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共产国际指导中共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研讨
曾景忠
一、前言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政治舞台成了各种政治力量激烈的搏斗场。舞台中心，是作为事变当事者的西安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和陕北中共中央为一方，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为另一方。舞台周围则是非事变当事者，或观望，或支持一方谴责一方，或直接间接与当事者有关联，包括国内各种军政势力，国际苏联、日本、英美诸方面。当事者之间，当事者与非当事者之间，均发生互动关系。在非当事者中，苏联(共产国际同)地位特殊，其特殊性在于：它并非当事者，但却有当事者的嫌疑——事变的幕后支持者；它不参与事变的处理，但却在事变的处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当事者能发挥相当决定性的影响：对中共中央有直接指导关系，从而对张杨发生重要影响(张学良发动事变指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帮助，苏联对事变的态度极大地影响着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因而他对“远方”的表态非常关切)。苏联既然对张杨、中共中央具有相当决定性的影响，南京方面亦对苏联方面施加压力，苏联对事变非但不予支持，反而加以谴责，加以国内各派军政势力支持南京，反对张杨，最终事变和平解决有望，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易于答应张杨和中共中央方面提出的释蒋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虽然一位美国学者“释放蒋介石，苏联拍板定案”①的说法也许言重了一些，但在一定意义上苏联所起的相当的决定性作用，恐怕不容轻视。一位俄国学者说：“苏联的态度不仅对中共领导，而且对蒋介石都有特殊的作用。”②此言恐亦非夸张。
然而，在中国，对事变之获得和平解决，台湾学者多强调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读到蒋介石日记，了解到蒋氏是准备抗日的，受到感悟，因而决心放蒋；大陆学者则多强调中共中央独立自主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回避或低估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处理事变的指导作用(以共产国际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电报先是译不出，后来译出时，中共中央已作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决策)。其所以如此，除了对史料的认知存在歧异外，似乎与对事变之总体认识和评价方面还存在误区，不无关系。误区就是将西安事变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二者混为一谈。
有的台湾学者批判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致使蒋介石的剿共功亏一篑，以致使国民党政府失去了大陆。除了政治因素不谈外，台湾学者忽视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内战的停止和共同抗日局面的形成。而大陆学者往往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当成西安事变本身，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尽情讴歌，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当年共产国际批评西安事变说：“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③当然，苏联报纸指斥事变有点邪乎，分析其起因为：“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他在日本主子唆使下，力图在中国制造混乱，以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掠夺计划。”说是张学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际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张学良兵变无非是日本在中国挑起的又一事端。”④苏联报纸讲得自然过分。当年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会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澄清苏报将事变与汪精卫挂钩，显然不妥。李维诺夫说：“我不认为张学良是与日本人直接勾结采取行动的，我更倾向于这种推测：张是受到了某些人心怀叵测的恶意唆使。”“我担心的是日本会不会利用最近的事态发动新的侵略。”⑤
过去大陆中共党史学者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事变的批评态度多全加否定，忽视了西安事变客观上确实曾经使中国濒临发生大规模内战的危险边缘。事变过程中，中共中央对此即有明确的论断：事变的发生，是中国国民党实力派之一部“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有些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政府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碍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⑥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特别是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亲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导致了全国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可见，西安事变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能混为一谈。
澄清西安事变研究的误区后，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事变发展过程中对中共中央的指导，认识会更为清晰一些。
