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中共对蒋介石的策略演变
肖纯柏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所谓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而策略，则是根据形势发展而制定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一般来说，策略是贯彻和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与途径。①西安事变中，中共应对的基本政策——“逼蒋抗日”总体上是不变的，但如何逼蒋抗日，即实施这一政策的具体策略则是变化的。从对蒋介石的处置过程来看，主要包括反蒋和联蒋两个阶段，但从实施策略角度看，中共对蒋策略包括审蒋、保蒋、拥蒋三个层次。“审蒋”，即主张公审、罢免甚至除掉蒋介石。“保蒋”，即主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恢复蒋的自由，释放蒋介石。而“拥蒋”，即主张红军改编，苏区改制，拥护国民政府，拥戴蒋介石为全国领袖。审蒋——保蒋——拥蒋策略的演变过程，同时是中共对国民党退让合作的过程，也是党的利益服从民族利益的过程。
一、策略演变的基本过程
(一)“审蒋”策略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事变的解决方案。会上，与会人员意见不一，争论激烈。毛泽东一方面认为“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断言事变“是抗日反卖国贼的”。②为此，毛泽东“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③朱德发言说，杀了蒋介石，再讲其他。博古主张，应宣布蒋介石罪恶，公审蒋介石。张国焘则提出，在西安事变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应该审蒋、杀蒋。所以，在对蒋的问题上，大多数认为西安事变“是清算公审卖国贼蒋介石的时候”。④
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形成决议，但中共实际上以审蒋策略对待西安事变。12月13日下午，红都保安(今陕西志丹县)三四百人举行集会，要求公审蒋介石。15日，毛泽东等十五名红军将领发出《致国民党政府电》，要南京当局“自别于蒋氏”，“自别于亲日派”，“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⑤
如何看待中共的审蒋策略?西安事变发动的初衷是为了逼蒋抗日，这是确定无疑的，但因此而断言西安事变没有丝毫反蒋成分，是值得探讨的。事实上，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传到保安后，群众纷纷到广场聚集庆祝。“谢觉哉登高一呼：蒋介石怎么办?台下齐呼：杀!”⑥1937年春天，上海《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到西安访问周恩来时，周对范说，中共中央得悉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在“最初一秒钟”在感情上产生了“报复主义”，但“接着是理智克服了感情”。⑦这说明，反蒋心理客观上是存在的，只不过中共“反蒋”，针对的是蒋介石本人。
为何处理西安事变，中共要反对蒋介石个人?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实际上代表着南京政府，蒋介石往往被看作南京政府的代名词。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扣押，蒋在西安与南京处于隔离状态。这时，在毛泽东看来，今日之蒋已非昔日之蒋，“我们不是正面地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⑧12月14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发出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提出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⑨就是说，中共一方面坚持反蒋，另一方面不与南京政府对抗。这表明，中共对事变的态度是和平解决，基本政策仍是逼蒋抗日，而不是退回到事变前的反蒋状态。换句话说，“审蒋”是中共为实现“逼蒋抗日”政策而实施的一种策略，其对象主要针对蒋介石个人，而不是南京政府，其目的在于把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分开，把处理西安事变同处置蒋介石分开。实践证明，后来的客观效果背离了中共的主观动机。这也说明，审蒋策略并不成熟，中共对蒋的认识并不充分，对西安事变的认识亦不深刻。
(二)“保蒋”策略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抵达西安后，中共对事变的应对策略逐渐完善起来。
12月17日傍晚，周恩来听完张学良的意见后，表明中共的态度：保证蒋的安全，但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证。⑩会谈后，周连夜电告中共中央，并提到“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12月18日，中共中央考虑到南京政府和各地方实力派十分注意蒋介石的安全，于是把处理蒋和国家的存亡联系起来分析，提出“审蒋”会带来不利的后果，认为如何处理蒋介石，关系到是扩大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还是和平解决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快建立起来。最后，中共中央发表《关天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首次公开提及“保蒋安全”，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抗日救国五大方针，提出只要南京方面“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⑾这表明，中共对蒋的认识在逐步加深。
12月19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两个前途和方向。毛泽东说：“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⑿会后，发表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党内指示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在通电中，中央改变了此前的态度，建议宁陕双方军队就地停止军事行动，“在南京召开和平会议”，在“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纲领”的前提下，“讨论蒋先生的处置问题”。⒀12月21日，中共中央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条件，指出“在上述条件有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⒁
“保蒋”策略的提出，意味着中共把握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把对蒋介石的处置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统一起来了，这是对此前提出的“审蒋”策略的自觉修正。
(三)“拥蒋”策略
从淡判策略看，“保蒋”与审蒋相比，是一个大的飞跃，但仅靠释放蒋介石不足以胜任谈判的筹码，很难达到停战抗战的目标。所以12月23日，周恩来进一步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表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⒂当晚，周恩来见蒋介石时再次表示：“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⒃这说明，中共从民族大义出发，作出了巨大的让步。最后，张、杨同宋氏兄妹达成六项条件。12月24日，蒋介石以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25日，张陪蒋离开西安飞抵洛阳，26日到达南京。
蒋的被放，令国民党亲英美派松了一口气，但中共心中的石块并未落地：蒋介石是否会兑现承诺?西安事变的目标能否实现?由此，引出了一个命题，中共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是否已完成使命，到此结束?
