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事件与西安事变
王晓荣 李晓燕
一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各地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随着日本的侵略不断升级，形势日益险恶，迫切要求全国的救国力量迅速联合起来。1936午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由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余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14人被选举为常务委员。而此的位于西北内陆的陕西，也并不平静。早在1936年初，西安一些中学的学生和老师就联合组织了西北抗日救国会，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即改名为西北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简称“西救”)，并且筹建了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沙千里回忆说：“西北各救……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一直保持着联系，对全救通过的各项文件都一致同意，并在西北地区传达了会议的文件和精神。”①“西救”还与当时主持西北军务的张学良、杨虎城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得到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同情和支持。
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救国会领导人赴南京请愿，借机会见了参加会议的张学良。据张学良的下属、中共地下党员栗又文回忆， “1936年6、7月间我同张去上海……经杜重远的介绍，张和救国会的领导人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等会面。畅谈当时各地救国运动风起云涌一派大好形势。他们要求张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张也慨允。”由于“当时张在上海的行动受到国民党的监视。”因此，张学良“约杜重远和救国会领袖也都是在深夜会面。”②这一时期活动在西安的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也回忆说：“一九三六年六月张学良来南京参加国民党二中全会，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对张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斥之为反革命，决不答应。蒋对张、杨联络红军的事有所发觉，开始向西北调动嫡系主力军队，加强特务控制。张学良因而也加强自己的活动，他在上海白天休息，前半夜和国民党的一些要人宴会、打牌、跳舞，后半夜搞另外一些活动。”“他曾让我代约章乃器和他密谈，可能是认为章是理财专家，能帮他筹划财政问题。”③
据章乃器之子章立凡在《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关系之谜》一文载，其父曾告知说，“是在国民党五(疑为“二”)中全会期间，与张学良在上海秘密会见的。他曾向我解释，人家骂我‘不抵抗将军’，但东北是我家乡，‘不抵抗’是别有苦衷，今后会用实际行动来表明心迹。”章乃器在“文革”期间所写《我和救国会》中，谈到救国会接受过宋子文和桂系的两笔捐款(分别由宋庆龄、陈劭先转交)，“除了上述两处自动交来的捐款以外，我不曾伸手向任何人要过钱，连见到张学良都没有向他募捐”。
张学良与救国会要人的接触，对他触动很大，后来他曾坦言：“良在京，耳在闻，目在睹，使心情受重大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鼓励……沈钧儒、王造时等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谏陈，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言之。”④王造时回忆说：“在救国会运动中，我反对蒋介石不抗日的情绪是比较激烈的……当我们七个人被关在苏州的时候，有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说救国会有两派意见：一派是正确的，主张拥蒋抗日，以章乃器为代表；一派是不正确的，主张反蒋抗日，以我为代表。”⑤王造时对此很不满，其他人也否定了这一观点。但这从另一角度表明，章乃器与张学良确实“主张相同，意志相同”。张在1957年再次回顾“西安事变”时，谈到章乃器对他的影响说：“当年使我心情激动者，章乃器是其中之一个。有一次，我向他劝募‘献机’捐款。章说：‘你们若是真为了抗日，我愿意连裤子都卖了去买飞机，但是，你们从事内战，杀害自己的同胞，我绝对的一个铜子也不出。’”⑥
与此同时，杨虎城也多次与杜重远密谈，并通过杜与救国会部分领导人进行接触。1936年，杨虎城赴上海就医，通过杜的介绍，与沈钧儒等人不断见面，了解情况。
章立凡在其文《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关系之谜》中提到，据章乃器在救国会时期的助手吴大琨在1983年回忆，救国会“和当时南京的冯玉祥，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东北军的张学良，西北军的杨虎城都有交往”。1936年10月，吴大琨看到杨虎城的亲信秘书、中共秘密党员王炳南介绍来的张语还到过章乃器家。章对吴说：“大琨，不久政府方面会有大的变动(意指西安方面)，你可帮我大忙。”吴大琨当时就住在章家，很多事情都在他的视野之内。“七君子”被捕当夜，他正在章家开会，章乃器被巡捕房带走后，他曾与胡子婴商量：敌人捕人，必要弄到证据，可能还要回来搜查，于是他们动手把有关救国会为日商纱厂罢工募捐的单据、名册等材料立即销毁，还在章乃器的抽屉里发现两本密电本，都是与西南、东北军有关人联系的。此事也可与章当时的夫人胡子婴在“反右”期间的一篇文字相印证：“在他(指章乃器)入狱的当夜，他在看守所托人打电话给我，说钱锁在抽屉里，叫我取用，打开抽屉一看，原来是他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报的密码本。他怕被搜查，示意我给他毁掉或藏过。”可能是出于种种考虑，胡子婴未提及有无与东北军的密码本。
据此，章立凡分析，胡子婴说有“密码本”，而吴大琨说是“密电本”，所述过程和细节也略有不同。如果另有“密电本”的话，完全有可能包含电文内容。作为救国会会务的实际负责人，章乃器确实与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人物有联系，可能有多个渠道获知政局将有大变动。但若如吴大琨所述，则此信息应首先来自西安，甚至是来自杨虎城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王炳南等人。
事实上，就在1936年11月7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还就“绥远事变”致电张学良：“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出兵援助。事急，国危，幸即图之!”⑦这一电文日后成为指控“七君子’与张学良“互相联络”，“酿成巨变”的重要证据。
二