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机构，是贯彻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辅助机关。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具有指导关系。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重要作用。
二、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意见歧异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的逐步深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指导中共将苏维埃革命战略，转变为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战略，并从“反蒋抗日”逐步改变为“联蒋抗日”。至1936年8月，中共开始实行“联蒋抗日”方针。但国共内战未曾结束。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如何慎重妥善地处置事变发生后的复杂形势，成为中共和共产国际面临的重大问题。有些学者强调，在事变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对于共产国际的指导作用或回避，或否定。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事变发生第二天(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处置西安事变的方针时，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和处置蒋介石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意见明显地发生分歧。一种观点以毛泽东为代表，主张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张闻天则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指与张杨联合的西北地区——引者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⑦这次会议未能作出明确一致的方针决定。
会后，中共党和军队对事变的处置侧重点亦有不同。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指示“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⑧而15日，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通电，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⑨毛泽东甚至主张通过军事手段将事变进行到底，即给南京国民政府军以严重打击，胁迫南京政府抗日；红军迂回郑州，直迫南京，或渡渭水击潼关，或渡泾水击乾，但彭德怀、刘伯承、任弼时等均表示反对。⑩据载：西安事变发生后，保安(今志丹，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一片欢腾。保安曾举行群众大会，毛泽东等出席讲话，通过要求公审蒋介石的决议。⑾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一切重要决策都必须请示共产国际。西安事变发生后，除向共产国际转发张学良、刘鼎关于西安发生事变的电报⑿外，当中共中央内部发生策略分歧时，更加须要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12日晚24时(13日零时)，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了对事变的紧急处置意见，即：(1)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以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大计；(2)准备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3)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杨虎城军、晋绥军四部为主，争取陈诚所属之蒋军加入，抵抗乘机进攻的日军；(4)以林森、孙科、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等暂时主持南京局面，防止并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进犯沪宁，以待革命的国防政府成立；(5)争取蒋军全部。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赞助上述步骤，即：(1)在世界舆论上赞助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抗日义举；(2)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3)苏联大力援助中国。⒀13日16时，中共中央又一次致电共产国际，转发了张学良、杨虎城关于抗日救亡八项主张的通电，并继续要求共产国际给予指示。⒁
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作出指示
中共中央在事变当天将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电告莫斯科后，据共产国际书记处工作人员郭绍棠回忆，13日，共产国际即复电中共中央，指示说：1.事变是亲日分子挑起的，事变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只会燃起内战，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2．中国只有蒋介石能领导抗日，张学良并非这样的人物；3.必须和平解决事变，说服蒋介石联合全国一切力量抗日。⒂12月14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召集会议，讨论中国发生的西安事变，共产国际执委会听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秘密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决定将邓发的报告送给斯大林，请他就应对事变的立场提出意见。季氏提出初步建议：“建议他们采取自主的立场，宣布反对内讧，坚持和平解决冲突，争取和解和协同行动。在强调共产党在致国民党的信和毛泽东答记者问⒃中所持立场的同时，争取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各党派发表民主宣言。”⒄
