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第二次肤施会谈
姬乃军 申辉
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延安，曾被称作肤施县。这一名称直到1936年12月红军解放延安城之后，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在延安境内设肤施县，始于隋代。《隋书》卷29《地理志·上》载：“肤施(县)，大业三年置。”从唐代至清代，均设肤施县，是延州州治，延安郡郡治，延安路路治或延安府府治所在地。
1936年4月9日晚，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与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在肤施(今延安)城内一座基督教堂内举行了秘密会谈。这次会谈之后，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在此一个多月之后，周恩来与张学良又在肤施进行了第二次秘密会谈。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人们对这次会谈却知之甚少。现就这次会谈的内容及会议的成果介绍如下：
一、会谈的起因
1936年4月28日，正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在陕北瓦窑堡的张闻天，提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电报还提出：“提议开政治局会，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此关联的问题，地点拟在延长。”① 5月2日，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到5月5日全部渡完，在延长、延川和永坪一带休整。毛泽东于5月2日晚西渡黄河后，当天住延川县刘家山村(今属延川县土岗镇)。5月3日晚，毛泽东来到古里村(今属延川县杨家圪台乡)。5月4日晚，毛泽东来到杨家圪台村(今属延川县杨家圪台乡)。就在毛泽东到达杨家圪台村的当天，收到了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进行联络工作的刘鼎的来电。来电称，此间悉红军西渡，张学良要求早日与周恩来见面商谈。② 5月7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还收到了当时担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九军政委的朱理治的电报。电报转述了途经东北军驻地前往陕北的周建屏带来的张学良的口信。周建屏是一位1927年春经朱德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同志。1929年被派遣到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工作，先后担任红军团长、师长，并在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周建屏率红七军团第二十四师掩护主力红军离开苏区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6年4月，受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遣，前往陕北。途经东北军前线指挥部驻地洛川时，周建屏曾与张学良晤谈多次。5月5日，周建屏离开洛川，欲经甘泉王家坪前往瓦窑堡中共中央驻地。行前，张学良托周建屏向周恩来“面谈数事”。周建屏在途经中共陕甘省委驻地甘泉王家坪时，即让朱理治将张学良要他面谈之事电告党中央。朱理治的电报要点如下：
1．蒋介石“有令直属四师军队”，西渡黄河，汇合杨虎城部队，向北推进。张(学良)为使周建屏相信，还把蒋介石的密令拿给周建屏看。张(学良)担心蒋与杨(虎城)联合起来对付东北军，即要求红军在山西牵制着在晋之中央军，防止其西渡入陕。
2.张(学良)希望红军留在山西，“不要回陕北”，并在山西给“中央军以打击”。红军如回陕北，恐有六师部队尾随入陕，这对红军、东北军皆不利。
3.蒋(介石)命令张(学良)调东北军一部由延安进至延川，另一部由延安进至瓦窑堡，构筑碉堡线。为应付蒋(介石)，张(学良)要求红军让路，允许东北军在延安、延川、延长之线筑堡。
4．张(学良)答应供给红军子弹，一种办法是令东北军在甘泉通往延安的大道上运送子弹，由红军去夺取，但“恐双方有损失”；另一种办法是由东北军一个师进攻瓦窑堡，红军预先避开，留下一些废枪，红军再假装打回来，仓卒之中，东北军带走废枪，留下子弹。这种打假仗的办法，比较“安全”。
张学良还表示，周恩来如果愿与他谈话，地点及化装办法均由周建屏面告。③
在接到刘鼎、朱理治的电报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于5月7日复电刘鼎即转张学良、王以哲，认为再度会谈极为必要，即请张学良决定时间，愈快愈好。④
张学良在收到毛泽东5月7日的密电后，即于当天让王以哲复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文提出：“与刘君电已敬悉。兹定于灰(十)日晚仍在肤施与见面，请二兄早到川口，等待派员往接入城。”⑤毛泽东等接到王以哲的复电后，遂于5月9日由周恩来复电王以哲转张学良，电文说：“现在延川与红军同志开会。延川去肤施二百五十里，定明(十)日动(身)，十二日下午赶到川口，当晚入城，与兄等晤面。”⑥
周恩来电报中所说的会议，即正在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延川县杨家圪台村召开的。杨家圪台村属延川县所辖，隔交口河与延长县的交口镇相邻。由于交口镇较大而杨家圪台村较小，所以会议的记录中出现了“政治局会议(五月八日于交口)”的记载。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全体同志和红一方面军各军团首长。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起去干。⑦会议还讨论了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和创办红军大学等问题。会议于5月9日结束。
杨家圪台会议结束后，张闻天于5月11日起程返回瓦窑堡，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前往延川县太相寺(今属关庄乡)，周恩来则前往肤施与张学良会谈。
二、会谈的内容
关于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二次肤施会谈的内容，目前尚未见到文献记载。所以，我们只能根据会议前后，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讲话或电报文稿进行推断。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5月7日致王以哲转张学良的电报中提出，会谈问题为：(一)张学良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二)同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邓宝珊、盛世才、王均、毛炳文七部建立联合战线问题； (三)东北军和红军今后行动方针问题。⑧在这三个问题中，主要的是东北军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根据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杨家圪台会议总结发言中所指出的，现在形势是抗日与卖国的两极分化，“联日反共”或“联共抗日”尖锐地提到群众的面前。现在群众事实上并不怕共产的帽子，就是张学良也被逼得快要表态了。⑨那么，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政治、军事走向，对红军、东北军同杨虎城等七部建立联合战线问题，以及红军今后行动方针问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红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时，西北根据地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蒋介石拒不接受毛泽东、朱德于5月5日发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两个师从吴堡、清涧一线渡河入陕，阎锡山晋绥军的一个师又一个旅从延川、延长一线渡河入陕。驻守横山、绥德、榆林一带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由北向南向根据地腹部进逼。在西北根据地西部，蒋介石命令宁夏马鸿逵、马鸿宾一部部署于根据地边界地区。而在宜川、黄龙一线，则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甘泉、延安一线，为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红军若采取单纯防御，则势必形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毛泽东在5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⑩ 毛泽东在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陕北、宁夏、陕南等行动方向进行了分析之后指出：“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今属陕西省定边县、靖边县)及甘北弄他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11) 要实现这一任务，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红军已经与东北军建立了的初步的合作关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战略部署。同时，红军、东北军同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等部如能建立联合战线，则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也就土崩瓦解了。因此，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二次肤施会谈的主要议题，应该是东北军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
顺便说一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4月9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谈，是在延安城内钟鼓楼东北侧的一座基督教堂内进行的。而第二次肤施会谈的具体地点我们尚无从得知，但从常理分析，似乎也应该在这座基督教堂内举行。
周恩来结束了与张学良的会谈后，于5月13日来到延川太相寺，出席了正在这里举行的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