历史表明，西安事变的时限延伸到哪里，中共的策略就触及到哪里，西安事变的目标没有实现，中共的策略就未结束。就张、杨而言，其兵谏的初衷是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就是说，扣蒋是实现停止内战的手段，而不是终极目的。因此，蒋的释放与否不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否的标志。事变是否真正解决，主要取决于：(一)张、杨等18位高级将领发表的八项主张是否得到基本兑现；(二)解决方式和途径是否动用了武力，避免了内战；(三) 事变解决的结果是否真正克服了内战危机，促成了全民族抗战。⒄只要事变后内战的危机未被消除，中共对蒋的策略就未结束。
在整个事变过程中，关系到内战是否再起的有两个关键人物——蒋介石和张学良。蒋被扣后，围绕审蒋还是放蒋，涉及内战是否再起；张被蒋扣后，围绕怎样营救张学良，亦关系到内战是否再起。蒋回到南京后，态度发生变化，时局的发展再次出现波折。如，蒋扣押张学良，并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三十七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推进，其中进入潼关、直逼西安的达十二个师。从蒋26日抵回南京至王以哲被杀，西北“三位一体”解体，这期间局势动荡，内战危机重新出现。这表明，蒋被释放后，西安事变并没有由此结束，而是延续了一段时间。正如毛泽东12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的：“西安事变仍是在发展中，我们应该教育落后(分子)，更多的争取中间分子。”⒅
1937年1月11日，周恩来写信给蒋介石，重申中国共产党仍坚持历来主张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一贯方针，“来敢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⒆1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说：“对西安事件的分析，第一个阶段是进兵，第二个阶段是趋向和平。”⒇这表明，从1936年“双十二月事变”到1937年“二二事件”，中共为了避免内战，把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前途，一直在做南京和西安的工作，中共对蒋策略仍在继续，仍在发展。而且，由于蒋被释放后，主动权更多地偏向南京政府一边，故中共对南京方面，“逼蒋”的成分更少，而“拥蒋”的成分更多。这一点，在后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的《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电文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21)四项保证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这是中共为拥蒋抗日，巩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而作出的重大策略调整，是中共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策略上的重大转变。
可见，从“审蒋”到“保蒋”，再到“拥蒋”，不只是字眼上的变化，而且反映了事变后形势的重大变化，反映了中共为了救亡图存不断向国民党让步的质的胆识与情怀。中共一步步退让，且一步比一步大，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的。正如毛泽东所言：“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降，左派怕我们上当。然而我们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22)
二、策略演变的原因分析
中共对蒋策略发生演变，决不是偶然的。
西安事变后，中共即提出要“审蒋”和“以西安为中心领导全国抗日”，这与党在历史上形成的左倾思维有很大关系。比如，中共在对待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形势的判断上曾发生过失误。当时中共从共产国际六大的世界革命战略和保卫苏联的思维定势出发，认为日本占领东北是其建立“积极的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23)是“反苏战争的序幕”。(24)由此，党内左倾集团看不到国民党内已发生分化，因而对蔡廷锴等抗日将领斥之为反革命军阀。1934年4月，中共一面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另一面仍把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看作是为了侵略苏联和外蒙，因此在党内大力强调全党的任务就是“号召群众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干涉外蒙古人民共和国”。(25)即便是中共中央公布的《八一宣言》，仍将蒋介石、张学良与汪精卫一起并列为卖国贼。(26)1936年1月，毛泽东同《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时还说，我们要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表明左倾思维具有惯性，对策略制定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失。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紧急的关头，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充满了风险，充满了曲折。政策和策略要由幼稚走向成熟，离不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后来表现为中共放弃“审蒋”策略，转向“保蒋”、“拥蒋”。之所以发生策略转向，有着诸多原因。第一，张学良主张放蒋。张学良对周恩来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27)第二，国民党内大部分要求放蒋。国民党黄浦系将领、地方实力派、对蒋一直不满的冯玉祥、通达开明的于佑任皆主张放蒋。宋子文、宋美龄亲临西安后表示，只要释放蒋介石，愿意谈判。第三，蒋介石的态度发生转变。事变之初，蒋并未了解张、杨发动事变的真实意图，所以态度消极。得知“戏中有戏”、“宁抗日勿死敌手”后，“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28)12月22日下午，蒋介石对宋氏兄妹表示：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29)蒋的让步，促使中共保蒋释蒋。第四，社会各阶层绝大多数拥蒋。社会名流，如一贯反蒋的民主人士马相伯、爱国人士杜重远，皆要求释蒋。全国200多家新闻机构联名发表宣言，要求张、杨恢复蒋之自由。即便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要求“立即恢复蒋先生的自由”。(30)第五，日本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逼，加快了侵华的步伐。国民党亲日派借拥蒋之名，行扩大内战之实。“汪将回国”，引起了中共的注意。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由“审蒋”转向“保蒋”、“拥蒋”，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虽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提出，是中共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下独立自主提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同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事变发生后中共接连给共产国际拍了几封电报。12月16日的《中央日报》也报道了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接着又报道了苏联驻中国代办向南京政府外长张群表明苏联政府立场的消息。周恩来17日到达西安后，18日向中央发电报，汇报了包括苏联在内的国内外各方的反应。在1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在发言中也谈到了苏联的态度。12月20日，中共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随后周恩来将共产国际放蒋的态度转告张、杨。(31)这表明，中共是很重视共产国际的态度的，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策略调整是有影响的。