斯大林怀疑共产国际事先预闻和支持事变的发动，特别是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否与闻事变的策动表示怀疑。当天深夜12时，斯大林打电话向季米特洛夫询问：“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季氏立即否认：“不是。”斯大林认为，此事只会对日本最有利。季氏表示同意，说共产国际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斯大林又对当时正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王明拟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支持处决蒋介石，非常生气，称王明是个“挑衅者”。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处置都非常重视。
当日深夜，莫洛托夫通知季米特洛夫，次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来，与苏共中央负责人一同开会研商。显然是斯大林的旨意，通知除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外，不用别人来(排除王明参加)。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季米特洛夫、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爱尔科利与中共代表团王明、邓发等一同开会讨论中国问题。
16日，季米特洛夫到克里姆林宫，与苏共中央“五人小组”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缺席)对西安事变的处置进行研究，最后确定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指示⒅：一、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二、中国共产党要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要求国民党)：1．通过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改组政府；2．确保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与红军建立联合抗日关系；4．对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⒆
四、12月16日共产国际来电“电码错乱”
共产国际于12月16日发出给中共中央的指示电。但蹊跷的是，据载，陕北中共中央接到此电时，“因电码错乱，未能译出”。当时处置西安事变问题非常紧急，到18日才又发电至共产国际，要求重拍。至20日中共中央才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电。而在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6天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日再次举行会议，决定：“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⒇中共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向南京、西安双方提出建议，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解决事变。(21)
对于共产国际16日来电电码错乱无法译出之说，有的学者表示怀疑。理由是，当时情势紧急，为什么16日来电不能译出，到18日才致电共产国际，要求重拍。共产国际再发电来，至20日才收到。电码错乱事，现在未见原始证据。因共产国际的方针与中共中央原先的主张差异很大，“毛泽东的智谋和韬略是超乎常人的”，疑为当时陕北中共中央“以‘电码错乱’为借口，争取时间，调整自己的政策”，系一种“小计谋”。(22)
也有的学者说：当时管与共产国际电报来往的是张闻天。其时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不存在意见分歧，不可能扣押(压)共产国际的电报，拖延不向政治局传达。电讯技术复杂，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电码有多种(林育英、阎红彦、刘长胜、潘汉年)，陕北电讯人员文化水平不高，“错发错译搞乱电码之事时有发生”。(23)
中国一些论著强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独立作出的决策，不是受到苏联的影响或共产国际指示才作出的。这一说法颇令人生疑。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内部对事变的处置方针意见并不一致，而且是“洛－毛体制”中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中共中央最后采取的方针，大体上是与张闻天的主张吻合的。毛泽东原先的观点和主张是因何而改变的呢?当然，不排除事变发生后，国内各派军政势力表态后，毛泽东认识到自己主张的非是。但若是排除苏联或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恐怕是难以说得通的。
因此，在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之前，究竟是否已经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弄清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五、宋庆龄有可能代转斯大林的电报给陕北吗?
除了共产国际直接与陕北发生电报联系外，苏联和共产国际有未通过其他渠道与陕北中共中央联系呢?
据斯诺《红色中国杂记》中记载到有关西安事变的一些内幕情况：斯大林曾通过上海的x(据研判为宋庆龄)转发给陕北中共中央一份电报，内容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加以谴责。(24)按照这一记载，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接到过斯大林(代表共产国际，也代表苏联)关于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
