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处理福建事变与西安事变的比较研究
毛胜
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是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爱国将领为了促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现抗日救国而发动的事变。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发动者，都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接触，但结局却截然相反：福建事变很快宣告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久也被迫开始长征；西安事变则得到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究其原因，除了两者自身因素的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对策的变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本文试从党的先进性、独立自主原则和统一战线工作三个方面作比较之研究。
一、能否把握时代特征，并据此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处理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基本前提
“正确判断时代特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科学制定目标任务，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衡量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根据。①”具体到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发生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就要紧紧把握抗日救国这个历史主题，作出从土地革命战争转向团结对日作战的战略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各地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群情激愤，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1931年9月28日，上海、南京的学生几千人前往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宣战，痛打外交部长王正廷。②”南京国民政府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幌子，对步步进逼的日寇，奉行不抵抗政策。国民党的爱国将士积极要求与日寇作战。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冲破蒋介石不抵抗的禁令，在上海奋起抵抗日军，表现出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
1932年7月，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图谋让十九路军与红军两败俱伤。十九路军广大将士强烈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3年10月，他们派代表与红军谈判，秘密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及第三党黄琪翔等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提出“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反对对日妥协，取消塘沽协定”③等进步口号。
福建事变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为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机会。汪精卫在上海接见记者时说：“去年赣‘匪’东窜，闽省告警，中央特派十九路军赴闽‘清剿共匪’，兹者十九路军非特放弃其“剿匪”之任务，反与“共匪”相联络，此为处置闽乱最大之困难，欲求妥协与调停，不可得矣。④”但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王明、博古等人虽然也主张抗日，但他们对时局作出了严重错误的判断。他们看不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实质，认为日本占领东北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要求“广大的进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苏区与非苏区组织‘苏联之友’协会”。⑤他们“完全否认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认为国民党各派和各中间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进攻都是一致的，要求党向他们一律进行‘决死斗争”’。⑥
基于这种思想认识，博古、李德等人“完全采取开顽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⑦十九路军，继续坚持在内线作战的错误军事方针，拒绝采纳毛泽东、彭德怀的正确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⑧这造成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上很快失败，中央苏区再次陷入四面包围的困境。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则与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正确把握，并据此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相关。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⑨“八一宣言”公开发表后，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间派不仅表示赞同，“而且相信这一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重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向来对国民政府及统治阶级，采取绝对敌视态度，现在都能破除成见，主张和各党各派停战合作，那么其他中国人民自然更加容易消除意见，互相联合起来”。⑩
1935年12月9日，在党的领导下，在“八一宣言”的号召下，进步的爱国青年们“以大无畏的爱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冲破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发出了团结救亡的怒吼。以北平、天津、上海、西安等地爱国青年学生为先导的一二九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各界的救亡运动，使抗日救亡的群众斗争成为一支影响全国政治形势的巨大力量”。(11)1936年12月9日，西安的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奉蒋介石之命，前来镇压学生运动的张学良，为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来回答他们的要求。三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发生后，充分肯定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和用意，并派周恩来去西安协商解决相关时宜。弄清具体情况后，经过认真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如果把南京置于同西安敌对的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何应钦等所欢迎的；如果努力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进而以此为契机结束内战，开创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期望的。
中国共产党没有乘人之危，置蒋介石于死地，而是坚持不杀蒋与和平解决的主张，表明了对合作抗日的诚意，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认同，也得到了亲英美派的宋子文、宋美龄等的欢迎，使得西安谈判顺利进行。12月24日晚，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12)就此而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是张学良、杨虎城逼出来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其所体现的“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精神逼出来的。
以上表明，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特征和革命发展的总趋势，不断实现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与时俱进，科学制定和实施符合实际和人民愿望的目标和任务，我们党才能正确处理前进道路上的重大问题，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和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潮头，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二、能否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处理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的根本保证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革命时期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寻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对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处理而言，主要是看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地借鉴苏联的革命经验和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国共产党在福建事变上的失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临时中央顽固地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形成了严重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而这些错误，主要是因为没有深入中国国情进行分析和研究，照搬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的错误分析。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就是表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叛变，汪精卫的叛变又表示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仍旧断定“蒋介石集团和国民觉所有派系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13)福建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即认为：“脱离南京和蒋介石而成立的新的“独立”政府，以及这个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是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诺言。”(14)
1933年12月5日，视共产国际指示为绝对真理的临时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认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还不是革命的”。“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15)抱着这样的观点，临时中央始终消极对待福建事变，不肯同福建人民政府合作。
1934年1月，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所以，党必须“迅速的进行查田运动”，“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坚决“反对一切离开和曲解国际和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16)这表明临时中央只是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教条，完全没有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难免导致中国革命的严重失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正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西安事变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作出了错误的分析和判断，特别是对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指责。1936年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西安事变“显有怪异性质”，说“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17)20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16日发出的电报。电报主张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仍错误地认为：“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8)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冷静对待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观点，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明确表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19)18日，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问题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20)1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成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21)
