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
李义彬
七十年前西安事变爆发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中。日本侵略者吞并东北后，又染指华北，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亡国惨祸，迫在眉睫。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使西安与南京间顿时形成武装对峙，双方数十万军队集结于潼关内外，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而当时构成中华民族最大威胁的日本侵略者，则虎视眈眈，伺机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以坐收渔翁之利，实现其灭亡全中国的梦想。
西安事变面对如此险恶、严峻的形势，没有引发大规模内战，最终获得和平解决。事变双方，特别是张、杨的和平诚意，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而中共制定并推行的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对事变双方进行的和平调解，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一
本来，西安事变爆发前几个月，中国共产党就放弃了反蒋立场。1935年的“八一宣言”和同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决议，确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但那时仍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实行的是“反蒋抗日”策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奉命回国传达会议精神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后来说：“那时，抗日讨蒋是我带来的，是(共产)国际通过了的，是斯大林同志是看过了的。”①直到1936年6、7月。共产国际才指示中共改变对蒋的策略。8月15日它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主要的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求中共“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②
诚如张闻天9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说：“过去我们对南京的策略，虽然有些修改，但基本上是没有转变的，……后来接到国际电报，才完全转变过来”。他指出：“现在我们抗日反蒋的口号修改过来。我们应根据八月十六日中央局的决定和国际指示来决定，根据致国民党书来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毛泽东后来在谈判中共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转变过程时也说：“在(1936年)5月还是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是国际指示以后”。③
“逼蒋抗日”方针确定后，中共中央8月25日致书国党。这个致国民党书表达了中共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和政策，呼吁国民党在这“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改弦更张，“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④
8月26日，毛泽东致电在国民党统治区负责与南京谈判的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在联蒋抗日“。⑤
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至于如何“逼蒋抗日”，文件明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⑥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8月15日的电报指示，通过了有关决议，指出：为着集中全国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本出中国，我们不仅要收集更广泛的民众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争取统治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营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这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必要条件。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一些决策人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一度出现反复和动摇，党的“逼蒋抗日”即“联蒋抗日”方针受到了干扰。事后，刘少奇在评论此事时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播，在政治上引起极大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⑦这种反复和动摇，集中体现在对蒋策略方针的倒退，由“逼蒋抗日”变成了“审蒋”、“除蒋”。
事变当天，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清晨发来的“文寅电”得知这一突发事件后，既感到震惊，又不大相信。当晚，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给张学良发去“万万火急”的“文亥电”，请他证实“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表示红军拟策应张、杨的军事行动，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共商大计”，并郑重建议张必须把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平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通报蒋在西安被扣消息及党应采取的方针，其中强调对蒋介石，要揭发其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向南京提出明令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的要求。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与会者一致肯定西安事变的爱国性质和革命意义，一致认为中共对这次事变的态度不是反对和中立，而是旗帜鲜明地赞成和支持；但是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特别是如何处置蒋介石上，发出的声音并不尽相同。有人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主张“把蒋介石除掉”，遵义会议以来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事变爆发后保持清醒头脑。他在会上没有赞同“审蒋”、“除蒋”主张，明确表示“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成立与南京对立的政权组织，“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他强调“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12月13日的会议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完全取得一致，会议的总结也是矛盾的：“又要反蒋又不反蒋”；“在政府问题上，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名义。”但会议的基调仍是“审蒋”“除蒋”。