但是，对于斯诺记述的可信性，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斯诺的记述不能相信。其理由可归结为：1．当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苏联间，有着直接的电报联系，莫斯科向中共中央发电报，不必通过上海宋庆龄；2．宋庆龄不是中共党员，而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发展的秘密党员，她只与共产国际代表发生关系，与中共中央没有直接的组织上的联系；3．1936年或以后，莫斯科向中共中央发指示均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或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名义发，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由他亲自向宋庆龄这样一个秘密党员发电报，“完全不可想象”。4．宋庆龄的电台与陕北中共中央的电台，功率都小，无法通电报。(25)
然而与此相反，有的学者认为斯诺的上述记述是可信的。其理由可归结为：1．事变发生后，宋庆龄持支持张学良的态度，甚至事先宋氏已经知悉张会采取这类行动。12月12日夜宋庆龄拒绝在孔祥熙所拟的谴责张学良的声明上签字。但第二天，宋庆龄却准备亲赴西安，要求张马上释蒋。宋的态度何以急剧地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没有更大的力量要求或支持她，她也决不会自行决定那样做的。”况且，事变之前，她甚至“曾促张这样做”，现在张这样做了，她又要张马上释蒋。“以她素来之为人看，她也不会如此出尔反尔，儿戏国事。”促使宋态度突然变化的原因，就是斯诺所述，斯大林让她转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2．宋庆龄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秘密加入共产党。1928年5月，斯大林曾会见过宋庆龄。1931年夏，宋庆龄路过莫斯科时，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宋与斯大林或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某种联系。3．1936年初，宋庆龄曾秘密派董健吾牧师经西安赴陕北，转达国民党愿与共产党谈判的信息。宋庆龄早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电讯联系。4．上海宋庆龄的电台与陕北中共中央的电台有15瓦的功率。抗战时期海南岛与陕北联系，电台只有5瓦，夜深人静时都能通电报。上海陕北间15瓦功率能进行电讯联系。此事还请教过解放军总参谋部电讯专家。(26)
关于西安事变时，宋庆龄向中共中央转发斯大林电报一节，似乎不能绝对排除此情的可能性。但有关细节使人疑惑。一是斯大林电报日期是12月13日，若然，则中共军事领导人还会于15日通电要求将蒋交付国人审判吗?中共中央当时绝不敢违抗斯大林的命令。若13日斯大林即有指示，周恩来赴西安前已经了解共产国际对事变的态度，也不会发生至17日周恩来还致电中共中央询问国际指示。不过，从逻辑上分析，斯大林得知中共中央支持张、杨的态度后，表现出激烈的批评态度，他说出那样决绝态度的话，警告中共中央，制止支持张杨，倒确是有可能的。
虽然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斯大林(或即共产国际)对事变批评的电报，曾通过宋庆龄转达中共中央，但亦很难绝对排除在特殊紧急的情况下采取这一途径的可能。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曾指责苏联暗中支持张学良兵变。如果斯大林本人发电报，或是共产国际转达斯大林的指示意见的电报，通过宋庆龄转达中共中央，亦有利于将苏联政府对事变的态度透露给国民党政府。斯诺关于事变发生后内幕情况的记述，是根据1937年(距西安事变发生的时间很近)他的日记，而不是几十年后纯粹是头脑的记忆，按理，其史料的可信度当较高。况且，郭绍棠、张国焘的回忆都记载西安事变发生后，12月13日，中共中央就接到过斯大林这样内容的电报，似亦可作为旁证。总之，尚不能完全排除宋庆龄代转斯大林电报给中共中央的可能。
分析一下，有无这样的可能：共产国际向陕北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指示后，中共中央以电码错乱，要求共产国际重发电报。而斯大林认为这是中共中央以电码错乱，无法译出，来拖延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故而通过另外的渠道发送电报，警告中共中央，如不执行和平解决方针，将给予惩处，以至有那样严厉的语言(如不设法放蒋，将斥责中共为“土匪”，要在全世界加以谴责)。当然，这些分析当否，均有待档案资料的验证。
六、对张国焘的回忆不能轻易完全否定
有关西安事变后，对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指示电后的情况，记述比较详细的当数张国焘《我的回忆》中的记载。张国焘回忆说：
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13日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持；相反地，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
一年以后，1937年12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这个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联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份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27)
虽然张国焘后来叛离了中共，其回忆录观点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且为其晚年所写，记忆未必准确，但因为他为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核心层研究决策之当事人之一，他的回忆无疑值得重视。
张国焘回忆中共接到共产国际指示电的情况，有些细节可能有误，下面再加分析。然而联系他对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的反应情况记载看，大致符合事变发生后事态进展脉络。包括事变发生前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联络工作由毛泽东、周恩来在处理，中共与张、杨达成默契的三角联盟，与西安电报来往由毛泽东处理；事变发生后，消息传来时中共中央核心人物的心情，中共中央向莫斯科请示方针，支持张学良的发动；派周恩来赴西安，部署红军行动等，大致是符合事态发展进程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写道，毛泽东起草致莫斯科电中提到：“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28)
对照季米特洛夫日记所载斯大林接到中共中央请示电后，怀疑西安事变的发动得到季氏的支持和王明的纵容，和斯诺记述斯大林指示对中共中央电那样严厉的口吻，张国焘的记载似能与之衔接。
