在全国统一、共同抗日、以国民党为主导力量等大方向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而且各自陈述了其合作抗日的条件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严重对立的情绪，为以后更高层次的正式会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为中共以后处理国共关系积累了经验。近一年的接触和谈判，为共产党锻炼了一批熟悉蒋介石处事作风，善于和蒋介石国民党周旋的和谈骨干。例如，1936年11月，面对蒋介石在谈判条件上的倒退，中共代表潘汉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22)在整个谈判期间，潘汉年表现得旗帜鲜明、坚持原则，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同时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充分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风采。同时这些谈判和接触也使共产党人在一定程度上看清了蒋介石反共的本质立场，为以后国共合作中的斗争积累了经验。
作者单位：汤兆云，华侨大学人文学院
张赛群，华侨大学人文学院
①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信(第四集)[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67。
② [苏]季托夫：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南京政府同苏联的谈判[J]，党史研究，1985，(4)
③[苏]尼基伏洛夫：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J]，远东问题，1977，(3)。
④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M]，上海：上梅人民出版社，1995：193、203。
⑤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 [J]，台北：近代中国，1977，(6)：30。
⑥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69。
⑦张喜德：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三次转变与共产国际[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296。
⑧《林伯渠传》编写组编：林伯渠传[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200。
⑨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139。
⑩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90。
⑾ 吕振羽：南京谈判始末[J]群众论丛。1980，(3)。
⑿郝晏华：从秘密谈判到共赴国难家[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120-121。
⒀范小方，李永铭：陈果夫与陈立夫 [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179。
⒁梅剑：国共秘事 [M] [苏]，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338-339。
⒂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69。
⒃蒋介石：中国之统一建设 [N]，申报，1936-10-10。
⒄蒋延黻：蒋延黻回忆录 [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196。
⒅梅剑；国共秘事[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370。
⒆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续编：第一辑 [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282。
⒇[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册)[M]，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59。
(21)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333。
(2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93-203。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