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的《红色中华》，12月13日在报道西安事变爆发消息时就提出“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16日该报第二版刊登题为《蒋介石罪大恶极》的长篇文章，系统揭露蒋的“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罪行。目的是激发人们对蒋的愤恨，动员群众起来要求“审蒋”“除蒋”。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为什么在对蒋介石的策略上出现反复和动摇?为什么由“逼蒋抗日”又一度回到“反蒋抗日”上去?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共中央一些负责人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估计不足。他们以为，张、杨在西安把义旗一举，全国会群起响应。在13日举行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一些与会者发言时描绘出一幅事变后全国政治形势发展的图画：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拥护张、杨的爱国行动；各地方实力派热烈响应张、杨的义举，特别是阎锡山、刘湘、李宗仁等可能加入抗日战线。这样，晋阎和川刘将成为西安的两翼，共同对南京控制的东南七省形成半月形包围圈；南京内部出现分化。蒋的部下倒向西安方面，国民党内的元老派、欧美派及其他派系会赞助西安事变。总之，他们认为蒋介石会成为孤家寡人，被彻底孤立起来。为了把这幅图画变成现实，中共中央书记处12月14日给中共北方局和上海下党组织发电报，敦促他们动员社会各界响应张、杨的行动。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必须多方面的活动驻华北名人和地方实力派，特别是阎、傅(作义)起来响应张、杨的抗日主张。”⑧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0名红军将领致电张、杨，提议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合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建议张、杨“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正确判断形势，是制定正确政策和策略的出发点；对形势判断不准，制定的政策和策略就难免有误。二是感情因素起作用。国共两党对立10年，蒋介石推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政策，屠杀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九一八后他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招致国土沦丧，主权丧失，民族濒临危亡。西安事变爆发后，《红色中华》揭露说：“蒋介石的罪恶滔天，他的罪状是数不尽的，他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于万一!”⑨蒋介石在西安被张、杨扣留的消息传到陕甘苏区后，根据地军民喜出望外，拍手称快，纷纷集会，要求对蒋予以严惩。当时在保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邓颖超，听到蒋介石被扣留后，“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⑩事变爆发时在定边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⑾远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王明，得知西安事变后兴奋异常，他致电陕北中共中央，主张把蒋杀掉。⑿此电被斯大林扣发。党内外群众和干部的这种情绪和呼声，无疑会给中共中央决策层产生影响。
二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策略的反复和动摇是短暂的，前后有6天时间。12月19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便正式确定下来。张闻天指出：“在六天中，这件事的现象与本质都更充分”地显现出来。⒀12月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与12月13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显著不同，在于中共中央决策层经过对形势的观察，意见已趋向于一致，于是便不失时机地做出了“和平调停”事变的决策。中共中央在短短几天内就完成这个决策转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并没有出现预想的那种张、杨登高一呼，各地群起响应的的局面；相反，拥蒋气氛却弥漫全国。在国民党内部，不仅蒋的嫡系。就是那些非蒋派系也没有脱离南京而倒向西安；张、杨和中共都寄予厚望的冯玉祥，历史上多次反蒋，当时也备受歧视，他名为军委会副委虽长，却有职无权，即便如此他也不支持张、杨扣蒋，要求张、杨立刻无条件释蒋，他本人还愿为此而充当人质。那些平时与蒋矛盾较深的地方实力派，也没有像人们预计的那样响应张、杨行动，除李济深通电同情和声援西安事变外，绝大多数则采取观望和中立态度，既不赞成南京讨伐西安，也不支持张、杨扣蒋。至于阎锡山，原来都以为他会站在西安一边来，可是事变爆发后他态度暖昧，向张、杨提出一连串质问，企图把蒋介石弄到太原去，从中渔利。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事变后发表宣言，表示不支持张、杨的“兵谏”行动，希望西安方面迅速释放蒋介石。当时国内舆论对西安相当不利，各地报刊纷纷谴责张、杨，要求立刻无条件释蒋。12月15日，由上海《申报》牵头，全国200多家报社和通讯社联名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要求张、杨即日恢复蒋介石自由，安全护送其出境。新闻界著名人士、《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西安事变期间接连为《大公报》撰写了4篇社评，其中12月18日发表的第三篇题为《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敦促事变发动者和参加者从心坎里悲悔认罪，赶快向蒋介石“谢罪”。南京将此文翻印几十万份，派飞机到西安附近上空散发。上述情况说明，对蒋介石如何处置，是当时国内各阶层人士普遍关注的焦点；保蒋安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处理得好，可赢得群众，有利于早日结束内战，实现抗战；反之，则要脱离群众，使内战延长和扩大，只会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
第二，周恩来的西安之行，有助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中共中央在事变当天收到张学良的“文寅电”后，立即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亲临事变发生地，了解各方情况，与张、杨共商大计。周恩来一行人从延安乘坐飞机于17日下午到西安。他在飞机上听取刘鼎汇报，当晚又与张学良举行会谈，了解到许多在保安难以知道的情况：张学良发动“兵谏”的目的不是伤害蒋，只是逼他抗日。蒋只要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行抗日，张仍拥戴他为领袖；蒋介石在被扣初期态度恶劣，拒绝与张谈任何问题，现在可以谈抗日问题了；就在周恩来到达西安之前，根据张、杨要求，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给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三天的手令已从西安飞赴南京；以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为首的南京主和派，极力主张用和平方法救蒋，先派端纳来陕见蒋，现又决定派宋子文来西安与张、杨会谈；南京对张学良已下“讨伐令”，刘峙指挥的东路“讨逆军”已有5个师进入潼关，威逼西安；作为“讨逆军”骨干的黄埔系青年军官胡宗南、黄杰、邓文仪等275人于12月14日致电张学良，表示他们绝对忠于蒋介石，“早已将整个生命，交付于领袖。”他们要求张、杨即刻恢复蒋之自由，否则他们将“不顾一切，悉力以赴”，与张、杨“不共戴天”。⒁“讨逆军”东、西两线的指挥将领刘峙、顾祝同以及樊崧甫、关麟征等同一天也致电张学良，要求即刻释放蒋介石，并说如释蒋则任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计议，尽量采纳，见诸实施。上述情况表明，蒋介石虽在西安成了“阶下囚”，但他的军队仍完整无损；他虽被扣在西安，仍能支配南京政府，指挥国民党军队。此时如何处置蒋，确实成了“和”与“战”的关键。周恩来通过与张学良会谈，进一步明确了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与张会谈后，他当晚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除报告到西安后了解的各方情况外，还对蒋的处置问题提出意见：“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他的这个建议实际上已被中共中央采纳。中共中央12月18日致电国民党中央，以第三者调解人的立场向他们指出：“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中共中央呼吁国民党中央“毅然决然立刻实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是：召集有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参加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将讨伐张、杨和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等等。电文最后指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当不成问题。”⒂这表明，中共中央对蒋的处置方针已开始转变，由要求“审蒋”“除蒋”改为有条件的释蒋了。
