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中共对蒋介石认识及政策的演变
李红喜
1936年12月12日，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的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押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几十名军政要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派周恩来、博古等人，支持和帮助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本文拟从西安事变前中共对蒋介石认识及政策的演变这一角度，来探讨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原因。
一、“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中国人民“当前主要敌人”
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武装侵略中国，先后占领东北三省、热河，到1935年华北事变，又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妥协退让；对内，实行武力消灭中共的方针，对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发动多次围剿。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及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中共在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同时，也针锋相对地提出“抗日必须反蒋”。
1935年7月—8月，鉴于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会议期间，王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发言。
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①《八一宣言》，标志中共抗日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这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的蒋介石，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对其政策也产生了动摇。1933年1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甚思赤匪与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以天理与人情推之，则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②显然，蒋介石认识到先抗日，是民族大义所在。1934年10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成功，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次月15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救国之道，惟在免除内战。”③
这时，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变化：(一)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事变”之后，又于1935年10月提出企图控制中国的“广田三原则”，使得在对日交涉中一直取妥协态度的蒋介石也感到无法接受，用他后来的话说，接受它“就是灭亡”；④(二)自九一八事变后被寄予厚望的英美等西方列强，却希望将日本这一“祸水”引向苏联，对日本的疯狂侵略中国依然取观望态度，这使得蒋介石极为失望；(三)继中苏复交之后，苏联从其战略需要出发，着手实行联华制日方针，对蒋介石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自1935年夏开始，中苏两国代表在南京围绕中苏联合制日进行了多次谈判。在谈判中，苏联表示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相信“他完全可以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⑤来解决中共问题。
因此，蒋介石在不放弃武力剿共的基本方针下，开始寻找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的途径。据1936年1月17日邓文仪对王明说，“蒋介石早就想和红军谈判”，并想派邓文仪去四川或江西，邓觉得没有与中共达成协议就去根据地，会有生命之忧，因而没有付诸行动。当读了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和王明发表在《共产国际》上关于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文章后，“蒋介石更强烈地要求我来这里与你谈判。”⑥从1935年11月开始，蒋介石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共进行接触。第一条渠道是驻苏武官邓文仪奉蒋之命在莫斯科找到王明、潘汉年，表达了谈判的愿望。随后王明指定潘汉年在国内与国民党代表张冲会谈。第二条渠道是1935年底，蒋介石授意宋子文同宋庆龄商议打通与中共的关系，宋氏姐弟托宋子文的同学、中共秘密党员、当时在上海圣彼得堡教堂以牧师身份从事革命互济会工作的董健吾去陕北向中共中央传递信息。第三条渠道是蒋介石指派陈立夫打通国共关系，陈派国民政府铁道部常务次长曾养甫负责。
冲破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由于依旧处在封锁之中，并没有得到蒋介石发出的谈判信号。因此，在1935年11月发出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抗日救国宣言》中，虽然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但条件是“愿意抗日反蒋”，首先订立的是“抗日反蒋的协定”，“并认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
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讨论了张浩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就蒋介石国民党来说，“一贯的卖国政策不但使蒋介石丧失了某些社会的与群众的基础，而且缩小了他的地盘。”同苏维埃红军的长期斗争，尤其是五次“围剿”和对于中央红军的追击，使他的兵力消耗、疲劳和分散了。以法西斯统一中国的梦想，最后宣告破产。“蒋介石只有更加依靠出卖中国，以维持垂死的统治。但是他的出卖，更促使他的统治加速度的走向死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⑦这次会议虽然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但是并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内，蒋介石是“卖国贼头子”，主要的口号是“抗日反蒋”。
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族反革命派，“可能在民众逼迫下假装抗日”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强渡黄河，进入山西。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等随军东征，周恩来、博古等留在陕北。
2月27日，董健吾等到达瓦窑堡，向博古汇报了南京政府与中共谈判的想法。博古很快就电告远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张闻天、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这一动向极为重视，慎重研究后，认为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下，特别是“广田三原则”的压力下，已有停止剿共、向联合抗日转变的可能，于3月4日复电博古，指出：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如下三个基本条件，作为谈判联合抗日具体抗日步骤的先决条件：(一)停止进攻红军，并容许主力红军向河北集中，首先抵御日帝迈进；(二)政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同一天，再次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向南京政府提出五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⑧
在获悉蒋介石提出国共谈判要求不久，中共又收到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正式文件。为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更好地贯彻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制定战略方针，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又称为晋西会议。
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张闻天作《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报告。报告首先指出：国际决议“特别重要的”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对于这一决议，“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世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报告没有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而是认为：“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24日，张闻天在会议结论中，根据变化的形势提出“反日”与“反卖国贼”二者“亦应区别”，应该“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敌人”。⑨显然，张闻天已经认识到，当时最主要的敌人已不是蒋介石“卖国赋”，而是日本帝国主义。