毛泽东拟致张学良电中提出了对蒋理应付之国法，赞成由人民公审，这与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等红军将领发出通电，要求将蒋交付国人裁判的态度，是一致的。张国焘回忆中记载了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指示电后，指示周恩来向张学良试探照共产国际指示电原则进行。周恩来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商谈对事变的处置，对原先以为苏联会大力支持事变，而现在苏联不会援助西安，周恩来竭力解释，并表示中共始终与张站在一起，也是合情合理大致符合实际的。
关于张国焘记载陕北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回电的时间为12月13日的说法，过去仅根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共产国际接到中共中央请示电不会早于13日；接请示电后共产国际开会讨论，又与苏共中央讨论，接受斯大林指示，16日才复电，故认为中共中央似不大可能在13日即接到莫斯科的回电。现在参照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工作人员郭绍棠的回忆，13日，共产国际已复电中共中央。其后，16日，共产国际又复中共中央一电。
但是，在张国焘的回忆中，将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离开保安赴西安及在西安活动情况的日期记载提前了。比如，周恩来是15日离开保安，17日到达西安的，张国焘记载为12日中共中央接获西安事变发生消息，举行会议商讨对策后，“周即赶往延安去了”(12日下午，或13日晨)。周于13日即抵达西安，14日与张学良密谈。这毕竟是多年后的记忆，日期记错不难理解。张国焘记载，中共中央接到莫斯科回电为13日晚间，而这时周已离开保安经延安赴西安。这个时间的前后顺序是对的，即周恩来先离开保安，“周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回电后再作具体表示”。周在赴西安时，保安接到莫斯科回电，稍事讨论后，“立即转电周恩来”。而周14日与张密谈时，“迳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29)
若按这样的时间顺序排列日期，来更改张国焘的记载，则为：13日晚，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第一次复电。周15日离开保安，17日赴西安。15—17日保安接到莫斯科回电，17日前中共中央将莫斯科回电转周。17日周即开始与张学良会谈。这一时间顺序大致是符合实际的。但这里出现一个问题：西安事变后情况紧急，周恩来为什么迟至15日才离开保安，17日到达西安?有无这样的可能：因为13日晚上收到的共产国际指示电，与中共中央原先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及解决事变的方针存在很大的区别，周恩来必须等待中共中央重新统一认识，明确处理方针，才好前往西安。由于中国大陆有关当年中共中央处理西安事变方针前后发生变化情况的档案资料，至今尚未公布，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时，张学良“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即杀蒋)。(30)这反映了事变发生之初中共中央对蒋氏处置的方针。
张学良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甚为关切。而18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周恩来电指示，回答张学良关于莫斯科态度时称尚不知道。实际上，18日前中共中央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和处理方针的指示，已经了解。(见下文)这样指示自有其微妙之处。
张国焘回忆中说到，一年之后，1937年12月王明回国到达延安后，曾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说明，西安事变发生后，莫斯科的外交处境，斯大林亲拟致中共中央电报，并对王明解释，只有蒋介石能当中国抗日领袖等。这些情况在保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于西安事变爆发后并不理解，而他们当时的心情“一时为之扬眉吐气”。故莫斯科回电，对他们“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31)苏联、共产国际的态度出乎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意外，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中共领导人的态度发生变化，这应是可信的。
据斯诺记载：只是在西安事变期间和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与南京合作，才把统一战线的概念从“西北抗日政府”加以扩大，以前他们一直希望他们的西北联合使南京陷于分裂。(32)
七、12月19日前，中共中央当已了解苏联对事变的态度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就在12月16日—17日后，中共中央内部对事变的处置即开始统一步调，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对处置事变的方针开始变化，特别是毛泽东的立场有了变化。
大概是16日(或16日以后)，张闻天至红军大学讲演，解释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的原因。(33)红军大学属中共中央军委领导，是毛泽东直接掌管的，如果毛泽东的主张没有改变，张闻天是不会到那里去与毛唱反调的。17日，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34)从审蒋、除蒋，到维护蒋氏的安全自由，这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毛泽东的性格比较执拗，如果没有非常权威的足以使他改变自己主张的影响，他怎会改变态度接受张闻天的主张呢?遵义会议后，张闻天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而在12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明确批评毛泽东一度主张的“审蒋”口号，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35)如果没有某种权威作倚恃，并且毛泽东本人的主张也有了改变，张闻天怎么会在会上批评毛泽东原先所持的主张吗?
