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解西安事变中周蒋会谈之谜——以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为中心
刘东社
人类历史总会有不少难解之谜，弄清其真相也就成了后世史家的首要任务之一。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70年，迄今有关它的公私档案、回忆材料、史学论著等可谓汗牛充栋，但其间的某些关节点上仍有若干晦朔难明之处。周恩来与蒋介石在西安的晤面会谈情况，便是令史学家极感兴趣却又近乎谜一样的事情。自张学良获得人身自由后，海内外新闻媒体采访张氏时，总喜欢追问周蒋会谈的细节、内幕，张先生也曾披露了部分秘辛，可在关键处总是缄口不言。随着当事人的纷纷谢世，加之史料的不足，西安事变的重要情节总显得若明若暗。就周蒋会谈一事而言，学术界固然做了不少的探讨分析，但可商榷可批评之处尚多。数年前，笔者曾以《西安事变释蒋内幕新探》为题，①根据某些间接材料及理证法判断，周蒋在西安有过两次会晤，以批评大陆史学界只承认12月24日晚周蒋仅一次会谈的偏差。然因手头资料所限，当时未能涉及会谈的内容等相关情况。
值得庆幸的是，自2004年4月26日起，受宋氏后人的授权，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档案馆向外界开放了所有的宋子文档案，其中的《西安事变日记》被称为“令人垂涎”的史料。十分感谢访美学者张俊义先生将宋氏英文的日记译成中文，同样要感谢《百年潮》杂志的编辑们刊出此重要史料，使作者有幸能以宋氏日记为中心，再结合其他史料，对周蒋会谈之事重新进行全面的探讨。
一、周蒋会谈的缘起或背景
周蒋会谈的前期酝酿、筹备或缘起工作，其实可以追溯到事变发生之前。自1935年底开始，蒋介石及国民党方面便通过多条渠道打通与共产党的联络。在莫斯科有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潘汉年的商谈，国内则有CC系首领陈氏兄弟的亲信曾养甫及谌小岑和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的接胁谈判，另有宋子文与陈氏兄弟托关系找到的董健吾、张子华更亲赴陕北沟通洽谈。经过半年左右的往返磋商，国共两方渐由最初的敌意甚深而略显僵硬变得较为圆通，虽然双方在所谈内容如停战、“收编”或改编红军、苏维埃政府改制、通过肃清汉奸加入抗日分子以改组国民政府、联俄等问题上分歧与距离颇大，但却毕竟露出了一丝进一步深谈以至缩短距离实现妥协的某种可能。
在此情况下，中共方面遂由周恩来出面，于1936年5月15日函邀曾、谌等人“惠临苏土，商讨大计”，“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以“推动各方，共促事成”。②两月后，曾养甫复函反邀周恩来“摈除政务，来豫一叙”。③谌小岑亦于8月初函告周恩来：“停止军事行动问题，希望西北有军事负责人在陇海线西北段择一地点，作一度之会商，我兄如能命驾，更所欢迎”；“如能有所决定，即可约动晤谈。盼能早日面聆教诲也。”④8月27日，张子华再次抵达陕北，在阅读了曾的邀请函后，周恩来于8月31日复函曾养甫，内称：“承允面叙，极表欢迎。惟苏区四周，弟等外出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⑤次日，周又致函陈果夫、陈立夫等，仍欢迎他们来苏区“直接与会”，“以便双方迅速作出负责之商谈”。⑥9月20日，张子华返抵广州，后电告中共中央：曾等仍希望周恩来亲赴香港或广州，与国民党负责人谈判。10月8日，谌小岑再函邀周恩来：“兄同意晤谈计划，至为欣慰……现办好太原行营护照六张，通过安全当可不成问题。谈话地点以在广州为最合适，因曾、陈二兄均在此，蒋先生在日内亦南来也。期间以十月底较妥。”⑦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电告四方面军领导人：“恩来准备出去，仍应南京要求，实亦有此必要，因七个月来，往来接洽者均次要代表，非负责人不能正式谈判。”⑧可见，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商谈，国共两党均深感有互派高级代表直接谈判的必要，中共亦作好了派周恩来出去的准备。这一点，毛泽东、张闻天在10月8日给二、四方面军负责人及彭德怀秘密电中表述为：我们复电，“立即暂行停止进攻红军，以便双方主要代表谈判。恩来飞赴广州，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⑨不过，这里有一个后来引起歧义之处，即中共对周恩来出去的先决条件是：“先停战后谈判。”可是，国民党军队进攻红军的战事就一直未停，毛泽东就反复强调：“若一面进攻一面谈判，似无此理。”⑩结果，中共决定，既然南京不愿停止“剿共”军事行动，周恩来就无出去之必要，与国民党之谈判遂委托在上海的潘汉年出面进行。
即便如此，潘汉年与陈立夫等人的谈判也并不太顺利。11月10日，潘陈于上海沧州饭店会谈，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中共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可保留3000人，其余交国府编遣；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材录用，党与政府干部可适度分配国府各机关服务。陈并转达蒋介石意见：“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11)据此，潘汉年电请中共中央，可否让周恩来直接与蒋介石面谈。谁都知道，战前国共和谈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权、军队及两党关系等问题上，而军队问题尤为棘手。