而且，对蒋策略的调整，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共具有历史自觉，主动让步，政党利益服从民族利益。对蒋策略的演变，反映了中共对国民党及蒋的认识在逐步加深，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给予了应有的肯定。应该说，中共对国民党及蒋的认识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自1927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以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围剿始终没有停止过。即使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发生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大片国土沦丧的存亡关头，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正因为如此，西安事变后，毛泽东12月13日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32)实事求是地说，蒋在历史上虽然剿共不息，但蒋客观上还是抗日的，而且在抗战中还是发挥了作用的，只不过蒋既想抗日，又想把共产党和红军剿灭，出于阶级本性，蒋介石将中共的威胁置于日本的侵略之上。这种复杂的心态决定了蒋介石在抗日的方式和手段上，只能是消极抗战，片面抗战，“攘外必先安内”。对蒋的认识，中共内部是有过争论的，后来逐渐由分歧达成共识。这种共识，集中表现在对蒋的局部肯定上。中共高层逐步认识到，蒋介石是国民党现实的最强有力的领导人，是全国的领袖。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离不开蒋介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离不开蒋介石。正因为如此，中共后来放弃“审蒋”策略，转向“保蒋”、“拥蒋”，反复强调逼蒋抗日须拥戴蒋介石为全国领袖。应该说，这种策略转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富有成效的。
三、策略演变的现实启示
启示之一：策略的制定只有经过科学调查和民主讨论，才能反映历史发展大势，反映大多数人的需求
西安事变之初，中共提出审蒋策略，与中共在短时间内对社会各方面的反应不了解、调查研究不足有很大关系。当周恩来到达西安了解到社会各阶层和国民党阵营内部的意见后，发现“审蒋”策略既不合乎当时社会形势的发展要求，也与社会各阶层的主张局部相悖。于是，周及时将信息电告中央。中央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多次召开会议，反复讨论、争论，最后修正错误，改“审蒋”为“保蒋”、“拥蒋”，西安事变遂得以和平解决。由此可见，政策和策略的制定需要经过艰辛的探索和实践的检验，很难一步到位，一劳永逸。这启示我们，策略的制定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掌握全面而真实的信息，才能符合实际，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党的策略只有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恰当调整才有生命力。一个政党，可怕的是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最怕的是鸦雀无声。新时期新阶段，环境在不断变迁，群众在发生变化，策略依存的土壤也随之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作为执政党，制定政策和策略，要想掌握信息，把握民意，必须建立健全舆情信息汇集机制和反馈机制，拓宽党群联系渠道，使党群关系制度化，用法律法规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唯其此，群众才敢说真话，才会说实话。只有经过民主讨论形成的策略才能更好地反映历史发展大势，满足大多数人的共同需求。否则，策略容易异化为权术，政策容易化为空中楼阁。
启示之二：策略的利益取向要服务于党的政策和政治路线，服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西安事变发生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华步伐、民族危机加深的紧要关头。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之相适应，党的所有策略都紧紧围绕这一政治路线来展开，凡是有可能引起内战、扩大内战的策略，都坚决修正，必要的时候牺牲政党利益以服从民族利益。对此，杨虎城曾说：“共产党置党派的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为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33)中共的策略演变历程表明，策略的背后反映了政党的政治路线，策略利益取向的背后反映了政党的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中国共产党没有图一党之私利而激化阶级或阶层矛盾。今天，中共已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虽然执政党也有自身的政党利益，但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党制定政策和策略时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调整利益分配关系，维护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保护好弱势群体的利益，妥善协调和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并且不与民争利。当前，中国正处于矛盾凸显期与黄金发展期的交汇点，执政党的策略制定与调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策略的利益导向尤其要以人为本，健全激励机制和平衡机制，激发活力，挖掘潜力，实现公平与正义，使党的策略更好地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更好地服务国家和民族大局。
启示之三：政策与策略是相互影响的，国共两党的策略在一定层面上也是相互影响的新时期中共的策略制定应进一步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推动国共第三次合作。
国共两党都“以俄为师”，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瓜。这种历史渊源决定了国共两党的策略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从历史角度看，国共两党最终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最后形成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既缘于中国共产党的巨大让步、策略灵活性和政治忍耐力，也缘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国民党政策的逐步转变对中共的策略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中共的策略调整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速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并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国共两党政策与策略转变的背后，意味着双方的妥协与让步，意味着双方对合作的真诚期盼和利益的必要牺牲。正因为有了国共两党政策和策略的调整，才有了国共两党的捐弃前嫌、相忍为国和携平合作，从而凝聚成抗日救国的重要力量。面向21世纪，作为执政党，中共面临着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实现这三大历史任务，既需要发挥中共的领导核心作用，又离不开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的支持。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制定既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又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策略，以推动国共第三次合作，推进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制定出这种策略，除了原则性和灵活性之外，还需要增强民族利益高于政党利益的意识，需要真诚、理解、宽容和妥协。只有策略的相互妥协，才会有国共的合作与和谐。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