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当局出于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的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人，随后移解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成为当时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得知爱国领袖被捕入狱，张学良即派亲信应德田前往上海慰问。应德田回忆说：“我带两箱桔子，化名‘乔所钦’ 到南市公安局看望并转告他们张学良将军反对内战、联共抗日的决心已定。这消息使七君子感到鼓舞。”⑧据张学良下属孙铭九回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再次来到了西安，住临潼华清池。”他这次“同张的争论，更为激烈。张学良请求蒋介石释放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等七人，蒋拒不答应。张说：‘你这十年，就是袁世凯第二了。’蒋气急败坏地嚷道：‘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说，只有你敢对我这样叨唠。’”⑨
杨虎城也委派王炳南去看望“七君子”，王还颇有深意的告知他们：“不要紧，过不了多久，就有新的大事情发生。”⑩此语确与吴大琨所述相印证。另据杨天石《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一文披露，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提到，他曾于12月2日只身飞洛，向蒋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双方发生尖锐冲突。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再据张学良1957年所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中补充：“我在洛阳归返西安之后，同杨虎城相谈之下，彼此大发牢骚。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些“小家伙们”有哪些人呢?张学良只提到：“杨虎城要紧的是王炳南”，“王炳南实实在在的名义就是杨虎城的秘书……杨虎城很听他的话。”从上述史料推断，“兵谏”方案的雏形，似在10月间王炳南派张语还见章乃器之前即已初酿。杨虎城既有此腹案，待到张学良在救国会领袖被捕问题上与蒋介石的冲突表面化之后，便趁机向张提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对时局的宣言》中称：“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11)并将“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列为八项救国主张的第三项。同日，张、杨致冯玉祥、李烈钧电：“乃近默察情形”，蒋公“于民意则拘捕爱国领袖，枪杀爱国幼童，查禁正当舆论；似此一意孤行，亲痛仇快，危亡无日，海内骚然。”(12)13日，张学良在对部属讲话中表明心迹说：“我同蒋委员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却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在最后的、万一的改变他的主张。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办法。”但是，在张学良“用尽心机”后发现，“第一第二两种办法都行不通，只好采取第三种办法。采取第三种办法，还有几个近因，也是主要的原因：第一，上海七位救国领袖被捕。上海各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说象他自己所说的‘爱国未遂罪’!有一次我对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竟说：‘全国人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我心里的话，——那时没有说出来，革命政府并不只是空洞的四个字，革命必须有革命的行动!”(13)14日，张学良在西安电台广播讲话中指出，当局“在上海逮捕了大批爱国分子，查禁了十四种救国刊物，以致人心愤慨，舆论沸腾，这种情形是大家共闻共见的。”(14)16日，张在西安市民大会讲话中就“七君子”事件透露，当时蒋介石“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15)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一行飞抵西安，蒋介石指定宋氏兄妹作为他的代表与西安方面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宋子文大谈改组政府的具体构想及人事安排，从而使张、杨也深受影响，开始积极就新政府人事问题提出建议，比如提议以邵力子长内政，并且同周恩来一道，力主让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并委杜、沈、章等人为次长。在张、杨的设想下，此时尚在狱中的救国会领袖们即将成为改组后政府行政院的重要人员。
由于两宋在谈判过程中充分合作的态度，加之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得西安方面在对是蒋下令撤兵之后即放蒋回京，还是撤走中央军，释放救国会领袖之后再放蒋的问题似乎也不特别在意了。23日晚，中共中央致电西安方面称，为便于争取南京以及其他地方势力，希望暂时不要公开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形式。并且蒋的夫人和姻亲都已担保蒋定会接受六项条件，促使张学良决心不再拘泥于细节。毕竟，和平契机正处于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因此，张学良放弃了当日白天谈判中曾提出过的三项前提条件：把“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六项条件)”，要蒋当面允诺，改成了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爱国七领袖)，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把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一条根本取消，只要两宋允诺实现六条即可。24日，蒋就前日宋子文转述西安方面之六项要求，除将其中第四条“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改为“释放爱国七领袖”；第五条“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改为“开国民大会”外，其他各条都一一承诺。
因此，高崇民在事后回忆，24日晚，他“曾写了一封专信给张学良，建议放蒋的最低条件：第一，‘中央军’必须先退出西北，其次是释放‘七君子’。因为这两条都不待蒋回南京开会解决而即可办到。”但是张学良告诉他，“我们要大仁大义到底”，“自己请神自己送”。(16)25日上午，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顺利地进行了最后的商谈。之后为防有变，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25日下午4时在西安机场，临走之前的蒋介石还向杨虎城表示“释放上海各被捕爱国领袖，并下令立即办理。”(17)
三
就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认为，救国会与张学良、杨虎城互相勾结，图谋不轨。因此，在事变爆发后的国民党高层紧急会议上，CC派陈立夫、陈果夫主张枪毙“七君子”，用以警告和威慑张、杨。冯玉祥反对处死“七君子”，他认为，杀了他们，也救不了蒋介石，还堵死了与张、杨通气的余地，千万不可轻率从事。由于冯玉祥的坚持，陈立夫等遂罢。