三、会谈的成果
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二次肤施会谈是否达成了书面协议或口头协议，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献档案资料的映证。但是，会谈的成果却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年7月2日，张闻天以洛甫署名签发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陈云的电报。电报通报了与东北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经过。电报指出，今年4月，“我们派(周)恩来在肤施城与张(学良)会面，秘密谈了一个整夜，以后到五月红军回师西渡时，恩来又到肤施与张(学良)会面谈了一次，两次均谈的非常恳切，”从而坚定了张(学良)抗日联俄联共的决心。(12)
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二次肤施会谈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红军与东北军的合作关系达到了十分密切的地步。5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林育英(张浩)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等，电文告知：“关于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全国性与国际性的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布置，必须严密对付日帝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与军事进攻，对外尤须严守秘密。”电报还指出：“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的两派正在斗争中，”“全国几十个政治派别在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问题上，起了分裂震动与变化，我党与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成中。”(13) 由此可见，红军与东北军共同商定的关于实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国际通道”等问题，已经达成了初步的意向。同时，这次会谈还就东北军为即将北上的红军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让开通道的问题有了约定。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林育英(张浩)等联合署名发给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等的电报中，分析了目前形势，并提出了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电报希望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宜乘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红)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即东北军——引者注)，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14)
在红军与东北军达成默契，并与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建立了初步的合作关系，西北根据地南线已基本无后顾之忧的形势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于5月18日发布西征战役命令。命令指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与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以红军之一部钳制蒋(介石)，阎(锡山)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组织西方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另以有力支队，进出陕南，与我陈先瑞部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15) 5月19日和20日，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的率领下，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陆续离开太相寺及附近地区，开始西征。
2．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二次肤施会谈之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军的工作。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东北军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争取军队，要在抗日问题上接近东北军，工作重心摆在第五十七军上，要集中力量去做，在三个月内一定要有大的进步。(16)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由于东北军已从要求抗日发展到有反日反蒋的初步决心，我党可以争取东北军的大多数，目前的政策不是瓦解东北军，而是巩固它，建议成立抗日会、俱乐部等组织，团结其左派，坚决打击其内部的法西斯反动分子。(17)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现在是要巩固、壮大东北军，抗日组织要加紧扩大，党的组织要谨慎，突击不适宜。”“目前对五十七军要加紧工作，对他们采取策略要在苏区好好解释”，要说“两个部队都是抗日部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好的口号，“枪口朝天放”可做一运动。(18) 6月20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19)这份文件还提出，我们从外面去进行东北军的工作过程中，应该帮助东北军去发现、物色与教育一批东北军自己的勇敢积极分子，使他们组织成为一个坚强的核心，经过它来推动整个东北军中抗日救国的工作，而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是处在帮助者、指导者的地位，而不是代表东北军包办一切。在可能条件下，我们应该派出最好的同志到东北军内部去进行工作，并在里面发展党的组织。为了将来开展的形势，我们现在即应该培养与训练一批专门到东北军中去的干部。(20) 这一文件的发布，促使我党和红军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第二次肤施会谈，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过程中重要的环节，也更加坚定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决心。同时，这次会议还保证了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西征战役的顺利进行，从而使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于西北地区。在会议结束的七个月之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以弥天大勇，毅然决然地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爆发，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轨迹，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第二次肤施会谈，无疑是张学良、杨虎城酝酿发动西安事变过程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
作者单位：姬乃军，西安事变纪念馆
申 辉，西安邮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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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版，538-539页。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540页注(1)。
③ 据《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版，208—209页。
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540页。
⑤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210页。
⑥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211页。
⑦ 《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l版，385页。
⑧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540页。
⑨ 《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l版，320页。
⑩ 《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385页。
(11)《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385页。
(12)《张闻天年谱》上卷，338页。
(13)《张闻天年谱》上卷，324—325页。
(1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543-544页。
(15)《中华民国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1884页。
(1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543页。
(17)《周恩来年谱(1898—1949)》 (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版，315—316页。
(18)《张闻天年谱》上卷，327页。
(1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553--554页。
(20)《张闻天年谱》上卷，335-336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