由于此时国民党方面开出的条件过于苛刻，虽然陈立夫曾私下托人转告潘汉年，如果周恩来能与蒋先生亲自面商，条件或有松动的可能，但中共已认定，对方条件令人“无法接受”，周恩来出去恐亦无济于事，故断然拒绝派周恩来前去谈判。此前，毛、周曾于10月5日致函张学良，请其向蒋先生转达中共意见；而张学良亦自告奋勇愿去南京面蒋，“请蒋允使人苏区调停”，以“说和”双方携手抗日。不久，有消息传出，谓蒋将来西安，主要解决对日和对共两事。10月15日晚11时，身在西安的叶剑英电告毛泽东： “蒋明日到此。”(12) 17日下午4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称：“蒋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到肤施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13)当然，蒋介石16日到西安的消息并不准确，让周恩来在西安见蒋的谋划也没有了下文。延至12月10日后，中共中央已明确表示：“根本不能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我们决心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14)
总之，当西安事变前的国共和谈不断深入之际，势必要求双方高层领导人出面直接会商，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亲自晤谈，不仅为中共所力争，同时也为国民党方面所需要。只是由于双方妥协的条件出入较大，更主要的是两方对于妥协的紧迫性及其深层意义在认知和判断上各有偏差，从而导致周蒋无法谋面。紧接着，随着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周恩来与蒋介石在西安这个特殊场合便有了实现面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因此，西安事变中的周蒋会谈，完全可以看作是此前筹划的继续或完成，注意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探讨周蒋会谈的内容是十分重要的。
二、周蒋会谈的次数和具体时间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率李克农、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等以红军代表团名义于12月17日进入西安，随后即与张、杨及各方接触商谈，与蒋介石的见面会谈亦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迄今为止，关于周蒋会谈的次数及具体时间，在史料和史学著述中有几种不同的表述，姑先胪列如下：
1.一次(12月24日晚)。此说为绝大多数大陆学者所接受，所依据的主要为博古及其他人的回忆资料，采用此说的相关论著不胜枚举，此处从略。
2.两次。主张周蒋两次会谈说者亦为数不少，但一涉及具体时间，却略有区别。(1)不言具体时间者。如笔者过去所引用过的1937年1月4日和7日傅斯年致蒋梦麟、胡适、周炳琳等函中，一再称：“周恩来晤蒋二次，第一次蒋一语不发，第二次谈得甚好。(此事弟已在此间得到confirmation[证实]。)”“generalis-simo在秦，晤周恩来两次。第一次不发一言，听周演说。第二次谈得很高兴。”(15)(2)博古的回忆。1938年7月下旬，博古在汉口接受斯诺访谈时曾忆及周蒋会谈，斯诺的笔记为：“博古带着保安的命令于12月24日到达西安。他向周恩来传达了这些命令。当夜10点后周第一次去见了蒋。在此之前，蒋一直拒不同周会面。主要是经蒋夫人、端纳和张学良的力劝他才同周会见……在他们初次会见后，周又在圣诞节上午去见了蒋……”(16)即周蒋会谈的两次时间为24日晚与25日上午。(3)王禹廷的说法。王氏在其《细说西安事变》中认为，宋美龄接见周恩来的两次谈话，“实际上是蒋先生和她共同接见的。”(17)而按一般史书的说法，宋周谈话分别在23日和24日。(4)新披露的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于12月23日记曰：“当日深夜，周拜访了蒋夫人，同时他亦与委员长简单寒暄了几句。”12月25日的日记为：“我与蒋夫人见了周(恩来)，他再次要求见委员长。我力促此事……周见了委员长……”(18)即宋子文日记所记两次会谈时间为23日深夜与25日上午。
3．三次。由于前述两次会谈的具体时间诸说不一，若将博古与宋子文的说法参照比较，便可得出三个会谈时间：23日夜、24日夜、25日上午。张俊义先生认为，宋子文日记无24日夜会谈的记录，而“从博古回忆的内容看，24日周、蒋曾会面具有很大的可信性，”为此他曾设想了三种可能：一是24日夜周见蒋“宋并没有参加，所以无从记起”；二是两次谈话内容大同小异，“所以宋就一并描述了”；三是宋子文记错了日期，将24日记成了23日。不过，张先生估计“似乎第一种的可能性为大”。如果按这种情形判断，即博古的回忆可信，宋子文的记录也属实，则周蒋会谈的次数就变成了三次。张俊义先生还提及，“在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材料中，有一份被认为是博古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的记载，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与蒋共会面三次……这可以算得上目前所能发现的周、蒋三次会面说的又一个证据，究竟情形如何，尚需进一步考证。”（19）
