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张闻天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的杰出贡献
梁晨
七十年前发生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时局转换的枢纽。张闻天作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正确分析事变的发展趋势，确定了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事变后期，在主和、主战两派剑拔弩张、形势险恶的紧急关头，他又亲赴西安，同周恩来等集思广益，果断决策，艰难地推动各方面力量最终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
一、致力于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
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这一策略，是在“抗日反蒋”的方针下进行的。从1936年春起，随着华北危机的加重和国共秘密接触的进展，“反蒋抗日”方针逐步发生了转变。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完成这转变的标志。这次会议，是在两广事变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形势下，为研究国共两党关系、调整对蒋政策而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会议认为：应承认南京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名称，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实行真正的抗日，并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处于共产党领导之下。
张闻天在会上全面阐述了我党在新形势下与蒋联合的策略思想，他认为，现在蒋介石政府，在“战术有许多变动”，在策略上也“开始表现他的动摇”，“但不能说是基本的改变”。因此我们的策略应该“不仅揭破他的欺骗，而是更要推动他的动摇”。他强调，要“尽量发动群众斗争，来实现我们的领导”；“用统一战线来在他内部进行一切活动，特别是他的军队、他的组织内进行活动”，“联结很多力量”；既“要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同时，又必须要“防止蒋在统一战线中的叛变，吸取1927年大革命的教训”①
这次会议以后，张闻天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以极大精力推动我们党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方针、策略的重大转变。8月12日，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联名致电长征途中的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八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重要决定。他们在电报中指出：“我们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并说明：“所有以上对南京的策略，都是为着分化南京，揭破其欺骗，孤立其首领，争取其群众，排斥其汉奸部分，而推动其爱国部分，使之走向真正抗日救亡的道路。”8月15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来电，这份电报精神与八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不谋而合。它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中共所采取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另一方面提出“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由此表明，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变与共产国际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9月1日，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向全党说明了党的策略方针转变的内容和必要性，认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② 这个指示的起草和发布，促进了全党对国共关系策略转变的认识与贯彻落实。
紧接着，张闻天又主持了9月15日至17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根据八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国际电报”所作的政治指示，总结了一年来我们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取得的显著成绩，肯定了瓦窑堡会议决议所确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及对“抗日反蒋”口号的修改的必要性。
九月会议是八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既贯彻了八月会议决定，又吸收了“国际电报”的意见，同时也体现了张闻天本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不断的系统化。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西安事变之前，张闻天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时局特点，深刻认识到了中国民族革命战争中革命力量，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大地主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从而提出正确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他在猝然而至的西安事变面前正确分析时局，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致力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
由于蒋介石的一意孤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促使他放弃“剿共”政策，实行抗日救国，毅然决然地实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政治主张。
12月13日上午，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讨论西安事变问题。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很突然，情况还很不清楚，与会者在肯定西安事变是抗日义举的前提下，对处理事变的方针意见并不一致。不同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对蒋介石政权问题，有人主张以西安为中心，打倒南京政府；二是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主张审蒋、除蒋。张闻天针对这些意见，冷静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主要矛盾和我党应该采取的基本方针。
张闻天认为，在抗日问题上主要的矛盾，是我们党代表的抗日派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族妥协派”的矛盾。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的这一“突变”，“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意义是使整个局势“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所以，处理事变的根本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应该“把抗日为最高旗帜”，具体的方针是，“在军事上采取防御，在政治上采取进攻”，“发动群众威逼南京”，要提出和积极促成“改组南京政府”口号，而不是也不可能“控制南京”以至“打倒南京政府”。对蒋介石的处置，“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明确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不主张杀蒋。③由此看出，张闻天提出的处理西安事变的策略思想和基本方针是符合八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的“逼蒋抗日”方针的，是有利于时局向抗日方面转变的。这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判断力。
西安事变爆发后，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前往西安了解实际情况，“共商大计”。经过几天的观察、了解，在陕北的毛泽东、张闻天和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等根据对事变后形势的进一步分析判断，逐步形成了切实可行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12月19日，张闻天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分析了事变影响的光明和黑暗的两重性，进而分析了胜利和失败的两种前途，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强调应该“分两手”：一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二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张闻天的讲话对毛泽东的报告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他认为，西安事变发展下去有两个前途：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而“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提出“困难的前途亦应准备”，“失败的可能如弄得不好是有的，而且相当的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明确地主张抗日而不反蒋。他强调：“我们应把抗日作为中心”，“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所以，要求“审蒋”，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④ 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同13日的讲话观点一致，旗帜鲜明。从目前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来看，他是最早把对蒋介石正确处置同抗日全局联系起来而坚定不动摇的党中央领导人之一。
与此同时，为避免扩大内战，张闻天发挥了毛泽东提出的“分两手”的思想，他提出“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我们应与张、杨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张闻天将我们党应有的“两手”，概括为政治上的“和平调解”与军事上的“防御战”，从而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确立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意见对中共中央的决策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共产国际的电报未能及时译出，中共得不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意见，苏联方面对张、杨行动的反对态度异常激烈，局势愈加复杂。张闻天分析苏联有难言之隐，现在“只能这样说”，否则会引起“与南京对立”；当然，我们中共决不能采取苏联这种态度和立场。
