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谏蒋抗日内因溯源
岳珑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的，以迫使蒋介石抗日的一次“兵谏”。张学良、杨虎城作为东北、西北地方武装的首脑都有自己的统治区域、军队和利益。张学良的地位高于杨虎城，兵力也强于杨虎城；然而，杨虎城所控制的西安及其在西北的威望、号召力，又是张学良所不得不顾及的现实。东北军到达陕西后，与西北军之间产生一定的利害冲突、磨擦，蒋介石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分别采取了收买、分化瓦解的手段，离间两军关系。①中国共产党本着大敌当前，民族利益为重的原则，对张学良、杨虎城作了大量的争取团结工作。均对张、杨联合产生一定的影响。
东北军与西北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兵谏”蒋介石的联合，主要在于张学良、杨虎城对个人、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的权衡，形成共识，所做出的选择。当然，这种共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合，又与他们个人生活经历和态度的转变不无关系。时代、阶级、文化因素的相互联系和制约，构成张学良、杨虎城联合的内在本质，而联合逼蒋介石抗日的爱国主义实质，只有通过张学良、杨虎城个人经历和自我选择作为中介，最终达到内化、现实化。
一、生存环境与杀父之仇
张学良、杨虎城都长期生活在地方军队中，并成为其军队将领。张学良自幼生活在日本控制的中国东北地区，因早年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教育，对其父辈借助外力争城夺地不满。并对张作霖向日本人妥协退让很有看法，“父子间曾大肆争吵”。张学良对在沈阳街头“晃着肩膀”、耀武扬威的日本人极为“反感”；看到“穿着浴衣，花枝招展”的日本“浪人”、女子在沈阳大街上招摇过市，感到是中国人的耻辱。②张学良目睹日本人的蛮横，痛感日本人“不拿中国当国家看，不拿中国人当人看”③，因而，“对国事极为悲观，以为中国从此将受到列强之宰割复无望乎”，④并对其父张作霖对日本的态度，或多或少产生一定影响。张学良继承父业后，不愿意依附日本，而要独自占据东北。
杨虎城的一生几乎也是在军队中度过的。与张学良所不同的，杨虎城是先参加会党组织，后进入军队的。1908年，杨虎城的父亲无辜被清政府杀害于西安。“父亲被杀害，使我产生对清政府的仇恨”。⑤在父亲被杀之后，杨虎城组织了孝义会(后改中秋会)，走上劫富济贫，扶弱抑强，武装抗暴的道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加入了秦陇复汉军；1914年，退伍还乡的杨虎城因不堪地主的残酷压榨，偕同原中秋会成员，除掉当地恶霸李桢，劫夺澄城县解省公款，受到官府通缉，被迫流亡到同州(大荔)、朝邑、合阳一带，成为刀客首领。⑥1916年，他响应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起的讨袁运动；1917年，杨虎城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任营长。此后，杨虎城一直在军阀纷争中角逐。
1928年，杨虎城赴日，对日本的侵略性及其侵华的必然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将资产阶级民主与蒋介石统治相比较，认识到中国之所以动乱的原因，在于没有民主、自由，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产生怀疑，产生抗日反蒋思想。1929年，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关系破裂。为对付冯玉祥，蒋介石启用杨虎城来主持陕西政事。杨虎城主陕后，实行地方自治，导致蒋介石与杨虎城之间的关系也日益恶化。张学良杨虎城亲历军阀混战的经历，使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深有同感，在一些问题上又互为防范。
张学良杨虎城又都有丧父的仇情，只不过张学良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杀害，而杨虎城的父亲是被清政府所杀。1928年6月，张作霖因拒不满足日本在东北扩大特权的要求，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张学良忍辱含悲，继承其父地位，取得对东北的统治权。民族意识、杀父之仇，使张学良对日本怀有刻骨仇恨。张学良、杨虎城生存环境相似，都心存对日本人、满清政府的杀父之仇，使他们有国难、家仇集于一身之同感；形成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接受的内因，造成他们彼此脱离对方的合作都不可能有所作为。共同的情感，使他们协同一致，建立历史功勋。
二、地方自治与蒋介石统治的相行与背离
张学良、杨虎城对其所统辖的东北、西北地区有着特殊的地域情结。杨虎城是陕西人，1930－1933年在陕西主持政事。1930年11月，杨虎城的部队进驻西安。面对家乡贫穷落后，他说：“当国民党的官，难免刮地皮。不过，我想把刮地皮的钱，尽量用来给老百姓办事”。杨虎城在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提出“我们自当本着总理的遗训，……一致努力于陕西建设，以期不负中央之委托，完成开发西北的工作”。⑦杨虎城认为，只有“赈灾、教育、交通、实业、(求利)等等切要之图，无不竭力整顿举办，”始能“完成开发西北的工作”，“达到建设新陕西之目的”。⑧在杨虎城主持陕政期间，在陕西兴修铁路，“主要修筑了灵潼(灵宝至潼关)和潼西(潼关至西安)两段，后又修筑了西安至宝鸡段线路”。⑨陇海铁路不断向西，“不仅在便利商旅，输入文化，而且在调剂农村，开发经济。……过去因交通不便，投资者视为畏途，每裹足不前，现在交通以畅行无阻，津沪各银行界，及各地大工厂，当因铁路之变，踊跃投资，共谋开发”。⑩而且，“潼西段为国家筹款国人建筑之先声”。(11)与此同时，“陕西的公路迅速地由关中向陕南、陕北推进，出现了公路建设的第一次高潮，这期间，先后改建了西兰，新修了西汉(宝汉段)、汉宁、咸榆、长坪等几条主要干线公路，以西安为中心，东西南北各路均与邻省沟通，全省公路网的雏形初步显露出来”。(12)1934年，西兰公路改建的施工任务，主要由西北军兵工担任。在交通先行的同时，杨虎城还十分重视西北经济的发展，从1931——1936年先后开修了泾惠、洛惠、渭惠、梅惠四渠；并且“以工代赈”，缓解灾情，赈济灾民；引进农业机械，推广粮棉新品种；(13)发展养殖业，从而使农业振兴。杨虎城十分重视陕西机器局的建设；亲自过问西安集成三酸厂股份有限公司的建立，“对西北化工业的开发做出重大贡献……成为发动西安事变的物质条件之一，还及时支持了西北地区制革、印染、造纸、火柴、冶炼、焊接、开矿等工业品和民品生产，促进了工业的全面发展”。(14)为了支持抗战，杨虎城开发西北药材资源，主持创办了西北制药厂。同期，陕西的大华纺织厂、尧山油厂等工业企业的建立，都“得到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省主席邵力子等军政领导人和社会贤达的赞许与支持”(15)。