对于上述诸说，以目前的史料来判断，要想给出一个斩钉截铁般的答案来，恐怕还有相当的难度，但初步的检验与考证却也是必需的。对于一次会面说，笔者数年前即已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在此不想过多讨论，仅附带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供识者思考判断：大陆学界几乎众口一词仅仅承认24日晚的周蒋会谈，但此说的主要依据为博古等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博古等并非会谈的直接参与者，其回忆的可信度本不算太高，可为什么偏偏大家就信而不疑?更何况，博古明言周蒋曾两次会面，学界又为何对他的回忆用一半弃一半(只提24日的会面不谈25日的会面)?仅此一点，已足以使笔者对一次会谈说未敢苟同、无从采信!至于三次会面说，张俊义先生所说的日本外务省所藏博古报告笔者未能看到，故无法作出判断，但就前引张先生关于宋子文与博古所述周蒋会面时间差异所提出的三种可能性而言，第二种可能性几乎就无法存在，因为谁都知道周蒋会谈的重要性，即使内容大同小异，宋子文恐怕也不会吝惜笔墨合记在一处。第三种可能性容或有之，但也不能排除博古记错时间的可能。回头来看第一种可能性，因宋子文日记显然非当时所记，极可能为事后补记，说24日晚周见蒋时宋不知道尚或可能，但若说事后宋依然不知此次会谈，恐于情于理都难以讲通；那么，宋在事后为什么就不能写上一笔?
至此，一次会谈与三次会谈说都难以令人信服，是否两次会谈说就必然准确无误了呢?(20)在此，有一个很难辨别清楚的细节问题，恐怕是干扰我们思路的主要障碍之一。宋美龄自12月22日进入西安后，一直与蒋介石同居一室，况蒋氏不仅是看管中的“囚徒”，而且身体已受伤，若蒋氏夫妇那一方要会见客人，我们很难设想另一方会为此而特意出室避之。问题在于，据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等相关资料的记载，周恩来在西安曾两次拜会蒋夫人；而周又至少两次与蒋面谈。那么，周见宋与见蒋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是夫妻同时接见(如王禹廷所言)还是单独会面?首先，12月23日周恩来见宋美龄一事，已得到宋子文日记的证实。12月23日宋子文记曰：“当日深夜，周拜访了蒋夫人，同时他亦与委员长简单寒喧了几句。”而在当天周恩来为汇报与宋子文谈判情况致中共中央电中提到：“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21)可见，周发此电时尚未见宋美龄。当晚亥时(21—23时)周致中央书记处“梗亥”电中云：“蒋问红军人数，我拟答西北二十万，按国军待遇每月需一百八十万元并扩充人，其他各处另计；红军组织系统及领导独立不变，但番号可改。”(22)是蒋当面问周还是托人转问?从电文中我们看不出来，但周恩来既然用了“拟答”二字，则周尚未答复蒋，似乎此时周仍未见蒋氏夫妇。因此，宋子文日记所说的“深夜”会见，时间应当是较为准确的。
其次，12月24日晚周见蒋之说，主要依据回忆材料得来，尤其是博古的回忆影响更大。张俊义先生认为博古回忆的这次会见“具有很大的可信性”，但从其回忆的内容、见蒋情形来看，我们觉得反而疑点过多，很难置信。博古回忆的要点为：(1)他于24日到达西安，带来了保安方面的指示或命令，周恩来见到指示后才去见蒋。(2)博古强调，“周原本可以早些与蒋会谈，但他必须等我携中共方面的条件到达后才能这么做”。(3)蒋对周当面表示“不能再打内战了”，并谈及自己作战时仍想到周，“希望我们能再次共事”等。(23)仔细分析这些回忆，其疑点和破绽颇多：第一、博古到西安的时间，一般回忆为24日(也有个别回忆更早者)，而24日19时半周、博致中央书记处电中称：“博、剑已到。”(24)据此也无法断言博古是24日当天还是此前到西安的，《周恩来年谱》即称博古、叶剑英于23日抵达西安。(25)关键是博古声称所带来的命令或指示或条件，究竟是什么内容?是关于哪些问题的?迄今未见有所披露，我们不得知其详。第二、说周恩来必须见到指示后才可见蒋，于情于理都讲不通。自周恩来17日到西安后，与中共中央的电信联系十分频繁，几乎每天都有多封电报往来，事无巨细均予汇报或磋商，还有什么重要指示不能通过电报发出，偏要由专人从陕北携带?须知在那些日子里，政局、军情瞬息万变，电信联系的高效、快捷人所共知，而当时保安与西安的交通并不通畅，往返曲折不知会耽误多少大事!因此，就情理言，若真有博古所说的指示或条件，恐怕中共中央也只会用电报发出，而不可能让专人带去。第三、更重要的是，博古强调的周只有见到指示或条件才可见蒋的说法，与档案资料明显不符。周恩来初到西安时，蒋介石固然不愿见周，但中共方面一如事变前那样，力图主动寻求周蒋面谈。早在12月21日，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电中已明言：“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 “兄应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陈、宋、阎、于等，基于上述条件与谈判，调停双方。”(26)显然，此时中共中央已赋予了周恩来与蒋“公开”谈判的权力。22日宋氏兄妹到西安的当晚，宋子文即去见蒋，“且探其对周恩来求见之看法，然其却言，我应与蒋夫人同去见周”。可见，此时周恩来已提出过见蒋的要求。23日，周恩来致电中央汇报与宋子文谈判情况时也说到：“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27)显然，经过23日谈判之后，周已决定以全权代表资格见蒋，唯一尚难确定的是释蒋的先决条件，而此“先决条件”中央书记处在24日24时确以电报形式答复了周。因此，在博古未到之前，周已决定(中共中央亦允准)见蒋面谈，博古的回忆与档案材料显然是矛盾的。第四、博古回忆的蒋介石与周谈话内容，结合各方材料，也可以判断出当是25日所谈(详见下文)。由于有这么多的漏洞，笔者对24日晚周见蒋的传统说法不能不提出质疑，进而予以否定。但在另一方面，宋美龄回忆24日周曾见她面谈，那么，周与宋美龄在何处面谈?若在蒋宋住处，则免不了周会与蒋照面，而宋子文日记对这次面谈无一字提及，则显然周宋是在别处(如张公馆等)会谈的。