27日，毛泽东在作关于外交(即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时，指出：国民党破裂为民族反革命派与民族革命派。“民族反革命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坚持其自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反动路线。他们可能在民众逼迫下假装抗日，其作用在瓦解抗日阵线。”并提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的十条方针，主要内容是：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义与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义的左派和右派区别开来；向蒋介石提出的五个条件，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不管任何派别，都与其进行外交谈判；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妥协。显然，对于蒋介石主动提出的谈判要求，中共是极不信任的，“外交谈判随时准备破裂，届时宣布谈判经过与内容，以扩大我们的影响。”⑩
但是，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期间，蒋介石于3月24日委派陈诚率领汤恩伯等部进入山西协助阎锡山作战，企图围歼红一方面军主力于黄河以东。这一举动，不仅对当时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使中共对蒋介石谈判的用意更加怀疑。
因此，4月6日，已回到瓦窑堡的张闻天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蒋介石出兵山西后的形势问题，张闻天在作总结发言时指出：东征行动使形势迅速变化。目前蒋介石是清楚的把自己放在卖国贼的地位，看来他是执行广田三原则的。在群众面前，他不是联俄联共反对日本，就是联日反对红军行动。而它日前反对红军行动，就是反对全国人民。虽然，现在敌人动员这样多的部队进攻我们，但我们应该不要过分估计敌人力量。我们的坚决行动是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民族运动，“另一方面，还是积极的和他进行外交”。次日，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指出中央政治局讨论战争动员，认定蒋介石令陈、胡出马“剿共”，封锁黄河组织华北整个“反共”战线，“显系实行广田三原则，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下公开降日卖国，拦阻红军东向抗日。因此，目前抗日战争，讨蒋已成中心。拟由军委下令讨伐”。(11)对蒋介石的这一判断，与晋西会议比较，显然是倒退了。
毛泽东、彭德怀不赞同这一方针，4月9日复电张闻天：“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无疑的，日本正在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来击破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此时，我们应紧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12)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就在这一天，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了著名的“肤施(延安)会谈”，在抗日等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共识，这标志着中共争取地方实力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突破。
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红一方面军于5月2日开始西渡黄河。5月5日，中共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向国民党军委会和各军队、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五五通电》。《通电》指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通电敦促国民党政府，“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五五通电》直接向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意味着中共在公开宣传上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头子”。
三、我们承认蒋委员长，“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
日军向华北加紧进攻；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的更加高涨；6月1日，以陈济棠、白崇禧等广东、广西地方实力派以抗日救国的名义出兵北上，发动事变等，从根本上威胁着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面对内外交困的严重形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态度有了更加明显的变化。1936年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对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做了解释。他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13)
鉴于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和国共两党开始进行的谈判，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他首先指出蒋介石的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而战术的改变有可能影响其战略的动摇。”两广事变虽然遭到挫折，但它使蒋介石内部裂痕加深。蒋介石过去让出东三省，镇压群众，不同我们往来。现在改变了，也说统一战线、国防政府，要同我们往来，这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日本的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14)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要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
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两广事件给了国民党很多的教训，强烈的抗日要求更促使他们分裂。“在这分裂中，不能不使南京战术有许多变动，同时也表现他的动摇”，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不能不提到国防政府，反日运动现在可以更加公开，CC也要谈联俄联共。这些都开始表现国民党的动摇，但不能说是基本的改变。根据形势的变化，他指出对于蒋介石，“我们应该看到是有欺骗，但我们不仅要揭破他的欺骗，而是更要推动他的动摇。”蒋介石对于抗日有个领导权问题，因为他惧怕革命，“他想用新的方法来争取群众，争取领导权”。而我们的方法是“一方面从实际行动上来揭破，同时来推动他的动摇。”“只要他来抗日，我们就尽量发动群众斗争，来实现我们的领导。”(15)
毛泽东作结论时，进一步指出：民众抗日已经冲破蒋介石的压迫，但是还没有冲破蒋介石的最高界限，即还没有实现民主。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我们则要求他先给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
会后不久，中共中央又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报，来电指出：“基本上赞同你们所采取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但是，“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16)显然，这和刚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发出。信的台头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这自然包括蒋介石在内。信中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这使得蒋介石从过去的“卖国贼头子”、“民族反革命派”变成了得到承认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会上就“最低限度所作的解释”，信中说：“我们承认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信中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17)
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都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指示还指出：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就愈能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