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前，有关苏联(与共产国际同)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中共中央都已知道了。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称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利用抗日”，“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16日，苏联政府谴责张学良发动的事变，是客观上只能有利于企图分裂和奴役中国人民的一切敌人的行为。17日，《真理报》发表国际述评，指西安事变“是日本在中国挑起的又一事端”，阻挠中国统一，破坏人民的抗日运动。(36)
12月17日，中共中央收到潘汉年利用国民党的电台发的电报，将《真理报》、《消息报》指责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的社论内容译介过来。随后，潘又致电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态度应保持慎重，切勿采取与张、杨同样的行动。南京的广播电台也广播苏联报纸的社论。周恩来，彭德怀和任弼时后来都就此致电中央询问。(37)17日，毛泽东复张学良询问共产国际意见电中，虽然说“尚无回报”，但已云及：“若远方知此次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38)这已隐约委婉地透露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事变的态度。18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电，要求国民党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等事项。电文语调相当缓和，从为国民党考虑的角度，“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规劝答应不难接受的一些原则条件，提出，如能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39)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中共中央早在19日政治局会议前，就已知道了。当时苏联报纸明显地抱有与西安事变彻底划清界限的意图。毛泽东对苏联的说法甚为不满。就在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说：“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40)张闻天在会上解释说：苏联的舆论如同情事变，便会“与南京对立”。因为日本的造谣，他们只能这样说。这应该解释。(41)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西安事变的党内指示中，阐述西安事变的意义讲了两条。一是它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这是张闻天在13日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一个要点的精神。一是“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42)这后一点明显地包含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事变评价的影响。而在这之前，中共中央内部是完全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作用的。其实，18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电的精神已与共产国际16日指示电一致了。
据载，20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指示电后，随即转发给已在西安的周恩来。(43)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指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44)当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45)上述是否可以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和指示对中共和平处理西安事变是有重要的关键性的影响呢?
八、共产国际指示事变善后处理，促进国共合作
对于西安事变的善后，共产国际更有重要指示。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电示中共中央，批评中共“采取了错误的步骤”，没有彻底摆脱党以前的错误方针，“即力图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方法建立统一战线”。“中央在蒋介石被释放后作出的指示尤其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党在实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被视为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而不是同他们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停止内战……，争取同南京共同抗日，即使初期没有正式协议。”“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军队合作问题，应服从于完成这一主要任务的需要，并应在这方面向这些军队施加各种影响。”(46)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与张、杨结成“三位一体”。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西安与南京关系极为紧张。东北军少壮派激烈主战，杨虎城也同情。中共中央也支持要求释放张学良，并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表示“战则同战”。但1937年1月下旬，中共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为了贯彻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亲自到西安指导斡旋和平的工作，当与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无关系。
此后，共产国际还对中共中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作过重要指示。1937年初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即将举行，迫切需要研究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1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研究中共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并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电报稿，16日送交斯大林审阅。19日，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日丹诺夫、叶若夫共同研究，决定对中共中央作出指示：1.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旨在停止内战的一切措施采取支持的方针——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为反对日本侵略而斗争；2. 询问中共中央是否已认识到，是从苏维埃制度向人民革命的管理制度及时转变，并由此得出一切结论的时候了。(47)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研究与国民党谈判及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方针问题。毛泽东发言中谈及：瓦窑堡会议时提出抗日未放弃反蒋，西安事变后通电说将蒋交人民裁判有错误：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应有表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我们苏区是人民革命政府，但应归他管。(48)张闻天谈到：“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中，我们主要是要求他们能在停止内战和平御侮口号下行动。”(49)很明显，这些都是在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过程中进行反思和研讨。共产国际1月20日致中共中央电中指示：“1．将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2.将红军改为人民(国民)革命军；……4.放弃普遍没收土地的做法。”(50)中共中央即按共产国际指示拟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有名的“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完成抗日准备等)、四项保证(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取消苏区和红军名称，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等)”。(51)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稿拟好后，又征求共产国际的意见。看来，季米特洛夫将此电稿送斯大林审阅了。2月5日，莫洛托夫电话告知季氏：“中共中央的建议(电稿)可接受(批准)。”季氏复电中共中央。(52)不过，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改变政治战略路线非常谨慎。同日，他们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你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最好主要限于声明共产党和红军决心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各种旨在停止内战和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进行抗日的措施；共产党和红军准备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进行协商，以便对苏区政权实行民主改组，并在承认南京政府是全国政府的基础上调整南京政府同苏区政府之间的关系。”建议“暂时不发表关于我们苏区政策根本变化的具体声明”。(53)