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产生了两个主要文件，即公开表明我们党态度而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向党内发布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⑤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基本方针策略正式确定的显著标志。“指示”向全党全面地分析了西安事变产生的背景、原因、意义和两种前途，规定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和党的任务，成为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纲领。21日张闻天又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周恩来，提出同蒋谈判的六项条件及“放蒋”方针，以求达到“中国统一，一致对日”。这些文件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范例，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在中共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正确地分析时局，集思广益，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为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放起了关键的作用。
三、致力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国共合作的实现
1930年12月25日，蒋介石张学良亲自陪送回南京，国内外局势暂时缓和下来。中国的局势如何发展，能否实现国内和平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
1937年新年伊始，西北上空战云密布。蒋介石先是通过“一审”，“一赦”，剥夺了张学良的自由，随即又调集37个师的兵力分5路向西安进逼。讨伐张、杨的叫嚣声再一次地兴起，国内局势骤然险恶。1月2日，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会议，讨论张学良被扣留在南京后的形势与方针。张闻天冷静分析，立足全局，指出：“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他认为，在目前的国内外形势和各派政治力量的作用下，南京政府很难动员主要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内战，现在蒋派重兵压境，“主要还是一方面以武力来威胁，一方面来分化西北”。⑥
根据变化的时局，1月5日，张闻天和毛泽东联名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通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分析了南京方面重新进逼西安的真正目的，是要把东北军将领“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他们明确提出：目前的对策应该“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为此，他们还从文武两手作了具体部署。即政治上“速发拥蒋迎张通电”；军事上要彭德怀、任弼时“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以坚定杨虎城等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信心。在红军的有力声援下，西安方面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即联名发表通电，西北军民“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
!”⑦ 与此同时，红军急行军南下，迅速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组成三位一体的军事战略防御，坚决支援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为了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月5日这一天，张闻天和毛泽东还联名电告在上海的潘汉年，“应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变化”。接着，又复电周、博，指出“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⑧ 可见，中共方面为维持得来不易的国内和平局面，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日，不计前嫌，不遗余力。
1月9日，蒋介石为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的局面，抛出了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驻防地区的甲乙两种谈判方案，引发了东北军内部主和元老派和主战的少壮派的严重对立，矛盾十分尖锐，形势极为严峻。
张闻天为挽救危局，积极策动各方力量进行调停，力求对蒋介石等形成压力，迫使其履行自己的诺言，撤兵释张，以维护国内和平。1月15日，他曾经致电上海地下党冯雪峰、潘汉年，要他们策动地方实力派韩复榘、刘湘发表通电，呼吁和平解决，恢复张学良的自由；还要求他们设法找人向桂系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活动此事；并请人向宋子文活动，“要他继续担负调解责任”。1月25日，张闻天又电告中共北方局刘少奇，告诉他要在北方地区“大力策动各方和平解决西安问题，此是目前时局中心关键”，要他“用各种方法策动阎锡山出面调停”。⑨ 与此同时，张闻天亲赴西安，立即同周恩来、博古等就形势和方针问题进行商讨。此时，如何说服“左派”(少壮派)，以大局为重，争取避免内战，达到和平的目的，已经成为和与战的关键。张闻天在冷静地分析西安和战形势后，提出：“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的坚决为和平奋斗”。对于“左派”的政策，他提出，应该将“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与“少数过激分子”区别开来，“向左派公开表示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态度，反对一切挑拨行为”，“争取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对极少数不能听服的过激分子应与之斗争”，万一开始挑拨暗杀或真的打起仗来，我们仍然“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⑩。张闻天的这些意见，成为我党处理东北军内冲突的基本方针。
1937年1月底，当西安方面主和与主战的矛盾白热化的时刻，张闻天仍在为实现和平解决而不懈努力。1月29日和30日他连续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博古，重申必须采取和平方针和实行自卫战的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目前方针仍然应该力争和平前途，目前形势要求和平问题迅速解决。即使和平绝望，战争全面或者局部发生，红军也还是应该公开表示“不愿参加内战”，我们党仍然“愿为和平继续奋斗”。
1月30日，当西安方面和与战的争论更为激烈，以至于十七路军、东北军的将领们对我们党和红军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时，张闻天同周恩来等共商对策，一致认为，我们的愿望是接受国民党提出的甲案，力求实现国内和平，但是目前西安的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均主张同中央军作战，这样，在红军面前就只有选择两个方案：或者友军打，我们不参加；或者参加进来同他们一起打。不论打与不打，我们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都不应当改变。这里，采取第一种办法，势必同友军对立。所以，如果友军同进逼的中央军打起来，我们就只有同他们一起打，在打的过程中，来争取实现和平。这次由张闻天参加的会议，决定改变打起来红军也不参加的方针，并且将这个行动方针概括为“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用这样的态度向友军争取最后的和平。此后，由于我们党和红军的积极努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友军的积极协同，以及各方面政治力量的积极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方最高军事会议，终于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的决定。
1937年2月，国民党为解决西安事变后方针政策问题，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巩固已获得的国内和平成果，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张闻天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该电向国民党提出，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方针下，将“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定为“国策”。表示，如果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中共愿作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等四项“保证”。(11) 其目的在于解决国内两个政权对立的状况，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的侵略。
在通电发出的第二天，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确定新形势下的指导方针，2月11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指出：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由于中共中央采取和平方针，避免了内战，现在已经解决，“这一胜利历史意义很大”，“中国革命确实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容是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在‘联蒋抗日’或‘拥蒋抗日’口号下争取中派”，以实行对日抗战。会后，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12)。
综上所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我们党指导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独立自主地处理的又一重大问题。张闻天在事变前后的一系列正确主张，都未离开“逼蒋抗日”的轨道，从而得以促使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这充分表现了他具有的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表明了他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理论勇气和判断时局、应对复杂局面的政治智慧。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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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56页。
② 《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64页。
③ 《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95页。
④ 《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98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 第322--323页。
⑥ 《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第406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1)。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1)。
⑨ 《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第418页。
⑩ 《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第419页。
(11)《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第425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362-364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