由于红二、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对于中共中央的政策转变未能全面了解。为了准确地贯彻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毛泽东、张闻天多次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等人。8月12日的电报，详细介绍了对南京的策略：“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地分别地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目前不出河南；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18)9月8日，毛泽东、张闻天再次在电报中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同时批评了他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19)10月15日，毛泽东、张闻天在电报中又一次指出：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蒋介石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之意。
四、“蒋介石正在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我们要“改反蒋为联蒋”
为了落实“逼蒋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于9月15—17日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开始，由张闻天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蒋介石正在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但是蒋介石“还是怕，还是在动摇之中”。“他怕什么?一怕日本对他的打击，二怕群众起来后对他的威胁，三怕无国际的帮助。”他在动摇过程中还会继续进行投降出卖，镇压群众与进攻红军，但是比从前不同，没有从前那样坚决，只是要适合于敷衍日本方面。报告在分析形势后指出：“我们的基本口号是联合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一口号自从十二月决议提出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与相当的实现。但根据目前的形势，部分的口号应有修改。”“从前是把抗日反蒋并提的，这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应根据八月十日中央局的决定与国际指示来把抗日反蒋的口号修改过来”，我们所主张的是“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应反对反蒋战争，“主要的战争目标要放在抗日上面。对蒋的进攻，我们应站在自卫的立场上来反对进攻。”(20)会议讨论时，毛泽东发言更明确地指出：“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21)
会后，中共中央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准备由周恩来带去谈判。对于国共谈判的前景，毛泽东、张闻天一度表现很乐观，10月17日在给朱德、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指出：“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十四日回西安，携带来国民党条件如下：(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电报还指出，蒋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22)由于希望谈判能取得成果，先派潘汉年作为初步谈判代表，到上海同陈立夫、张冲会谈。
但是，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的蒋介石，对中共的友善表示，并没有作出积极反应。他不仅在谈判桌上提出了连陈立夫都认为是“很苛刻”的“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而且又调胡宗南等部进逼陕甘根据地，并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所部进剿陕甘红军。
11月13日，为了讨论新形势下党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红军行动方向和外交问题的报告，他说：我们总的方针就是要团结群众，用群众的力量，利用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要求与红军联合的变化，逼蒋介石走到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的目标下逼蒋抗日。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红军怎样处理的问题，他们要求我们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我们准备承认，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在作结论时，指出：“同南京谈判改红军番号问题，我们没有争论，但群众方面要很好地解释。”张闻天指出：自上次决议发出后，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全国形势是有利于我们的，不能因蒋的某些摇摆而忽视总的形势”目前“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其因素是：日本的进攻，英国态度变强，蒋介石的动摇，走到抗日方面的人增多，“不能因他压迫我们，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而会与日妥协”。(23)
从毛泽东、张闻天的报告、发言可以看出，中共已充分认识到蒋介石不会与日本妥协，而会很快地走上抗日的道路。因此，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十天，在给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指出：张学良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战，虽然蒋介石尚不愿取长期守势，不过，“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的可能。”(24)
综上所述，从1935瓦窑堡会议到西安事变前的一年时间内，在极为复杂的形势下，中共对蒋介石的认识及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中共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去伪存真，从表入里，最后作出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正确判断。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得以冷静地分析形势，作出了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决定民族命运的正确决定。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页。
② 《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7页。
③ 《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7页。
④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华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印1984年版，第302页。
⑤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⑥ 《王明和邓文仪会谈纪要》(1936年1月17日)，《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笫43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618页。
⑧ 《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⑨ 《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
⑩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8页。
(11) 《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312页。
(1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8——534页。
(1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江南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90页。
(1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页。
(15) 《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
(16) 《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1集)，中共党史出版杜1991年版，第420页。
(17)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241页。
(1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8-569页。
(1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7页。
(20) 《张闻天文集》(2)，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148页。
(2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0页。
(2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页。
(23) 《张闻天文集》(2)，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2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7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