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西安事变与中共政策与策略问题的研究文章，硕果累累。如，有论者认为，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曲折过程(张魁堂：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有的论者提出，中共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确立，经历了建立反蒋抗日同盟、和平解决方针的最初提出和最后实施三个阶段(参见徐旭阳、高志平：《再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湖北师范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也有论者提出，西安事变中，中共实施的政策是逼蒋抗日，基本方针是和平解决，和平解决是逼蒋抗日的重要环节(兰虹，1996)。而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共和平解决事变不仅得益于政治策略，而且得益于军事策略(宋毅军，1996)。有的论者主张，中共争取东北军的策略，对西安事变的爆发起了推动作用(张桂英，1996)。张伟的《“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叶扬兵的《试论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决策调整》(《学海》1998年第6期)、张小荣的《从西安事变看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策略》(《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3月第20卷第1期)、刘长梅的《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及其中的历史思考》(《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张振朝的《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中共抗日政策演变述评》(《邢台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章，对中共的政策与策略作了不同侧面的论述，但集中论述对蒋策略的文章尚且不多。笔者以为，西安事变中，中共遵循的政治路线是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方针是和平解决，基本政策是逼蒋抗日，但对蒋的具体策略则围绕政务灵活多变，变化不一。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8页。
③ 《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至：《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页。
⑥ 1980年4月15日访问冯文彬谈话记录，转引自李维民：《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炎黄春秋》2006年第3期第25页。
⑦ 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4月内部印行，第172—175页，转引自毕万闻：《西安事变研究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重要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6期。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9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22页。
⑩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1页。
(11) 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杜1997年版，第199页。
(1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页。
(1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13——414页。
(16)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杜1979年版，第157页。
(17) 有研究者认为，对于西安事变可以有多种解释：既有局部的和平解决与全面的和平解决之分，又有无条件的、投降式的和平解决与有条件的、通过斗争的和平解决之分，更有孤立地单纯局限于该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全面讨论和消弭引发事变的社会矛盾的和平解决之分。和平解决只是手段，共同抗日才是目的。能否实现停止内战，转向抗日是衡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标志之一。参见徐旭阳、高志平：《再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湖北师范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页。
(19) 《周恩来书信先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127页。
(20)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4日)，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438页。
(21) 四项保证是：(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策略，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158页。
(2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9日)，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9页。
(23)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
(24)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页。
(25)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0页。
(2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9页。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杜1989版，第405页。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版，第408页。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版，第413页。
(30)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182页。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8页。
(33) 李云峰 ：《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