2月9日，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会上有人主张，宣言还是不说愿意取消苏区和红军的名称。张闻天作了解释：为“表现我们真正抗日”，“发表此电是有利的”。(54)此后，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情况，还不断报告共产国际。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曾表示全力支持张杨的发动。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事变持反对态度。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中央采取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采取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独立决定采取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说法似不能成立。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① [美]朱永德：《释放蒋介石，苏联拍板定案》，《世界日报》，1996年12月22日，转引自其《从国际层面西安事变之原委》一文，《传记文学》第82卷第1期。
② [苏]A．C．季托夫：《中国争取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1935—1937)》，引自《苏联学者对西安事变的研究》，马贵凡编译，《党史通讯》1986年第4期。
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6日，引自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问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8页。
④《真理报》社论：《中国发生事变》1936年12月14日；《真理报》观察家：《国际述评》，1936年12月17日。引自《苏联及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反应》，马宝华、乌传衮译，《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⑤《蒋廷黻会见李维诺夫》，引自《苏联及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反应》，马宝华、乌传衮译，《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⑥《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中共中央书记处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82页。
⑦ 张闻天西安事变前后发言和电报六篇；张培森，程中原、曾彦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⑧ 中央致刘少奇电，1936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期十一册，第121页。
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第121页。
⑩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第304-306页。
⑾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党英凡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⑿ 参见本论文集中马贵凡《也谈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一文。
⒀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汇报处理事变步骤电，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资料丛编》，刘东社编，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一辑，第98页。
⒁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7-388页。
⒂ 参见本论文集中马贵凡《也谈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一文。
⒃ 当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10月15日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向苏维埃通讯社发表的谈话。
⒄ 《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华谱编译，《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⒅ 《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华谱编译，《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⒆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6年12月16日，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三)，马贵凡译，《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⒇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第128页。
(21)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第130页。
(22) 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11页、第315页、第317页。
(23)《西安事变新探》第327—328页。
(24) 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1—12页。
(25)《西安事变新探》第323—325页。
(26)《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第300-318页。
(27) 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第三册，第333—334页。
(2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331页。
(2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331-335页。
(30)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电，1936年12月17日，《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第174页。
(3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334页。
(32)《红色中国杂记》，第15页。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936年9月1日发出了从“反蒋抗日”变为“逼蒋(联蒋)抗日”的指示，但真正从西北联合改变为与南京国民政府联合的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确实是在西安事变之后。
(33) 见《张闻天年谱》，张培森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上卷，第396页。据该页注2说明，当年在红军大学听张闻天报告的人回忆。张作报告是在事变发生后第四天或第五天，时间应在16日或以后。
(34)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18页。
(35)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401页。
(36) 苏联及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反应，《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37)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229-230页。
(38) 毛泽东致张学良电，1937年12月17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39)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4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19日，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419页。
(41) 《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98页。
(42)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第127页。
(43) 《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上卷，第626页。
(44) 《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00-401页。
(45) 《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01页。
(46)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7年1月19日(一作20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7) 《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
(48)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45-646页。
(49) 《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7页。
(50)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7年1月20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51)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第157-158页。
(52) 《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
(53)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7年2月5日。
(54)《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24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