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对“七君子”提起公诉。《江苏高等法院检查[察]官起诉书》第九条举出控称，张学良“八项主张”中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西安存在救国会的活动。《起诉书》中提出的一项重要罪证，即1936年11月7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就“绥远事变”致张学良的那份电文，据此指控救国会领袖们对“西安事变”的责任：“此电拍发后，为时仅浃旬，即有西安事变发生，而张学良之通电又明明以释放该被告等为要挟。且核其彼此所揭橥之主张，亦复完全相同，其双方互相联络之情形，已堪认定。虽被告原电仅系怂恿张学良联合各将领督促政府对外出兵，尚不能证明西安暴动系出于被告等所策划，而其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至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名为救国，实则害国，要属无可讳言。”此外，还指控七人“乃竟假联合各党各派为名私立救国联合会，其所倡另建抗敌政权一节，尤与张学良通电所为改组政府之主张，适相吻合。”(18)联系到张、杨在西安事变谈判过程中曾提议救国会领袖担任行政院要职之举，确与此处的指控“适相吻合”。
针对这些指控，“七君子”在《答辩状》中坚决予以否认。对于指控救国会“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至酿成巨变”的严重罪行，《答辩状》辩解道：“查西安事变发生于去年十二月廿二日，而被告等早于同年十一月廿二日被捕。当时正被羁押于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身在囹圄，不但无法与外人勾结，且即该项事变亦实无从知悉。”关于救国会与张学良勾结一节，则辩称：“联合一致，抗敌救亡，为大多数国民之要求，且为自中山先生垂训以来，中央一贯之政见，并为国难发生以来政府逐渐施行之政策……救国会自无法禁止他人为类似之上张，更不能为张学良所发全不同之通电负责。至张学良以释放被告等为条件，乃张学良行为，与被押业经两旬之被告等何涉?且我国上下要求释被告等者实不止张学良一人。以此为被告等勾结军人之证据，揆诸事理，实不可通。”关于西安救国会，《答辩状》称“未知该地有此组织”。至于救国会敦促张学良援绥抗日的电报，则举出当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曾同时致国民政府及宋哲元、傅作义等人的电文“内容大致相同，均在督促坚决抗日与出兵援绥”，“呼吁援绥，与西安兵谏，实属风马牛不相及之两事……若谓督促出援，即为勾结，主张抗敌，即属轨外；则当时报载此类文电甚多，岂均在应受检举之列耶!”(19)
1937年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开庭，持续七个半小时的审理中，着重就“西安事变”与救国会的关系问题进行讯问。检察官翁赞年在庭上指控：“救国会电报引起西安事变”。“七君子”全体否认这项控罪，并和全体辩护律师一致要求向张学良调查，而此时的张学良已被拘禁起来。因此检察官一再以“已在起诉书上载明，不必调查”为理由拒绝接受，辩护律师群起与之展开了激烈辩论。律师们抗言道：“起诉书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法庭上争辩激烈，不得不宣告暂时退庭评议。最后审判长判定：“关于请求调查西安事变与救国会关系的事，评议结果，决定向军委会调阅军法会审案卷及事变真相。其它请求无调查必要。退庭。”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函请军事委员会调阅张学良案卷。7月6日军事委员会查复如下：“贵院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五六三五号公函，以受理沈钧儒等危害民国一案，嘱检送张学良劫持长官一案卷宗，以资参证等由。查张学良劫持长官一案内，与沈钧儒有关之供词仅：‘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的失却，汉奸日日的增加，而爱国志士所受的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等数语，相应函请查照为荷。”(20)张学良受审时的这席话，与当日蒋介石阅兵时所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之语相对应，别有一番意味在其中。
由于沈钧儒等在狱中坚强不屈的斗争，全国各界人士的有力声援，加上“七七事变”后国内一致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南京政府不得不在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1939年1月26日，四川省高等法院宣布撤销对七人的起诉。
作者单位：王晓荣，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李晓燕，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① 潘大明著：《七君子之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②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③ 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
④ 引自蔡克文：《救国会与西安事变》，《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3期。
⑤ 章立凡主编： 《记忆：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页。
⑥ 引自章立凡：《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关系之谜》，《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
⑦ 《“七君子”案件档案选》，重庆市档案馆。
⑧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6页。
⑨ 孙铭九：《临潼扣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4页。
⑩ 引自蔡克文：《救国会与西安事变》，《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3期。
(11)《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114页。
(12)《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13)《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117页。
(14)《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
(15)《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4—125页。
(16) 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17)《西安事变资料》(第l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页。
(18)《“七君子”案件档案选》，重庆市档案馆。
(19) 引自章立凡：《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关系之谜》，《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
(20)周天度：《西安事变和“七君子”案的一则史料》，杨天石主编：《民国掌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299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