杨虎城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他说“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就是因为中国人思想落伍，智识浅薄……所以欲要民族进步，定要接受新的学术，发展教育，增长智识。”(16)杨虎城把振兴陕西教育，当作政府的一项重点事业。1930--1936年，陕西地方经济发展初具规模，并向西北各省区扩张，形成自治的趋势。
张学良在东北时，为推行东北建设，巩固实力，发出“东北新建设”(17)的口号，并且身体力行，发展东北地区经济。张学良继承父业后，实行整军精武；修铁路、筑港口、开矿山、建工厂；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对外经贸；大力发展东北农业经济，创设农业企业、农机公司，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整顿财政，改革地方币制；大力发展交通，开拓民航，创设通讯事业，建立广播电台；捐资(私款)在东北创办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提倡发展科技；对于赈济灾民，提出东北各省要予以援助；还大力倡导体育、讲究卫生，以提高国民素质；整理古籍，保护文物，以继承传统文化。
张学良在华北时期，赞同“繁荣北平”。在武汉时，提出建设华中。在西北时，提出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张学良在华北、华中、西北的经济思想，无一不与其主政东北、建设东北的实践与理论相关联。
张学良、杨虎城领导的东北、西北地区的地方建设，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在张学良、杨虎城倡导下的东北、西北经济建设，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与自治趋势。尤其是东北军进驻陕西后，张学良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设想，与已被蒋介石解去省主席职务的杨虎城一拍即合。张学良建设西北，准备以西北为基地，打回东北去；杨虎城开发西北，为巩固实力，发展、建设西北成为张、杨地方自治实现的一个支撑点。
张学良、杨虎城的地方自治一直是蒋介石的心病。发展国民经济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本不是矛盾的。蒋介石所担心的是：东北、西北国防经济与国民经济发展，会形成地方自治的尾大不调局面。因而，借助于日本发动的“九一八”，将张学良与东北军撤离东三省，使张学良与东北自治脱离；借助国民政府权力，撤销了杨虎城陕西省主席的职务，限制杨虎城的自治行为，削弱张、杨在各自统辖区域、范围内的权力。1935年，蒋介石又以“剿共”为由，借助张学良、杨虎城的军事力量，企图消灭红军；同时，也消耗他们的军事实力。
1935年10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东北军、西北军共10万余兵力，进攻陕、甘红军根据地。东北军、西北军在剿匪中，屡受打击。致使两军将士群情怨愤。尤其是东北失陷后，张学良成为蒋介石的“替罪羊”，蒋介石不遵守要“收复失地”的诺言，压制东北军的抗日要求。张学良剿共损失后，提出“补齐编制”，蒋介石非但毫无关切之意，反而乘机取消被歼部队番号，减发军饷，连张学良为阵亡将士所申请的10万元抚恤金，也被“驳拒”。一再碰壁，使张学良、杨虎城认识到，中华民族即将危亡的紧急关头“我们不能跟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18)“如果真地到了山穷水尽，逼上梁山，我们要破釜沉舟，不顾一切了”。(19)东北军、西北军将士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合抗日已成定势。
蒋介石的离间政策，加速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合。1935年，东北军移驻西北。蒋介石意识到东北军入陕后，不可避免地会和杨虎城及西北军之间形成主客矛盾。蒋介石除了分别对张学良、杨虎城当面暗示或授意，进行挑拨离间外，还通过何成浚、张群等人打电报或写信进行挑拨；并派驻西安的军统、中统特务贴出“陕人治陕”、“驱逐不抵抗的东北军”等标语，制造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纠纷。(20)张学良、杨虎城为了自身的生存，急于从内战的污泥浊水中抽身而出；他们保存各自的实力，防止内耗；在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提高了认识，加强了联合。事与愿违，蒋介石的做法，反而加速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合。
张学良、杨虎城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行“剿共”，消灭红军，是有着各自的想法的。早在《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地区名存实亡，东北军在冀已无立足之地。这种状况，使张学良意识到“……唯一出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于是决定驻冀“五十一军立即开赴西北，趁机把东北军全部集中在西北抗日”。张学良遂有抗日要求，但把中国共产党视作救国的障碍。他认为，“我们要抗日复仇，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这无疑是对的。但是日寇如此强大，仅仅20万东北军能够打赢吗？……要抗日，就必须实现稳定和统一，全国上下一致，听从中央政府指挥。要求实现这些，不先消除内乱，不消灭共产党是不行的”。(21)东北军进入陕甘后，张学良设想以西北作为抗日复土的根据地。他在平凉修建医院，建立卫生材料厂；为东北将士眷属和难民修建东北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张学良的侧重点“显然不在军事，而在政治；不在剿匪，而在号召抗日”。(22)
1935年1月，红25军转战陕南时，杨虎城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对红军作战，三战三败，损失近三个旅的兵力。面对内忧外患，杨虎城十分忧虑。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到西安宣布“剿共”计划。11月28日，杨虎城呼吁民众共赴国难“御侮争存”。12月4日，蒋介石再抵西安，下令大举“剿共”，并特意“关照”张、杨两部进攻红军，否则将分别调往闽、皖或豫。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越猜疑，张、杨同蒋介石的矛盾愈深，以致联合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张学良、杨虎城的“剿共”心态，原本为向蒋介石表决心，希望蒋介石能收复东三省；希望蒋介石不要再削减他们手中的权力。张学良、杨虎城都曾想把西北地区作为抗日根据地，以此为基地，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结果，蒋介石背信弃义，离间猜忌，迫使张学良、杨虎城在外界压力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携手发动了西安事变。