最后，博古回忆与宋子文日记都肯定25日上午周蒋再次会面，笔者过去即采纳了这一说法，此处不再赘言。总之，依笔者的分析判断，周恩来在西安确实曾两次见蒋、两次见宋(美龄)面谈，具体时间应为：12月23日深夜，周首次拜访宋美龄，同时亦与蒋介石首次见面；但此次主要为转圜与蒋之关系或主要由宋与周交谈，故周蒋只“简单寒暄了几句”或“蒋一语不发”、“不发一言，听周演说”。12月24日，周恩来第二次单独拜会宋美龄进行长谈。12月25日上午，周恩来专门拜见蒋氏商淡，此为周蒋第二次见面，双方“谈得甚好”、“谈得很高兴”，当天下午蒋即获释离陕。过去关于周蒋会谈次数、时间说法纷纭的主要缘故，一是因事件本身的高度机密性及资料的欠缺所致；二是学术界过于相信了博古等人的回忆；三是将周恩来与蒋介石和宋美龄各有两次会谈未能理清，尤其是23日晚周同时会见了蒋氏夫妇，在表述上可形成周见宋、见蒋两次会面。笔者的推断未敢尽视为是，尚请专家指正。
三、西安四方谈判与周蒋会面情形
与周蒋会谈相关联的还有一个重要疑问，即张、杨和中共组成的西北三方与南京代表谈判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现在，大陆史学界基本采用刘鼎、申伯纯等人的回忆，再充实进一些档案资料，大体谓：12月22日宋氏兄妹到西安，经与张、杨、周等协商后，23日全天与24日上午进行了谈判，宋氏兄妹代表蒋作出了一些明确承诺，谈判即大功告成。(28)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周恩来自进入西安后，每天均有多封电报报告中央，几乎从早到晚，有事必报，可独独24日宁、陕谈判的内容，周迟至25日晚才电告中央。如果谈判于24日上午结束，如果当晚周又见了蒋，周恩来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情况拖到第二天晚上才报告中央?况且24日晚7时半周还向中央发了电报(汇报蒋对张的答复)，为何不通报谈判结果呢?据此，杨奎松先生曾怀疑24日的谈判应在25日上午才进行。(28)笔者过去即认为25日上午谈判的说法无法成立，今天依然是这样的看法，但对这一疑问却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
据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记载，22日抵达西安后，宋美龄先去照顾蒋介石，宋子文与张、杨讨论，戴笠和蒋鼎文亦在场，“张、杨同意，次日上午，他们将召开一会议，并提交具体建议。”当晚，宋子文去见蒋，蒋主张宋氏兄妹先去见周恩来，并提出了一些条件要求周同意，即“(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蒋则让宋氏兄妹转告周，“他一刻亦没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他保证将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对此，如有必要，他可让蒋夫人签具一份保证。但是，在此之前，他须先召开国民党大会，以还政于民。重组国民党后，倘若共产党服从他如同他们之服从总理，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这可视为蒋对谈判所持的基本态度。23日上午的谈判，张、杨提交的建议为：“由委员长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一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出席之大会，这些人应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冯玉祥、孙夫人、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俟大会作出决议，委员长可离开西安……会议的议题为落实17日曾与委员长讨论过的四项条件。”此建议与当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方面提出的“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十分相似，完全可视为西安三方的共同主张。23日周向中央汇报谈判情况的电报开头即谓：“(甲)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昨到西安。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30)这里的暗示云云，即蒋托转的前述条件和蒋的某些表态。这封电报的(乙)部分，明确言“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第一部分，我提出中央及红军六项主张。”(31)对照宋子文日记的记录，很明显这是23日上午谈判的主要内容，但宋记录的商谈内容颇多，且主要听周恩来讲。将宋的日记与周的电报两相对照，明显有所出入，但可以理解的是后者系中共提出的条件，不见得对方会完全接受，周在电报里也说，对这六条只是“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32)