第三，担心亲日派完全控制南京。当时被视为亲日派的南京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蒋介石被扣后掌握了南京的军事大权，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成了南京主战派的首领。他不顾蒋介石死活，派大军威逼西安，派飞机到华县、渭南一带狂轰滥炸。当时人们认为，何应钦是想乘西安事变之机，置蒋于死地，取而代之。传说宋美龄托端纳带给蒋介石的信中有“南京戏中有戏”的字句。这理所当然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和注视。更令人注意的是，西安事变爆发当天，南京即电召当时在欧洲治疗伤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立刻回国。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得意忘形，与其在国内的同伙电报频传，密谋策划。在南京的陈璧君(汪精卫之妻，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2月13日也电催汪精卫速归，说“兄为朋友、为党，均应即归。”同时又诡秘地说：“‘共匪’奸人窥伺甚急，启程时除告我转中央外，勿为他人言。”14日，汪复陈电表示：“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即归。”同一天，汪精卫给国民党中央复电说：“文电敬悉。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遵即力疾起程。”汪立即从德国赶往意大利，12月22日在热那亚登船东返。汪在离欧返国当天发表声明说：“余因伤病，数月以来在欧疗治。本已决最近期内回国，自闻西安事变，尤切痛心，中央复有电催，故即日首途回国。”⒃在当时，南京如果完全被亲日派控制，中国的命运将更令人担忧。因此，中共中央密切注视汪的行踪和活动。12月18日，周恩来在西安向中共中央报告南京的动向时说：“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汪)，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⒄中共中央对亲日派的动向极为重视，认为中国“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⒅恢复亲英美派蒋介石的自由，可阻止亲日派完全控制南京的图谋。因此，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变内战为抗战。”⒆由此看来，中共中央从要求“审蒋”改为“争取中派”(当时把蒋视为中派)，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右派”(指何、汪)与日本勾结，完全控制南京政府，造成大内乱。
第四，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及其报刊言论的影响。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爆发消息后，接连致电共产国际，报告西安事变的有关情况和中共中央的应变设想，目的在于获得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的同情与支持。在12日24时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中，除报告中共的应变设想外，特别提出：“请你们支持我们的上述行动，特别是：(一)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二)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的军队；(三)苏联积极援助中国。”可是，共产国际和苏联都反对西安事变，说张学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⒇苏联《真理报》、《消息报》12月14日发表评论，攻击张学良，说他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并无中生有地把张与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联系在一起。12月16日，共产国际经与斯大林及联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磋商后，向中共中央发出由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全文如下：
“现回答你们的几封来电，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一)不管张学良意图如何，他的发动在客观上只能对团结中国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既然这一发动已经完成，就应当考虑既成事实。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冲突：(1)改组政府，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立志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加入政府，用这样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证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力。(3)停止消灭中国红军的政策，与红军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谋求解放的国家实行联合。最后，建议你们不要提出联合苏联的口号。(21)
此电和另一封电报发至陕北保安，电文不清，译不出来，中共中央18日致电共产国际说：两封电报“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当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于20日重新发到保安时，中共中央已于19日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不同，中共充分肯定西安事变的革命性质，热情称赞和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当时在前线指挥主力红军的彭德怀、任弼时从国民党的新闻报道中得知《真理报》社论内容后，不赞成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攻击。他们20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中央向共产国际说明张、杨对蒋采取“兵谏”行动是出于迫不得已。那么该如何看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呢?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的决策者们在总结自己的路线方针时曾几次谈到这个问题。在1937年1月24日的会议上，凯丰说：国际指示，总的精神与我们是一致的，当然对我们有许多帮助。但他们对我们的许多情况还是不了解。张浩说：我们与国际指示，在路线上没有任何不同。我们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这是中国党的进步。例如，国际也同意逼蒋抗日，是用群众逼。我们根据中国的国情，还用地方实力派逼。这样逼，如逼成了内战当然不好，如逼和了那是好的。毛泽东说：蒋被押起来后，我们主张和平，放了蒋。我们的教训是瓦窑堡会议时，提出了抗日，就应该放弃反蒋。西安事变后，提出把蒋交人民审判是不对的。
12月19日举行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后经过6天对形势的观察，认识趋于一致的基础上召开的。这次会议决定放弃“审蒋”“除蒋”主张，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毛泽东首先在会上发言。他认为，西安事变后形势的发展有黑暗的方面(如南京把注意力集中在蒋被扣押上，对张、杨的一切抗日要求置之不问，并派兵讨伐西安)，也有光明的方面(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扩大抗日力量)。他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坚定地站在抗日立场，发扬光大光明的方面，打击黑暗的方面。他指出，西安事变后内战的发生与延长，对我们不利，只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内战延长与否，既要看国内力量，也要看国际舆论。我们的方针是消弭内战，不使内战延长。毛泽东还指出，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一是胜利的前途，二是失败的前途。为了争取胜利的前途，就要壮大抗日力量，努力争取东北军，积极帮助他们击败讨伐派的军事进攻。他提出：我们不要远离张、杨，而是要与之接近，同情并帮助他们。