三、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爱国情结
张学良、杨虎城是国民党内著名的爱国将领，在中华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以民族利益为己任，将个人、集团利益降到次要地位，体现了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有功于国家民族”(23)的“千古功臣”、“千古不朽的人物”。(24)
从张学良、杨虎城各自的成长经历来看，他们的联合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的。
传统的忠孝、侠义的爱国使张学良、杨虎城长期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使得他们与其军队带有强烈的忠孝、侠义思想。张学良、杨虎城都是重感情、富侠义的人，他们所信仰的爱国是以忠君为前提的。这种传统的爱国，导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集国恨家仇于一身，但又错误地拥护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以至，张学良到欧洲游历，提出“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得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上的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必须真诚信仰领袖和拥护领袖”(25)。张学良回国后，渴望“报家仇”、“雪国耻”，但他的主导方向却是拥护“领袖”蒋介石的“剿共”“统一”，以此为救国之道。
张学良、杨虎城的忠君、侠义思想在西安事变前后都有所表现：西安事变前，杨虎城的“待将来西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26)谋略。张学良、杨虎城仍拥蒋介石为“天子”。事变爆发直至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杨虎城一再表示，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恢复蒋介石领袖威信，依旧拥护蒋介石作领袖。
保国才能保地。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作为地方军队将领的张学良、杨虎城忧国甚于忧地。张学良、杨虎城清醒地认识到，割据东北、西北并非长久之计。而且，以一个地区单薄的力量，很难同日本侵略者抗衡。因此，1928年，张学良就提出“欲免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27)毅然进行改旗易帜。
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产生“抗日，国家有出路，大家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28)的思想。张学良、杨虎城“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29)“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30)“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31)“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32)张学良、杨虎城以牺牲个人与集团利益，换取中华民族的国内和平，是其他地方军阀所做不到的。
强烈的民族意识。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地位和服从地位。”中日矛盾“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33)华北事变后，张学良认识到抗日是救国的唯一途径，他表示：“我们惟有不顾一切，用尽全力坚决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我张学良早有决心，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决不干!反之，又决不惜牺牲!假如说，把我的头割下来，国家便能强盛、民族便能复兴，那我张举良决不所惜!”国难当头，张、杨主动向蒋请缨抗战。张学良说：“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尽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之天职。”(34)由于张学良、杨虎城都受到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见识较广，因而他们的民族意识要高于其他新旧军阀，他们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更为高尚和彻底。
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的西安事变，“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35)“中国出路，唯有抗日”。(36)九一八事变后，身居西北的杨虎城，强烈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此而可忍，则亡国灭种即迫眉睫”；“内争不息，外患随出”；呼吁举国上下“共御外侮”。表示“枕戈待旦，志切死绥”。(37)张学良、杨虎城在反对日本侵略问题上的民族意识，远远超出其他军阀。也正是在这种崇高的民族气节影响下，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去。
共救危机的实际行动。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38)把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付之于实践。张学良在部署“兵谏”的过程中，对手下将领说：“此举成功，是大家之福，是中国之福。如不成功，由我担着，我张学良提着头进南京!”(39)他置自己生命于不顾，力谏蒋介石抗日的行为，完全彻底实现了崇高的爱国意识，达到质的升华。张学良、杨虎城正是以自己的生命和满腔爱国热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贡献出一切，同时，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总之，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的西安事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们个人态度的转化和行为，对联合谏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张学良、杨虎城将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以个人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做出了牺牲个人保全国家的举动，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①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5——81页。