当天下午的谈判，宋记录为：“张、杨、周恩来与我会面，讨论新内阁人选。彼等一再劝说由我组阁……他们坚持让我执掌财政部……他们对外交部长人选不能为亲日分子亦甚关切，我与他们讨论了几名人选，我建议由徐新六来担任。……关于军政部长，他们建议，此人不应有名无实，而应是委员长真正可倚赖者。因为亲日，交通部他们不想要张公权担任，而海军部他们亦不愿由陈绍宽担任。”此即周恩来电报中(乙)第二部分“子”项内容，唯周电对内阁之部长、次长人选述之更详。随后，宋氏兄妹见蒋，蒋答复了四大项8条意见： “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长，拟命孔博士担任。新内阁不会再有亲日派。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负责。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2。将与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这与24日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中所述蒋答复张的内容相当接近。综合各方材料来看，23日确实进行了一整天谈判，且宋氏日记所记内容与中共方面的档案资料基本吻合，这也证明了宋氏日记的准确性。
至于24日的情况，大陆学界认为上午仍继续谈判，但宋子文日记表明，西安方面当天上午召开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就谈判的条件及释蒋问题曾发生争议，“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席间更有谓举行二次革命者，反对张(学良)，指其过于犹豫不决……”宋子文亦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当场做了解释。张学良与宋子文商议后，对那些态度激烈者召集起来予以训话。而宋氏日记关于24日的情况，丝毫看不出来有谈判的迹象，这恰恰印证了杨奎松先生的怀疑。两相比照，笔者只能得出24日并未进行谈判的结论。
那么，是否25日上午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协议?25日晚7时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中言：“(甲)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下列10条内容：“(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治。”(33)23日的谈判参与者为宋子文、张、杨、周，无宋美龄，此处提到与两宋谈判，似乎只能是在25日上午(若24日全天未谈判之说成立)。但25日上午张、杨、周、宋氏兄妹的主要活动为：张学良因前晚就释蒋问题与杨虎城激烈争吵，故张忙于说服杨，可见于蒋之《西安半月记》和宋子文日记及大量回忆材料。宋子文分别见张、见蒋，并与宋美龄见周谈话，复陪周去见蒋，后又与孙蔚如及其他将领谈话，可见于宋子文日记。杨虎城则接受张、周等人的劝说。周恩来先与宋氏兄妹谈话，再见蒋面谈，出来后又去劝说杨虎城。显然，当天上午并未进行正式谈判。再看周、博电中的10条协议， “子”与“申”实为一条；“酉”则系宋子文的个人要求。而宋子文日记写道：宋陪周见蒋出来后，周说“有几件事必须落实：1．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我说，此点业已达成共识。他要求我做出保证，我做了保证。”此即周、博电中的“丑”条。 “2．委员长返回后应发表通电。我说，你起草电文，若我相信所拟各点能够接受，我将与委员长会商。”此即周、博电中相关的“寅”、“申”条。“3．他提出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利，我答应他将予安排。” “4．我让他在上海任命一名联络员，他说他将落实。”此即周、博电中之“酉”条。“5．他要求我逐步释放政治犯，我答应尽力而为。”此即周、博电中“巳”条。其余有关排斥亲日派、更改行政院、释放“七君子”、中央军撤离西北、红军更改番号、停止剿共、开国民党大会以开放政权、改组国民党、外交政策等，大多已在此前的正式谈判或私下商议时就基本达成了一致。因此，周、博电中的这10条显然是以周宋谈话的5条内容为基础，再融进了此前协商的成果一并表述的，但却不见得就是正式谈判的结果。当然，因为当天上午周与二宋作过谈话，周在电报中说成是“谈判结果”亦无不可；但就严格意义而言，25日并没有举行正式的宁、陕谈判。这或许也与国、共双方看问题的视角不同有关，类似的情形如周蒋会谈，周恩来与中共中央就曾表述为“谈判”，而南京方面往往只看作是见面、晤谈或谈话，却不用更具正规色彩的谈判一词。
通过对史料的排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安事变中宁、陕间的四方谈判，其实只仅仅进行了一天(23日)。而谈判的参与者也只有宋子文、周恩来和张、杨数人，宋美龄则并未参与正式谈判。
理清了宁、陕谈判的情况后，我们再看周蒋会谈的情形。23日晚周恩来拜访蒋夫人并首次见蒋，过去史书均谓由宋氏兄妹陪同。但张学良在恢复自由后，一再亲口提到是他领周前去见蒋的。(34)张虽未说明是哪一次，但从情理言，周首次见蒋需要介绍、引导者，张当然是理想的人选。至于宋子文，从其对周两次见蒋文字表述的差异来看，似乎未参与这次会见。25日上午周蒋第二次会谈，从宋子文日记看，宋氏兄妹应该均在场。因周蒋所谈均为中共与红军问题，且张学良忙于说服杨虎城等事，故张可能未参与会见。总之，按笔者的判断，23日晚的会面，参加者为周恩来、张学良、蒋氏夫妇；25日上午的会谈，参加者为周恩来、宋子文、蒋氏夫妇。两次会面的地点，均应在高桂滋公馆蒋氏夫妇的临时住所内。
四、周蒋会谈内容之蠡测
关于周蒋会谈的内容，不少回忆材料都有所透露，但大多无法得到证实。周恩来就会谈内容曾电告中央书记处： “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35)无疑，这应该是最为可信的会谈内容，但必须指出的是：第一、电文是高度浓缩的精练语言，真正会谈时绝不会就是那干巴巴的简单几句。第二、对照宋子文的日记，这三条只是25日上午会谈时的内容，周电中未涉及23日晚的会谈内容。