由此可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像王明教条主义者那样，把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观点绝对化和神圣化，而是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成功处理了西安事变。这在两个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一是关于释放蒋介石的问题，苏联政府从本国利益出发，要求尽快放蒋，中共中央则坚持在蒋答应“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情况下放蒋。二是在对待张、杨的态度上，中共中央不顾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指责和漫骂，始终表示关心、支持和赞扬。当然，共产国际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对于坚定中共中央的决心，也有不可抹煞的积极作用。
以上表明，西安事变虽然远比福建事变突然、复杂、棘手，但中国共产党却非常成功地处理了。究其原因，关键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1962年1月，毛泽东在回顾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时意味深长地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来说，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22)
三、能否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阶段实行相应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处理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的重要因素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23)只有根据革命各个阶段的实际情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实现革命的奋斗目标。西安事变和福建事变，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得失的典型事例。
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共同抗日，所以，它的包容范围是空前广泛的，其阶级构成既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进步势力，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还要有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势力。处理福建事变的临时中央领导人，显然没有认识到这—点。
福建事变发生后，“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24)但王明路线指导下的党中央，虽然同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签订了初步反日反蒋的协定，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却是为了“在群众的面前证明苏维埃红军忠实于自己的宣言”，“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争取群众的同盟者”。为了“揭破第三条道路的武断欺骗，忠实于自己的发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事业”，党不仅要“最坚决揭露‘人民政府’的政纲”，还要“加强在十九路军士兵中的工作，号召他们反对反动的长官，实行坚决的反日反蒋的武装斗争，号召他们与红军联合与加入红军”。这些只要兵、不要官，只要下层统一战线、不要上层统一战线的统战思想和实践，必然会削弱革命的力量，孤立自己。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要取得自己的领导地位，就要正确地处理和被领导者的关系，尤其是要率领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不能损害同盟者的利益，同时加强对同盟者的政治教育和正确引导。福建事变发生后，临时中央在这方面显然做得不够。军事斗争上的失利，不可避免地让事变领导人看不到光明的前途，产生动摇。更荒唐的是，临时中央竟然“以为先叫十九路军吃一点亏，我们再帮助他，那他在与我党合作中价钱就便宜了”。(25)殊不知，一切空洞的口号都是无用的，一味的指责和不切实际的要求，更是无法调动十九路军领导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由此促成的国共合作抗日局面，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史上的光辉事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到达陕北后，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严厉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确定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把工作重点放在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上。
1936年1月，毛泽东等致书东北军将土，表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26)为了加强同东北军的联系，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并派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和王以哲进行了多次秘密商谈。红军还将大批在作战中俘虏的东北军官兵释放，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意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双方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达成协议。逐步形成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党内文件，指出党在东北军的工作，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成红军的友军，一致抗日。这反映出党的统战工作摆脱了要兵不要官、要劳动者联盟不要劳动者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错误认识，体现了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进行与互相配合的正确思想。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工作。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杨虎城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的方针。然为敌为友，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27)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十分感动，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此外，中共中央还在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进行工作，促进他们的团结合作。这些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使西北地区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局面。
这种情况下，当张学良、杨虎城认识到一心“剿共”的蒋介石“用口头或当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28)毅然采取了非常手段。事变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表示若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并请张派飞机到肤施接周恩来去西安。(29)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的合作诚意。从这一点来看，如果说西安事变是张杨转变蒋介石的关键，那么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统战工作则是促成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关键。
由此可见，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30)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依据每个具体时期的革命任务，在不同历史阶段实行相应的统一战线政策。
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
①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②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22页。
③ 《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1页。
④ 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4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19、421、422页。
⑥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笫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75页。
⑦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⑧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6页。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19、522页。
⑩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17页。
(11) 《薄一波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9页。
(12)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3页。
(13)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29页。
(14)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35页。
(15)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83—484页。
(1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9、41、47、48页。
(17)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40页。
(18)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必要性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6日)，《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期。
(1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21页。
(2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25页。
(2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25——626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9—300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8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页。
(25) 《黄火青同志谈在福建事变时的经历》，《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8期。
(26)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2页。
(27)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28)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5页。
(29)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39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5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