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中共关系
张天社
关于西安事变的发生与中共的关系，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①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予以否认。毛泽东对史沫特莱说：“西安事变……完全是一件突发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②张学良在回忆录中也说：“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③直到发动事变的当天凌晨，张学良才通知中共代表刘鼎，让其转告中共中央。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邀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所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宣传方针是：“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对于张、杨12月12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找到更好的方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④此后，这一宣传方针遂成为历史定论，勿容争议。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位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在其著作中，写到张学良曾将他的想法告诉了红军代表叶剑英，叶即赶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⑤这一写法似乎与我党“事前全不知道”的观点不符，立刻遭到另一学者的驳斥。然而有趣的是，10年后，这位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却又明确述及《叶剑英传》(未刊件)中的这一内容：1936年11月的一天深夜，因蒋介石要张进攻红军，形势严重，张学良便对叶剑英说：“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迭打(法文CouPd，Etat，政变之意)。”叶考虑后对张说：“蒋介石不抗日，有些人不认识，抓他起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叶剑英认为事关重大，即电中央请示。中央复电，要张对此慎重。⑥从反对别人到自己公开引用这一材料，至少说明，“事前全不知道”的观点已经松动。
如果上述材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在蒋介石二次来陕离开的那一天，即1936年10月29日，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张学良劝蒋和共失败的情况，说：“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的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此间人士对蒋之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杨也于谒蒋时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驻蒋说。”⑦“驻蒋”即留蒋不让其走之意，可理解为“捉蒋”。这一电报明确说明，早在10月底，中共中央就已知道西安有捉蒋的酝酿。
但是，不论是10月底的“驻蒋说”，还是11月的“苦迭打”，都只是张学良和西安人士为挽救时局所设想的办法之一，并不是一定要变成现实的计划，张、杨也许还可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所以并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中共中央也的确没有想到张学良真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所以，当他们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时，十分惊讶，怀疑是否真的发生了这种事。
不管怎样，说中共中央事前全不知道，看来只能作为当时的宣传用语，或者是中央当时未加重视的结果，并非真实情况。
中共中央事先虽已预闻此事，但并不意味着中共中央就一定要参与此事，事实上，中共中央对张、杨的办法始终未曾赞同。那么，西安事变的发生就与中国共产党毫无关系了吗?
1956年张学良回忆说，当时对于停止剿共，团结抗日，杨虎城也深表同情，并力劝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以求早日实现。蒋离开西安到洛阳后，张学良还自驾飞机到洛阳向蒋进谏，同样遭到蒋的痛斥。“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⑧
张学良从洛阳返回是在12月4日，是随蒋介石乘坐专列返回西安的。按照张学良的回忆，12月4日以后，张与杨商议，杨虎城首先提出在西安扣蒋主张。这一说法也为蒋介石所接受。蒋介石说：西安事变“最为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者，则为杨虎城”。⑨但是杨虎城的扣蒋主张是别人建议的，还是他自己的创意呢?
据王炳南回忆说：“原来在6日或7日，张学良到‘藏园’找杨商量问题，两人都认为形势紧急，已无考虑余地，但谁也不敢先开口提出办法。张学良说可不可以找王炳南一起谈谈，看他有什么意见。杨说‘不必找王炳南了，他的意见激烈得很，提出要把蒋介石抓起来。’张学良一听此话，忙说，我看王炳南讲的对，现在恐怕也只有走这一条路了。”⑩王炳南回忆的张杨商定捉蒋日期与张学良的回忆相差无几，但有一点不同，即杨虎城的捉蒋主张实际上是王炳南的建议。
捉蒋建议是王炳南提出的，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藏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资料中也得到印证。张学良说：“王炳南，当时是在杨的幕中。我在洛阳归返西安之后，同杨虎城相谈之下彼此大发牢骚。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一下说：‘找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闭)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请注意，他开口就说‘那些小家伙们’，那证明他背后已有人鼓动他，是利用他来推动我、试探我。”(11)
根据张学良的这一回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者确实不是杨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家伙们”，即杨身边的青年智囊团。在这个智囊团里，张学良多次谈到的就是王炳南。他说：“杨虎城要紧的是王炳南。”王炳南是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专作杨虎城工作的，是杨身边半公开的共产党员。这个智囊团除了王炳南之外，还有杨部参谋处长王根僧、十七路军总部参议童陆生、宪兵营营长金闽生、宪兵营副营长谢晋生、《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宋绮云等，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6年2月，由军委留沪办事处派出的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等人，就在杨虎城十七路军宪兵营内，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谢华为书记兼管组织，徐彬如、李木庵管宣传，杨的智囊团人物王根僧、童陆生、金闽生、谢晋生、宋绮云等共产党员，都参与了特别支部工作。西北特支是一个极为秘密的组织，是党在杨虎城十七路军中的特别工作机构，不同于地方一级党委。特支只在军队中发展员，不在地方发展党员，也不和地方党发生关系。特扣蒋讨论联系到前述的“驻蒋说”，可知在蒋介石二次来陕以后和三次来陕之前，即10月底11月间，西安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就对于扣蒋问题进行了较广泛的讨论，并努力对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影响，从而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基础。征之前述的“苦迭打”，也可知张学良并非于事变之前几天才从杨虎城口中得知扣蒋主张，而在11月间他已知道了这一建议，并心中默认，但没有明言，只在暗中进行准备。12月9日，西救、东救发动各界群众2万多人在“西北剿匪总部”门前召开纪念大会，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并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游行和大请愿活动，悲壮激昂的气氛使张学良、杨虎城深受感动，张学良答应一周内用事实答复学生。西安地区高昂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扭转时局的西安事变，逼蒋抗日。
不论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的王炳南，还是中共地下党组织西北特别支部，他们都属于中国共产党；不论是王炳南的扣蒋建议，还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扣蒋筹划，都属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所以，不能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共产党“绝未参与”。但是如何解释中共中央的宣传方针，这就存在一个“中共中央”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区别。西安事变之前，中共中央确实没有得到事变的确切消息，张学良、杨虎城也没有与中共中央甚至中共驻西安代表叶剑英、张文彬、刘鼎等人商议。中共中央的确没有参与西安事变，但中共地党组织却广泛参与了。当时，西安地下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十分有限。西北特支在1936年2月初成立，但直到7月底才向中央军委第一次汇报工作。那时双方之间没有电台联络，仅靠交通员往来沟通，十分困难。地下党不能及时向中央汇报工作，也不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基本上处于独立工作状态。所以，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扣蒋筹划中共中央并不了解。
事实上，正是张、杨两部中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不能因为政治宣传的需要而加以抹煞。
作者单位：西安联合大学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页。
② 《毛泽东与史沫莱特的谈话》，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85页。
③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5册，台湾国史馆印行1996年版，第396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给刘少奇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16页。
⑤ 李云峰著：《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9页。
⑥ 张魁堂著：《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192页。
⑦ 《剑、刘致中央电》，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版，第264页。
⑧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5册，台湾国史馆印行1996年版394—395页。
⑨ 蒋中正著：《苏俄在中国》，台湾文物供应社1957年版，第75—76页。
⑩ 王炳南：《关于安事变》，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印行。
(11) 杨天石：(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炎黄春秋》2002年11期，第278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