现在，大陆史著对周蒋会谈的内容一般介绍得比较简单，且基本不出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所述的范围。申著单列“周见蒋”一节，原文如下：“当天晚上，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两宋告周，蒋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谈话。周一进蒋的卧室，望见蒋躺在床上。蒋见周进来，勉强在床上坐起来，请周坐……周、蒋谈话的内容如下：周先向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用眼睛直看着周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立即回答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蒋听了这句话，沉默了一下，好象有很多感慨的样子，然后向周表示以下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所谈如前)；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谈完以上三点，蒋坐在床上表现疲劳困顿的样子，指着宋氏兄妹说，‘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周于是向蒋说：‘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谈。’蒋连说： ‘好，好。’周就此辞出。”(36)
由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9)》所述内容、情节与此几乎相同，只是增加了这一段：“周恩来问蒋介石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37)而这一段则原出自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所编之《西安事变简史》，不仅词句相同，连标点符号的用法都相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则只在12月24日写道：“晚，会见蒋介石。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条件，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判。”(38)将上述周蒋会谈的内容与宋子文日记略做对比，便可发现若干问题之所在。宋氏日记于25日记载为：“我与蒋夫人见了周(恩来)，他再次要求见委员长。我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周见了委员长，解释说，一年来，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作出如下保证：(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委员长答，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学良)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由于双方看问题的立场、角度本有差异，文字表述难免会有区别，但所谈的核心问题则大体一致。然而，宋明言此为25日上午所谈，大陆学界则认为是24日晚，此不同者一。宋氏日记表明，蒋所表示的三点，系周提出来要蒋做的“保证”，蒋亦允准，并说明前提是中共要“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而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中则看不到这些前提条件和周要求的痕迹，容易给人造成蒋氏主动“表示”的错觉，此不同者二。剿共年代蒋仍记怀中共领袖、改编后的红军待遇(如同胡宗南部一样)等问题，因非中共关注之重心，周电中自可不提，但谈话中容当有之，此不同者三。考虑到宋子文日记内容的真实性，也考虑到周、博致中央书记处电将上述三点列于与二宋“谈判结果”(如前所述，应为25日上午谈话结果)之后，很明显，大陆学界所描述的周蒋会谈时间都是错的，即将25日上午的事情前移到了24日晚，内容上仅限于蒋的三点表示，恐亦不很全面。
25日上午周蒋会谈大体如上，但23日晚的首次见面又谈了些什么?对此，周恩来未做汇报，我们很难判断。从现有资料综合分析，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几点，供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第一，博古回忆的周蒋首次见面之时间固然不对，但内容可资借鉴。博古谓双方见面时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不能再打内战了。”这虽然显得过于突兀或许不太合乎情理，但可能蒋在谈话过程中有过此类表示。