② 松本一氓：《被遗忘了的贵公子》，转引自丛一平主编：《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8页。
③ 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解放日报》(西安)1937年1月8日。
④ 张学良在南开大学演说，《大公报》(天津)1930年12月11日。
⑤ 《丹心素裹》，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页。
⑥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页。
⑦ 杨虎城：《给陕西旅平同乡会的复电》，《西安时报》1930年12月26日。
⑧ 杨虎城：《1931年元旦训词》，《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⑨ 魏永理主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396页。
⑩ 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90辑，第215—216页。
(11) 《陕西各界连云港考察记》，转引自《开发研究》1990年第1期。
(12) 陕西省交通史志编写委员会编：《陕西公路史》，第1册，第26页。
(13) 张波：《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页。
(14) 魏永理主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205页。
(15) 魏永理主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205页。
(16) 《在回教公会欢迎席间的讲演词》，《杨虎城言论集》第1集。
(17) 张学良：《为〈东北新建设> 杂志题名》，1929年
(18) 王炳南、阎揆要、孔从洲：《深切怀念杨虎城将军》《光明日报》1979年12月6日。
(19) 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
(20)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4—75页。
(21) 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1937年北平版)
(22) 陈诚：《致蒋介石密电》1936年9月23日。
(23)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69页。
(24) 周恩来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1956年12月16日)；转引自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4页。
(25) 陆文培、朱超南：《张学良发动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转引自丛一平主编：《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
(26) 司马春秋：《张学良传奇》，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221页。
(27)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5页。
(28)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15期，第152页。
(29)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1936年12月13日)，原载《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6日。
(30) 《张学良在市民大会上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原载《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7日。
(31)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1936年12月13日)，原载《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6日。
(32) 《杨虎城在市民大会上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原载《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7日。
(33)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2页。
(34) 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口述实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17—618、642页。转引自朱正业：《张学良的个性特征与西安事变》，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35)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1936年12月13日)，原载《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6日。
(36) 张学良于1936年6月22日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上讲话。
(37) 杨虎城：《泣告全国电》，《民意晚报》1931年9月24日。
(38) 《张学良在市民大会上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原载《解放日报》(西安)1936年12月17日。
(39) 唐德刚，主书君：《张举良口述实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58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