博古的发言对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阶级力量的变动和各个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做了分析。他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爆发，表示小资产阶级转到抗日方面来；两广事变，特别是最近西安事变的爆发，表示小资产阶级转到抗日方面来；两广事变，特别是是近西安事变的爆发，更明显地表示出资产阶级已转到抗日方面来。博古指出，在当前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各种力量都在企图利用西安事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张、杨把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公开举起来作为西安事变的旗帜，在此情势下，只要党的策略正确，就可以使西安事变成为发动全国抗日的起点。博古同样认为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一是发动大规模内战，二是成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他说，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反对内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前途，反对转为内战的前途，因为内战是中华民族的致命伤，只对日本侵略者有利。
张闻天的发言更为全面和明确。他对西安事变的发展前途，党对事变的根本立场，进行和平调解的方针等问题都作了深刻阐述。
关于事变的发展前途，他认为有两个：“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二是内战的扩大”。他指出：“全国舆论是不希望内战之扩大，然[而]日德是企图尽量这方面的扩大”，因为“这是两个阵营。”关于处理方针，张闻天强调：“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他同时提出“困难的前途亦应准备”，并且说：“失败的可能如弄得不好是有的，而且相当的大。”关于党的立场，张闻天针对前几天党在对蒋策略上的动摇和反复，郑重而又明确地说：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对的。”他公开批评13日会议上有人提出的“审蒋”主张，说：“我们应把抗日作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是不妥的。”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张闻天在19日会议上的讲话同13日会议上的讲话比较，精神贯通一致，态度更为鲜明。特别是他把对蒋介石的处置同全国抗日这个大局联系起来，因之态度更为坚决，主张始终如一。为了争取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应采取哪些方针?张闻天指出：“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具体的积极的援助张、杨，最主要[是]使他[们]部队的巩固，大规模的发动群众，我们应与张、杨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对东北军应尽量与之配合，而他亦应采取我们[的]许多办法，尽时争取同情者，不要太红，尽量争取时间性。”(22)
毛泽东在给这次会议作总结时，集思广益，对有关事变的几个重大问题作了深刻和明确的阐述。他指出，西安事变要取得胜利，一定要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参加，还要取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他再次肯定西安事变的革命性，说它实际上是抗日起义。毛泽东指出，围绕西安事变，国内外各种力量阵线分明：一方面是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和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另一方面是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和国际和平力量，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处于动摇、中立的中间派，中国共产党要努力争取这些中间派。面对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毛泽东坚定地指出：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事变双方应实行调停。意思是在政治上争取和平的同时，也要准备用武力制止南京的讨伐。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他在全面分析国内外诸多因素后，满怀信心地预言：现在有争取和平、结束内战的可能。因为反对内战的国内外力量是强大的，而主张内战的只有日本、汉奸和利用战争做生意的人。他接着指出：我们要把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力争结束内战。
毛泽东在做总结时，把本次会议通过的“通电”与12月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电”做了比较，指出它们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他称赞19日“通电”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是更为进步的方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① 张浩1937年1月24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
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莫斯科1986年版，第266-269页。
③ 毛泽东1937年1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
④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235-243页。
⑤《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
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251-252页。
⑦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8页。
⑧《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
⑨《红色中华》第316期，1936年12月16日。
⑩金凤：《邓颖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⑾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版，第383页。
⑿见《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⒀见张闻天在1936年12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⒁《青年将领胡宗南第二百七十五人忠告张学良》，引自李云汉著：《西安事变研究》，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第267页。
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160页。
⒃《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近代史资料》第60号。
⒄《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⒅《毛泽东关于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致潘汉年电》，(1936年12月21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
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问题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1日)。
⒇周恩来：《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1面。
(21)《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22) 张闻天在1936年12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