第二，博古称蒋随后就“只讲了些寒喧话，例如：‘在我们打仗的时候我经常想到你。我连在打仗时还记得你给我做的出色工作。希望我们能再次共事。”类似的话在宋子文日记中也有，但侧重点略有不同：23日晚专说思念周并希望与周再次共事；25日蒋则称自己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第三，张国焘回忆周蒋会谈时也未提具体时间，但综合判断，应是首次见蒋的情形。他说：“周恩来曾致电保安，报告他与蒋氏长谈的经过。首由张学良说项引见，张对蒋说，委员长的一位旧属求见，请委员长予以接见，蒋氏未置可否。周恩来当即步入蒋氏的住室内，向蒋严肃敬礼，并仍依黄埔时习惯，称蒋氏为‘校长’。蒋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会，周即坐下来慷慨陈词，蒋氏则留心静听。周首先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蒋氏和南京中央的想法，并希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愿拥护蒋氏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周也乘势说明中共政策改变的始末，力证化除成见，团结御侮的必要。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氏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所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氏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周恩来在报告中，解释他对蒋介石氏，始终恭顺恳求，未露半点要挟之意，为的是不留痕迹，以便有再与蒋氏见面的机会。周也说到蒋氏态度甚为得体，他只提及他的儿子，似是属于私人范围的事，但也微露国共和解之意。”(39)这一长段叙述，所谓周的报告我们至今未见，难以判断其有无，但就内容言，似是以首次见蒋为背景，杂糅了二次见蒋的不少内容。
第四，周恩来拜会宋美龄并首次见蒋，与蒋交谈应不会太多，即所谓蒋“一语不发”、“不发一言，听周演说”；或只“与委员长简单寒暄了几句”，蒋“只讲了些寒暄话”，亦即主要为周“慷慨陈词，蒋氏则留心静听”，周蒋曾“略叙家常”，蒋则“只提及他的儿子”。换言之，首次见面主要为周说蒋听，蒋开口甚少。或许正因此之故，周恩来才未电告中央此次会面的详情。
第五，据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所述，由张学良“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此“有力分子”即周恩来，他向宋美龄“纵谈一切”，详述中国革命问题，中共政策的转变，国防经济的重要性，说明中共未参与事变并主张和平解决等。周说：国事如今日，舍蒋先生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我们并非不相信蒋先生救国之诚意，只是不满意其政策、措施使御侮救亡之进展过于迟缓。这次事变实出意外。张、杨等崇敬蒋先生，十年来未改初衷，并希望蒋先生能改变不利于抗日的政策，无奈蒋先生始终不愿听取他们申述的意见。临别时周还应宋美龄的请求，答允劝告杨虎城早日恢复蒋的自由。(40)这些内容也应予以重视并做鉴别审查。
综上，我们将大体可信(有档案资料支持)或能得到两种以上资料相互印证的会谈内容可条列如下。23日晚谈话内容为：1．周申述中共未参与事变且主张和平解决；2．周解释中共政策转变的背景及过程，强调团结御侮之必要性；3.周陈述对国防经济问题之看法，剖析批评唯武器论和抗日长期准备论；4．蒋、宋表示要停止剿共内战；5．周“自承是蒋先生当年的部下”并表示中共愿拥蒋做全国的抗日领袖；6．周蒋寒暄略叙家常，蒋谓希望与周再次共事。25日上午谈话内容为：1．蒋重申要停止内战；2．周要求蒋作出停止剿共、容红抗日、允中共派代表赴京见蒋等三项保证；3．周说明中共避免内战旨在保存国力，并称中共未从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4．蒋表示若中共停止赤化宣传、听他指挥，可承诺上述三项；5．蒋要求周恩来等听他的话、服从他的指挥；6.周再次保证只要蒋改变政策，中共、红军可听蒋指挥并拥蒋做全国领袖；7.蒋允准改编、接济红军，将其事交二宋与张全权处理；8.蒋谈改编后的红军待遇问题；9.蒋声言剿共内战时自己仍记怀中共领袖；10．蒋同意自己离陕后周恩来可去南京见他。
此外，尚有部分谈话“内容”，散见于各种论著及回忆材料中，我们基本可以断言其虚妄者，则不予采纳。最典型者，如所谓周恩来曾答应帮助让蒋经国由苏联回国一事， 即属此类。蒋经国确实是在西安事变后于1937年3月离开莫斯科的，(41)《季米特洛夫日记》证实了这一点，并称：是年3月26日，季米特洛夫“同蒋介石之子谈话。蒋介石之子启程回国去见其父。”3月28日，蒋经国还在旅途中致电季米特洛夫，向后者“致以最热忱的布尔什维克的问候”；并保证，“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42)但小蒋回国的动因，实缘于1937年3月初，周恩来在西安与张冲谈判改编红军问题时，张冲“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当即将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建议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商量。”(43)据此可知，周蒋在西安恐未谈及蒋经国回国问题，起码周不会贸然就答允助小蒋回国。另也有部分所谓谈话内容，如周同意蒋不必在谈判协议上签字即可离陕等，固然在情理之中，周容或有过此类表示，但尚缺乏有力资料予以支持，我们一时还无法断言其真伪，只好俟诸将来!
作者单位：陕西省教育学院
① 见拙作：《西安事变释蒋内幕新探》，《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
③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④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⑤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8页。
⑦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⑧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⑨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⑩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
(11)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57页。
(13)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74页。
(14)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74页。
(15)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5页。
(16) 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17) 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7—438页。
(18) 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4年第7期。以下凡引宋氏日记同此，不再一一注明。
(19) 张俊义：《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秘辛——宋子文档案解读之一》，《百年潮》2004年第7期。
(20) 杨奎松先生即认为：“周恩来见蒋时蒋夫人在场，这或者可以想象,但关于周恩来两次见蒋之说，则纯属推断，不仅宋美龄回忆中明确否定二十三日周与之谈话时蒋尚不愿见，而且周恩来亦无任何报告提及二十三日见蒋之事。”见氏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433页第26条注。然周无报告不等于其事即无，此说似略嫌武断。
(21)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63页。
(22)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64页。
(23) 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第16页。
(24)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4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46页。
(26)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44—245页。
(27)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63页。
(28) 此说几成通说，最典型者可见《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7—88页。
(29)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432页注第22条谓：“周恩来二十五日晚七时报告的与两宋的这次谈判，实际上是在二十五日上午进行的”。
(30)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62页。
(31)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62页。
(32)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62页。
(33)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73页。
(34) 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另参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8页。
(35)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73页。
(36)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6—157页。
(37) 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页。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46—347页。
(3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337—338页。
(40)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见秦孝仪主编《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革命文献》第94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45—46页。
(41) 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5页。
(42) 华谱编译：《<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62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